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学者的民间俗说的考辨成果的地位与意义
考据可作为一种治学方法，也可是一门学问。作为治学方法则在商代伴随历史记述的产生而存在；作为一门学问则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按照林庆彰的看点东汉时考据工作己详密周备，唐代时历史考据之风兴起，整个唐以前为考据学的萌芽期；宋代以后考据规模较大，为考据学的成长期；明清是考据学的发达期。
民间俗说考辨作为考据中极其不起眼的一小部分，一直很少受到关注，更没有形成专门民间俗说考辨的专著，它更多的只是点缀在历代杂考之书中；虽然微弱，但却长期存在，至宋代俗说考辨增多，明代中后期则稍成规模，近现代则成质的飞越。
先秦两汉有大量的俗说存在，以后各代考辨俗说的内容大部分便是取材于此时。然而据笔者搜集到的素材中，对民间俗说进行考辨的最早的见于考据工作较为详密周备的东汉时期的王充《论衡》中对夏、商始祖食薏苡、吞鸟卵生夏、商祖先的神话考辨。玄学盛行的魏晋时期辨订著作少见，但亦有晋代崔豹《古今注》，书中间有对民间俗说的考辨。如考辨指南车是黄帝为与蚩尤作战而造，并非周公为进贡之迷路使者而造；考辨龙须草非为黄帝得仙所乘之龙的龙须落地长成等。
唐代时杂考之书增多，相应的有关民间俗说考辨之内容亦有所增加。主要见于苏鹗《苏氏演义》中对历山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地传说的考辨，丘光庭《兼明书》中三皇五帝、云从龙风从虎等俗说的考辨，另外李匡义的《资暇集》中亦有涉及。五代时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对蚕和蝉有关传说有所辨论。
宋代人特别具有怀疑精神，且长于考证之学者多有存在。宋代考史、证经大有发展，特别是考史兴盛。于此同时杂考之书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有进取，期间有关民间俗说考辨也随着增多。李上交《近事会元》中考辨霓裳羽衣曲创作的传说；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考五大夫松的传说；吴曾《能改斋漫录》考火神回禄、开元钱、吴钩、蜀石牛、羊城得名之由的传说等；姚宽《西溪丛语》考西施下落、蜀地石笋、看帝化鹃、开元通宝、河伯冯夷等等俗说，王看国《学林》考有关织女与牵牛、毛延寿俗说；高似孙《炜略》考昆仑神话；王懋《野客丛书》考开元钱、麻胡等俗说;陈叔方《颍川语小》考女娲补天神话；赵与旨《宾退录》考湘君、湘夫人神话；罗璧《识遗》考射日补天神话等等。宋代俗说考辨虽有发展但仍算不上成规模。
明代中后期俗说考辨对于以前有了较大发展。首先，考辨所涉内容较以前更为广泛。明代中后期俗说考辨中包含了对民间传说和神话的考辨。其中对民间传说的考辨包括了对人物传说（包括有神仙传说和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传说）的考辨和地方风物传说（包括山川名胜的传说、物产的传说和习俗传说）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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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中后期考据渐成一种风气的学术环境下，对民间俗说的考辨亦成一小股涌流。先有杨慎开风气，随后陈耀文著成《正杨》一书，专纠杨慎之误，其中便有民间俗说的内容，胡应麟承两人之后著《庄岳委谈》多有辨民间俗说之内容，王世贞、谢肇淛、方以智等人亦对民间俗说有不少考辨，明代中后期由杨慎而发起的考据风气的兴起附带地将民间俗说考辨给托举出来了。我们不妨从明代中后期的学者们对西施和嫦娥俗说考辨的情状稍作了解。
