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的南北形势，由湖南唐、赵矛盾引发的北伐战争
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重要要害。由于湖南挂上了一块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多年来一直是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重大阻力。一九二六年春天，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消亡了广东内部反革命军阀的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奠定了两广全局，并且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由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分任军长，广东革命政权和革命依据地获得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在这时期，吴、张两大军阀公然提出“讨赤”为他们协作的基础，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并且明目张胆地勾结帝国主义，企图取得它们的援助，下一步骤预备发动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全面进攻。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必须摘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出师北伐，才能粉碎北洋军阀进攻两广的企图。而且，自上海“五卅”惨案和北方大沽口事件先后发生以来，全国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急迫要求革命政府出兵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潭中挽救出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当时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是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北洋军阀因为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日益趋于衰弱；吴、张两大军阀虽然联合起来，但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因此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分别盘踞长江上、下游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又因联奉、反奉问题貌合神离，他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南方；北伐的第一对象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脆弱的一环，而且受到国民军的牵制，已经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状态中；加以湖南内部起了分化，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发明了有利的条件。依据这些情状，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一定能够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湘南内部分化起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末春初之间。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任期本应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届满，但是省宪法经过修改后，省长得连选连任，可以看出赵在任满后并无下台之意。湖南内部军政财政向不统一；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兼任湘西善后督办，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后督办，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国内之国”，省政府无权过问。此时赵想改变这一尾大不掉的形势，派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兼任财政厅长，又派唐生智兼任点验枪支委员会委员长，预备大举“裁兵理财”，把多年来不能统一的财权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措施引起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的深刻矛盾。随后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忽以回桂省亲为名，秘密参与了梧州会议，会后又到了广州。叶琪是广西人，与桂系军人李宗仁、黄绍竑有葭莩之亲，又与唐生智为保定军校老同学，他此行是代表唐与广州革命军进行联系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长沙便满城风雨地传说湖南政局将有变动，赵恒惕的当权时期不会太久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赵摘纳了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的意见，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谓禳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就在上一年冬天，唐在衡阳请“顾和尚”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全师官兵二万余人一律受戒为佛教徒。由于长沙又有同样佛会发生，当时便有“佛门斗法”、具有政治背景的传言。
展开全文
