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挡住的更多是现代人盛产的好奇心

在旅游时，我们时常在各个现代化城市的中心见到斑驳的古老城墙，有些被作为景点供以参看，有些已经与新的城市景看合成一体，仅存在于卷宗文献和湮没于地下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这片曾四分五裂、硝烟不断的土地上，曾并立着各个族群的城郭，在以长城闻名的中国，人们早已将“墙”视作一种特殊的、又是最重要的建筑形态。但墙，不止于上面所说到的那些。

今天单读分享唐克扬的《与墙有关》一文，探索墙这种建筑形态的更多意义，这是唐克扬“城市词典”系列写作计划的新一篇。往年 11 月，单读分享了这一计划的首篇《做一条大路，还是一个街区》 和跋文 《穿越的十个瞬间》 。

为什么要写作“城市词典”这个系列？唐克扬引用《风景的意义》中开篇的话说：“蓝色这个词永远没有方法说出天空和大海的蓝。”但是当世界一旦被表述之后，它也不再仅仅存在于现实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文学”还包含了城市的意义和对它的想象。它比建筑师在意的要广大，但是比起只是将空间作为舞台的艺术家，这种写作又多了一层内含的逻辑。街道、立面、风景、公园……这些都是我们烂熟的，又是我们所陌生的，值得重新书写。城市的语词无法确知起源，事实上，我们不能穷尽它的意义，只不过感兴致它的“语法”。

“城市词典”系列将在单读继续更新。

与墙有关

撰文：唐克扬

已经数千年的故事，要从十年以前倒叙着讲起，故宫诚肃殿展厅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失窃事件。2010 年，我刚在“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做过一个有关古代文字的展览，早晚进出青铜器馆间的横街，因此熟悉了这个区域的大致情状：诚肃殿本是紫禁城“斋宫”的后寝殿──所谓“寝殿”，倒不一定是真正“就寝”的地方，也可以摆摆祖先牌位，或是让昊天上神在人间享受下生人的位次──究竟，传统上古人起居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社会等级所在。

这个本来仪式庄穆的地界儿，现在成了鼓上蚤显身手的舞台。时间：午夜。继大刀王武和燕子李三之后，老北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据说，那只是一个纯属业余的贼，他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大内深禁（而且因为身高的原因没买门票），用最原始的方法避开了先进的警报设备，并且进退有次，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该消失的地方消失。最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该贼身形矮小，却能几个连跳从建筑物的屋顶上窜上故宫北边的神武门城墙，从高达十米的地方一跃而下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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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聒噪的导游喇叭，夹在纷乱的人流中，白天来过紫禁城的游客数不胜数了。可是除了窃宝大盗之外，有谁“有幸”在深夜往过故宫？那是万籁俱寂的当儿，现代文明的一切征象从这古老“城市”里退潮的时刻，夜色如漆，星光黯然，那只哆哆嗦嗦探索过耳房门栓上的手，在 11 间游廊的柱影间摇曳而过的身形……他难道不担心，在殿前高台上会遭遇孤魂，由东一长街和毓庆宫里飘荡而来？这分明就是另一本意大利作家艾柯《玫瑰的故事》的开头章节，场景、道具俱在，比《盗墓笔记》之类难免玄虚的演绎出色多了。

更主要的是，几乎大部分游客都不会留意这最后的一道边界（他们都忙着在城门处郭沫若题字的门额下拍照留念，然后坐上大巴一溜烟走了），隔着护城河，很难看察到城墙具体的存在。其实，自从明代初建的北京内外城、皇城城墙被大部分拆毁之后，这道完全的宫城城墙，已经是这个尺度上唯一。它成就了“城”的意义，是明代人经营自己生活空间的物证，和宫殿的价值没有区别。城墙内芯其实是土，但是内外两侧各砌了 2 米厚的大城砖，比一般的皇家苑囿围墙要坚固多了，而且几乎没有角度，无法轻松攀援而上，更不要说从上面跳下而不摔个半死了。

故宫博物院北边的神武门及其城墙，墙的故事在此达到高潮

有关故宫建筑的研究原本不少了，可是这其间甚少真正的“故事”，印象中涉及“故事”的只有朱剑飞《天朝沙场》的一本（不过，那本书把所有在故宫发生的故事回结为一个统一的“剧本”的设定，因此所有意外出现的剧情，也只是这剧本的现场发扬）。

清宫戏，明宫戏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就是故事里的“皇帝”，“臣子”看起来太假；开发商和楼书枪手合谋炮制的“故事”（“帝苑名居”之类）和这样的“戏说”其实也相往不远，它们共同的问题都有关人际的感受：电影导演（或者是水晶石电脑特技公司）随心所欲从高空推过往的镜头，真的是宫女妃嫔们感受到的视角吗？电脑效果图里的，真的是“皇家俱乐部”能够感受到的品行吗？

