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推介 | 张路绘画研究

作 者：赵瑜月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2019届硕士毕业生

指挥教师：陈池瑜教授

中国传统的画史研究中，对于明代绘画的发展，向来重视文人一脉的表现；对于活跃在明代早中期的宫廷内外职业画家的作品，通常注重较少。以戴进、吴伟二人为领导的浙派，是明代早中期极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浙派成员多为面向社会的职业画家，崇尚南宋“院体”画法，继续古人而不为成法所拘，创作自由，题材广泛，一改南宋画坛古典沉郁的风貌，树立浙派新格，发展成刚劲笔挺的画风；将民间特有的世俗气息和宫廷绘画的严谨沉稳结合，展示出特殊的魅力。

张路，号平山，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活跃于明代中期，其生卒年待考，是浙派后期的代表画家之一，被视为吴伟传派第一人，与戴进、吴伟、汪肇并称为“浙派四大家”。《开封县志》寥寥数语，笔录其生平概况：“张路，祥符人，号平山，以字行。少聪慧，见吴道子、戴文进所画人物，临摹肖其神，以画成名。进资为太学生，颓唐自放，缙绅先生皆乐与之游。路虽以画名天下，而恬退无所营，终路之世，门厅萧然。”张路自幼天资聪颖，曾进太学以求晋升仕途，屡举不第，后专职绘画，颇有名气。他的绘画风尚主要学习吴道子、戴进、吴伟、王谔等四人，因看摩吴道子的人物画受启发，理解绘画之“六法”；早期学画模拟王谔，画风缜密，常用游丝描描绘人物衣褶；后期受吴伟影响，喜爱其狂纵不羁的性格和潇洒浑厚的画风，逐渐向吴伟靠拢；兼学戴进的神鬼佛像画法，画作颇有戴进风致。

张路的传世作品数量较多，以人物和山水为主，花鸟、竹石题材较少。其传世作品通常落“平山”款，钤“张路印”，不题诗文，不署年月，文献中提到明代张路的仿作较多，对作品的真伪鉴别造成较大困难。除传世作品外，明清文献中也有文字记载其作品，如张路与好友往来赠画的题诗。

历来对张路的评判褒贬不一。张路在世时，与之交好的友人对其风评颇佳；明代中期以后，雅致淡泊、清静幽远的文人画欣赏趣味占据画坛主流，对浙派张路渐多贬斥之语，称其为“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受南北宗论影响，明清画史对张路作品的述评显现出指责多于赞赏的局面，使得浙派的从学者寥寥无几，不为躲家所重，后人也因此对浙派和张路产生误解。

因明清画史对浙派及张路的漠视，笔录不详，使张路的生平存在诸多疑点。首先是张路作为河南籍的画家，被纳进浙派序列，经历了从吴伟传派“江夏派”到山水画之北宗的过程，甚至因狂怪之风被批驳为“狂态邪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派和北宗的声名；其次是张路的生卒年目前存在两种说法，差异较大，本文作出了张路“生于1482-1486年间，卒于1555-1559年间，享年七十四岁”的新推断；接着结合文献记载，对张路的生平进行了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在开封府求学，中年时在京师大显声名，晚年回乡回隐。张路的一生在“出世”与“进世”间游走，显现出矛盾心态，科举取士是他的第一抉择，一直在争取通向上层社会的渠道；“出世”是张路经历过人生的起落，晚年沉淀自我的抉择。张路的生活经历与矛盾心态，对其艺术发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人生相对来说是较为顺遂，疏狂之气也更为含蓄，为人更文雅，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张路个性化的艺术特色。

张路的传世作品数量较多，风尚以狂放为主，工细为辅，强调以势憾人，富有动感，适用于张路世俗化的主题。题材上取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俱能，更偏重人物画，体现了两种审美趣味，即宫廷的古典审美趣味和世俗化的描绘。人物画通常会赋予画中人物以世俗众人的面貌和性格，形象纯朴；山水画多点缀有世俗生活的场景，少有文人画中远离尘世的疏离感；花鸟画有吉祥寓意，传达热闹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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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的道教题材人物画数量最多，也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侧面反映。张路的创作集中于嘉靖（明世宗）年间，明武宗极度崇奉佛教，使得朝政弊坏，明世宗即位后，对佛教严厉排挤，摘取了禁佛政策，加之他痴迷道教，此时明代“神仙度脱剧”较为时髦，张路此举也是迎合政治生态和绘画市场之意。张路的绘画作品通常不属年月，无法直接进行时序考证，但有一脉相承、互相关联的特征，推断其早期风尚较为缜细，后期学习吴伟，更加豪迈狂放，逐渐成为典型的“狂态邪学”特征。

