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发现是 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
“我唯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1996年，苏珊·桑塔格在给《反对阐释》的西班牙文新版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反对阐释》出版三十年后，桑塔格仍然孤傲地信赖，自己当年文字里的知识是美文与锐思的巅峰结合。然而这孤傲里多了几分凄凉。她很难受，并非为自己的时代连同个人的青春已经逝往，而是为她所见证的、在1960年代初达到鼎盛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热情的消失而难受。
桑塔格的诸多传记虽说不上“大同小异”，书中的一种调性却都一致。桑塔格从未从知识界明星的位置真正滑落过，可是她一直走在边缘，浩大的名誉伴随着对她的怀疑，无匹的美貌伴随着脆弱的健康，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时不时伸向朋友们的求援之手。她活了七十一岁，恨不能用自己热爱的事情填满每一分钟，不想缺席于每一桩她看重的大事：写小说，拍电影，做文艺指责，往战争中的越南、中东和南斯拉夫访问，在“9·11”后的美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保持摄取，继续输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服用迫使自己不睡觉的药物。她早早地遭到疾病的打击，她的一批朋友都死于1980年代后期开始爆发的艾滋病病毒之手，为她的后半生注进了种种悲情。在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智性与激情：桑塔格传》和莫泽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里，桑塔格的繁忙一生不单成就了她自己，更是留下了许多值得感慨和吸取的教训。
桑塔格起步的六十年代，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他们的伙伴们从巅峰迅速退场。他们的名誉来得更早，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垮掉一代”的核心成员就彼此熟悉了。《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这两本书一起看，就会注重到凯、金两人是多么的“道不同”。金斯堡是个学院派，理论高人，出进于赫赫有名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以犀利地指责美国为一生的志业，而凯鲁亚克则是个爱国者，看到美国国旗冉冉上升时都会掉眼泪，他跟金斯堡那圈子的人，那整个的“知识分子氛围”，理应是对立的，他在1957年出版《在路上》的时候，书中就不乏对纽约知识分子的讥笑。
可是他们到底成了从人格上互相欣赏、精神上彼此依恋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是金斯堡的演讲和访谈集，在其中，他正确地把《在路上》的风尚定名为“自然旋律主义”，从而赋予了此书可以载进文学史的价值。他将自己和凯鲁亚克等一群人之间的关系叙述得真挚纯粹，对凯鲁亚克的早逝，金斯堡更多地表现出了惺惺相惜的同道情意，同时始终保持了独立的评判立场。
“垮掉派”在六十年代演变为禅修运动，凯鲁亚克曾在《达摩流浪者》里笔录了禅修者之间各种理想主义的谈话。他们不满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压抑，却并未想到要往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往顺应时势，博取名利，成为一时无二的文化英雄。凯鲁亚克死后，他的同伴无论金斯堡还是加里·斯奈德，在卷进禅学、精神分析、环境保护等时髦的“运动”时都保持了自己清楚的追求，找到并坚守自己后半生的方向。《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为“垮掉派”这个往往被误解的文化现象正名的。
文化名人的生命力在于总有人在给他们写传记，给上世纪的人物作传，也是对他们所在的时代的一种挽留——哪怕那时代本身暗无天日，人们终究期看能从它出产的最优异的人物身上，得到一些面对现实的力量。赫尔曼·库尔茨科给托马斯·曼写的传记，莱纳·施塔赫给卡夫卡写的传记，以及美国人霍华德·艾兰与迈克尔·詹宁斯给本雅明写的传记，这三部作品加在一起近三百万字：三个复杂晦涩的德语作家，让读者看而却步，对传记作家而言却是诱人的挑战。
就像他最重要的小说的名字一样，托马斯·曼是一座“魔山”，他的生命因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德国政局而拉得格外长，他交往的人的复杂而敏锐的身份，让与他相关的各种话题都一言难尽。他是个爱国者，曾是保守德国人的代表，是威廉二世的忠仆，甚至当过书报检查官，可是探求和体验犹太人问题，沉浸于同性恋迷思，并始终追随个性中的唯美主义，使他的自由派气质逐渐成熟。在托马斯·曼收成世界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被迫成为捷克人，后来又成了美国人，1938年，他在美国说出了最有霸气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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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的形象是一个处在矛盾中心的人，不停地在迎接挑战，在对付各界对他的测试。作者库尔茨科有意识地让曼的问题成为所有人的问题，他在曼留下的文字和言谈里，找到了那些最适合打开这座魔山的钥匙。而对《卡夫卡传》的作者施塔赫来讲，给卡夫卡写传如同攻坚那座闻名的“城堡”。卡夫卡最离奇的地方在于他把一种格外缺少文学性的文体，和叙述中透露的惊人的未来预见性结合在了一起，没有卡夫卡，我们将对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失语。他的作品不管是《城堡》《审判》《变形记》《饥饿艺术家》这些名作，还是较为偏僻的如《女歌手约瑟芬尼和鼠族》，看起来都是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写出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数又都是难以卒读的，即便专业的文学读者，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往欣赏他的文字。