世传吴亡后西施随范蠡往。据杨慎《升庵集》中考证范蠡离开越国后号_夷子，杜牧因此误解，而写下“西子下姑苏，一刺逐鸱夷”的诗句导致世间误传。杨慎引用距离吴越之世甚近因而说服力强的《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和《吴越春秋》“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认为西施不随范蠡往，而是被沉江。陈耀文不赞同此说，他引陆广微《吴地记》中记载女儿亭得名来源于范蠡奉勾践命令献西施给夫差，三年间两人私通生女，行至该亭时他们的女儿学会了讲话，便因此取名女儿亭。又引《越绝书》“西施亡吴国后复回范蠡，因泛五湖而往”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仍认为传说西施随范蠡往。对于杨、陈二人的考辨，王世贞首先指出“俱各有所出，难以臆断”。
但随后又指责陈耀文以语儿亭得名之说批驳杨慎之说很可笑，他指出范蠡奉使求国不可能做此等无赖之事，有关私通之说不过是“齐东野人之谈，何足据也”。他认为陈耀文是将《越绝书》中所记勾践进官吴时，夫人从道产女之事与范蠡之事误合为一，因此不足为据。看来，王世贞更倾向沉湖之说。胡应麟也加进了对西施传说的考辨。他先是梳理了有关西施沉江、随范蠡离往及宋之问《浣纱篇》中西施还旧都会稽的不同说法，随后分别辨明各种说法不足之处，“附以鄙见，俟精识定之。”并不下定语。
民间流传着后羿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姮娥窃不死药以奔月的故事。杨慎于《升庵集》考证认为此传说源自《淮南子》及张衡《灵宪》，月中嫦娥是因为古代常仪占月误传。他指出古代常仪为官名，负责占月。并举《吕氏春秋》、《春秋左传》有常仪氏之后常仪靡为证。且按叶韵说，汉碑凡寥莪皆作寥仪。因此月中嫦娥只因仪、娥音同，古音皆为娥，传讹而来。陈耀文对此指出，杨慎不过是抄史绳祖的看点“此《学斋占毕》绪论耳”；又“《回躲》云：‘嫦娥奔月是为月精’非始《淮南》也”，认为嫦娥奔月故事源自《回躲》。对此，胡应麟表达不赞同。“晦伯谓《回躲》有嫦娥之说，此不足凭。
方以智认为“奔月”应为“坌肉”。即以药玢死畜之肉可令死畜复生。因“奔月”与“坌肉”音近“后世误作奔走进月”。短娥也就是嫦娥或常仪，仪与娥古同音；嫦娥奔月当是常仪占月。《山海经》中“羲和生十日，常仪生月十有二”，常仪与羲和均为官名，一主月一主日，也即《吕览》中“占日占月”。奔月是附会而来。
明代中后期民间俗说考辨的意义
明代中后期学者对民间俗说考辨具有民间俗说考辨的一般意义，同时它又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其次，明代中后期学者们考辨民间俗说具有反映民间信仰之作用。如胡应麟考“八仙”、“看音”的俗说，反映了当时民间对八仙和看音的信仰兴盛。又如方以智、陆容等人考辨水神天妃的传说，反映了宋元明民间海运贸易发达，人们多崇信其保护神天妃。再如杨慎经考证认为传说傅说因商王武丁之梦而被启用反映的是商代民风质朴，人们信仰鬼神。
再次，明代中后期学者们考辨民间俗说反映了民间节日等民俗文化的盛行。如杨慎、王世贞、谢肇淛、方以智等对冷食火禁起源传说的考辨，反映了冷食节在民间不仅兴起时间早，而且盛行的领域亦相当广。又如谢肇淛考证闽地以五月四日过端午节虽非顾忌王审知之死，却也反映了闽地人们仍有纪念王审知的习俗。
最后，明代中后期民间俗说考辨研究成果丰盛，它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兴起亦与这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民间俗说往往有一传说原型，然后随着时空环境的变迁而转变，它往往只是侧面反映那一时代的文化，而对其人物及内容经常难以考究。顾颉刚认为研究传说的原则是看“变”，研究历史的原则是求“真”。明代学者并不能清楚地了解俗说的特质而以考证经史的方法来考辨俗说，因而经常难以定其是非，而不能达到近人研究之高度，但我们亦不能由此而苛求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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