与脆弱同行（中）
迦梨时代早已开始
真正的世界末日，或者说大半个世界的末日，尽管我们从不陌生——它是恐惧的景象，虽然对极少数人来说是带来期看的愿景——却一直迟至最近才感觉到它已近在眼前。世界末日就在那里，朝我们节节逼近，但在我们前方的地平线并未出现一座新的耶路撒冷。正好相反。印度教所说的迦梨时代（kâliyuga），意思是毁灭的年代，早已随着世界的自然运转而展开（依据印度的传统，我们天天都可以确切感觉到这种毁灭），而且什么都阻止不了它。
印度的一些古老诗句非常惊人。它们有如直接发自我们的喉咙：“我看见另一个时代到来，由野蛮之王所统治，这个世界被颠倒、粉碎、夺夺一空……人们柔弱、惧怕，又全然的固执……牛群肌瘦，树木枯萎，不再有花朵，不再有纯真、野心、虚假、交易……乡村是一片沙漠，罪责在城市横行，吸血的动物睡在大道上，到处是干旱和饥荒，所有的水被天空一饮而尽，大地炙热而致命……风与火把世界化为灰烬。”
看来，人类面临的危难和惧怕，三千年来未曾改变。
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当我们谈到未来的危机时，人们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在那里，危机一直在啃噬，土地一直在燃烧，人民一直在死亡。
所有的末日预言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干旱时期会出现四处泛滥的大洪水，专家也早就警告过我们，假如我们让大气层里的硫化氢与甲烷含量陆续升高，将会在全球各地引发大火——这是我在一本科学期刊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读到的——那将是一场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扑灭、连神话也不敢想象的大火。
我们不想看见自己的裂痕，也不想看见地球的伤口。我们说服自己——人类对自己的信心总是如此果敢——这颗星球还有别的出路，它总是可以幸免于难，千疮百孔的地球会陆续转动，安稳度过一切风暴。
我们对于身为人类的态度也是如此。人是脆弱的，这么说当然没错，但人也有反抗的能力，有方法适应一切。人类顽强、聪明，特别期看活下往。人类甚至具有幸存的天赋，而且从不怀疑活下来是否有意义。
我们对地球也对自己哼着同一首摇篮曲，然后一起进睡。我们不会震动于自己被污染，就像鱼不会震动于自己被沾湿一样。
我们忘了，也不情愿认清，有两个可怕的新现象使得已经消逝的二十世纪显得反常。第一个现象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几世纪以来稳定成长的人口，在近一百二十年来成长了七倍。
这种失衡的成长率特别压垮了穷困国家。尼日利亚的人口在五十年间成长了四倍。即使有了我们的援助，这个国家也喂不饱自己，而它的人口还在继续成长。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第二个现象当然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如何计算它究竟成长了几倍？没有人能够断言。大约这一百到一百五十年来，生活所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了浩大增长，于是今天我们建造铜像来夸奖生产过剩，立法公布过度生产有其必要，市场也在复杂社会（sociétés complexes）中确立，并宣告自己的一套“法则”，使得市场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先知，甚至想将市场法则刻在钢板上，仿佛它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仿佛这些法则蛰伏在宇宙的洞穴数亿年之久，只为等待商业的发明，让它终于可以在这座被选定的星球上独霸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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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需求增加的趋势，在那些我们礼貌性称之为“低度开发”的国家里，并没有那么明显，那里表现出的反而是倒退、匮乏的趋势。这一切刚好印证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种种资源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我们在旅途中偶然知识过它，为之感到惊诧，感到心痛。我们想追求慈善周济之外的方式改良它，却发现别无他法。
富足幸福的幻象
我们惊人的大量消耗和恶名昭彰的高度消费，虽然被如此频繁地报导和指控，最终还是让我们安心下来了。我们有牢固的屋顶遮风避雨，保护我们不受毒蛇猛兽的侵害，使我们免于食不饱的古老焦虑。坐在一张浩大的餐桌前，桌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盛食物，而它们不再有季节性和新奇度的问题，令我们感觉如此安闲、富足，不虞匮乏，不受惊扰。我们的一生在食物宫殿一般的餐台前度过。我们站在那里，手上端着盘子，食到饱餐厅殷勤地招待我们，亘古至今的饥荒就不复记忆了。法国在十九世纪初还发生过饥荒，如今这些都结束了，成为过往，走进历史。上桌吧。
我们用眼睛吞食，依然食得血脉偾张、心花怒放。我们还不至于像从前人家说的罗马帝国灭亡前那些有钱人那样，狼吞虎咽到呕吐为止，吐完再陆续狼吞虎咽。我们品味着我们的确幸，觉得那几乎就是至福，一秒都没想过这张餐桌上承载了多少不幸。试问：当中有多少的债务、汗水、宰杀、剥削、黑心交易与奴役？
我们的思想保持沉默，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够了。
这种感觉良好的极限在哪里？在我们日常的意识底层，我们的心灵开始遗忘之处，我们的记忆、忧愁、不可告人的感受被阻碍的地方，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片沼泽上，浮游着我们的焦虑，蓝绿色的水面底下潜伏着我们的怪物。我们隐约察觉到这样的富足只是一种表象，而我们的幸福是一个假象。这一切的基础建立在一张极为精美的关系网络上，当中的每一条连结随时都会断裂，可能是因为一场战争，或其他不那么悲苦的事件：因为计算机发生错误，因为停电，因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因为飞机坠毁在一栋楼房上，而我们恰巧和朋友在那栋楼里大食大饮。
令人失看的画面一应俱全，等着侵袭我们，而且当中有几幅是新增的，例如这一幅：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在变成废墟的路上，满身是血，唤喊着我们的朋友，却没有回音；还有这一幅：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沙漠中，没有水，没有鞋，更没有手机；或是这一幅：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出门度个假，最后却惊魂未定地被人用担架送往一间人满为患的医院；以及这一幅：我们被随便放弃在一个充满着瓦斯味和腐臭味的战区，或是遭到绑架和刑求，被劫持者蒙住我们的双眼、绑住我们的双拳，偶然把冰冷的刀锋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用沙哑的声音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词语。
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世代，他们在懂得探求的年纪就开始焦虑地问自己：我生活在上的这颗星球，能够活得跟我一样久吗？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坐在摆满世界美食的桌前，手上拿着香槟，和我们的宾客说着笑话，抚摩着女伴晒成金黄色的大腿，仿佛确信我们的充裕是永续不绝的，只是那些恐惧的画面依然挥之不往。这些画面确实会有令人见怪不怪的一天，但是当它们才正要黯然失色之时，立刻又会有同样残暴的画面取而代之。它们永远在败坏我们的兴致，它们让我们表面上被激怒，内心被震慑。这些画面会伴随我们很久，至少会跟着我们到生命结束。
在让我们戴上面具掩饰的脆弱，那一直被我们的思想驱逐、否认的脆弱——正如死亡在美国的公墓里被否认一样——以及这不可思议的充裕之间，我们被活生生地撕扯着。我们的不安全感，乃至于我们内心的焦虑，不论被掩盖得如何密不透风，毫无疑问正是孕育我们的高傲，以及自以为所向无敌、永世不朽与自诩为万物之灵、创世纪的奇迹这些虚妄自信的暗黑根源。
我们越是坚强，就越是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强者会用脆弱拉开距离，看清自己的弱点。
(1)鲁米（Rûmi，1207～1273），伊斯兰教苏菲派神异主义诗人。
第八章 抉择脆弱
有些自以为看透一切的人，为了找点新奇事娱乐自己，喜欢说所有伟大的看念都可以内外翻转，就像那种有多功能设计的衣服一样。例如在法国，他们说汽车会令人疯狂，所有人在握住方向盘的那一刻，即使是性格最和煦的人，也会变得满嘴脏话，把车子当成压路机开。这种说法有时候不无道理。但他们也说了另一套说词：汽车规训了我们，强迫我们遵守某些礼节，于是我们在亮红灯的时候会乖乖停车，或礼让孩童和老人。这也是真的。
电视亦然。我可以援引上百个论点和例子，主张电视是一种造成精神扁平化的工具，是强暴民意的器具，是用来遗忘的机器，是教导蠢事的园地。诸如此类，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些多少有点简化的论述。然而，我也可以援引变量同样浩大的例子，主张电视为我们打开了世界，说它为几百万人照亮了孤独的夜晚，甚至（我承认对我来说是这样）令我们大开眼界，学到许多东西。
这两种看点都对，两者在这个表面的矛盾上取得协调，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处于变动的状态。有专家声称我们的宇宙（今天真的有宇宙专家这种人存在）布满了皱折、沸腾的气泡与平行时空。对的相反还是对。
耶稣会的传教士早就明白这一点。好的论证是可以反复翻转的论证，就像一种前后都可以射击的武器——有时候还加上侧边。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在改变说话的对象时，改变说法本身。反面是另一个正面。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并不重要，事物是由我们的视线和说法所定义。
显然，对于脆弱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察觉脆弱，它就像交响乐曲底部的一个乐器，音色时而消失，又再三浮现，令人慢慢熟悉，一种近乎安心的感觉。我们可以强调我们的不堪一击，以及那些威逼着我们的危急。这么做是对的。
我们也可以大声支持相反的论点，强调无论面临什么威逼，我们的身体都有惊人的反抗力。人类是哺乳类中活得最久的。打从出生的两个月前，我们的心脏就在母体中开始跳动，然后可以一直继续到八十岁，甚至比这还要久。它每日每夜地跳动，没有一拍在休息，没有一个休止符。有什么机械或机器人拥有这种能耐呢？
心智方面也是如此：让我们发疯的机会这么多、这么防不胜防，我们居然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简直是奇迹；天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居然没有在这个陆续不断上演烂剧的世界大舞台前跺脚、喊嚣，简直是奇迹；我们居然没有亲手烧砖、兴建一栋疗养院，然后挣脱别人把我们关在里面，简直是奇迹。
到底，我们（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是如此的）这种清静、平衡、自我掌握——有人可能会说是逆来顺受——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那股令我们的肺叶鼓起、让我们的心脏跳动的不可言喻能量，我们非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感觉自己的微小，反而有一千个理由为人类感到自豪，为此觉得心安。也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在时代的递嬗中，一再为我们神异的思想发展而倾倒，并颂扬不绝。
我们的思想欣赏我们的思想——即使当代思想经常像在胡言乱语，即使有时候思想也说它束手无策——这就是我们最热衷的游戏之一。必须承认，这是很令人沉醉的。我们可以借此立刻忘记自己有多么轻易掉进空虚和愚昧的陷阱。虽然没有任何比较的基准，我们宣称人类的大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是一个我们还很陌生的小宇宙。但是在“宇宙”这个字眼背后，我们所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的，仅止于我们栖居的这个宇宙平面，而这一百年来它在我们的眼前惊人地膨胀，大规模扩大出我们一无所知的区域。
然而，该如何阐明这当中的复杂性？该以什么为尺度丈量它？
这不过证实了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超越我们、在我们之上的“东西”。只要我们觉得复杂的东西，都可以喊做复杂（complexité）。就是如此。我们觉得简单的，就喊做简单（simplicité）。今天的我们仗着自己了解宇宙的规模，就以为自己是无法超越的、最高等的、无上的主宰，是一切感知的开创者，站在世界的最前沿。但这种自我沉醉的思想，正是旧日的遗绪，它完全没有能力看到这种自我肯定暴露了我们同情的局限。
人类多么漂亮！
我们也颂扬美，以及美的各种形式，我们为了一朵玫瑰、一抹夕阳、一件艺术品、一片风景而欣喜若狂，忘了美感也是我们的一种发明，一种文化情境的组合，一种语言上的便利性，让我们感觉花是美的，让我们嗅到幽微的香味——却不曾有人告诉我们，一只蜜蜂、一棵李树或世界彼端的一个居民，也会为美而沉醉。
诸如此类。我们把自己微小的人性当作世界的参照。我们觉得玫瑰很美，而我们的大脑很复杂。我们甚至信赖美是存在的，就像我们信赖上帝是存在的，因为美和上帝的诞生都回功于我们。我们一直是自己的囚犯，就像我们周遭所有物种的动物也是它们自己的囚犯。这种自我中心论的思想，只是强化了我们的孤境，也就是我们的脆弱。
于是，当我们自以为是“上帝发明的奇迹”——如同过往的宗教手册里所写的——却被迫面对不幸、无力感、癌症、犯罪、各式各样压迫等所有我们称之为“不公平”之事，只会使我们感觉更加震动，同时也带出与它相对的概念：一个没有不公不义的世界——当然啦，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假如没有人类的话，这概念甚至不可能出现。
我们常听人说——甚至已经近乎语言固有的陈腔滥调——这个世界应该更有“人性”才对。我当然知道“人性”经常是一种便宜行事的说词（它有很强的情感渲染力），而这也是好事，因为假如我们对这个说法过度认真，假如我们真的把世界交给那些最本来面目、最人性的人，我们一定会逃之夭夭，躲到地底下往，从此与鼹鼠和蟋蟀为伍。
脆弱之中的脆弱
这无疑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对人有深刻的了解，但又不想全盘贬低我们自己时（谁的眼光足以作为正确的准则，来让我们贬低自己呢？），我们最好抉择脆弱，并以此为依靠。即便这样的抉择是武断的，但比起那些让我们孤芳自赏的理由，脆弱更为丰盛、也更有启发性。至少，脆弱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另一个好处是（假如这也算好处的话）：我们和动物分享共同的脆弱，它们和我们一样生命有限并饱受威逼；我们甚至也与植物分享脆弱，它们在危急之前束手无策，只能待立在那里，必须运用各种策略与必要的手段才有方法唤救、引来援助。
假如人类执迷于自我欣赏、自我颂扬，我们最终将不只是失看再失看，也将无法察觉、无法体会任何真实的东西。我们会陆续对自己信心满满，以为自己的肚脐眼是日晷。我们会帮自己的每个行为找理由，即使是最“不人性”的也不例外。我们会使一种名为“期看”的毒药永保新奇。它是一种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有如万用钥匙一般方便随意套用。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感觉。
生活在期看之中并不是生活。它甚至是对生命的遗忘。唯有警觉、焦虑，甚至还有失看，可以将我们向前推进，使我们投进行动。在此，毫不留情的《薄伽梵歌》为我们上了最美的一课：“弃绝期看。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往看。”
这就是你，你并非他物。
烈焰中的末日从未到来
我们被阻绝了真实的布幔、烟幕，以及蜚语蜚语所包围——假如还有所谓真实的话。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起源的“黄金时代”起，我们自己走错了路，径自展开逃亡，巴不得躲进一幅美丽、舒适的画面中，里头的未来世界令人觉得可以捧在手中，并照着我们的要求往捏塑，但这样的未来从未到来。
宗教就是诞生于这种越演越烈的急切性之中，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皆然。在最初的年代、最早的几个世纪，跟随新的信仰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天空就要裂开，并降下死亡的火焰燃烧大地——布道者不断如此向他们大声疾唤。当心，杀戮和灭绝即将来临！它们正在逼近！唯有神的选民得以幸免。
那些听得目瞪口呆、照单全收的人，以为自己活在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里（和这世上许多社会一样），毫无疑问一直盼看着有一天——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能有那么一次——可以看到天空撕裂，经历那场烧不尽的大火，最后目睹某种超自然、强大、神异之事，以及与令人失看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东西，然后在一阵恐惧的闪电霹雳声中乍现一条通天的光柱……诸如此类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尽管在他们兴奋发抖地等待这些现象的同时，也伴随着心惊胆颤的死亡焦虑。
然而，期看，那光芒耀眼的期看，从未曾离弃他们，总是让他们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同时想象着救赎。布道者果敢地说：“没问题，我保证，上帝亲口跟我说过，他下个星期就会来了。”然后过了一星期、一个月、一年，布道者死了，天空依旧一片空无，人们再也没有耐烦日复一日等待永恒。必须对他们有所交代才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种调整，上天暂时延长了人间的期限。教士们为此动员起来，专家们商量好编写出几篇稿子，为迟来的上帝觅觅理由，宗教会议上逐渐制订出一套故弄玄虚的教条，然后处死了第一批异教徒。一句话：得有教会，宗教才能永续。
