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就上幼儿园，可行吗？

两岁就上幼儿园，可行吗？

如何平衡工作和育儿，成为职场年轻父母面临的难题。

全国两会上，0-3岁婴幼儿托育再次关注的焦点。多个代表、委员提出加快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意见。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乌塔社区的一家托育园。图源/中新图片网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陈小艳提出幼儿园进园年龄低龄化的意见。她表达，幼儿园规定三岁儿童才能进园，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许多妈妈无法在产后尽快参与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限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扬。

降低幼儿园进学年龄，能解决眼下父母面临的困难么？

幼托一体化，不轻易

提案中，陈小艳意见出台相关评估准则，在孩子能够基本自理的情状之下，不一定非要等到3岁进园，两岁或两岁半就能够进园了。

“让幼儿园招收2岁的孩子，实际上是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目前已有不少地区开始实行。”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幼儿园园长胡佩玲说。

胡佩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自己所在的温州市，一些民办幼儿园已经在近几年开设了幼托班，不过存在收费高、覆盖面少等问题。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诲学院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诲研究会理事徐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在我国人口负增长和低出生率的背景下，从“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部分幼儿园招生不得不向下延伸，开设幼托班，缓解3-6岁幼儿招生不足、学位过剩的情状，同时提供了育儿支持，称心了部分家长的托育服务需求。在当前人口、出生率转变的情状下，这将是未来大部分幼儿园的抉择，但是会加剧幼儿园与托育机构之间的生源竞争。

不过，幼儿园和幼托班婴幼儿的发展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假如仅仅是降低幼儿园进园年龄，会带来不少问题。胡佩玲举例，幼儿园的装修、设备、班额、师资力量配备等，是依据3-6岁孩子的年龄特征设计的，显然无法称心2岁幼儿的托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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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人员配备，就必须增加育婴师、托育员等等，要在幼儿的生活、卫生保健方面要投进更多的成本和更细致的精力。幼儿园的收费是有界定的，那对于2岁的孩子到底怎么收？”胡佩玲说。

安徽省铜陵市义一家东城幼儿园开设托班。图/中新图片网

“不管是降低幼儿园进学年龄，还是幼托一体化，这都不是一句话的事情，需要大方向调整，还要投进更多力量”。胡佩玲认为，目前，卫健部门虽然对托育机构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专项培训，但短缺治理和监督，“比如教诲局对幼儿园各个学段的老师进行培植，但托育机构的人员拿到证就能上岗，没有继续、系统的培植。”

另一个问题在于部门之间治理机制的调整和衔接。徐琳阐明，目前幼儿园回教诲部门治理，而0-3岁托育机构由卫健部门负责，侧重于卫生保健和保育治理，“在具体执行工作时，部门之间的机制、协调问题还没有理顺。若推进幼托一体化，政府还需要出台相应指挥文件和政策，统筹好学前教诲和托育服务关系。”

在探索幼托一体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徐琳和部分受访幼儿园园长均提到了上海。自1999年起，上海开始探索建设0～6岁一体化的学前教诲治理体制机制。2018年，上海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托育服务指挥意见和行动方案，多渠道扩展托育服务给予，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2023年起，上海市正式实施《上海市学前教诲与托育服务条例》，其中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诲与托育服务以政府主导，以提供普惠性服务为主体的原则。该《条例》将学前教诲与托育服务合并立法，统筹推进学前教诲与托育服务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保障，进一步完美学前教诲与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学前教诲事业与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发展。

在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看来，将学前教诲和托育服务一体化立法，既规定了政府在学前教诲和托育服务中的职责领域，也规定了学前教诲和托育机构的场所、人员等准则和要求，这一创新立法具有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上海依托“政府主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构思，在全国率先探索并基本形成了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上海市教委发布的数据展示，截至2022年9月，全市已有8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幼儿园总数50.6%。

“虽然上海的这种模式不一定能完全复制，但可以作为借鉴”，徐琳说。

托育服务供不应求

“双职工家庭，孩子不到3岁，老人身体原因带不了，保姆不放心，托班又太远，费用还贵”，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长表达了无人带娃的焦虑。

随着城市双薪家庭普及，托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显著。2021年6月，中共中心、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2022年7月，《关于进一步完美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挥意见》出台，再次明确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出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给予、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托育服务质量等三方面21项具体任务。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这一指标纳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提出到“十四五”期末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达到4.5个的目的。

