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中国人的盛世情结

短暂的盛世，无止的战乱

闻名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曾说：“一般情状是，只要没有连年的战争，人口就会不断繁育，在像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上，未开垦的土地不断被开垦，这样，国库收进就会增加，国库收进增加了，随之朝廷就开始奢华起来，文学也繁盛，又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建筑，以此粉饰太平。中国的任何朝代，之所以都是在中间的第四五代出现极盛期，歌舞升平，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并不是哪个皇帝特殊了不起。”

对于盛世的看法，内藤虎次郎可谓平民派了。百姓不一定盼望盛世，但是历代统治者无疑都会有盛世的情结，特殊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盛世的开创，不得不说和统治者有莫大的关系。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看。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朽，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及能食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 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看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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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 东汉的“光武中兴”、 隋代的“开皇之治”、 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继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继续了近四十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继续近七十年，其中盛世大约三十年。

唐代盛世史称贞看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看之治从627年到649年，继续二十二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继续大约三十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继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继续也不到一百年。即使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

有人统计过， 数千年中国古代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朽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然而，“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漂亮和绚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 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浩大的人口缺失。

《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转变。《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

《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缺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经济缺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可能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躲，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 “贞看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缺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看六年（632年），魏徵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 “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看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看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继续数十年的大残杀和大破坏。

明清易代之际，人口缺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转变。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量在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缺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敞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往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成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体会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体会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探求强秦何以暴亡。贞看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

而清人进关之初，立刻破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散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劳不懈。

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朽。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继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 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成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取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在统一之初，他积极进取，顺应民意，减免徭役，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 “盛世”征兆。假如他再加一把劲，一个大规模的盛世就会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水平。晋武帝迅速陷进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进了紊乱之中。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碰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水平超强的君主缔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植出这样的人才并不轻易。除往唐太宗算是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中国盛世出现的法则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

开国帝王往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王朝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构思，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

刘邦往世后，出现了吕后、惠帝时期的动荡。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击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消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隐患，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

唐代的盛世，经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

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尔衮和顺治打下基础。而康熙继位，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阐明了。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落。

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华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

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五千二百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 “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落之迅速可以想见。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朽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进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靠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仰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中国古代的几千年间，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取。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靠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纵看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果的发明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作者：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作者：张宏杰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华章同人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分类：历史、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