读这部传记，最大的感受不是卡夫卡本人的经历如何坎坷不凡，而是他所体会过的社会状况与今天之间的异同。卡夫卡是个痴迷游泳的人，是个对自然疗法和妓院有着同等热情的人，他不仅超前地估量到了数字化、公司制的社会会产生怎样的一幅图景，还超前地为廉价的环球旅行构想了类似Lonely Planet那样的手册。这个社会一面刺激他的灵感，一面压迫了他敏锐的神经，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使得中欧的犹太社会得以繁华一时，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之而兴起，可是因为它逐步走向战争而变得褊狭，极权势力、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始终在增强，危机笼罩着卡夫卡，破坏了他与社会、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书中的叙述具有相当大的跳跃性，显得很复杂，也有很多风趣的地方，许多细到令我们咋舌的细节，使得卡夫卡从一个众人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或者从一个孤独寂寞的、活在父亲的暴政之下的同情人，变成了一个具体生活过的人，这种生活也不是能用“一地鸡毛”这种烂俗的简单说法来概括的。书中的他始终有着梦幻的一面，始终在突破自己的界限——探求、表达、发明的界限，这种梦幻同他怪诞的小说一样，是对走投无路的我们的抚慰。
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另一种审判》是他大半生阅读卡夫卡、思虑卡夫卡的笔记的结集。卡内蒂是位因为嗜好读书而耽误了创作的人，漫长的一生里，他的纯文学创作只是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个剧本以及三部回忆录，不过他的笔记的确是一份很重要的思想财富。在1968年，六十五岁的卡内蒂集中地读卡夫卡，多次感慨道，有如此了不起的德语先辈在前，我又何苦写一些二三流的东西。可是卡夫卡对他的精神构成了纠缠，并像魔魇一样掌握着他下笔的手。成为卡夫卡，就要像他一样极端地自我纠结，就要像他一样没有后代，身体孱弱，把自己变小、隐遁起来乃至静静静死往。1975年底，卡内蒂在笔记中写：“有必要牢记那些在世时隐躲起来的人，无论他们是早逝还是用疯狂的方式结束。”
卡内蒂在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现场的受奖演讲中向卡夫卡致了敬，此外还有他的维也纳文化圈里的几位顶尖人物：克劳斯、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但最早系统地发现卡夫卡的价值的人是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的本雅明，在他不到五十岁的生命中留下了更多迷雾一样的文本，在两位美国作者协作完成的《本雅明传》中，可以看到家境甚好的本雅明，被反复的病痛、贫困、流亡中的孤独所困扰，可是他的智识追求却始终在攀向一个无限的高度。无怪乎他会成为桑塔格这样的人的心中至高的智识偶像了。
从《讲故事的人》这本小文选中，可以品味本雅明智识水平之一脔。书中收进的只言片语，小故事、小特写、小随记、童话和小插画，以无穷的角度呈示本雅明奥妙多窍的心灵，他作为最早的“现代人”之一，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现代性”的意味做了卓著的前瞻分析，同时，他的文体本身的破碎性，像卡夫卡那些看起来永远完不成的小说一样，现已成为我们的“现代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塔洛·卡尔维诺没有提及卡夫卡的其他名作，唯独赞扬了《美国》。《变形记》《城堡》《审判》等留给分析家往鉴赏，《美国》作为卡夫卡三大长篇里失看系数最低的一篇，会得到在乎“文学性”的读者、作者的重视。《我生于美洲》是一部如此出色的访谈录，卡尔维诺在其中谈到了他所能谈、所想谈的一切，他耐烦而谦逊，对战后意大利文化反常活跃的年代感念有加，谈论自己与恩师、闻名诗人切萨雷·帕韦塞的友谊，谈论读海明威小说以及与海明威见面时的激动，他颂扬帕索里尼、夏侠等作家、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不止一次地表达《美国》如何影响自己的文学品位。
卡尔维诺也走过了一段典型智识分子的历程：从早年探索一切的好奇心进进到中后期的困惑。当历史转进七十年代，读者们注重到，他的新作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妄想的成分。他坦言自己对现实有些失语了，因为过往十几年间的意大利的变革没有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贫富分殊、农村破产等都愈来愈严酷，为此，他诚恳地讲，从早年的《我们的祖先》《宇宙奇趣》进进到《假如冬夜，一个旅人》这种“元小说”实验，多多少少是出于躲避的心态。
在艰困之中保持对智识探索的信仰，是卓著的智识分子们的自觉抉择。本雅明不得不妄想文字能保护自己，卡夫卡写出那些反复解剖自己、解剖别人的信，执拗地想要延缓个人可预期的结局的到来。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习惯高高撅起下巴的俄国诗人，曾说出“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这样目空一切，在死于1938年“大清洗”期间的劳动营之前，真的把自己看作一个先知。《曼德尔施塔姆文选》里的文章，反映了他在十多年的活跃期里，一次次为自己时代的文学与文艺做出的推断、写下的评语。他深信文艺和社会是一体的，文艺创作不仅是社会大变局的种种表现，更参与到变局之中。从这厚厚一本文章集里，我们看不到曼德尔施塔姆多少个人的经历，而他那些不无专断的论调，则显得仿佛是时代自己在发声，而并非他的个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