我们可以看到，连一些小教派都在谈急切性，例如几十年前造成好几起集体自杀事件、令我们震动不已的太阳圣殿教(1)。当时，在瑞士一间隐密舒适的别墅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依据那票预言家的说法，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已经不远，未来只剩下几天或几个小时。“被选中之人”必须赶在上天召回我们之前，追随过往圣殿教徒的典范，尽速奔赴天狼星。他们唯有一死，才能幸存。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这样死了，留下我们困惑地看着这些与我们相似之人的影像。他们的头上套着塑料袋，头颅里有一颗子弹。
等待一个完美或至少更好的世界，就好比那则我们法国人都知道的理发师广告标语：“明天刮胡子免费。”理发师永远言之成理，布道者也一样。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承诺的是今天不会兑现的事。牌子上写的是“明天”，你不识字吗？
话说回来，假如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假如它注定和我们一起沉沦，那么，真正急切的难道不是往改变它吗？
假如那场天翻地覆的改变不会从天而降，假如我们不再能指看它，那么，能够发明奇迹的，不就只剩下我们的双手吗？
(1)太阳圣殿教（Ordre du Temple solaire）1984年由法国人吕克·茹雷（Luc Jouret）创立，并曾于1994、1995、1997年，在法国、瑞士与加拿大，造成三起集体自杀事件。
第九章 想象的真实
我们的想象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唯一尺度。这一点，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了。我们主动开拓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权力，另一种视野，绽放另一道光。我的想象在我面前展现另一个自己，只要按下开关，这短暂人生的可笑现实就可以幻化为壮阔的意象。我们只需放松自己、半瞇着眼，无需付出任何努力，让自己的神经元在妄想中尽情游戏，我们就可以变成巨人，翻山越岭，征服天空。
在这些时刻，不朽不再是一种奢看。不朽是属于我们的。它就在我们低垂的眼皮底下，唾手可得。我们和西泽成了好朋友。我们立定一跳，可以飞跃塞纳-马恩省河。我们可以跑得比马还快，甚至继续加快，直到超越光速。
我们以思维进侵的这块领土，似乎没有边界，没有规则，而我是统治一切的唯一的法。我们用一连串神话征服自身的短暂，在这块土地上殖民，发明了千里靴和永恒轮回，以及象头神(1)、黛奈狄(2)、双尾美人鱼(3)和龙。
所有可能都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想象就是我们钟爱的脆弱良药，也是最古老的药方。我们可以悠哉地谈论西西弗斯和他的巨石(4)，我们可以化身为一条长河，一阵飓风，一只瓢虫，一个攀附在虞美人草上的小精灵，一只流着口水的野兽，一缕幽魂，隐形人或是拳王阿里(5)。这分名单可以无限延伸。我们的细胞服从我们梦中的欲看而突变、重组。我们的身上生出羽毛和鳞片。我们没有任何禁忌。不论异性或同性，都拜倒在我的魅力之下。假如我想要，我也可以变成女人，挑个讨我喜欢的男人。他绝对反抗不了我的魅力。
我可以在太空漫游，慢慢潜进海底深潭，或将地球放在我的手中。我熟悉所有的起源和结束，我通晓所有的语言，哪怕是被遗忘的语言。我把木星放进我的口袋，让漂亮的爱神躺在我的床上（总算！）。我可以透视起伏的山峦，偷听虫子在土壤里的秘密对话。我可以停止唤吸而不死往。
我也可以抛开自己，想象自己里里外外都变成别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变身为任何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家留下了丰盛而宝贵的可能性供我任意使用。我只需要善加利用、好好发扬，就可以对自己说：虽然身为生命短暂、天生孱弱的人类，但我还是成功发明了这东西。又或者是（尽管结论是一样的）：虽然是别人发明的，但他们是我的同类，我承袭了他们的血脉和故事。我们一起将脆弱变成一种泉源，无止尽泉涌出各种传说、寓言、真假莫辨的叙事、令人着迷的冒险旅程。我们发明了一些伟大的人物，称之为英雄，由他们代替我们对抗命运无情的打击，而我们可以轻易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幸亏有这些前辈，让我见过奇迹、骑过巫婆的扫帚、唱出凌驾雷声的歌，黑暗时代在冰层底下进眠，也曾穿过仙子的心房。我在大理石的底座上浇铸出这些人物的塑像，到博物馆欣赏这些珍宝。
尽管整个宇宙并不在乎这一切，我仍然有理由以此为傲。
信赖我们的想象
然而，再一次，我们的脆弱，利用我们的矛盾与焦虑，为我们设下陷阱。因为有时候，我们集体所信赖的现实，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而已。例如，我们全都信赖神，甚至信赖天使、魔鬼，信赖神圣的井底传来的声音，信赖预言，信赖我们的原罪，信赖救赎，以及此生之后的另一种生命。
这无疑是人类性格中最原始的特征：将妄想当作现实。我们声嘶力竭地断言，这个我们祖先发明出来、给他一个名字的人物，并为他加添一则又一则不可思议的经历——阿拉丁和穿靴子的猫也是用同样方式打创的，但唯独他，是绝对真实的，而且甚至是所有假货（招摇撞骗的伪善者、假装拥有神力的恶棍）当中唯一真实的。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决定这么信赖，因为他是我抉择的，因为我认定就是他发明了这个我所依存的世界，但我只占有这个世界一小块微不足道的角落。
他是真实的，因为他和我很像，因为我崇拜他，因为我敬畏他。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信赖他。因为信赖他的人是我。而我，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人。当我宣示了我的信仰，我便保证了它的存在。我需要他，我信赖他，我定义他。我是上帝的发明者。我可以像描述家人一样地描述他。他是最有领导魅力的监管人，也是我的大老爷，我的最高法官，慈悲为怀又铁石心肠。我拜倒在这个别人为我描绘成形的形象之前，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在这被烟雾缭绕的幽灵面前展现真诚，磨损了膝盖。
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身上自然带有他的发明者的印记。他像我一样有个性，他会有忌恨和复仇心理，他享受我们对他的崇拜，他觉得献祭焚香的白烟闻起来很芬芳，他喜欢听管风琴。不用说，他是一个男人。代表他、侍侯他的神父也是男人，至少天主教会说是他要求的。尽管他绝不会犯错，因为他处于比错误的看念更高的位阶（我所定义的他就该是如此），他仍不免有时也会像我一样胡涂，次数甚至很频繁。我无法不看到他的错误：从古至今那些被他粗制滥造、随手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物种，那些最终无法存活下来的生物，就是他不完美的明证。光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他就有几百万次的失败纪录。
虽然我推崇他的全知全能，不在乎他的这些小瑕疵，但他还是没方法赢得所有人的认同与爱。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方面，他居然需要我的帮忙。尽管大家都说，他是无限的善，他慈悲为怀（他一定很喜欢这个说法，否则这些词语不会大量出现在我们对他的赞誉里），但是在他所发明的大地上，几乎所有的造物都必须剥夺其他造物的生命，才得以活下往。造物们必须互相吞噬，使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几亿几千万次的谋杀。这就是所谓的慈爱。
这位上帝，是我让他诞生的。我甚至会说——基督教的传统里是这么说的——上帝以人的形象来到这片土地上，来到我们之间，于是微小如一粒沙的我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我们周遭一看无际的沙滩都以我们为中心点，不论它是欢迎我们，还是惧怕我们。
我们住在一个被选中的星球上。
这种地球仍是世界的中心、被某些微小而次要的天体所围绕、在西方流传已久的古老感受，面对这两个世纪以来科学所带给我们的知识——也就是：在这个浩瀚无际、布满混沌的宇宙里，我们的存在根本微不足道——该如何调适呢？
显然，这个问题不会让信徒操心。信仰总是先于知识，妄图先于理智。这里是非理性的地盘。
上帝，以我们的形象
我们让自己内在的紊乱，在如教堂般雄伟的宗教里，产生最大的内爆。偶然，我们甚至会以荒谬的神圣之名，大声宣扬这种紊乱。过往那种如诗如画、布满爱情与战争的天神冒险故事，被我们用更抽象的神学取代了，我们要在教义问答中让人学习羞耻，却是透过和过往一样的进程：我们只信赖我们所想象的。
对于我们的想象所不及者，我们便产生怀疑。
这种紊乱会被自身察觉，有时甚至会被表明、被平反。我们诚惶诚恐地对我们塑造的雕像告解，但明明是我们自己赋予了它所有的属性（还会按照我们的需求不时加以改变）；我们跟他说话，我们向他乞求，甚至拟定他的回答。我们需要一位具有压倒性权威的主人和统治者，需要一只浩大的耳朵倾听我们的埋怨，需要一种亲昵的声音来抚慰我们，于是我们自己造就这一切。这是一种非现实中的往来关系。
对于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所赋予的每一项特质，都是在定义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镜子，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民而改变。耶稣在西方是一副金发碧眼的模样，中国和日本的佛陀是单眼皮，印度教最高的黑天神（Krishna）有着深色皮肤，诸如此类。这种人神关系总是令我想起一个非洲故事：有个人懂得蚂蚁的语言，可以跟蚂蚁交谈，于是他问其中一只蚂蚁：“蚂蚁有神吗？”“当然。”蚂蚁回答。“那蚂蚁的神长什么样子呢？”那个人追问，“他长得跟你们一样吗？”“不完全一样。”蚂蚁回答，“我们只有一根螫针，他有两根。”
在这种情状下，我们展现的不只是我们的紊乱，更是我们内在深处的脆弱。面对我们先人所形塑的雕像，那一尊尊他们遗留给我们、又比我们存在更久的遗产，我们只能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闪即逝的影子，人间的一块碎布，一个不幸的罪人，只有那尊雕像拥有我们所欠缺的，例如庄重、果敢、美德、不可泄露的知识（神自有其理由不许我们窥探这些知识，而我们也尊重他）。他也拥有我们在这片大地上遍觅不着，却应该存在某个地方的公理与正义。否则，我又从何而来公理与正义的看念呢？
我们在人性的尘土中卑微地打滚，在我们打造的塑像前自我惩罚，宣告自己的缺陷和柔弱，而我们所说的无非两个字：真相。
宗教（最起码我们的天主教），鼓励我们这样做，宗教一点也不否定人的柔弱。宗教突显它、把玩它。有好几个世纪，天主教非常着重“不信神者的脆弱”，而且这个策略成功了，从人性出发，天主教并没有错。
谦逊处世，多么值得自豪啊！十七世纪，一座西班牙修道院的院长曾说：“卑微如我，无惧任何人。”这种荣耀的耻辱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谦逊又有了谦逊的子嗣。我们承继古老的幽灵，我们遗赠我们的跪拜。我们天真的信仰是一种家族事业。
我们说，我们信赖这个或那个，因为我们的祖先也信赖，它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甚至为了这种继续而来的荒谬性，为了我们拒绝改变想法，为了我们执着于无知，而感到自豪。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将摆在客厅里的黑天神或耶稣，换成一幅穿靴子的猫，然后天天对着它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仰。我们还会感到同样的自豪吗？
况且，在我们自我贬低的同时，在我们心田里最私密、最阴暗的角落，其实在计算着上帝选民的人数。我们在享受一种特权，供奉雕像所代表的真神——这使我们与那些搞错造物主的笨蛋完全不同——突然间，我们感觉自己面前那尊雕像使我们沐浴在全知全能的光芒中。就这样，我们以自身的缺陷荣耀自己，透过我们本质上的脆弱，让自己通往永生，得到无限的荣耀。假如我们强壮又坚韧，就无法接触到这道光了。“崇拜”的感觉究竟是什么，难道不就像是瓷器以为自己是钢铁打造的，而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吗？
魔法不曾消失
像太阳圣殿那样的教派，做尽愚蠢又恐惧的事，正好为我们的信仰献上一幅讽刺漫画，但我们不想看，认为它不配称为信仰。在别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异：别人都错了。当我们是这样看待他们，我们便看不见自己。荒谬是看不见荒谬的。
无论走到哪里，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古老的魔法拒绝死往。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有人崇拜并豢养着一只浩大、活生生的蜥蜴。有人挈着圣女小德兰(6)的一截脊椎骨和其他圣物，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认真地笔录下这些圣物所引发的神迹。教宗若看·保禄二世还意见将这批圣物运送到伊拉克，以阻止战事接连发生。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人在祈求老天下雨。有些专家以天使为题四处演讲，并自命为“天使学者”。有些印度人把所有财富都赠予湿婆神，还得事先跟祭司预约，祭司才会接受供品。新任教宗意见开设一些课程教授魔鬼的诡诈，同时允诺会一如往常给予好基督徒赦免，也就是说，减轻并涤净他们的痛苦。耶和华的见证者保证大地明天（或是很快）就会裂开，已故的教派成员会从裂口浮现；突然复活的他们看起来约三十多岁，脸上都挂着微笑。以色列屯垦者的手里挥舞着《圣经》，声讨着（他们坚信）上帝许久之前应许的土地。在伊朗，两万名信徒至今仍崇拜施洗者约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先知。
诸如此类。我们生活在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浩大的信仰市集，一个荒诞的旧货市场，被震耳欲聋的街头喊卖沉没，偶然还会发生造成死伤的斗殴事件。
贺德林(7)曾在诗歌里咏叹诸神的逃逸。他们跑得并不远。
异端的回宿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好好地探求一下今日有点随处可见的宗教势力回回现象。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是1968年的两倍以上，因此信徒的数量也成长了两倍。这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信徒人数增加了，不信神的人也一样变多了。我们经常漠视这一点。
有人提醒我，不要将内在的深刻信仰与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我也注重到了。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关联。
再说，那种事重要吗？从一个宗教所聚集的信徒数量往推断这个宗教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这无异是我们人类妄图论断人性所不及之事的另一个例证。有人说，某某教是高等的宗教，某某教是低等的宗教——那又怎么样？所有宗教都历经诞生、茁壮阶段，然后都会衰退、消失。所有宗教都服膺消逝的召唤，成为沉默的异端。奥西里斯(8)和宙斯一起进了饰品店，而巴力(9)已经在那里等很久了。被西班牙殖民者驱逐的阿兹提克(10)诸神，后来也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今天的波斯和印度还存留着一些琐罗亚斯德教徒，在燃烧火焰的祭坛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11)。另外，一小撮玛雅人的后代今天似乎也还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Yucatan）和危地马拉延续着古老的仪式。但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我们将人类的方法和惯例套用在神明的身上，已经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例如我们是在宗教评议会里，经由漫长的讨论，最后以绝对的多数票，决定了我们唯一真神的属性。到最后我们宣称，神同时是三也是一，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决定很可能是经过一番游说、威逼或利诱的结果。
再深进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会计学式神学、这种运筹帷幄、这种定义和兼并的谋略，以及从这种强调“人数越多越好”的原则——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平原上的战争，关系到领土扩大问题——看到脆弱的踪影，找到神与人同形的证据。众神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乐于见到他们大量繁衍，见到他们风景地成就我们搞砸的这一生。当他们在世间陨落，我们不禁在他们的坟前流下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跟着他们一起埋葬了。
公元380年，怀抱着宗教狂热的君主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严厉禁止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活动，并剥夺了非基督徒的所有公民权，剥夺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他们立遗嘱的权利、他们的官方身份，迫使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必须亲手摧毁他们的神殿。据说，在埃及的某些地方，祭司将他们的神明埋葬在其故乡，那里从三千年前就开始祭拜这些神明了。可想而知，他们必定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请求他们所推倒的偶像原谅。他们必定在沙坑旁念完最后一遍祈求词，然后才往坑里铲沙。