接下往，长沙又传唐军已从郴永一带调回衡州，并在衡山设立防线，炮口指向长沙。唐的父亲实业司长唐承绪突然尽室而行，第四师驻省人员也都纷纷撤走。在日益严重的局势下，赵先后派张雄舆、钟才宏、贺耀祖到衡州，表达本人决无竞选下届省长之意，期看唐以合“法”手续继任省长，唐也表达绝无当省长的野心，请赵到衡州检阅他的军队。正当其时，叶琪来到长沙，意见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原来，“省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省长任期未满而因故离职时，得托付省务院长代行其职权，而省务院长系由省务员兼任，各司司长均为当然省务员，内务司长则为首席省务员。至此，赵只能在提前下台或者发动内战的两途之中抉择其一。
当时赵所视为可靠的第三师远在辰州。赵认为：假如发动内战，不但远水难救近火，而且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势。因此，三月八日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派张雄舆携带任命状到衡州迎唐来省就职，并于十二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咨文。从九日到十一日，长沙市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抗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大会，表达了欢迎革命和彻底改造湘局的决心。在人民的浩大威力下，十二日赵仓皇登轮出走。
此时第三师驻省司令部已经移往岳州，师长叶开鑫称病请假，派张雄舆代行职务。赵走后，叶与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等都有电报表达拥唐。唐于十六日到长沙，并不公布就职，主张迎赵回来复职，并电邀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湘局的各项问题。
二十五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接任了代理省长，即晚举行军事会议，当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扣留了参与会议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代理师长张雄舆、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刘重威五人，所公布的理由是说这些跋扈军人历年以来把持民、财各政，“使赵前省长不能行其志”，因此必须暂时予以看管，以促进湘政的统一。同时下令去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三师第十一旅旅长蒋锄欧的职务，派第一师师长贺耀祖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取缔第二、第三两师番号，所辖各旅改由省长直接统率；又派骑兵旅旅长何键到湘阴、汨罗江一带设防。
事件发生后，已由辰州移驻岳州的蒋锄欧旅退往鄂境羊楼司。二十六日，湘鄂路火车不通。二十七日，何旅进驻岳州。
湖南政局的突然转变，对吴佩孚说来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以前赵恒惕在湖南悬挂“自治”的旗帜，虽然不合他的口味，但是无形之中他却可以利用湖南阻挡革命势力向北进展。现在他不能高枕无忧了。因此，他立刻调兵遣将，派卢金山、王都庆、宋大霈、刘跃龙、陆澐、孙建业、余荫森各部增防鄂南，并派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主持对湘防务。
由于北伐军一时还不能出发到湖南，而北军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唐生智一面派刘文岛为驻粤代表与广东革命政府保持联系，一面派欧阳任到汉口表达陆续保护“省宪”，以缓和湘、鄂两省的紧张局势。此时吴尚未启程北上，四月一日，他接见欧阳任的时候，在纸上振笔疾书写了一个“兵”字，又在上下两端各写“北”“南”两个字，再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北”字说道，“我本来企图对北用兵”，又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南”字说道，“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他对唐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二）通电公布“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
四月三日，唐军何旅由岳州撤回汨罗江南岸，吴命前岳阳镇守使邹序彬回驻岳州。但是其余两个条件都是唐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吴派代表谭道南到长沙，威逼唐接受他的命令公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同时让叶军回驻湘西，恢复赵恒惕离湘以前的状态，长沙、岳州则划为不驻兵区。唐开始还随口敷衍，承认保护“省宪”，保境息民，决不侵犯邻省。后来谈到火气发作，他就粗声暴气地说道：“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为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说着，他倏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或者十四省大帅的金字招牌被砸得稀巴烂，或者这件东西（手枪）解决了我！”至此谈判完全破裂了。
湖南政局转变后，长沙国共两党的机构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破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打倒军阀的唤声响遍岳云湘水之间。广东革命政府派第四军旅长陈铭枢、桂军参谋长白崇禧到湖南，督促唐出兵讨伐吴佩孚，担保二、六两军不进湖南[6]。白、陈二人出席长沙群众大会时，公开喊出了“国民革命”“打倒吴佩孚”等口号。在这一形势下，吴佩孚下了起兵驱唐的决心。吴并不欢迎赵政权复辟，因为赵所坚持的“自治”对于吴的“南征”计划也是一种阻力，于是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并拟任为湖南省长），期看贺、叶两人协作驱唐，破除“省宪”，把湖南完全纳进他的势力领域内。四月十九日，叶军开回岳州，二十一日，叶通电就任湘军总司令，于是作为北伐战争序幕的湖南内战爆发了。