既有空间也有故事，是在建筑尚不是博物馆的年代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体会，都不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那个”时间里故宫的想象了——那个时间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曾祖父，曾曾祖父们，他们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大街上一切外来西洋事物，那时，大街的主要建筑素材和城市里大多数建筑、包括城墙、宫殿、民居、街坊的主体素材是一样的：土。假如真的能拍摄一部有关“那个”时代故宫的电影。那么多半首先是《末代皇帝》的导演贝尔托卢奇的经典镜头，有关遮蔽一切的“墙”的：繁重的大门被打开了，人们由此跟随幼年的溥仪进进另一个时代……门里门外置换的，不仅是建筑约定的一种物质生活方式，也是人们通过建筑看看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国传统里对于“看见”有一种特殊的郑重，因此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是没有形象，那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使不见为见”。墙，因为和帝王南面之术联系在了一起，成了中国城市的特殊“立面”。

电影《末代皇帝》，墙内，即使黄昏也无比辉煌

中国建筑史的起源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有一项事物保持大体不变，墙。它甚至造成了外人对于我们这个国度的牢不可破的看法：“……在破土前五十年，在整个需要围以长城的中国，人们就把建筑艺术，特殊是砌墙手艺公布为最重要的科学了……”

以上，捷克作家卡夫卡并非完全是臆测。围绕着中国古代城市到底是不是都有城墙，以及这种城墙是否推动/表征了早期国家的形成，曾经有着大量的学术讨论，可以形象地回结为“大都无城”的争论。这一讨论在 2016 年考古学家许宏的一本同名著作中到达了巅峰。这里说的城，当然，不是指整个城市，也不是指城墙以里的城市的“内容”，而是上古城市的城垣。人们关怀的，不只是城市的边界之有无，而正是它是否足够高，足够坚固，用什么样的素材制造。换而言之，可以对窃贼、外寇和统治/被统治三种不同身份的人产生具体的意义。

究竟，中文中的“城市”所得名，正是在于城墙，城墙有无，也就成了人们下意识中都邑和乡村聚落的不同，一部分专业考古学家甚至也认为有城墙才是城市。但是，“城墙”究竟和建筑的墙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希腊城邦国家，比如雅典的卫城，字面意义是“上方的城市”，背依地形就自成一圈高大的石墙，欧洲中世纪的城堡的城墙，自身是一座尺度难以漠视的建筑物，这些都是太实实在在的“城”，它们倒过来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城墙的看法。对现代人而言，古城墙即使挡住了城里一部分东西，依然构成城上露出的高大建筑的基座，是旅游照片的背景，很好的看光对象。

古代中国的筑墙术却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在现代泥瓦工技术出现之前，夯土墙很难做到绝对垂直，而是要做得很厚，底座很宽，和上端显现明显梯形的关系，比例上，即使相比紫禁城城墙十度的收分，差得也很远——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样的城墙也未必像它想起来那般雄壮，对于肉身两米高的墙就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阻碍，相对于尺度很大的面积而言，这高度却微不足道：在略有起伏的丘陵地上，它可能更像是自然地形的一种延续，远看起来不大像是人工所为。

一个极为冷冷的早晨，曾经，我漫步在石峁遗址，按照大部分考古学家的意见，这是龙山晚期到夏早期一个非常神异的城址，位于陕西神木市石峁村的一个山峁上。汽车直到近处，才辨认出来山脊线上那和黄土色融为一体的石墙，就像这城市就是山本身。

石峁遗址四周的现代建设，大领域内的地形展示出遗址鲜明的“山城”特征。党群摄

石墙纯用石砌，导水良好，不像有夯土芯渗水之后会导致墙体变形破裂。因此，可以做得直上直下，也用不了那么宽，砌筑技艺之高，让人很难信赖这是 4000 年前人类的作品。但是放在整个景看的视野里，它也没有那么高，残存最矮的城墙不过 3 米，最高处也超不过紫禁城的城墙，还有一种特殊的多级石墙，一级比一级高。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往过的南美洲的印加圣谷（Ollantaytambo, Sacred Valley of Incas），同样一级级石墙，结合着山势，神似“梯田”，爬着费劲，但是也并非那么难以逾越。

奥扬泰坦博（Ollantaytambo），印加人的“圣谷”

可以想象，其它中国文明早期的土城，就连痕迹都不太剩下了。在广汉三星堆，黄陂盘龙城，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不甚明显的闭合，四面或者一部分，有旱坝、田堤，土围子略微隆起，其它的依靠自然形势——和人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大多数中国城市中墙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防寇缉盗，抵御外敌，边界，不一定是刀劈斧凿一般的绝壁，这，也许就是飞檐走壁一类事情还能存在的原因。在古城西安的明城，多年以前，我常看见三两孩子手脚并用，站在那里墙砖突出或凹陷的位置上玩耍，兴奋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爬上往，看上往既危急又刺激，这种游戏喊做 “爬城墙”，类似现在的攀岩运动。