偶然，情状正好相反，我们会想要换个神试试看，就算一下子也好。说真的，譬如我就很遗憾自己与爱神无缘。我非常情愿为她献上花环，但是要往哪里找她呢？我只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冰冷而僵硬的她，当我经过时，她甚至连瞧都没瞧我一眼。而且，我们别骗自己了：即便是在舒爽的希腊森林里，爱神难道就会看上我吗？
另外，在比评宗教时，我们很轻易带有种族主义，或多少有某种仇外的情结。有一天，我在反驳某人时提到，假如我们以信众的人数和身体力行的程度来计算，那么拥有超过八亿信徒的印度教，无疑是当今最大的宗教。那个人回答我：“是啊，但他们是印度人。”
即使在宗教领域，我们也还有很大的进取空间。想要达成普及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La Tempête）里，普洛斯彼罗为了迎接“新奇的世界”（brave new world）而抛进海底的那部魔法书，又再度浮出水面了。尽管书页被海水侵蚀得几乎无法辨读，它还是朝我们漂了过来。新的世界依旧难产。
腐坏的永恒
当我们探求自身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注视一个人在死后几个月所残存的尸体，更具有启迪性了。这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人，如今变为难以辨认的一团肉，被蛆虫分解、侵吞后不久只剩下骨头的状态，我们可以在一些西班牙古典画派的画作里看到。看着这一切，我们对自己说，这个快速腐烂的东西，不久前还梦想着永恒的天堂。我们在这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前捂住鼻子，同时信赖自己闻声天空传来天使的余音，以及竖琴的残响。
眼前所见，是腐烂的肉块；心中所思，是超越时间的永生。就这样，蛆虫上了天堂。
没有任何场景具有这种力量，夏多布里昂在当中看到灵魂存在的证据，认为灵魂超然独立于枯骨所具现的死亡羞辱。我至今无法理解他的论证。在我眼里，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清楚、更鲜明地为我们显现，生来脆弱而短暂的我们一心想看的永恒，就是我们的腐烂。
我们曾经以为，当身体停止活着的那一刻，灵魂会得到解脱，飞向天际。灵魂是无法定义的、关不住的，没有人能够目送、追踪灵魂的翱翔，但所有人都肯定灵魂的不死与不朽。我们甚至还说，灵魂离开了它的“监狱”，返回它真正的处所，而此处只应天上有。我们认为身体会损毁，灵魂则是不灭的，虽然我们连灵魂的踪影也没见过。于是我们就像夏多布里昂，认为肉体腐朽的场景不过是映证了我们既有的印象：我们的灵魂从这堆腐肉中溜走了。
事实刚好相反。当死亡降临，我们的大脑瘫痪了，精神停止运转。一切的心智活动从此停摆。我们失往了精神，但构成我们的原子并未就此消失。它们会再组成几十亿种其他的形式、其他的对象，而当中的一些会存活下往。我们的身体是易碎的，身体里的原子却是不灭的。
当我们体内的所有运动回回虚无（肺脏和心脏一一停歇），这些原子之内的基本粒子仍然很活跃。它们在我们的死亡上面跳舞。
分解不代表消融。这是最后的惊喜：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消失了。永恒不灭的是组成我们的物质。
(1)象头神（Ganesha），印度教中的聪明之神，也是艺术和科学之神。
(2)黛奈狄（Danaïdes），希腊神话中埃及国王达奈俄斯（Danaos）所生的五十个女儿，服从父亲的命令，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以防止父亲将被女婿谋害的预言成真，因此触怒天神，死后被发配到地狱最底层，为一个永远无法灌满的无底桶灌水，以作为惩罚。
(3)双尾美人鱼（Mélusine），中世纪民间故事里半人半蛇的女神，平时以美貌示人，只有特定的时刻会避开众人的视线，在浴池里露出原形。
(4)西西弗斯（Sysiphe），在希腊神话中以狡诈机智闻名，因为屡次骗过死神，最终被惩罚推一颗一再滚落的巨石上山，如此永无止境地劳动。
(5)原名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1942～2016），美国重量级拳击手，因冠军纪录及其公开改信伊斯兰教、反对越战等主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
(6)圣女小德兰（Thérèse de Lisieux，1873～1897），英年早逝的法国修女，主张只要以神的爱为出发点，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产生神圣性，著有《回忆录》（Histoire d'une âme）等书。
(7)弗列德里希·贺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诗作富有浪漫色彩，经常传达对于古希腊神人之间关系亲昵的神往，借此指责当时德国精神萧条的状况。
(8)奥西里斯（Osiris），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也是掌管生育和农业之神。
(9)巴力（Baal），古代西亚西北闪米特语的一个封号，表达“主人”或“神”，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便有闪族巴力崇拜的纪录。
(10)阿兹提克（Aztèques），存在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古文明，也是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最大的帝国。
(11)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e），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或称拜火教、祆教，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奉为至高的善神，他如火一般代表无限的光明，并与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阿里曼（Ahriman）长久地奋战。
第十章 犹豫不往的幽灵
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六午后，我回到我出生的村庄，路过那间我每次回往时经常都是关着的乡村教堂。我听到教堂里传来歌声，便走了进往。一位神父在举行弥撒。在这个居民约五百人的村庄，当时有十八人在场：十五位有点年纪的女人，以及三个男人。
在这间教堂里，我曾经是儿童唱诗班的一员，如今整栋建筑已然破旧不堪，墙上的灰泥大块地剥落。讲台禁止进进，因为怕被压垮；被人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圣女贞德和方济各雕像，面对面直接摆放在地上；一只破花瓶里插着几朵肮脏的塑料花。这里的一切给人一种空缺、萧条的印象。那名神父是西班牙人。他后来告诉我，那里的三十座村庄只由他和另一名神父负责。在我的家乡，每个月只固定在周六下午举办一次弥撒。六十年前，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父和神父宿舍。
不管怎么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只剩下一种片面的思辨和神学，只剩下思想史和信仰史的一个瞬间。像我们村里这么一栋空荡荡的浩大建物，夜里强风吹拂，连鬼魂也逃之夭夭。
有些宗教已经死往，有些宗教还会坚持一阵子，然后轮到它们死往。这就是法则。宗教不过是我们投向未知的目光所见到的一连串影像。有些宗教才刚出生就夭折了，是那些先知生下的短命女儿。这种情状下，这些宗教被称为秘教（secte）。而那些从思虑到规划都更缜密的宗教，便有机会争取更长的时间，往经历草创时期、崛起时期、全盛时期（也就是当宗教有了它的信众、殉道者、旁看者、传教士、政治权力）、衰亡时期。然后这些宗教就会死往，因为宗教是人性的。
目前，伊斯兰教似乎正处于一段扩大时期，而且不光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显然更多是基于社会和政治上的因素。但它付出了什么代价呢？那是一群飘荡的灵魂在觅觅一个支撑点，或者说白一点，一群被剥夺权利的继续者、被侵略者、被放弃者，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大饼被整块拿走，自己却连一块碎屑都尝不到。于是他们理所当然会加进某些煽动的、好战的教派，被鼓励往投进战争，往明白指认出敌人。
慢慢地，他们聚集成一群人，只会大声嚷嚷地附和口号。当他们终于肩并肩列队前进时，他们忘了自身的脆弱，以正义之名公然报仇。他们以信徒的立场声称是神的旨意，而神一如往常地没有回答。他们宣扬他们的神是最伟大的，意思是说：我们微不足道。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那种有如要为1918年德国战败的“耻辱”驱魔、蔚为奇看简直像在朝圣。但事实上，这些狂热的信徒，无异于在黑夜中手持火把，前仆后继奔向死亡。他们抬高手臂，宣誓了他们的迷失。所有来自最高领导的声明，无论它攸关的是种族、文化，或甚至宗教（于是信徒们说着“唯一的真神”），都不过是我们的脆弱所发出的一声巨响，一个危机的信号。
宗教，僵死中
在我家乡的教堂，周六下午进行弥撒时，女人仍必须戴帽子，结束后在场的人互相冷暄一番，互道下个月见。那是一个清静的时刻。他们互相熟悉，互相拥抱。这些宗教的遗绪，还是有它实用的一面：让人们碰面并交流。
假如这种宗教消失了，而它的消失眼看即将成为事实，我们又该以什么取而代之？宗教在习惯的作用之下成为一种社会传统，今天它究竟还有没有参考价值，还是不是一种力量？宗教至今是否依然不可或缺？从公元前3000开始，历史上的所有社会都是立足于幻象之中、神明的肩膀之上。夏多布里昂曾经说，这是“所有民族在天空之下挺立的基础”，拿破仑则是在1800年对米兰的神父坦承：“失往道德，没有社会能够存续，而失往宗教，就不会有好的道德看。因此，只有宗教能提供国家一种坚实而长久的支撑。”
这话说得多么明白。帝王的宝座和主教的祭坛，彼此是为对方撑腰的后台。这是一种对双方都实用的结盟关系，一道古老的连结。尽管西塞罗(1)曾经感到纳闷：两个教徒或两个占卜师，要如何看着对方而不失声发笑——但宗教的幻象是被保证、被敬重的幻象，罗马人在宗教里所保存的神话和仪式，令全体人民和掌权者都无法轻忽。神是否存在不那么重要。罗马即使有了宪政和唯物论，仍然需要宗教。
宗教甚至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国王的合法性。“君权神授”这个幽灵，总是一再被拿来巩固君王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法国和俄罗斯这种认为“宗教不用白不用”的国家。在大部分的情状下，这个幽灵是拿来填补空虚的。幽灵说，国王的血统已经肩负起神圣的使命，我们只需要信赖他就足够了。当然，宫廷的朝臣也会不惜求助绞刑架和火枪，以支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但也多亏了基督教，欧洲人得以把握一套宇宙的象征系统、一种与我们的本质有关的论述、一些简单易懂的格言，让人间的法律得以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和行使。更不用说美和宗教美学，以及让夏多布里昂花几星期时间就能写出获得世俗荣耀作品的“天赋”。
时至今日，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已经斩断和宗教的连结，也不无为之叹息。今天若还有任何政权是以某个神明之名建立的，我们一定会说它是一种落后与过时，是古代的借尸还魂。不过，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后，有些政治人物与法学家讨论起是否该将伊斯兰教订为伊拉克的国教，同时对其他宗教摘取宽容的态度。后来，伊拉克的联邦宪法也确实如此发布。
在我们这里已经分崩离析的，在他方仍亲昵维系着。
但“国教”这两个字今天还有任何意义吗？这个词本身，难道不是在我们眼前再度证实，是尘世决定了天堂的存在，而非相反？
况且，不就是这种坚信的态度，为信仰划定了国界，也同时发明了新的冲突，结果不仅撕裂了土地，连天空也被不同的神所割据？
然而，就算古老的幽灵在空气中烟消云散了——不是法令逼迫下的结果，而是因为一种缓慢到几乎看不见的僵死过程（在我家乡的教堂里可以明确感觉到它，在其他地方却不知不觉）——我们所有人真的预备好全然脱离宗教了吗？
从费尔巴哈（Feuerbach）到马克思，实证主义者曾经信赖并大声宣称，宗教已经被打进冷宫。列宁、斯大林与追随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们，无不四处查缉这个“人民的鸦片”，其中最严酷者，当属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2)。结果，他们大费周章许久，整个工程的最后要害竟是安装上象征天堂的拱顶。与昔日的罗马帝王并无二致，那就是将自己神圣化，只不过他们是公然以凡人之躯做这件事。然而，他们的教条太年轻，他们的先知史看太狭隘，他们把历史说得太短，他们的神迹有疑点、仪式有破绽，他们牵强称为“科学”的神圣经典很难读，他们的领导人过于人性，而且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绝大多数是男人。这一切都使得此一新信仰无法蒙骗世人太久。
所有伟大的神父和祭司，都是被自己的信众推翻的，而且旁边都有另一位慈眉善目的神明在注视着，那就是万能的天神：黄金／金钱。透过莎士比亚和马克思本人的扶助，我们在前面的段落已经与这位神祇打过照面了。
我们今天的处境不见得有比较好，纠缠着我们的是已经褪色、越来越厌世的幽灵（奇迹很罕见，至少在法国是如此），而且有分化为更多小团体的趋势。据说，全世界现在有四千多个教派组织，每个都是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大宗教是危机边缘的百货公司，小教派是拒绝世界的小店展。
天生的罪人
为了合理化我们依稀感觉到的不足与不安，为了在面对那些我们执意对自己提问（因为我们信赖它关乎人的本质），却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时替自己辩护——问题诸如：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人世间？我被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愚蠢、自以为是的问题，这些让“意义”这个看念失往意义的问题，人类在发明上帝之后，发明了原罪。
这项发明称得上十分神异。它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我们可以高调地引以为傲，然后义正词严地反问：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自称进取的文明，有可能在不意识到原罪的情状下，在地球上或是宇宙的任何角落诞生并壮大吗？原罪和原罪的感受，难道不是最能明确将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最真实人性准则吗？我们这些驯服了自然并以此为荣的人，有方法想象一种没有原罪的文明吗？
不管别人会怎么回答，假如有一天我们碰到了外星人，而且又能够跟他沟通，这些绝对是我最想问的几个问题。
我们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里，它是人“与生俱来的”（originel）。人都会死的处境，在原罪里找到了原因。除了圣母玛利亚出生时就与亚当的原罪无染（但只有在十九世纪是如此，在此之前人们已经为此争辩好几百年之久），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在罪责的幽光下，期看着明辨善恶。我们因为向知识的恶魔让步而有罪，更因为将邪恶的念头带进纯洁无瑕的乐园而有罪；我们因为从一开始就期看以人的方式回答人的问题而有罪。我们所有人都带着原罪的记号出生，都被原罪烙印，而假如我们不求助于“救世主”——只有他能将这可耻的印记从我们身上往除——就注定被打进地狱。
这份强加在我们身上却随时要把我们压垮的罪责感，恰好足以定义我们的处境。我们是脆弱的，又是有罪的，真是够我们受的了。
在罪责感和脆弱的后头，当然还可以添上许多交融混杂的、天生或文化养成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劣根性，我们没来由的、盲目的自豪，我们所谓的精神疾病，我们的进攻性，对于孤独的期看和惧怕，我们的性冲动和其他冲动，我们对战争或经济问题的歇斯底里反应，我们对信仰的盲从，我们强大的遗忘能力等（这分清单很长），而这些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以搁置不管、任其自己找到出路，因为它们都是次要的，只是铁道支线上的过客。光是罪责感和脆弱感，已经塞满我们的头等车厢。
卫道人士与一切言论审查之流，总是汲汲营营地觅觅证据来支撑他们严厉的指控。例如1857年在法庭上抨击波德莱尔（Baudelaire）《恶之华》（ Les Fleurs du mal）的检察官毕纳德（Pinard），就指控这部诗集意图否认人类原初的错误，即使它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已足够对作者加重刑罚。原罪一直都在那里，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迫使我们接受严苛的规训、奋起抗战，让我们不受“猥亵的花招”诱惑。那是通往地狱的头等席。
换句话说，布尔乔亚的道德看是建立在原罪之上，原罪是基础。
那些最抒情的神学家、赞誉诗的作者，甚至还大声颂扬这种原初的罪行。他们称之为“有福的罪过”，felix culpa，“有福”是因为这种罪过同时也是我们获得挽救的唯一期看。
我们虚构出来的神话，为低头祈求赦罪的它自己洒上圣水，然后说了声：“谢谢。”
这种令我们感觉无所不在、繁重的原罪——仿佛宇宙间真的存在一种令哲学家白费追觅的“道德律令”——这种名为“背德”的注册商标，这种有如风雨之夜里那一大群蚊子般形影不离的罪责感，与我们脆弱的本质十分契合。它令脆弱更显脆弱，令本质合乎本质。原罪的名誉不太好。它令人难以承担，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总是需要忏悔来减轻负担，而忏悔又是另一项杂耍般的发明，仿佛原罪会从自己的口中滑进别人的耳中，仿佛只要我们肯坐在阴影里，静静对着一个穿黑衣的男人直率，然后表达情愿改过向善，我们就可以得到解脱。
谁选出了七宗罪？
喜爱罪过本身，并能够加以利用者，除了上述的神学家以外，就比较少有了，例如以下这位西班牙女士在食蛋糕时所说的话：“多惋惜这不是一种罪……”(3)
她忘了这正是一种罪：饕餮罪。我们其实也跟她一样不解，像贪食和懒散这样和煦、无害的性格竟会被列进重大过失。为什么魔鬼把饕餮视为不可赦免之罪？为什么打个盹、无所事事就要被审判？当然是为了崇尚劳动，顺便连同服从命令、奴隶制度，以及所有人类剥削自己同胞的技术，都可以一并戴上光环。