吴的计划是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军监视其后。此外，他还电令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出兵
三旅，配合陈炯明旧部粤军谢文炳等扰乱湘东，又令桂军沈鸿英、韩彩凤等残部扰乱唐军后方永州。
叶军方面，只有一旅（蒋旅）开到汨罗与唐军隔江相持，其在湘西的五、六两旅，则由第六旅旅长邹鹏振带领，进攻新化、宝庆。依据当时的形势，主要战线在于由辰州、溆浦到新化、宝庆的一路，而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的左右袒也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因素。
四月二十七日，唐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为湘军总指挥，令其出兵讨伐叶军。贺的防地在常德，与在澧州的第二师成为犄角之势。二十八日，第二师将唐派往统率该师的叶琪逐走，改推贺的亲家唐巘摄行师长职权，并公布与第一师摘取一致行动，因此贺的地位大为增强。他对唐的操切用事和叶的投附北方都大不以为然，对吴、唐两人的任命都不肯接受。四月三十日，他发表通电劝叶、唐两人停止军事行动，各军恢复赵离湘以前的原有防地，北军停止前进，湘事由湘人自决。这种中立态度对唐当然是不利的。
四月二十八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第二师也由澧州向常德、桃源移动。这一形势使唐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因此唐发表俭电（二十八日）称：“生智受事以来，规随炎公（赵），虽备经事齐事楚之难，极受颐指气使之辱，为大局计，亦皆容忍之。至于今日，湖南未尝树一主义，生智未尝引一外援。乃叛将叶开鑫由鄂窜回，乘虚进岳，万一省宪破坏，引起南北纠纷，谁为戎首，不得不诉诸舆论。”五月一日唐军退出长沙，二日叶军进进长沙。
当时的局势摆得非常清楚，唐、叶之战不是湖南局部问题，而是北伐军与北洋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奏”。湖南人民是热烈欢迎北伐军迅速进进湖南，把湖南从军阀割据的痛苦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进一步陆续完成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但是湖南上层人士为了保持阶级利益，却抱有和平苟安的心理，妄想恢复赵恒惕下台前“湖南不卷进南北旋涡”的局势。因此，唐军退出后，长沙各团体（工人、学生团体除外）发起了迎赵复职的运动（三日），省议会发出了迎赵回湘的鱼电（六日）。一、二两师和湘西统领陈渠珍于十三日通电组织“护湘军”，公推赵为“护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陈渠珍为边防总指挥，赵未回湘以前，推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由此可见，一、二两师在对唐的问题上与叶开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又反对勾引北兵进湘，因此他们是唐、叶以外的另一面旗帜，贺耀祖也拒绝叶的邀请，不到长沙。
吴佩孚本来是反对湖南陆续保持“自治”状态的，由于湘军一、二、三师不能团结协作，便又企图加赵一个“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迎接他回湘主持讨唐军事，并且预备下一步喊他带兵进攻两广。孙传芳却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向吴意见，对于湖南法律问题（即自治问题），暂时可以存而不论，先迎接赵回来统一湘军指挥，“否则湘局瓦解，长江亦难安枕”。最后吴赞同了孙的意见。
依据当时唐、叶两军的形势来看，唐军虽然保存实力舍弃了长沙、湘潭，但是叶军蒋锄欧旅由正面进攻衡山、衡州，鄂南北军余荫松旅进驻株洲、易俗河，江西派来的唐福山师进驻醴陵、攸县，特殊是邹鹏振统率大部叶军攻占了宝庆、衡州之间的洪罗庙，衡州已处于半月形的包围之中。假如一、二两师和北军一齐投进战斗，在数量上就将远远超过唐军，衡州就有被攻下的可能。假如衡州守不住，叶军、北军直趋郴州逼近广东，闽、赣两省北军同时发动，将使广东革命依据地受到严重的威逼。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有迅速援助唐军反攻长沙和提前出师北伐的必要，因此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新升师长）、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等部集中韶关向郴州出发，桂军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桂林向永州出发，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北伐军尚未到达前，湘南久雨不停，正面战争阻于大水无法进行，从五月上旬到中旬，唐、叶两军仅在宝庆、湘乡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唐军将领何键曾经提出停战议和的意见，于是叶、唐同时下野，赵恒惕复任湖南省长的空气充满一时。事实上这是唐军的缓兵之计，湖南问题已经成为南北问题，成为南方革命力量和北方反革命势力决战的导火线，不可能有调和妥协之余地。而在同一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处在加深腐烂和加速灭亡的过程中。所谓“援湘”北军不肯开赴前方作战，仅负警卫后方之责，显然具有“黄雀在后”的野心。
叶军高级军官大多留在长沙“及时行乐”，而军饷积欠不发，引起了兵士的反抗心理和厌战情绪。特殊是叶开鑫勾引北军进湘以及北军在所驻地区内敲诈勒索、挠夫派饷的残暴行为，引起了湘东、湘北一带人民的深恶痛绝。依据这些情状，不待两军决战就可以看出战争胜败的前途。七月上旬两广北伐军到达湘境后，唐军分为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协作战，北军不战而退，叶军也就无心恋战，七月九日唐军占据湘潭，十日占据长沙，叶军第十四旅旅长刘雪轩就擒被杀。十四日唐到长沙后，公布破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从此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一个新的革命高涨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