但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展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的托位数为2.03个，这离目的仍相差甚远。

2021年，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1/3有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展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进托率仅为5.5%左右，给予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

江苏连云港首批11家普惠托育试点开始运营。图/中新图片网

原本尚无法称心需求的幼托机构，在3年疫情中又经历了一波冲击。广西玉林某乡镇的李俊（化名）从事了十多年的学前教诲工作，2019年开始从事校外托管工作。他的托育机构每学期招收约60个孩子，年龄在2岁-6岁之间不等，每学期每人收费在2500元。

疫情期间，李俊的托育园经历了数次关停，收进被迫中断，但场地费用、员工工资、消防及食药监等各项费用支出依然不减。因为经营困难，他曾一度想过关门，而全镇包括幼儿园在内的6所学前教诲机构，如今只剩下2家。

李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这几年里，为了招纳更多的生源，托育园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但还是有一部分家长抉择退学，“农村很多家长靠打工赚钱，收进不稳定，每个月花500多也很多”。

相比而言，一线城市的托育费用更高。例如北京，2020年的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超过7000元，价格较高，运营成本中场地租金和人力成本占比超过八成。

《2022年北京市托育行业发展报告》也展示，已送托家庭中，多数实际月托育费用在6000元以上。尽管收费水平并非他们抉择托育机构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多数已送托的家庭也期看每月的托育费用不超过4000元。

徐琳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的托位虽然足够，但家长的送托还是有顾虑。“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收费高，家长对商业托育机构的服务不信赖，很多商业机构生存困难、经营不稳定，不专业等等。”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看来，财政性托育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阻碍。

贺丹分析称，一方面，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托育给予不足、家庭托育负担高，另一方面，婴幼儿托位给予不足和幼儿园学位给予过剩现象并存，托育发展短缺主导模式引领。由于无论公共服务投资模式、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优质价廉的托育服务极不现实。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红霞也认为，与养老、学前教诲等行业相比，各级政府对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足，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诲衔接、协同不顺畅，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最重要的是培植人才”

针对目前托育服务给予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不少代表、委员和专家提出了意见。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妇联兼职副主席谢文敏意见，政府发扬在提供幼托服务上的主体作用，加大对托幼服务的公共财政投进，并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机构，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投进为主的经费分担机制。

贺丹也提出了同样的看点。她意见参照学前教诲财政预算的相关规定，确定托育服务在公共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并建立中心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支持政策，以降低家庭托育支出，促进托育服务的均衡发展。

“财政预算应重点扶持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模式”，贺丹称，可以依据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体会，公共服务投资模式比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更有规模优势、教诲者培训优势，以及更高的公平程度、更高的覆盖率和更好的质量。

促进托育服务发展，还需要完美“普惠优先、市场弥补”的多层次服务体系。贺丹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普惠托育的起步阶段，同时又面临国内各地区较大的经济社会差异，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体会，建立以政府公共服务投资模式为主的托育模式，可以称心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中低收进家庭的托育需求。同时，依靠市场托育模式称心高收进群体托育需求，引导社会力量重点提供差异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弥补休息日托管、暂时托管、夜间紧急托管等服务形式，增强托育服务的多样性和灵巧性，称心不同层次家庭的特殊托育服务需求。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也正是完美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基础性举措。往年8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美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挥意见》中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从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给予、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三方面出发，以推动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

在徐琳看来，通过强化财政投进和政策支持，幼托机构的数量不足、费用高额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不过，幼托机构的服务质量、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投进和政策支持，“硬件设备实现起来相对轻易，软件性要求很难，最重要的是专业托育人才的培植培植。”

徐琳意见，应陆续加强顶层设计，尽快明确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和路径，提供制度保障，处理好普惠化托育服务与市场化托育服务的关系。同时，加快建立托育机构保教质量专业准则和规范，夯实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诲基础，培植高水平人才，完美职业资格认定与职称评定等制度，强化监管手段，特殊是要加强对家政育儿服务人员的监管。

“0-3岁是孩子发展非常要害的时期，不仅仅是食饮拉撒这么简单，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幼儿园或托育机构，实施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诲才是最佳途径。”徐琳说。

作者：王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