因此，对某些人来说，原罪是很有利用价值的，而不只是为我们挡下地狱的烈火。它甚至是我们的必需品。没有了它，我们要怎么活下往呢？
七宗罪一字排开，我认为只有贪心和忌恨显然应该受到惩罚，其余的所谓罪行，反而压抑了最有益健康的那些乐趣。一旦我有偷闲片刻、饮杯好酒、享受做爱、品味这个或那个东西等念头，我便犯了重罪。真是太倒霉了。我只好赶紧隐瞒我那些丢脸的欲看，把它们躲好，以免被那些专家学者逮个正着。
这种神学式虐待，身上长着三头六臂，端坐在原罪的宝座上。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包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底下的集体农场。
为什么撒谎、背叛、冷酷、造成死伤的暴力，不足以登上七宗罪之列？是谁决定残暴比懒散的罪还轻？那杀人呢？杀人难道不是罪吗？我们多么想知道这份清单是怎么决定的，想读到这背后的讨论和投票过程的报导。
面对这种深植于我们内在、做错事的感觉，我们很难佯装无辜。如之前所述，甚至连奥本海默，在广岛原爆之后，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宣告科学直到当时才开始熟悉“原罪”。这句话很希奇，它似乎假设科学在此之前都是纯洁、天真的，直到原子弹爆炸，科学才突然间弃守乐园，推开大门走向大残杀的现场。
大多数时候，尽管是最彻底的往基督教化，或自以为往基督教化的领域，原罪也令人不好受。原罪和普通刑事罪不同，也绝不会和摩西十诫里的禁诫混杂。它是从一对一的内在中诞生的，透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缺陷压垮我们，透过神话对我们再三强调活着是一种错误，以及忏悔和惩罚是我们命中注定之事，而我们被判处一种活在尘世中的徒刑，刑罚就是将我们推向焦虑、彷徨、抑郁，使得我们用堆积如山的药片筑起防备工事，陷进失看，甚至自杀。
若是仔细觅觅，我们很可能在某些英雄式行为，甚至恐惧分子的活动里，找到这种原罪的意义与对原罪的喜好，例如有人会以“自我献祭”来“自我救赎”。在此，宗教用语被说得义正词严：我们犯罪是为了去除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第一次东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只有异教徒的鲜血，才能洗尽我们想象里其灵魂中的不可承担之重。血流成的江河，会送他们上天堂。
当代的殉道者
当高乃依笔下的波利厄克特(4)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破坏异教徒的祭坛、造成惨重死伤时，也是这么说的。剧中的这位主角其心昭然，一再重复这句话：
“这是上天的旨意，我们必须不负所托。”
上天要我们死，期看我们死，等着我们死，而且为每次的死亡场合时机给予一种宗教狂热。波利厄克特说的话，正好和塔利班与盖达组织的成员一样，他们都说期看死在“神的道路上”。波利厄克特一秒也不愿延迟自己的死亡。他督促死亡，期看死亡胜于一切，甚至意见和他相爱的妻子宝琳，跟他一起成为教徒，然后一同赴死。
宝琳很震动，无法理解这种暴力从何而来，但是波利厄克特坚持：
“我曾经告诉过你，如今再跟你说一次，
往和西维尔一起生活，或者和我一起死……
假如你不成为教徒，我也不承认你是我妻子。”
他说，对一名真正的教徒而言，最大的幸福就是受苦。在他的眼里，“最残暴的酷刑是一种奖赏”。他追求“至福的死亡”，唤应了上面谈到的“有福的罪过”。改宗的他全心拥抱这个对他而言崭新又清新的信仰，而它在此攀升到盲目和狂热的顶点。这种信仰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它突然显露一种非人性的、不懂宽容的凶狠，不论是对自己或是对他人。
这样的信仰，假如只举最有名的那些为例，也可以在夏多布里昂《殉道者》里的葛雷克·厄多尔身上找到(5)。厄多尔召唤着属于他的死亡，他想死，也邀请他才受洗不久的未婚妻希莫朵瑟一起死（情状和波利厄克特一模一样），最后是两人一边赞誉上帝、一边在野兽的撕咬之下死往。
不只在经典文学里，早期的基督徒当中，多的是大声对死亡示爱的人。他们把脖子伸到斧头底下或是狮子口中，不耐地等着感觉身上的肉被野兽利齿嚼烂。据说，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中，有十一人都死于殉道（只有圣约翰逃过了酷刑）。限制这种人数是很急迫的事，因为荣耀应该属于那些刚信仰基督宗教、情愿以其新的神之名而死的人，仿佛死亡是一种证据。
这种一方面让人觉得恐惧，一方面整个基督教传统又在很长时间里把它当成人类行为最高模范的希奇感觉，令我们实在太震动，以至于不知道该不该视之为宗教狂热。然而，一旦我们脱除了将它美化、神圣化的民俗色彩，很可能会称之为疯狂。
今天，这些词句，这些字眼，天天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在当代恐惧分子的消息稿里读到。宗教狂热改信了别的教，但依旧是宗教狂热。伊斯兰接掌了早期基督徒的位子，而这一次换成基督徒被指控为无信仰的帝国主义者、真实信仰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意图为我们的过往除罪。我们为过往染上柔和的颜色，美化过往。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那些污辱我们的行为，那些向我们开战的人身上，照见它的每一道轮廓。历史透过某种神异的方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基督徒变成了曾经迫害他们的罗马人，而曾被他们当成野蛮人的那些伪神的信徒，如今成了我们眼前的受害者。
《被迫害的迫害者》（persécuté persécuteur），诚如阿拉贡漂亮的诗集名称所示(6)，简直是一语中的。当君士坦丁大帝带着机会主义的心态皈依基督教后，基督徒终于在罗马把握了权力，而一旦他们巩固了社会地位，便轮到他们迫害异教徒、犹太人、异端分子，残暴的程度一点也不下于当年迫害他们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而且这种情状延续了好几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杀死一名“异教徒”不是杀人，而只是一个取悦上帝的手势，为上帝所需，为上帝所奖励。人们说，上帝喜欢异教徒的血腥味，而我们身上的血腥味从没散往。恐惧的轮舞不断回旋下往，只不过换了曲子。
波利厄克特让人觉得他已经完全失控，被一种血腥的幻觉困住了。
但是在今天，他正是我们的邻人，或是我们的朋友。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会邀请我们一块儿搭火车，然后交给我们一个背包炸弹。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厘清目前的紊乱？我们会坐在哪里的高处，瞭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摇曳抖动？我们还有多少年、多少个世纪，能够清静地阅读《波利厄克特》，在当中认出某个人的模样？谁也说不准。强势的文化有如从前的罗马，陆续以自己为表率四处布道，把自己的模式强行灌输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制造出的反效果，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树立我们想象不到的敌人，然后再轮到这批人饥渴地用自杀处决我们。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吗？也许吧。没有比死亡更诱人的了。
波德莱尔的一篇知名散文诗里说，我们必须不断以酒、以诗、以道德灌醉自己。我只赞同前两项。
以道德灌醉自己？谁知道派对隔天会发生什么事？
今天一如昨日，信仰一直都存在且活跃着，至少对于鼓动反异教徒的战争是如此。不论我们在知识上有多大的进取，疯狂总是远远领先。我们内在的古老地层从未曾下陷。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层层向上堆栈着，随时会切开地面、再次露出地表。
是的，我们绝对还需要好几世纪的时间，究竟我们一路走来，什么都舍不得丢。我们背负着想象的重担，而且越背越重。或好或坏，我们继续前进，即便我们被自己的传说压得抬不起头。
(1)西塞罗（Cicéron，106 BC～43 BC），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并在当时被公认为古罗马最好的作家和雄辩家之一，因支持罗马宪政，而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古代先驱。
(2)恩维尔·霍查（Enver Hodja，1908～1985），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阿尔巴尼亚反抗组织，先后击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据军，并在战后将该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繁华与稳定。同时，霍查为了将该国建立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在位期间严厉禁止占国内大多数的穆斯林、东正教和天主教徒进行任何宗教仪式，教堂、修道院与清真寺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建为博物馆、体育馆或商场。
(3)典故出自司汤达（Stendhal）的《意大利轶事》（Chroniques italiennes），但原文中的这句话是意大利的一位公主在夏夜食冰淇淋时发出的感叹。
(4)高乃依的《波利厄克特》（Polyeucte）首演于1641年，是法国古典悲剧晚期的代表作。剧中，主角波利厄克特因为改信基督教，导致亲友关系的冲突，最后因反抗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壮烈成仁。
(5)《殉道者》（Les Martyrs），夏多布里昂发表于1809年的一部长篇史诗，内容讲述罗马军官葛雷克·厄多尔（Grec Eudore）改信基督教，连带改变了他的爱人希莫朵瑟（Cymodocée）的希腊信仰，两人的恋情却横遭各自的传统势力阻止，最后双双被惩罚丢进竞技场，让野兽咬死。
(6)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暨小说家，《被迫害的迫害者》是他发表于1931年的诗集，当中包含许多他对于长期支持的超现实主义、法国共产党的质疑。
第十一章 乌托邦的旧货展
我们一直追逐着我们自己的良善。偶然我们以为赶上它了，它又立刻溜走。善良就像一块肥皂，让马戏团里的小丑追着它跑了一圈又一圈。
善良甩开我们，我们却无法舍弃它。为了做出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生活方式也更进取的承诺，我们必须不断肯定自己终究是个好人而非坏人，而且我们的良善总有一天会受到他人景仰。
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与生俱来又始终不渝的良善时——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就让它换个地方，先是将它交付给某些神明，后来在西方的我们便抉择往崇拜这位唯一的上帝。我们称上帝是无限的善和慈爱（是一切我们所不是的），却忘了他也在我们的星球上发明出最残暴的世界（我在前面也这样说过。从那一页起，情状并未改变），发明成人食人的世界。他没有做不到的事，而他抉择了让我们自相残杀。
没关系。我们在上帝的恐惧之前闭上眼。我们不断请求他原谅我们的错误，却对他的所作所为全然原谅，仿佛他没有责任。我们假设他有他的道理，还说他的道理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是无法懂的。我们深深期看一种以均等比例的爱、美、善和正义所组成的完美形象。失往这个形象，我们就活不下往。它是我们的秘密花园，是我们对宇宙的奉献。
托付梦想之岛
过往的乌托邦，是我们带着缺憾——也就是带着思想——实现梦想的地方。于是，在暴风雨中迷航的旅人经常在一座不知名的岛屿上岸，那里的人民与我们短缺接触，而且迥然有别，他们完美体现了协调、和平、健康、善良、互助精神、土地财富的公平分配（岛上的土壤一定特殊肥沃，否则，难道你可以想象一个沙漠中的乌托邦吗？），他们自愿分担工作，爱情看中没有忌恨心和占有欲，交易中没有人作弊，不用警察保护秩序。这一切都在这座岛上实现了。所有难能可贵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些梦幻公式里的哪一条最难达成。
在这些不受威逼、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土地上，也就是“乌托邦”（utopiques）这个词本来意味的“乌有之乡”里，我们无可挑剔地履行了身为人类的义务，因此消弭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不再为它烦恼。所有令我们想起自身弱点，以及造成我们内在骚乱的东西，都神异地被隔绝了。人类轻松交差了。身体的、心灵的、精神的需求，全都不虞匮乏了。
基本上，只要罗列出我们的乌托邦消亡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人类在什么地方犯了罪，以及必须修正或放弃什么，例如财产、自私、某个社会阶级对于众人的支配，或某个性别对另一性别的掌握，以及神职人员、军武和商人的专断权力。
但是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道烟幕而已。乌托邦的定义就是我们无法实现的东西。它的属性是不满与焦虑，我们或许能够辨识它、描述它，但绝无可能经由思想以外的途径实现它。所有我们尝试过在人间建造的乌托邦社会，广为人知者例如卡贝的伊卡利城(1)，都因为短缺论述而节节败退，最终导致流产。没有地方容得下乌有之地。
尽管如此，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认同，这种一一细数美好想象的宣言，这种古老却又在每个时代反复出现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的社会发生猛烈动荡（例如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巨变看似即将到来的时候，总会令我们瞬间睁大双眼，开始长篇大论我们的理想。
“新亚特兰蒂斯”之梦
这些乌托邦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借由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的存在本身摆脱旧有的负担，“自由地”大展身手，超越现有的、已知的限制。所有的政治乌托邦（让我们一起修改法律和制度），或是技术乌托邦（以培根的科学乌托邦最知名）(2)，都可以回类到这个架上。人类必须被赋予能够确实掌控自然的权力，而且要再三重申这一点，究竟它长久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大敌，一直到十六世纪（从浮士德的角度来看），人类才隐隐感觉自然有如一头顽强的野兽，是可以被驯服的。
我们征服野生的自然，使它变得更加协调，因为我们神往的正是协调。
这就是“新亚特兰蒂斯”之梦，一个被精美设计的机械乌托邦，却在今天身价暴跌。
机械乌托邦攻陷了科幻类型的创作。往昔的岛屿变成远远的星球，人类飞行船上的全体成员在那里迷航，然后种下祸端；或是几艘巨型宇宙飞船在银河系里穿梭了好几世纪，船舱里的人一代接着一代活下往，有时候是以人为的方式保持沉睡状态，在外层空间紧闭着双眼；还有些时候是，回音般的声响透过通信设备向我们传来，报告那些世间的英雄如何在虚空之中修复故障的机械，仿佛凭着一把神异的太空螺丝起子，阿波罗号或其他宇宙飞船里的航天员，就从我们的失败与不幸当中得到解救。
既然只要将人类在这个世上的作为稍加转化，就可以带来正义与协调，我们就更有理由认为，人类根本不需要为我们的处境负起责任，更不用关注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处境和本质是某位不悦的神明对我们的惩处，那是一种终极的刑罚（你将永世待在这个远离乐园之地），或是一种情境的堆砌——自然灾祸、严酷的气候条件、消灭人性的的野蛮与进侵——而我们只不过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首先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主要是技术上的知识，要熟悉压迫我们的力量，要提供自己反抗那些压迫、征服该力量的方法，然后要制定法律，让所有人公平地享有我们发明出的利益。在这里，我们承袭了启蒙时代绝大部分的乐看主义，但今天发生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知识或法律，都无法消弭这世界的惨况。
值得注重的是，现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让许多漂亮的心灵怀抱着自信，受到乐看主义的风潮袭卷而参与其间——几乎总是从外在观察人类。它把人当成一种会探求、有反应的对象，却又让人臣服于这个他被抛进的世界、服从既定的法律。人就像一个被研究的客看存在物体，可以抽离社会和宇宙，可供肢解、分析、绘制为人体解剖图，以作为人类灵魂新房所的脑叶来诠释。
来自深潭
这种方式终究是失败了。它逐渐解体，随风飘散。野蛮仍然是野蛮，发明协调的风潮却停息了。于是我们看到乌托邦的第二种类型出现了。它顽强地垂死挣扎了许久，并一直说着：从改变世界做起是没有用的。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世界就会跟着改变。它不会在半路上被遗忘。
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说得很轻松。改变我们的什么呢？摘下假面具？答案几乎总是同一个：改变我们身上的暴力和虚假、不正义和恶意，往除掉自己属于“坏人”的那个部分。
很好，但是要如何辨认呢？这就像区分有益和有害的生物一样困难。我们如何对于什么是邪恶达成共识？该从哪里开始改变？该用什么方法对付邪恶？
我们可以透过祈求和隐居来达成，以某个无声的权威为参照对象，例如上帝。我们可以暂时或永远抛开这个世界，请求这位“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上帝照亮我们的生命，假如有必要的话，扶助我们改良它。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Domine。”“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从你令我潜进其中、世上最深的恐惧深潭里，也从我的内在深处。实现我的祷告，让我靠近你，让我变成一个拥有神力的人。
由于神从来不回答——不论我们给那个神取的是什么名字——我们也有可能转而求助这位或那位圣人。这些圣人和我们比较亲近，比较不让我们那么诚惶诚恐。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长。