《八仙图》是张路粗笔人物画的典型大尺幅作品，一组四屏，现收躲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画为绢本，每幅纵153.1厘米、横102.6厘米，画面上方空白处有“平山”款。画面主要人物为八仙，民间信仰的八位仙人的合称，后被道教纳进仙真行列，成为民间广为崇拜的仙灵。八位仙人两两一组，绘成四条屏，依据八仙的形象特征识别，其一为蓝摘和与何仙姑，其二为汉钟离与吕洞宾，其三为韩湘子与曹国舅，其四为张果老与铁拐李。八仙各有其鲜明的个性，张路挠住其人物主要特征，摘用特写的方式，形象精练、姿态正确，注重姿态和表情的描写，粗中有细，足够展现了神仙人物的潇洒不羁。

图1 张路《八仙图》之一，纵153.1厘米、横102.6厘米，纸本设色，现躲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图2 张路《八仙图》之二，纵153.1厘米、横102.6厘米，纸本设色，现躲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图3 张路《八仙图》之三，纵153.1厘米、横102.6厘米，纸本设色，现躲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图4 张路《八仙图》之四，纵153.1厘米、横102.6厘米，纸本设色，现躲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八仙是中国古代绘画中常见的吉利祥瑞题材，张路《八仙图》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较早地将蓝摘和、何仙姑、汉钟离、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与铁拐李等八人作为八仙群体共同表现，对八仙群体最终形成的论证，弥补了宝贵的图像资料。王世贞（明）《题八仙像后歌》云：“余所看仙迹及图史亦详矣，凡元以前无一笔，而我明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尝及之。或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足够证实了张路的《八仙图》塑造出完全的八仙仙班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八仙之名在宋代以前就有记载，诸如“淮南八公”、“蜀之八仙”、“饮中八仙”等，但都与汉钟离、吕洞宾等八仙仙班无关。八仙的个体形象在唐代至元代已萌芽，元代之后，八仙群体开始逐渐形成和定型。元代范康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船》始将何仙姑列进八仙仙班行列，至明代汤显祖的《邯郸梦》和吴元泰的《东游记上洞八仙传》将八仙列出次序和排名，为大众所接受，形成固定的八仙人物，此后再无修改。张路的《八仙图》绘制年代早于《东游记》，但图中八仙与《东游记》八仙一致，阐明在明代中期，这一批八仙的形象已在民间广泛传播。明代王世贞《题八仙像后歌》一文对八仙如此描述：“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看耶？”八仙均为凡人得道，个性特殊鲜明，在民间传说中有颇多出色故事，带有鲜明的民俗意味。他们并非完美的神仙形象，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等不同阶层的人群和神仙中人性的一面，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供奉。

张路并非只有恶名，其壮年时风评颇佳，指责之声始于晚年。通过梳理画史文献中对张路的颂扬与指责之声，可以看出画坛风尚的转变。张路个人声名的跌落与浙派后期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这也是画坛势力分野和扩大、文人画逐渐确立地位的时期。浙派的衰落与时代有亲昵关系，明代后期社会动荡、皇权式微，浙派华贵豪放的画风与萧瑟的社会现实不相符，逐渐离开历史舞台。

同时，明代画坛审美趣味的转变和私人收躲市场的扩大造成了明清画论的两种倾向，其一是以身份论画，“行家利家”形成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壁垒，其二是以地域论画，南北宗论的发展加速了画坛的相持，吴派在此氛围中迅速崛起，取代了浙派的中心地位。

明代中期以后，浙派后期的画家们分散于各地，短缺早期如戴进、吴伟式的领导人物，势力衰微。画家们的风尚趋向一致，短缺创新的后劲，构图的程式化和重复化使得市场更加疲软。浙派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所代表的技法范式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始终未曾消亡，在清代和日韩绘画中均有体现，或现或隐延续浙派的生命。

图5

张路《神仙图册》之一，《海》

纵31.6厘米，横59.6厘米，纸本设色

现躲于上海博物馆

图6

张路《神仙图册》之六，《白鹿仙》

纵31.6厘米，横59.6厘米，纸本设色

现躲于上海博物馆

图7

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卷》

纵31.8厘米，横126.1厘米，纸本设色

现躲于美国加州伯克利景元斋

图8

张路《渔夫图》（局部）

纵138厘米，横69.2厘米，绢本设色

现躲于东京护国寺

图9 张路《苍鹰逐兔图》，纵158.2厘米，横97.3厘米，绢本水墨，现躲于南京博物院图10 张路《玉兔桂月图》，纵95厘米，横55.5厘米，绢本设色，现躲于济南市博物馆

作者赵瑜月与导师陈池瑜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