墙，挡住的更多是现代人盛产的好奇心，和如今时尚女郎的习惯正好相反：包裹得越严实，那里面的诱惑就越大。

墙的这种特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是唯一的要素，但是所有建筑部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设，比如，墙让门变得重要了。门不能随便乱开，还要进出有序。因为门是墙上唯一有“表情”的地方，所以门里闪现的一切，都反映了墙外人对墙内世界的猜想──大多数时候，这种猜想是不正确的，因为类似于故宫那样极厚的门，其实就是一条狭长的甬道，过渡到另外一个世界。特别是从南往北逆着光看的时候，它就像一具时间旅行机器的界面，在界面上出现的一切都只是眩目光亮里的幻像，没有正确的深度，也没有任何形象性的提示。

于是，墙加强了它两边世界的区别。通常是截然相反：紫禁城外的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空旷的宫里却一如既往的肃静萧瑟；另一种情状，即使在今日中国的城市中也很常见：大街上车马冷落，走进狭隘的小胡同的背后，立刻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普通人总是把墙看作厌恶的东西，可是，墙同时也是一个亲昵的社区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这厌恶的墙，墙里的人们怎么好做梦呢？

电影《末代皇帝》的几个转折点，均发生在穿越（或者不能穿越）这不算太长的城门洞的过程中

人们很难没有征服墙的愿看，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明史、清史之中发生过多次的非正常事件，都没有 10 米高的紫禁城城墙什么事，比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提着一根木棍就冲进宫里往杀太子的“梃击”案，丝毫没有武侠小说里天外飞仙的潇洒，就是和前面提到的故宫盗宝事件比起来，也差得远了。若是论调戏墙的方式，还是唐人的想象来得出色，“昆仑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姓崔的书生看上了歌妓红绡，可是墙内的东西究竟不属于他，更何况红绡的主人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大将（据说，他就是《打金枝》一出戏的主角郭子仪）。这时候他家里的老仆昆仑奴磨勒站了出来，帮崔生实现了自己的愿看。据说，具有这样水平的“昆仑奴”是从非洲来的跳高冠军，在围捕中磨勒是“飞“出高垣的，挥动双臂就如同鹰隼一般，下面郭将军的打手们“攒矢如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对他这种弹跳力好的人而言来说这些墙就不存在──在磨勒那里，由墙头组成的纵横网络成了二层立体的高架大街。

因此，不算高的中国城墙也是戏剧性的，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严厉：水平方向它抑制了某些故事的发生，垂直看起来，它也可以变成城市的舞台。

人类建筑的终极使命是和重力作斗争，真实的城市是平面的，匍匐在墙的脚下。想象回想象，日常的生活中难得有一点冒犯墙的调料：假如有，除了无法无天的盗宝贼，也有“好意的都市主义”，比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期看取缔一切边界，不要说正式的围墙，就连楼和楼之间的遮挡都最好减少，建筑的底部可以自由穿行，这样，城市就变成了理性似乎又浪漫的花园和草地。

取缔墙，也就取缔了区别，取缔了想象。像二十世纪初的“城市美化运动”那样的天真理想，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宽广无遮的林荫大道，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取缔墙，因为人性有时候也需要犯规的乐趣。千百年来，城市就在建起墙和推倒墙的纠结之中，反反复复。

只是，我好奇的是，何以从那么久远开始，中国的城墙里就有了数量如此惊人的，甚至是不太必要尺度的“内涵”？远在信史时代之前，石峁遗址就有了那么大的面积（425 万平方米，相当于两公里边长的一个正方形），南方的良渚 290 多万平方米，稍逊之。它们，以及上古时期的很多朴茂的“城市”，都达到或者超过了域外此前那些最闻名的城市的面积：比如乌鲁克（Uruk）（繁华于公元前 3800 年至前 3200 年），摩亨佐达罗（公元前 2600 年-前 1800 年）和哈拉帕（繁华于公元前 2500 年）。不管是在东南的水田间，还是起伏猛烈的黄土高丘，先民们似乎没有兴致立体、攒集，只顾在二维上展开，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不相当于它的规模。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很多近代有城墙的城市，城市内经常留有大量的空白。要知道，聚集区越分散，城市周长便越长，建设城墙的成本越昂贵，城墙反而不轻易修得高、固，防备起来，经常捉襟见肘，在一些地方，还轻易造成实际的困难，比如通讯，取水。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乌鲁克（Uruk）的平面图，可见它与石峁的基地地形既有相似之处，建筑类型也有大的不同。

大，还是浩大?

我问过一位闻名的考古学家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摊开手说，我哪知道。

这是一个敏锐的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和当今城市建设的某些类似的特征的合法性有关。在听他讲课的时候，我在纸上画了些不太难表现的城市尺寸的关系：相对于频繁地提到的中心而言，不大使用的边缘部分的功能就算不那么清楚，可以漠视不计；相对于城里走过的漫长距离来说，墙的高度可以漠视不计……但是一个人会确切无疑地看到这条花边，因为它究竟很长，就和万里长城据说能在月球上看见的逻辑一样。烁烁闪光的夯土或者石墙，仿佛一道有魔力的风景，就像印加人在大地上留下的神异的图案，远看会更加清楚。

还是卡夫卡写道：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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