这个做法就这样在各地实行了好几世纪，但除了出现几部哲学家的论著之外，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成果。
然而，正是从这个古老的风潮当中，出现了一种无需上帝协助的内在探索，只要透过所谓“超验的”（说真的，假如我们剔除了自我超越和自我遗忘的本意，这就是个没有意义的词，而这两者显然不是这里的用意）冥想，孤独地追觅埋躲在底层的自我，找回清静并对他人的开放，没有罣碍或欲求特定对象，心中只有一个意图：探索我们意识的深潭，因为我们认为那里就是邪恶的出处。
它也可以称为深思、内看，或甚至神异论。透过它，我们乘着张开双翼的爱，直抵神圣之境。那是一种精纯的、完全的爱，不依附于单一个体，而是拥抱世间万物的大爱。某些宗派的上师可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唤吸、瑜伽、转经筒、禅坐，或是苦行僧的旋转舞等技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乐趣，有时甚至能安抚我们部分的焦虑，发生好的转变。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却是可能的。总之，没有理由拒绝它。
自我，没有地方的地方
然而，它虽然称得上是乌托邦，却似乎预设了某个场所的存在，一个“确有之地”，使得逐渐靠近它的我们终于可以说：看吧，就是这里，我们到了。我们终于找回自我，不再对着私密的伤口自怜，并且自此有能力起身行动，转而扶助他人。
可是相反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表明：这个我们以为清楚指认的自我，这个支点，这个存在的核心，无法提供任何安全感和稳定性。它是多变、追不上、挠不住的，就像小丑手中的肥皂一样。值得注重的是，在回回自我和冥想上坚持最深的传统——印度教和佛教——也最果敢否认“我”的客看存在，仿佛冥想要有效果，就必须以我们名之为“自我”（ego）之外的另一个东西为基础。
佛家说，我们从未在同一池水里沐浴（这在赫拉克利特(3)的时代是很普通的说法），但是佛家还弥补道：沐浴者也从未是同一人。
这些柔韧、长久的传统还告诉我们，不变的只有改变，或是多变，这种神异的特质让世间万物产生变动——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论是生物或无生物——并且使我们玻璃般的本质，无可挽回地慢慢化为尘土。我们极力巩固的一切，不论是在我们之外或之内，都会在某一天瓦解，或者锈蚀，或者腐化。就这样，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有天早晨醒来，在仆人为他梳洗时，惊觉自己对奥黛特的爱已经不再，尽管他曾经情愿为她而死(4)。她让他感受过最伟大的爱情，但如今的她不再令他感到快乐。她“不是他那一类的人”。他这辈子所体验过最强烈、最深刻的感觉，没有知会一声便离他而往，就像一名无礼的客人。然而他仍然是他，他还是斯万。至少他觉得他是。
发生了什么事？普鲁斯特自己也找不到答案。而且——令人再次暗自惊诧的——斯万最终还是娶了这个他曾经爱过但此爱已不再的奥黛特为妻，仿佛婚姻是一个答案，对于小说里的人物和小说家都是。她不是他的类型，她是他的妻。
我们的确定感消失了。我们的自我，看不见也摸不到，也许正因如此，才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那里的强风无论如何吹拂，我们无论数过多少个日子，浓雾也不见吹散。我们碰不到它，更无法预见它、预知它。它是如蒙田所说的，“反复无常”（ondoyant et divers）。我们可能变成一切。我们不断令自己感到惊诧，有时是好事，但经常是坏事。我们说，或是我们听到人家说：“真不敢信赖这会是我。”没错。我们日复一日遭遇这样的不可思议。
只有我们的脆弱是仅存不变的，不需争辩的，不会消融于我们这个复合体。我们想让它噤声，想驱离它。这一切只是让我们一再回到脆弱的面前，而那里没有别的，除了脆弱。
青春的临床诊断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对青春永驻的强烈期看当成乌托邦的前哨站。今天，那些长生不老的诱惑，又更强化了这种欲看。对衰朽的恨，对年龄造成我们退化的所有厌恶——那是我们身为这世间的过客，而且正逐步接近终点的确切信号——都将我们带往青春之泉的池边。
让我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用另一个方法谈同一件事。
无需赘言，医学扮演的角色是保护我们免受衰朽和死亡之苦，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至少，在西方的我们，长久以来就千方百计想要抹往我们引以为耻的痕迹，而那正是我们生命的痕迹。
各式各样的药水和乳液、温泉疗法、按摩、假发、染发、植牙、化妆品，以及所谓“美容用品”的现代膏药，后者又被称为“化妆品”（cosmétiques）——每次想到这个来自希腊文的词汇，既意味“宇宙”，又有“装饰”的意思，仿佛这片苍穹不过是一件饰品，总是令我惊愕不已——是我们漫长抗战的见证。漫长而又白费。岁月加诸耶洗别(5)身上的无可逆转之辱，尽管有时得以缓慢地执行，或是巧妙地加以遮掩，却从不间断对我们发动进攻。
为了严加抵御衰朽，一种力道超越历史中所有潮流的新趋势，正在征服全世界，我们称之为“整形手术”。它主要是在女人之间有所斩获，但现在男人也争相动刀。它过往只局限于脸部，现在则把手术刀伸向我们的全身。目前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开这一刀。
在这场手术中，问题不是对抗年纪（你几岁就是几岁），而是掩盖年纪所产生的结果，或是修正我们身上的缺陷，甚至夺在岁月让它们变得难以承担之前先下手。敌人已经明摆在眼前。我们有双重的敌人：首先是丑，它是运气不好抽中的礼物；其次是老，它是所有人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目前可以把握而且日益精良的技术，猛烈进攻这两个敌人。外表至上。存在消失，只剩表象。虚假完全击败了真实。
有个十七世纪的人物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于是称唤自己是“自然造就的错误”。他今天可以修正这个错误了。
我们所到之处，似乎都是如此，对外表的喜好更胜于本质。我们栖居在幻象那一边。诚如宗教里的信仰总是强过于事实，这里也是一样，虚假打败了真实。于是，我们的脸孔继我们的身体之后，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在镜子前爱上自己，同时满心感恩地赞颂我们那位戴面具的先知：整形外科医师。
唯一的困扰也许是，这种手术是看得见的，是别人会察觉的，就像用黑笔描出来的鬓角、一顶假发、一层底妆那样的显眼。就像没头发的男人经常把一撮长毛平贴在头顶上，反而更令我们注重到他的秃头（这种欲盖弥彰的方式，预设了我们即使意识到他秃头，也不会觉得它值得一提）。同样的，那一张张整容过的脸孔，都在向我们表明他们想要掩盖岁月的残害，尽管它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是一种方法，像是在说：我是如此的丑陋，丑到必须让别人改造我。
那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匪夷所思），让人舍弃自己特殊的外貌，套用一张由某个医师形塑、从他处完全复制的模式化脸孔。一张准则化的脸，也就是无名氏的脸。那是和所有人一样的眼睛、鼻子、鼻孔、颧骨和臀部。在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住同样的水泥房子、食同样的汉堡、说同样语言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想和他的“同类”产生区隔，似乎都想找到他的回属、他的信仰、他的家庭等，所有人们称为“我们的根”、使我们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东西。美容外科就是反其道而行。它要的是脸孔，甚至是身体的、系统化的一致性。
我们会说：这也是身体的全球化吧？为什么不呢？这个词早就无处不在了。
这种一年比一年更普及的时尚，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甚至变成一种无能的社会现象。对于今天的电影导演来说，这成了一大问题，因为他找不到人饰演一个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女性角色。他几乎不可能找到适宜的女演员，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修饰得比我们认为她应有的年龄更年轻。
这个问题对于历史上的角色来说特殊严重，究竟这些人物的背景是美容手术还不存在的时代。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割双眼皮、丰唇、拉皮的凯瑟琳·德·麦地奇(6)，或是一位施打肉毒杆菌、看起来像只老猫的俄国凯瑟琳女皇。至于埃及艳后的鼻子，不论整得太长或太短，她的传奇性都消失殆尽。
当一名女演员坦然接受她的年龄，就像丽芙·乌曼在伯格曼的电影《萨拉邦德》(7)里坦承她已经六十二岁了，我们突然间被镜头特写的那张脸虏获。它有一种自然老化、表情丰盛、动人的美，诉说着生命、体验、时间，并因此值得被拍摄、被注视。这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一句对白，一首乐曲。这张脸上有肌肉自然运动留下的刻痕，有我们共通的真相。丽芙·乌曼舍弃所有逼迫性的人为手段，让自己承载时间，而不是抹除时间（这是骗不了人的），仿佛时间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不速之客，见了他只想着如何脱身。为了展现出表演的真实性，她清除了任何做作的修饰，只让戏存在于她和我们之间。这样的她本来就具有角色的脸孔，无需受制于另一副面具。
我很了解，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对抗的是他们自身的崩坏，是我们大家共有的玻璃一般本质，我了解这些人感觉待在谎言里比较安闲；他们虽然明白旁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但这不比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还重要。他们对冷嘲热讽免疫，在美白拉皮的肌肤底下活得很好，仿佛外在统治了内在。只不过，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战斗里，他们必须在几年后、甚至几个月后，再动一次手术。一场无法终结的战争，永恒的战争。
但这并不重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外貌，参与了发明。他们发明了他们自己，尽管只有少部分。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宿命的抗拒，一种自由的宣示，至少是解放的姿态。他们敢于塑造某部分的自己。这样很好。
他们甚至经常很肯定地说，美容手术令他们感觉不同，让他们心理得到平衡，治愈了他们的心结、他们的孤僻，进而让他们得以看到别人的不安与痛苦。这也许是真的。它并非不可能。
青春之泉因此在美容诊所的庭院里泉涌着，池边的树木上垂挂的是手术刀。对此，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
我甚至曾在一本英文杂志里看过一则“手术度假加狩猎旅游”的广告，整套行程都在南非。您可以一边猎捕或拍摄大型野兽，一边做脸部整容和身体整形。等您回到家之后，那则广告保证，大家都会跟您说：“你简直焕然一新！”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变形之下，不变的是深层的焦虑，而且也许我们越想隐瞒，就越加深这种焦虑。我们假装自己还年轻，我们保持微笑，但是这副外表下躲着一名老人，而且会越来越老。这是自然法则。
为何要躲避和憎恨年老？长久以来，年老被认为是生命的顶点，是德高看重、总能提供好的意见、象征聪明的年纪，今天却被我们视为耻辱。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便关闭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将我们关起来，与世隔绝，只有等死。年老是我们的魔镜，让我们看到自己不想看的样子：弯腰驼背，皱巴巴的面颊，迟钝的双腿，以及我们曾经年轻的记忆。
老人赡养中心替医院执行着无人闻问的死亡。某个代代相传、继续存在的东西遗失了。我记得，过往那种待在家里自然慢慢衰亡的过程，能够让还在世的人、甚至是孩子们，看到前方是什么在等着他们，让他们接下薪火，让所有人在生命的终点齐聚一堂。而今，我们再也看不到不同存在阶段并肩而行的状态。年轻人只和年轻人在一起，退休老人只有退休老人为伴。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越来越彼此孤立，而这只会强化我们的孤独和惧怕。
我们都期看长寿，但我们都不要变老。该如何是好？当整形的那些玩意儿显得不够用时，我们就过渡到移植手术和人工器官的阶段。发展至此，事情变得更重大了，对于法源依据的讨论却付之阙如。自从有了木腿这些残疾人士的辅助工具以来，我们的身体早就习惯各式各样的替代品：首先是脚，它的义肢最早是因为地雷造成大量的伤员，后来又有了手的义肢、人工肾脏、人工心脏、人工水晶体、人工神经导管、一块脸皮或一截动脉。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了。
今天的我们津津乐道着用人工培植的胚胎补足所有我们失往的。器官买卖和器官走私已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商业网络。人类被更新了，新人类是用另一种肉做成的，同时也是用金属和塑料制造的，是用机械启动的，同时也从远程监控、治疗——也许连发出指令的，都不是我们传统人类。
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往改造大脑的某个区块，但某些先进的药物将可以使大脑运作得更快速，或是更迟钝。我们将肉眼看不见的电极植进大脑。科幻创作的所有巧思，从《全面回忆》（Total Recall）的虚拟冒险到抹往一段生活的记忆，从灵魂出窍到灵魂附体，不久后都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我们会对该选哪一样不知所措，特别是在为我们的孩子做抉择时。说到这个，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孩子年纪轻轻时往改造他们？在他们还无法表达意见之前，改变他们的腿型或眼珠的颜色？在他们年轻的脑袋里植进某种聪明？
这些问题迟早会浮上台面，而且通常是快到出乎我们意料。
那么，这一切是否改变了我们的脆弱呢？相较于过往，脆弱无疑更受呵护，某些地方甚至被巩固、被保护得更好。我们用更进取的技术制造玻璃的本质。有时我们还可以把碎片一块块粘回往。但玻璃仍然是玻璃，它像过往一样易碎。目前还没有精神的人工器官，灵魂还不能移植。被改造的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梦想着机械化，或变成机器人，可是在我们的历史里，每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时，甚至是像《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这部电影（以及其他许多部电影）里那种有血有肉的机器人——也就是“人造人”（réplicants）——我们总是赋予他们人类既有的情感，特别是对于反抗的期看。它是陈腔滥调排行榜的冠军。我们终究是无法从自己身上抽离。
不朽没死
本书开头提及的“不朽”这个看念，这里又静静地（几乎是偷偷地）回返了。它靠近我们，宛如销魂的爱抚、仙子的耳语。就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吧。这个看念并不新奇，刚好相反。我敢打赌，不朽和死亡一样古老。在三百二十个世纪以前，法国阿尔代什省（Ardèche）的肖维岩洞（la grotte de La Combe d'Arc）里，那些人类最早留下的传奇壁画中，不朽无疑已经潜进。从那时起，不朽就不曾放过我们，无论我们身处哪一块大陆、哪一个文化。
不能死。不能失往生命，那是我们仅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这么说的时侯，生命和死亡就处于绝对分别的状态。两者势不两立、互不相干，尽管众所皆知生与死是互为条件的，因为我们只有活着才能死往。所有生命都会死亡。真正不朽的是死者。
今天的最新发展是：一些像科学家这样严谨而理性的人，向我们保证不朽终将属于我们，方式不再是外科手术，而是透过任何先知都没有预言过的纳米科技，使我们的身体和细胞以生物化学的手段更新。这群大胆假设的科学家笃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实我们有一天会死。当然，死亡是可能的，我们任何时刻都可以因为意外、谋杀而遇上死亡，甚至可以把死亡当成送给自己的最后一分礼物。但死亡不再是宿命，不再是我们所有人在旅途走到终点时总要用上的那个字。它不再是结束和有往无回的同义词。
所以，人类不朽的日子果真来临了吗？当然，不朽刚开始一定只为少数人所独享，但它会不会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无能？到了那一天，我们是否会说：想当年我们都会死？
我等不到这一天了。太迟了。我的名字被写在老人的清册里。我只能想象我们的脆弱在崭新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玻璃般的本质会有惊人的转变，让人不再认得它：它敲不碎。就这样，它不再是玻璃。我们得换另一个词。尽管这种转变是建立在一堆药片和预防措施上，我们终究改变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新人类将拥有的是没有结局的开端。毫无疑问，他们将带着近乎同情的好奇心，看着我们这群被放弃的人，这群消失的人。我们都是家庭相簿里的过客，而家族里今后将没有死者。我们成为老旧的形式，前期的人类。他们或许会研读我们的历史，会往我们的墓园野餐，聊聊我们天生的局限，我们的磨难，我们的痛苦和期盼。
假如他们运气好，得以成功免于忧患惧怕，他们会开始谈论我们野蛮的疯狂。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被放进同一本冗长的型录里：继竖立人（homo erectus）、巧人（homo habilis）、智人（homo sapiens）、克罗马侬人（Cro-Magnon），以及课本里其他肩膀上架着狼牙棒走路的人之后，我们将成为这条长路上的最后一个阶段：“大决裂”之前的最后人类。他们会这样说我们：“他们所做的和探求的一切，都深深烙上死亡的印记。”
他们会怎么称唤我们呢？太人性的人（Homo humanus）？死亡人（Homo mortalis）？
