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争之世何其多，为何最火的是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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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笔者往河南临颍繁城镇觅访1800年前、汉魏禅让的受禅台与受禅碑，一路上免不了找村民问路。

这里是典型的豫中农村，许多上了岁数的村民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只要与他们聊到三国，聊到曹操、曹丕，他们便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类似的场景，在四川成都、河北涿州、湖北荆州等三国故地的探访过程中也经常能碰到。尽管他们的口音不是那么好懂，尽管他们的讲述未必那么正确，他们对三国的热情却令人激动。在勉县武侯墓、庐江周瑜墓、剑阁姜维墓等三国名人故地，还能看到游人自发留下的鲜花、酒杯、手写卡片。

“三国”如同一个布满魔力的词语，让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眼中闪耀出共同的热爱之光。

河南临颍繁城镇。来源/百度地图

不独今人，古人亦然。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食。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诗中描写自己四五岁的爱子，特意强调了这个细节：孩子送完客人出门，便忙不迭地返回来，在李商隐面前用戏谑的方式模拟那些来客——有的像张飞一样粗莽，有的像邓艾一样结巴。

假如这不是诗人富有文学性的夸饰，至少能阐明，在唐朝，三国故事就已经妇孺皆知，童蒙小儿皆可信手拈来做譬喻。

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在游览赤壁古战场后慨然有怀古之思，可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却是十足的市井蜚语、桃色八卦，与三国正史南辕北辙，却也阐明了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的传播早已走了样，人们不必受史传的桎梏，可以自由地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看往解读。

此时，距离三国落幕已经过往500多年，而再过500多年，那本畅销全国的《三国演义》才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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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摄影/Fragranceyu，来源/图虫创意

“乱世出英雄”。三国最吸引人的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涌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三国时代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暴的悖论：一方面，政治黑暗、社会紊乱、战火连绵、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在旧有的社会秩序崩溃的同时，固化的社会阶层也被打破，许多出身卑微的人也能凭借自己的能耐在历史的大潮中搏击风浪。这既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喊”的时代，又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时代。

于是我们看到曹操、诸葛亮这样的战术大师，周瑜、邓艾这样的军事奇才，关羽、吕布这样的熊虎之将，郭嘉、贾诩这样的神算智者，华佗、张仲景这样的旷世神医。

周瑜影视形象。来源/94版《三国演义》片段

诸葛亮影视形象。来源/94版《三国演义》片段

关羽影视形象。来源/94版《三国演义》片段

关羽的神化始于宋徽宗年间。北宋末年，国家积弱，边患日重，宋徽宗需要利用民间对英雄的尊崇来弘扬忠义，鼓舞士气，保护其统治。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间，陆续加封关羽为“忠惠公”“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及至南宋，因为朝廷偏安江南，失往北方故土，与三国蜀汉处境相似，蜀汉正统论成为主流，朱熹《资治通鉴纲要》叙述三国史事改以蜀汉年号纪年。作为蜀汉武将的关羽自然受到格外厚待，宋孝宗时，关羽已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正式敕封关羽为伽蓝，关羽崇拜与三教的结合也进一步加深。元杂剧中也出现了大量赞誉关羽的剧目，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它们成为后来《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

明太祖朱元璋罢黜武庙，于鸡喊山建庙，独将关羽列进国家祀典。清军进关后为笼络汉人，对关羽的推崇有增无减，清朝先后有八代皇帝对关羽层层加封，最后封号竟长达二十六个字。

关帝庙中的雕像。摄影/健忘的行摄世界，来源/图虫创意

关帝庙中的戏曲表演。摄影/夜晴空，来源/图虫创意

然而，人们之所以要将并不以庙算见长的诸葛亮妆扮成“智绝”，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胆忠心形成了浩大的道德感染力。人们崇敬诸葛亮，将他视为“千古完人”，是因为人们在诸葛亮的身上托付了一个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太平愿景。因而在成都武侯祠，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这里原本是刘备的祠庙和陵墓，却在明代因为诸葛亮祠庙的迁进而“君臣易位”，武侯祠的名头盖过了昭烈帝庙及惠陵。出现这种场面，显然不是诸葛丞相的本意，但正所谓“民意不可违”，“粉丝”表达“爱”的方式，“偶像”也无可奈何。

武侯祠中的诸葛亮塑像。摄影/yuankejia，来源/图虫创意

秋风五丈原。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黄仁宇曾说：“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法则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三国距离我们已经过往1800多年，从时间上看，它已变得远远而模糊，然而在各种科技和艺术形式的催化下，三国又往往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如今，三国的内涵与外延仍在被拓展，近年来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朱然墓、曹操墓、曹休墓、丁奉墓、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那些沉睡千年的三国英雄又重新“复活”于我们面前。三国的影响也早已不限于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