他们会拥有什么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有过什么他们将失往的？
虽然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他们的感受、欲看、娱乐、学问都是新的，但他们若是对过往感兴致，还是必须回忆我们所有的表现方式、小说、诗歌、电影等的历史。失往死亡的骨架——在人类达成不朽之前，它是至高无上的中枢——他们的作品还能以什么为核心？他们这样自问，试图理解我们，试着找回这种人类已经失往的感觉，而它是如此萦绕不往。
对于今天的作者和他所发明的人物来说，至少在新秩序尚未诞生之前，死亡是明星级演员。剧情因死亡而高潮叠起，海报因死亡而引人瞩目，故事围绕着死亡而形成结构。我们的生命经常乞灵于死亡，尽管那是生命的结束。在古印度的某个文本里，诸神为了说服死亡接受它的工作，而向死亡预言道：“你的荣耀将举世无双。”
这是真的。没有任何事物比得上死亡的加冕。甚至当我们躲避死亡时，当我们遗忘死亡时，死亡仍是我们的主宰。死亡存在于每一行字句、每一个词语里，即使在我们不讨论死亡、漠视死亡的时候也一样。死亡握着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双眼看看。死亡有时甚至提着我们的笔书写，让洛特-加龙省雷阿蒙(8)写下这样的句子：“虽然我满怀惧怕地写完上一句话，但事实证实，在新奇的偶然之下，我尚未失往生命……”
普鲁斯特也提到他在一天之中，感受到相同的惧怕：“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早晨，当我搁笔中断我的叙述时，我不知道我命运的主宰、比谢里阿苏丹更严酷的主宰是否乐意推迟我的死亡判决，答应我在下一个夜晚陆续写下往。(9)”
夏多布里昂更早以前就写到：“我常在拿着笔的同时，对于我的生命还能挈延多久，一点也没把握。”
作家的一千零一页。每一笔一画都可能是结束。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总是想到死亡。我们的急切感，我们的张力，都由此而来。写作，是为了不断延迟死亡的行动。那么，那些被免除死亡的不朽者，他们还能书写吗？
存在已然消失
我们经历过另一种比不朽更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如此），那就是非现实的乌托邦。当信息的盛世来临，我们每年看着新型芯片上市，感觉自己正式进进了非存在的时代。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古老争论——何者先于另一者？——显然被技术解决了。只是它不算真的解决，而且和哲学家几乎背道而驰，因为存在最终消失了。
存在为了成全“虚拟”而消失——又一个我们用来堆栈论述的新词汇。存有变成了存有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拥有我们所有的属性、近乎光滑无瑕的复制品，而且这种复制品没有痛苦，因此停息了人类那些怪罪一切又不知道该骂谁、令人苦恼的埋怨。这是一种无爱无恨、无尽繁育（并且有多种抉择）的复制品，贴心周全，转变万千，只不过无色无味。
我们甚至断言，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和虚幻的肉身做爱，而这些虚拟的物种无疑更令人愉悦，也更顺从。
这些物种的制造者沉迷于其工作中，如同探险家一般，在超乎想象的领土上前进。那里是明日的黄金国(10)。他们模拟人的肢体和动态，将这些物种精雕细琢得几可乱真。很快地，他们喜爱这些模拟物更胜于真人。他们和这些虚拟的物种一起过夜，把真实生活中的女人和小孩抛在脑后。
这群自我沉醉的先知，最终将以为自己是透明的，是一层亮光漆，是一团雾气。他们混杂了与生俱来的面孔和面具。他们被虚拟所感染，坐在屏幕前不知度过多少时间，头上不时戴着希奇的耳机，在虚空中挥舞着四肢，和自己的合成影像完全合而为一。他们遗忘了灵魂的堕落，以及大地的玷污。某些人正经八百地宣称人类终于从物质得到解脱，并且在他们最新制造的电玩人物上找到自我认同。
他们描述着一个轻巧流动的物种，能够把庸俗还给庸俗，把繁重还给繁重，从此飞向无限享乐的新维度。
当然，他们最好能够尽快梦醒。虚空的膨胀终将泄气，影像只是影像，我们仍然是我们。
我记得有个年轻人，计划在死后留下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它完全地包含了他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他说，这种东西可以被量产，仿佛变成“第二个”我们，组成另一个家庭、第二个朋友圈。我们将可以把祖先转换成轻便的格式，放在背包里随身携带。他们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词语，所有的味道，都可以被带在身边。
当我们死往时（不朽的时代尚未到来），我们就把自己遗赠给后代。我们还可以购买往世的人，从一颗牙齿、一根头发或是一片指甲来还原整个人，如同我们还原史前时代的乳齿象一般，而且价格有多种抉择，就像今天我们购买艺术品或古书一样。
我们可以就这样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系列，举办哄抬价格的拍卖会，在虚拟建构的场所进行交易。我们可以邀请莎拉·贝恩哈特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朗诵《雏鹰》(11)，邀请安格尔往莫斯科演奏小提琴(12)，顺便也把纽瑞耶夫请往跳舞(13)。我们可以在这些人物之间想象多重的情节和冒险。历史将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游乐场，同时也是我们交易买卖的市场。
假如我们更往前推一点，维吉尔(14)可能会变成普鲁斯特的读者，严厉地与我们谈论他的读书心得。我们可以让过世的西洋棋或拳击冠军再次对决，趁机大开赌盘。有些主题很稀有，有些很畅销，也有些不好卖。我们都将在虚拟的墓园里永不腐烂。历史不再有意义，其余的意义也将一一消失。
梦想——或是进取——于是变成噩梦的叠影。这是人间常态。我们的梦突然间笼罩着一片漆黑。在这个逐渐被这些新殖民者占据的星球上（仿佛我们还不够拥挤似的），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这些玻璃易碎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仍然是主宰吗？我们会不会被机器人沉没？会不会被监禁、处决？谁也不敢说。
由于技术上的因素，虚拟的浪潮如今已平息。有些人说是碰到了瓶颈。请耐烦稍候，我们暂时得跟我们不存在的同胞说再见——但很快又会见面的！
我们至今仍认为，在未来之前，曾经有过往。在很久以前，我们并不总是那么的脆弱，至少和今天的脆弱不是同一回事。我的意思不是前世今生，不是永恒的救赎，而是变形。变形曾经是昔日的乌托邦之一。当世界尚未被分类，未被区分为不同的体制、人种或品种，铅块可以变成黄金，青春的希腊少女可以变成月桂树。有些巨著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写成的，而奥维德写就了当中最美的一本：《变形记》(15)。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未定而多变的，人们隐约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觉得每件事物在物质层面上都是同等的，物质会从一种形式转移为另一种形式，它可以有无限种组合方式。
《变形记》的终章
一种继续改变形象且时时受到威逼的造物之流。女巫只消简单比画一下，就可以把一名年轻男子变成蟾蜍，把蟾蜍变成人当然也可以；女人会生出爬虫类，并且被视为凶兆；《暴风雨》里的精灵可以使庞然笔挺的宫殿浮现在云端，又让它瞬间消散。世界仿佛是液态的、流变的，会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它在嘲笑我们对于分类、定形的欲看。我们既不是钢铁，也不是陶土做成的。我们在物质面上的柔弱和易朽，显然令我们置身险境，却也是对我们的挽救。假如我们懂得召唤古老的魔法，就有方法逃过一劫。
但是我们抉择让一切秩序井然。我们锁上每一格抽屉和档案柜。一切各就各位。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如今，任何一种形式的转换——例如核分裂——都会改变世界历史。咒语已不够用，甚至连诅咒都形同废话。
我们不但必须把握技术进程，还得有联合国的批准。
再说，我们过往奉行的万物价值阶序，都已经被打乱了。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变形呢？
铅块毫无疑问总是梦想变成黄金——但黄金也会跌落成铅。
(1)埃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政治学家，曾于1840年出版《伊卡利游记》（Voyage en Icarie），将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伊卡利”，描写成一处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卡贝与其追随者后来在美国得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等多处试图建造“伊卡利”，皆因组织不彰、无法征服气候条件等因素而失败。
(2)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有“工业科学的哲学家”之称的英国政治家暨思想家，强调以科学方法征服自然，摆脱宗教的神异主义。在他的代表作《新工具论》（The New Organon）的预备期间，他写了一本《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表达他的科学乐看主义。他妄想有一座岛屿，岛民把握了新的科学知识，不需要透过传统的革命就能建立美好的社会。
(3)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c. 535～c. 475 BC），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变动看，留下不少隐喻生动的断简残篇，但也因此争议不断，例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4)两者为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人物，斯万（Charles Swann）是中上阶层的绅士，奥黛特（Odette de Crécy）是高级妓女。
(5)耶洗别（Jézabel），《圣经》里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后，美艳又冷酷。她残害基督徒，胁迫以色列民众信仰巴力。最后在一场军队政变中，当叛军攻至王城下，耶洗别知道自己死期已至，还要女仆帮她妆扮梳头。她的下场是被人从阁楼的窗户丢下，尸体被野狗撕裂。
(6)凯瑟琳·德·麦地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法国皇后，曾掀起使用束腹瘦腰的时尚，拥有高贵的艺术品位和奢华的生活喜好，并以暗杀政敌、擅长使用阴谋和下毒著称。
(7)丽芙·乌曼（Liv Ullmann，1938～ ），挪威演员暨导演，曾在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多部电影里担纲演出，《萨拉邦德》（Saraband）是两人于2003年协作的电视电影，讲述一对离婚三十年的夫妇重逢的故事。
(8)洛特-加龙省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其文字反映了深度的瞻妄症，被超现实主义者视为先驱。
(9)此处引用的是周国强的译文，见《追忆似水年华——VII重现的时光》，联经出版。文中提到的谢里阿苏丹王（sultan Shariar）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人物。
(10)黄金国（Eldorado），传说中位于南美洲的一座盛产黄金和白银的城市，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所灭。一说为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sco），另一说为今天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一带。
(11)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剧场暨电影演员，曾被誉为“世界上最闻名的女演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都是她的崇拜者；《雏鹰》（L'Aiglon）是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1900年为贝恩哈特量身打造的剧本，讲述拿破仑二世的故事。
(12)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以热衷小提琴闻名。超现实主义者曼·雷（Man Ray）便曾以《安格尔的小提琴》为名，留下经典人像摄影作品。
(13)纽瑞耶夫（Noureïev，1938～1993），苏联舞蹈家，曾以卓著的技艺扭转男舞者在芭蕾舞里的陪衬形象，并因此丰盛了男性角色在《天鹅湖》里的舞蹈动作。
(14)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70 BC～19 BC），古罗马诗人，著有《埃涅阿斯纪》（Énéide）。
(15)奥维德（Publius Ovidus Naso，43 BC～AD 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变形记》（Les Métamorphoses）取材自希腊罗马神话，包含约两百五十个传说，内容依据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回”说，从宇宙诞生、大地形成说起，直至罗马帝国创立、西泽遇刺变为星辰、奥古斯都顺应天意统治天下为止。
第十二章 凯旋之歌
透过信仰，过往的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特殊性（自我认同？），但是当我们的上帝从唯一的神变成好几个神，今天的西方人是透过个人所爱，透过我们的集体狂热，来建立彼此间的区隔。这个发展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被锁链捆绑在一起的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宗派、人民、城邦、国家、帝国、国族、联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陆续延伸下往。只差一步，整个地球就合而为一了。但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人尽管形成了某种唯我们独有的属性，甚至人这个“物种”，却毫无疑问从来不曾合而为一，即便我们还有“黄金时代”或“前巴别塔时期”全人类一统的模糊记忆。史前时代的人类群体是彼此孤立、互不相识的，直到中世纪，当时各个帝国依然互不相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体的。我们从来不曾说同样的语言、食同样的食物，不曾发明同样的神、诉说同样的传奇。即便是夜空的星座，也会依照我们在地球上的方位而显现不同的星图。
“人类合而为一”是众多的神话之一。我们从起源就分裂了。
这种分裂铭刻在今天的国族主义内部，以及多民族联盟之中。承继自十九世纪的国族主义，经常被指责为大残杀的挑拨者，多民族联盟则是较晚近的事，因为它需要快速结盟的手段——可以的话，最好是立刻生效。这些因此组成的群体或是看似成功（美国、印度共和国），或是已然失败（苏联），又或是在即将出生之际难产，例如欧洲。但是看念不死，国族主义依旧存在。
团结起来就有明天？
我们总是受到群体的吸引，加进群体后就日益深进群体，因为它掩饰了我们个人的弱点，因为它显然拥有比个人更强大的抵御能力，以免我们在时间之流中被冲散、被席卷而往。在一个氏族、一个国家里，我们至少一出生就能拥有一个位置，很早就知道我们是谁、置身何处。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他者，因为他者是异乡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诲长大的。所有的国家一建立起来，就急于强化这种印象，同时提防那些新来乍到者，将外国人当作侵略者，进攻所有试图强行敲开门户的外来者。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总是在强调战争，而且永远都是别人犯下的错——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以此巩固群体抉择的那副团结的面具。若是我们刚好被判定为掠夺者，那就一定是某个人的错，例如我们会说：是拿破仑、希特勒个人的“疯狂野心”才铸下大错。群体向来都是无罪的。群体是神圣、正义、理性的，是聪明和必需性在漫长岁月下的结晶，群体自身也被领导的盲目所害。
我们多的是将自己和群体绑在一起的联系：一种语言，一种教诲，一段历史（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叙述手法），一种关系亲昵的生活，一些专属于我们的游戏（篮球和美式足球刻意凸显自己有别于欧洲的运动，这对年轻的美国来说，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符号），经常也需要一种宗教，一种食物，某些衣着的款式，某些仪式，某些向我们传播我们是谁的媒体。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特殊性与团结，特别国族的自豪。
当我们死往，我们身后的孩子会陆续说着我们的语言，这至少保证我们不是全然化为乌有。孩子们也许会把我们的照片装进相框，摆在某个地方──或是存盘在某个软件里——也许还会因此谈起我们的事。影像是我们唯一的幸存方式，但是就连它也会损毁。
我们被我们建造的一切包围，其中包括权威的幻觉。它是为了让某个群体感觉自己拥有无上的价值，以及荣耀的过往。“献给祖国崇敬的伟人”(1)。伟人会化身为街道、雕像、纪念馆。战争英雄或文化巨人成了我们的参照，也为我们提供保证，意思是：我们民族的质量如何，看看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捍卫了我们在地球上所占据的精确位置，所拥有的这片土地：“祖国的神圣领土”。
每个最古老的起源神话里，都蕴含着这种安全感。这种感受能够拉近我们，直到零距离。它能安抚我们的焦虑，响应我们的邻国制造的那些恼人问题，也可能在一场危机之中引爆一种征服者式的国族主义，使得另一块“生活空间”（espace vital）突然成为我们所必要的，而这个空间本来就有另一个群体在那里竖立了他们自己的雕像，崇拜着他们自己的神。
这群截至目前跟我们还算礼尚往来的邻人——虽然我们总是看他们有点不顺眼——突然变成了野蛮人、强暴犯、邪魔歪道、侵吞者。他们在自己土地上声讨的权利，只是无关痛痒的埋怨和谎言。快点滚吧，这里是我的地盘。
而且，我们会毫不迟疑地使用猛烈的手段。因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国家，别人总是期看我们的灭亡，所以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夺先进侵他们的家园。这是最一般的剧情大纲。假如我们让我们的邻人血流成河，算他们倒霉。总之，那是他们自找的，因为他们也在等待机会血洗我们。
每个法国人小时候都唱过我们的国歌《马赛曲》（La Marseillaise）。我们从童年起，在还不太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义时，都梦想过“用敌人的不洁之血，做肥田的粪料”。不洁之血——又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国家暴力
比起其他世纪，二十世纪在国家至上的狂潮下，喷洒与豪饮了更多国家的血。每次浩劫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我们终将回回清静，终将闻声脆弱的回声，不再跟着激动吶喊。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并未改变我们。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时代，例如南斯拉夫解体时，我们还是看到以“种族清洗”之名展开的逼迫驱离和谋杀，以及发生在非洲卢旺达那一场意图瞬间消亡整个民族的大残杀。
就如同“不洁之血、国族、人民、祖国、种族”这些词语有意义吗？抑或只是一系列混杂视听的卷标而已？我不知道，却不禁这么问。我发现这些词语的意义会因人而异，就像“种族”一词拒绝任何定义一样。有“法国”“人民”（peuple）这样的东西存在吗？没错，确实有个东西喊做“国族”（nation），因为它是一种法律上的看念，而“祖国”（patrie）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国家”（pays）则是一种地理概念，但“人民”是什么？“种族”（ethnie）又是什么？就我们所知，今天在地球上还有任何国家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吗？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1990年代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国家，设有一个“人民议会”，每个族群都有一位代表。在这个拥有1500万居民的国家里，正式被认定的族群有104个。有人甚至说这个数字还不够，肯定有130或140个。那么，确切来说，他们的“人民”指的是哪个“民族”呢？
国家不是成真的乌托邦。国家远不是一种理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答，不会永久耸立于大地上。国家更接近一种稍纵即逝、无比脆弱的组织，就像组成它的个人一样。它是危急的，而且处于危急之中。它可能只因为某个条约底下的两个签名而被撕裂，可能因为战争而无预警被切割和重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亚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一下子回属德国、一下子回属法国的历史。它可能因其成员要求独立（当今的西班牙），或是基于某些团体提出族群或宗教上的要求（明日的法国？），而从内部开始腐蚀，产生病变。它可能透过服装、看念、品位、信仰被潜移默化。有些帝国看似强大，却在几年之间灰飞烟灭，连人民都一起消失了。他们化为尘土，城市倒塌为废墟。有时候他们只是换个名字，我们就不认得他们了。非洲在脱离殖民后，试图用欧洲国家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现实基础上划分国土。所谓“非洲人民”的面貌，至今难以辨识。
那些在战前打着遵行“上帝旨意”名义的胜利者，总是习惯在战后任意使唤战败者。德国才刚显露出衰颓、破灭的迹象，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便忙着开会分配将来的战利品。他们公开争吵，暗中作弊，活像市集里的摊商，从来没关怀过什么人民。
国家变成一种商品。这是一种连骨带肉的市场垄断。连根骨头都不放过。
1945年，波兰在外人的擅作主张下，国土被盟军东挖西补，边界西移，领土严重流失。然而，波兰从来就不是敌国，当初甚至是因为它被德国进侵，欧战才会开打。但是，这一点都不重要。再一次，它被任意进出，它被随意拆解，它并不存在。在《乌布王》这部看似胡闹却展现惊人预言性的现代剧作里，作者亚弗列德·贾利（Alfred Jarry）在序言的最后这么说：“至于即将开演的这出戏，故事发生在波兰，也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不存在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可能化为乌有之地。
谎言编织的历史
追求国族认同、国家认同或是民族认同，虽说不只可以让人辨认敌我、彼此区隔，还可以依据人的优缺点来分类分级，但这是最古老、最可笑，也是最危急的游戏之一，全世界至今对此仍乐此不疲。每个国家都想成为最古老、最强、最富有、最美的那一个。每个国家都有些稚嫩、有些固执地想要表明，自己除了地表上那一方所在地之外，它还有一种特权，往扩大领土、掠夺资源、制造藐视，往侵略。
我们偶然失之轻率谈论的“大写历史”(2)，已然成为狂热的国族主义者手中的玩物。爱怎么说它，随我们兴奋。今天谁还会信赖龙萨写的《法兰西亚德》(3)？或是还有哪个芬兰人会信赖那位隆洛特-加龙省医师出版于1849年的“奠基之作”《卡莱瓦拉》(4)？这些迟来的叙事都不过是人为的宣扬。十九世纪初，布拉格有个名喊汉卡（Hanka）的图书馆员，用捷克文伪造了一批《圣经》手抄本，还声称这批手抄本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到了二十世纪，我们依然眼睁睁看着人称“阿塔图克”的凯末尔(5)逼迫他的人民篡改历史。人尽皆知，土耳其人来自中亚北方，大约公元六世纪时到达小亚细亚。这是一个事实，但凯末尔要求课本改写、老师改教，变成土耳其人一直在那里生活，甚至在罗马帝国之前亦是如此。这是先来后到的问题。爱国的伪造者为了言之凿凿，不惜提供一些造假的考古文物、被篡改的历史文献等。
我们甚至在电视上目睹土耳其极右派国族主义者宣称不必再谈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而应该谈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的种族清洗！至于那是在哪里犯下的、哪些人犯下的，毫无阐明。重点在于让历史说谎，以合乎自己的利益。
有位土耳其作家，因为对此觉得良心不安，勇猛写出1915年那些残杀事件是由安卡拉政府一手主导，街上便有人对他咆啸，等着丢他石头。
此刻，暴力而激进的国族主义团体在全世界兴起。苏联是曾经尝试统一的诸多国家之一，然而当苏联瓦解后，某些俄国团体就被组织起来驱离外国人，对他们大喊：“俄国是俄罗斯人的！”
事实上，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我们的过往是一本烂账。所有的史书都说过谎，如同虚构之作，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圣女贞德是个荡妇，是法王查理七世的情妇。法国人到现在仍很难承认过往在殖民地犯下的罪和施行的酷刑，西班牙人则至今坚持墨西哥和秘鲁的大残杀有一大部分是他们昔日的敌人（英国、荷兰和法国）散布的“黑色传说”。这样的“记忆战争”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记忆处处是谣言、成见和执念。记忆和其他地方一样，想象总是战胜真实，真实终将在时间当中消逝。
我们也看到，2005年11月，法国国会投票通过一个法案（不久后又取缔了），要求教授们不要忘了在教学中提及殖民的正面意义——仿佛历史可以拿来投票似的！多数表决的历史！在过往，唯一能免于投票表决的“真实”来自宗教评议会，由主教全体来制定空想的教条。在这样的情状下，产生了非现实的真实，神学的、想象的真实。这种真实和历史不同。历史基本上诉说的是真实的民众史。然而，我们生活在一团紊乱之中，连历史学家都难以辨认自己的来路和往向。这就是为何他们抉择优先处理档案、事实，或是事实留下的素材。但档案也可能骗人，甚至是伪证。事实取决于证人。我们称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某些限制，以及失败之处。
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的起源更晦暗不明的了。《摩诃婆罗多》说：“人类就像源远流长的河，我们对于源头经常一无所知。”但源头越是模糊，我们就越是拥有一套准则答案。法国人总是自我介绍说，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当然，说到国家，所有人都说自己的历史悠久，除了美国和加拿大这种真的很年轻的国家，而他们有时候似乎也觉得年轻是一种遗憾，于是拼命觅根，连开个店都要喊做“美国古董”（American antiques）。
但法国有那么悠久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吗？“悠久”是对谁、对什么而言？法文，以及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许多语言比起来都称不上是古老的。今天的伊朗人还能阅读十一、十二世纪用波斯文书写的文本，阿拉伯人也是，但法国人不行。我们的神话起源肯定和凯尔特神话有关，只是这些神话的联结已经失落了。我们活在借来的神话里，从希腊和罗马神话借来一部分，从犹太神话借来另一部分。
让我们往博物馆走走吧。在那里，我们会看到成千个黛安娜女神、宙斯、阿波罗、美少年伽倪墨得斯（Ganymède）、亚历山大，而在同样的长廊里，有时穿插着上万个施洗者约翰、莎乐美、耶稣、抹大拉的马里亚和圣母玛利亚。怪异的根源，滑稽的认同。在这座犹太／希腊式的迷宫中，曲线美丽的爱神被摆在血肉模糊的殉道者对面：我们属于哪一边？如何辨识我们的轨迹？该在哪一面镜子里觅觅我们的脸呢？
心急的我们不停觅觅一种无处可觅的凝聚力，一个非常浩大的家系，某种像我们这样的贫乏个体所不具备、拥有团结一致性的东西，某种不容置疑的象征，一个雾蒙蒙却又抹不往的形象，一面我们可以挥舞、为它而战、为它赴死的旗帜。脆弱的我们，觅觅着一道无法摧毁的联结。
该往哪里找呢？在我们的“自然边界”之内吗？那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事物比边界更游移，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然”更可疑。我们也尝试过以人为的方法高筑藩篱，例如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柏林围墙。但所有的高墙都倒塌了，而且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该在家族的徽章或是石碑上的座右铭里觅觅吗？还是像澳洲人在一座山里觅觅？或是像埃及人在一条河里觅觅？或甚至在英雄面孔当中觅觅？希奇的是，我们偶然会找一个失败者来当我们的始祖。法国的维钦托利(6)，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卡迪尔(7)，伊朗的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8)都是这样的情状。仿佛我们从起源就承认了我们的弱点，就预示了我们终将溃散，尽管我们的祖先人选具有高贵的质量。仿佛我们早就明白，那些凯旋之歌其实是从我们被蹂躏的土地升起的死者悲喊。
然而，假如我们选的是动物，被选中的往往是狮子或老鹰，总是一只猛兽，一只猎食性动物。例如法国抉择公鸡作为雄赳赳的代表，古希腊选了猫头鹰代表聪明，但我们从没见过有哪个国家把自己视为蜈蚣或蛞蝓。
但若是像伊拉克那样的情状，就什么也行不通了。伊拉克找不到可以认同的人民、国家、种族。侯赛因曾经试图和巴比伦扯上关系，但他骗不了任何人。塞弥拉弥斯(9)不是他的祖母。伊拉克的边界，是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军官扛着土地测量器材、循着石油气味划下的。界线的一边是沙漠，另一边还是沙漠。
伊拉克在哪里？1980年代那一场惨烈的战事，伊拉克与伊朗长期对抗，除了造成将近100万人死亡之外，没有达成任何结果。然而，伊拉克曾经就是伊朗。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甚至是伊朗的中心，因为波斯第二帝国（Sassanide）的首都泰西封（Ctésiphon）就在巴格达四周。这么复杂的关系，谁有方法理清楚？
国家也许就像宗教团体。许多的相似之处，让这两种人类群体彼此靠拢。两者的成员都说：我们有别于其他人，我们有我们伟大的祖先，我们神圣的典籍，我们的国歌，而且只有我们秉持真理行事。即使是民主国家，虽然大致共享着同样的民主理念，却仍可以看到彼此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物质上或文化上的，可能被写在宪法里（各国在权力分配上的做法不一），甚至表达为自我贬低的肯定句（“德国车比我们的车子好”），或是相反地，成为自我感觉良好的说词（香榭丽舍大道是全世界最美的街道）。而出于某些不成文的信条，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举世公认的奇异共识，例如世人认为哲学和音乐属于德国人，我们法国人保住了文学，却又同时推崇莎士比亚冠绝古今。我们肯定意大利人曾经是伟大的画家，但再也不是了。诸如此类。
我们对于他国人民的书写，可以排成一长串的愚蠢列队，连黑格尔（Hegel）也带着他的藐视和愚昧走在队伍当中。法国人长久以来将德国人当作野蛮人，但叔本华（Schopenhauer）这么说：“世界的彼端有猿猴，而欧洲有法国人。这喊做互补。”
十九世纪的才子尚·黑维勒(10)，在谈到中国人的时候曾经写道：“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无法承担，却能当无与伦比的奴才。他们生来不是打造新帝国的料。”
诸如此类，这列队伍没有尽头。
有件事是确定的：作客不如作主。这就是那些教派的本义，也是为什么国与国之间很难形成联邦，因为联邦制会大大削弱国家的地位。这里我们又再次面临一与多之间的抉择。一，是一统的独裁者和意识形态，或是唯我独尊的宰制性宗教。多，是分裂成各自为政、互相吞噬的集团。
秩序和失序是两种恒常存在的危急，梵乐希(11)早已告诫过。
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人为了欧洲的统一而牺牲。
国家是我们的避难所吗？它是以集体的力量，一肩挑起我们的柔弱或罪责感，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算坚强吗？有可能。抑或，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可以光明正大进行侵略与残杀的场合？也有可能。这一切，我们都曾目睹，目前也仍在发生。
此刻，尽管国族主义之恶令人生畏，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跳脱它。正如同我们无法超越爱国主义一般，即使爱国主义让每个国家的国民将自己摆在首位，成天只想着要其他国家的国民血债血还。我们试图减少磨擦，换个角度看待其他国家，用指责的眼光审阅自己。可是，真的很难。
其实，唯有透过文化才能保护国家的生命——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从诗艺到厨艺都包含在内。令我们有别于他国人民、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是我们的画家笔下显示的百姓样貌，不论看起来是荣耀或悲苦的，抑或只是日常即景；是我们的诗人所写下的诗歌，不论字里行间是箴言还是诅咒；是我们的小说、稗官野史，乃至于诞生在街头和酒馆里的传闻轶事；是传说、俚语和笑话。假如人性是一种信仰，每个国家都只不过是一个教派。
印度：看不见的凝聚力
尽管现实条件、各种不平等使得国民之间高低有别，但有些时候，我们却能透过想象结为一体。在印度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此一现象特别鲜明。当我们提起印度，第一印象往往是一幅浩大的马赛克。那里有多重的现实。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元族群和宗教，多种语言和习俗。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每换一个邦，语言、文字、服饰、烹饪方式都变了。整个社会划分成数不清的阶层。据统计，印度有远多于美国的百万富翁，也有六千万的贫民。诸多的习俗、仪式、法律、行政程序，看在我们眼里是如此怪异。全世界的宗教在此相遇，当中有些宗教，例如耆那教（jaïnisme），只有在印度才找得到。
然而，这块照理说应该已经四分五裂的织品，至今仍保持完全。印度的民主不是由甜地奠定的，而是尼赫鲁（Nehru）一手制定的。他梦想着一种政府的消失，一个以传统习俗为依回的国度，这样的印度是最先进的，同时也是行得通的，虽然也是有好有坏；它一方面超越了所谓种姓制度的古老问题，另一方面又延续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长久且有时不免溅血的冲突。
是什么样的凝聚力在维系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在具体的现实和天天的生活当中，完全不可能找到这种凝聚力。在这里，“多”压倒了“一”。要将这种凝聚力回结于印度对英国长期殖民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事。所有印度学者所做的分析都拒绝这种论证方式，特殊是苏尼尔·基尔纳尼(12)，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一位。
毫无疑问的，这个连结必须到最古老、也最普及被共享的想象里觅觅。从北到南，从天文物理学研究中心到最纯朴的村庄，每一个印度人，不论充裕或穷困，南印度的坦米尔人或甚至孟加拉国人，都熟悉那些过往的神话、长篇故事、关于其起源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他们的神祇和英雄。他们有几千个节日庆贺他们的神，而且所有人都能分析过往传承下来的相同看念，例如轮回（samsara）或是法（dharma）。每个女人和男人，不管教诲程度如何，对于这片幅员广大的土地总有些特殊的事可说，都与共通的神话保有自己的联系。比起世间男女只是共享家族的财富（而且还不一定真的做到），这种传说的共同体更能形塑团结。
在此，“不可见的”主宰了“可见的”。真实（再一次）败给比它更强大的想象——但想象能够撑多久呢？
在印度发扬作用的那些东西，应该多少也适用于其他人，在我们身上发扬作用。并非我们想象的形象与我们相似，而是正好相反：是我们努力想要符合那个形象。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最深沉的弱点，反而将自己塑造得像我们的英雄，在自己身上觅觅类似的神力。我们期看自己应该成为我们所想象的、所梦想的那样。我们办得到吗？某些瞬间吧，也许。
现实分隔了我们，长久以来是如此，长远的未来肯定也是如此。现实甚至令我们对立。然而，想象是我们的联系。我们只在妄想中同为一体。
当欧洲震动全世界
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还没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东西，足以登上世界大舞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推着大炮开疆拓土，但西班牙的势力正在瓦解，美国宣示脱离英国独立，巴西很快也将从葡萄牙的掌控中独立出来。欧洲启程又回来，有时是凯旋，有时是战败。土耳其不断对维也纳造成威逼。整个欧洲对日本都还很无知。
大致上，我们仿佛还活在罗马帝国底下，只不过多了火药。旅人依旧乘着马匹拉动的交通工具移动。我们依旧烧柴堆取热，用蜡烛照明。
突然，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欧洲震动了全世界。这都得回功于两个始料未及又协作无间的新现象：民主和工业。
举世为之震动。法国人民选出了民意代表，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一个前所未闻的政治体制开始运作、立法、恐惧统治，紧接着是追随古制的拿破仑帝国，而它又被后来世世代代的独裁者在各自的大陆上拿来当作模范。尽管有那么一段积弱不振的波旁王室复辟时期，掌权者几次想要假装之前那二十五年间世界并未有任何改变，大门依然被撞开了，而且再也无法合上。天赋人权已经在尘土里生根，宪法在各地一部部接踵而来。民主就这样踩着街垒战、文章、论辩、载满尸体的人力推车、世界大战和游击战、一度争取到手又失往的自由，步步前进。
工业——民主的姊妹——也踩着同样的脚步向前。表面上看来，它带来的动乱较少，激起的抗争较不那么暴力。参与1789年大革命的同一批中产阶级，纷纷设立工厂、雇用专家、发明产能。英国、法国，以及不久后的德国，都把握了远远超越人类的生产力，连浑身肌肉的男人也不被需要了。很快地，全世界都在传闻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金属打造的机器自动跑在钢铁轨道上，还冲着农作物吐出浓浓的黑烟。大自然被驯服了。电缆将每一块大陆连结在一起。西方的“巫师”一举击败全世界的其他巫师。先是煤气，然后是电力，照亮了街道和家庭。人类只需要压下一枚按钮，机器就开始工作了。
这样的能量似乎是无限的。就连夏多布里昂那样带着忧郁气质的旧时代代表人物（曾经看着他身为封建地主的父亲向百姓收取税金），也参与了这个有火车奔驰其间的新世界，而且欢迎它的到来。他还写到，再也没有任何国王可以禁止这种“心智的运动”了。不论设置再多的警力和税关，都无法封锁看念的道路：
“这些看念并非用脚开垦路径。看念漂浮在空中，我们唤吸看念。集权政府建造电报机关、铁路、蒸汽船，精神上却仍停留在十四世纪教条式的政治阶段，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些既进取又倒退的政府，终将迷失在一团紊乱里，一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之中。我们不可能把工业原则和自由原则分开来；两者若非携手并进，就是一起灭亡。”
即使是机器，也变成了思想，变成哲学。而且这种思想必须跨越国界，因为国界看起来是如此狭隘。新生的资本主义必然是殖民主义。对这个新主人来说，欧洲是一件太窄小的衣服。欧洲反抗不住，于是印度、阿尔及利亚，乃至于整个非洲都被征服了。比利时并吞了刚果。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带领之下，甚至异想天开、也白费力气地往进侵墨西哥。欧洲变成唯一的参照对象。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它，不论是带着羡慕或是忧惧，有时还有恨意。
1840年代末，身兼伊斯兰领导、风云人物、战争统帅、大文豪，也是穆罕默德后代的阿卜杜—卡迪尔，在从阿尔及利亚被遣送到巴黎的路上，自问到底是哪个神明打败了他。他被引荐到法国科学院发表演说，甚至还有个共济会会所邀请他。他不懂。是否神抉择了从欧洲辐射他的力量，使欧洲脱胎换骨，进而成为地上的帝国？
民主与工业的双重游戏
透过数不清的见证，我们看到的十九世纪迥然不同于史上的其他世纪：一个冒险、发明的世纪，既凶残又布满梦想，旧的政治束缚轰然倒塌，并开始驱离宗教的迷雾，将它赶到侧边的祭坛，因为正殿自此只留给世界博览会那样的文明展示。在这样的时代，很难说人类的脆弱会有什么转变。
我们可能会以为脆弱从此退到幕后，被那些工业成就的光线掩盖、遭到遗忘。在安格尔的一幅画里，伯坦先生(13)定定坐在那里，八风也吹不动他。他不动如山，注定永垂不朽，他和他的家族都一样（家庭看念、传宗接代、血缘关系，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刻意被强调过）。他又白又胖的双手就像甲壳类动物的螯，夹住猎物后绝不放开，除非切断他的手。
很快地，我们就自以为像炼钢厂的高炉一样高耸浩大了。圣乔治——或是圣雅各布、圣米迦勒，依国家而定(14)——终于降伏了火龙，而且应众人要求，龙这次吐出了钢。钢铁是否将在我们的血管里流窜，从此取代我们玻璃易碎的本质？这场人人称道的进取，是不是迈向坚韧不坏的进取？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刻，浪漫主义诗人发现了孤独、存在的虚无缥缈，甚至存在的病态。十九世纪之子呢喃着他们的彷徨。他们再也不知道往哪里往。正当一个世界诞生之际，吸引他们的是坟墓。维尼就如同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夏特东一样抉择了自杀(15)，奈瓦尔亦然。至于画家，即使是德拉克洛瓦，其笔下的共和国女神健美充足、冲锋陷阵(16)，他却一直避居在他方。由于他们看不到，因此怎么也显现不了这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新世界。杰立柯英年早逝，而除了西班牙的哥雅(17)，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他活到那么老的浪漫派画家。
当金属制的机械繁重碾压着地表，苍生依旧脆弱并抖动着。在变迁的世界和不变的我们之间，对比变得越来越强烈。民主与工业，两者之间的联系显得无限复杂，处处矛盾，但没有人能够好好说清楚并层层分析它们。总而言之，这副面具有两面；我们时而偏重这一面，时而偏重另一面。择一而行，各有其好处；当它们合体，就一路狂奔而往，什么也阻挡不了。
如今，我们都明白这场双重游戏将我们带往哪里。工业迈向了后工业，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我们既不知道后工业何时结束，也不知道后工业之后往何处往，只晓得陆续玩这场游戏。我们乘胜追击，偶然遭遇逆风，而我们只会反复地说自己不懂其他的游戏。
但双重面具底下的我们仍然惶恐不已，而且依旧不熟悉自己。
青铜律法与玻璃规则
为了弥补国家的破绽，为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建立一点稳定性，我们慢慢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机构。虽然只是推测，我们很可能早在仍逐水草而居的时代，就会选派领导了。当游牧的部落发现了农耕技术，在某块地方落地生根，并决定不再走远，认为这块土地属于他们，领导就变成了王（这里写的是精简版）。
这些国王，他们在天与地之间扮演一种媒介的角色，并因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被奉若神明、视为圣人。他们无不梦想着延续其家族的命脉，好让他的直系血亲可以保住王位。面对一代接一代消逝的脆弱后世，我们的因应之道是世袭千年的君主制。
这种体制保护了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清楚弊端是什么：扶不起的子孙，野心勃勃的摄政者，反目成仇的兄弟，勾心斗角的后宫，各式各样的阴谋。
权倾一时的独裁者也是一样，全都处心积虑想将他们设下的骗局化为永恒，成为绵延不绝的后代所追随的始祖。今天的世界仍在制造这样的独裁者。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君主制的怀疑者已经时有所闻，后来诞生了共和主义者。但也有像罗马共和国这样的例子，共和派让步于皇帝接二连三的攻势，而这些皇帝也很快就走回过往那些王朝的老路，尽管其中几位有先见之明，在有生之年便选定继位者，然后给予教诲。
的确，我们对于后代子孙的小心谨慎总是不嫌多。有些鄂图曼帝国的苏丹，一朝登上他们的朝廷、“庄重朴特”（Sublime Porte）的宝座，第一项执行的计划就是谋杀其头号对手，也就是他们的长子。
古代帝王浑身散发着神圣的光晕，使他们被当成另一个范畴的存在，配得上超人（surhumain）的权力。他们是天与人之间至高无上的协商者。波斯第二帝国时期的君主，接见外人时必定隐身在一块布幔之后。这种超自然的成分，贯穿了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国王只消轻轻一碰，就可以治愈癞痢头），直到法国大革命之时依然可见。被砍断的并不是路易十六的头颅，而是他代表的象征连结。人间与天国分别。人间宣告独立。
在此之前，由于国王被奉若神明，或至少是与上天连结在一起，是“被敷上圣油之人”（oints），因此总是享有某些权利。他们的子民当中，很少有人胆敢质疑这些特权：加税、宣战、执法、定罪和赦免，或是像亨利八世一样，处决他的妻子们以便再娶新人等。一切都是滥权，却一切都合法。直到大革命大声公布“人权与公民权”，才推倒这些特权，然后在一个比较不那么神圣的人身上重建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今天，这座沙漏颠倒过来了。行使权力的他们或她们，都是和其他人基本上并无不同的公民，不享有任何特权。相反的，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咒骂，而且有义务往称心咒骂他们的人。
我们属于民主时代，因为我们没找到更好的制度。在所有民主国家里，不但有一些是建筑在皇室的基础上（英国和西班牙只是两个随手可得的例子），而且民主国家本身，也不过是从这一条宪法条文改成另一条宪法条文，从这一届国会改选成下一届国会，从这一个总统换成下一个总统，就像过往从一个君王换成下一个君王。我们期看的是，尽管人消失了（全人类都可能消失），人类发明的机制可以长存。我们期看共和体制就像我们继续的一栋房子，像我们建造的一栋代代相传、永久的纪念馆。
前面提到的打破特权，就权力的角度来看，并未消除过往圣油涂敷仪式的余调。每个人都在参选时即宣称他已经完全把握国事的实际状况，他看出了病根，也有能力药到病除。所有人都失败的，他将成功达成。
我们很难想象相反的情状：身为首相的人对我们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直率说，我会尽量而为，但我看不出今天有方法解决这个困境。”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说出真相。他必须像过往（有超能力）的君王一样，证实他的全知全能。
他必须对我们隐躲他的弱点，因为那也是我们的弱点。为了不吓着我们，他掩饰他的怀疑，隐瞒他的脆弱；他无能为力的部分，就是他人性的一面。于是，不用说，当危机发生时，他只会令人失看。
假如我们期待民主还有更好的明天，这个民主也许应该朝向一种更真诚的开放性推进。我们应该再次向彼此靠近。如此一来，在上位者再也不能以全能全知的姿态对毫无所悉之事进行沟通（更何况，在某些问题上，民众有时候懂的比领导者还多），只有从我们共通的脆弱出发，才能建立一个可能的未来，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未来。
于是，我们将可以在当代的政治运作里，找回自己本质上的脆弱。我们知道或是有预感，只消一阵不知打哪里吹来的强风，都可以瞬间把我们卷走，而我们至少必须交给后代子孙一只铁钩——假如有人可以浩劫余生的话——让他们可以在激流中抛向岸边的岩石。这只铁钩就是我们的脆弱。
假如我们很强固，确信自己是青铜或花岗岩一般的存在，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宪法、民意代表或工会。我们甚至无需宣扬人权，因为这样的我们并不是人。
没来由的，我们就是觉得那些我们制定与传布的无形法律条文，有着无比的重要性。我们很清楚民主在一些人的野心和另一些人的腐朽下，被轮流玷污和腐蚀。我们也知道，以我们拥有变得富有、甚至非常富有的自由之名，民主模糊了超高酬劳与不法收进之间的差异，使人有漏洞可钻。我们都心知肚明：国家法律虽然被奉为圭臬，却没有改变我们。白纸黑字并未强化我们玻璃易碎的本质。
可是，民主是我们仅有的。对我来说，为了因应我们继续变动的生活和道德看，一代又一代的国会议员所进行的漫长工程，很像一座远方的教堂。它不是那么华贵堂皇，看光客通常不感兴致。但每位国会议员一上任，就会在上面做些修改、装饰，留下他的印记。这栋立法者的伟大建筑，我们的这张防护网，究竟还能反抗多少社会动荡的打击，承担多少的压力和压抑？
它若是朽坏了、坍塌了，我们要用什么来取代呢？
城市崩毁为废墟
某个十一月早晨，我与我的太太、几个朋友，一起走在突尼西亚沙格镇（Dougga）的街道上。我们是镇上唯一的游客，领队是这个遗址的保管者。沙格镇位于突尼西亚的西边，是一座主要受到罗马和拜占庭影响的古城，但我们也可以在此发现更古老的史前巨石建筑、一座腓尼基人的陵墓，以及汪达尔人（Vandale）与阿拉伯人统治过的痕迹。领队告诉我们，这三十年来，那些废墟里仍住着一些贫民。
整个城镇盘据在一块丘陵地上，面向一片辽阔的风景，四面围全是种植谷物的田野。诚如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这里曾是“罗马的谷仓”。废墟之间种植着橄榄树，但橄榄尚未收成。我们经过的时候损坏了他们的作物。
这里曾是监控和守备的制高点。水是从邻近的水源，透过引水道流过来的。整座丘陵四通八达，不需要绕太远的路就能运送石头。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在这里了。
在冬天的阳光底下，空气冷冽而清新。整个场所是如此的清静，如此的美。所有我曾见过的被损坏的城市，这里是最动人的，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独占了这地方。我们参看了马戏团的表演所、一座刚修复的剧场（法兰西剧院不久前才来此巡回演出）、几座神庙、几个公共浴池、一个集会所、几栋有钱人和没那么有钱的人的住宅、几条石块砌成的路、几根柱子、几间罗马式厕所，以及随处可见的马赛克工艺。
一如往常，面对覆灭的城市，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总是最无能的思想：事物终会消逝，所有建设终成虚妄。每一处废墟都是一句陈腔滥调。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理想的城址——至少曾被人占据十个世纪之久——后来却被人放弃了？是宿命吗？我们现在生活的所在，有一天也会沦落至此吗？
许多民族曾经在这个天然要塞安居乐业。没有任何痕迹展示那里曾经发生浩劫和火灾。所以呢？是否存在一股神异的力量，将我们加速推向灭亡？这座丘陵是为了存续下往而被建立起来的。从丘陵上升起的城市，如今却只剩下空无和寂静。因为脆弱，人类在坚实的石头上建立了他们的城。石头却在漫长的时间当中，自己碎裂、瓦解了。
城市的幽灵和我们的不同，是真实存在的。我可以碰触到这些石头，虽然一切寓居其间的生命皆已消逝。是否会有那么一天，这整个星球都成为废墟，变成布满死蜗牛空壳一般的幽灵星球？
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做菜、争辩、祈求、相爱，在丘陵的石块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头衔和几行句子。而今我们行走在遗迹中。
这一切都被逐渐还原了，仿佛我们用尽一切力气想驱散遗忘，想找回消失的时光，想为我们自己的未来驱魔，因为这些废墟就像其他废墟，对我们诉说的可能不是我们的过往，而是我们的未来。大约十九世纪末，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重新竖立起柱子，固定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格局。我在回程的车上翻阅了一部学术著作，当中阐明了他们如何“还原”这些宫殿，还提到希腊的“布施仪式”（évergésie）和“无头衔者的门楣”（tympan anépigraphique）这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
我们的车开往突尼斯的路上，我在心里重写了一遍历史：汉尼拔（Hannibal）后来真的征服了罗马，殖民了意大利、高卢、希腊。迦太基就这样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非洲统治了欧洲。非洲变成基督教世界。圣伯多禄大教堂（basilique Saint-Pierre）还是盖起来了，不过是在突尼斯的圣奥古斯丁广场上——而且是在这里（而非梵蒂冈），红衣主教举行了教宗的选举，朝圣者等待选出教宗的白烟。当然，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也都在这里发生。煤炭从不曾成为主要能源，一直都是石油。以至于今天，当欧洲的穷人往非洲找工作时，变成欧洲人被无情地打压。
我像过往一样捡了几颗小石头，把它们带回巴黎，丢在庭院里的一条通道上，让这些小石头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石头相遇。我从几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最近一次带回来的小石头，来自阿富汗喀布尔四周的一处公墓。我有来自墨西哥、印度、伊朗、中国、许多欧洲国家、法国许多地区的小石头。我让沙格镇与马丘比丘相会。
我偶然会想象，当我不在场的时候，或是在夜里，这些小石子会聊起他们的过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冒险。希奇的是，所有石头看起来都差不多。经年累月，我已经无法辨认它们从何而来。有些石头比其他的更坚固、更耐磨，只有这样而已。相较于无生物，生命体总有无限的多样性。
更何况，石头和石头之间谈什么历史呢？历史是脆弱者和消逝者的特权——也许是唯一的特权。为了言说、绘画、书写，你必须意识到柔弱和死亡。沉默回于花岗岩和大理石。永恒是无话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