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谋反-蜀汉国最大的冤案，最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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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说魏延脑后长了一块反骨，是个天生的反贼，注定要谋反，后来果真谋反，被马岱给斩了。

这是个很奇葩的说法，罗贯中也没仔细地描述什么样子的骨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反骨，估量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只是为了阐明魏延是头天生的白眼狼而编造出来的，但他是在写小说，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随便怎么编都行，你还真拿他没方法。

偏偏正史里又有魏延谋反的记载（见《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这就坐实了罗贯中的指控，魏延确实是个反贼。

由于《三国演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为蜀汉建国及稳固立下汗马功勋的魏延成了家喻户晓的反贼，受尽后人的藐视和唾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仔细查阅史书，你会发现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的是，这是蜀汉国最大的冤案，也给蜀汉国带来了最大的缺失。

今天就来聊聊这桩公案，还魏延一个公平，一个清白。

魏延本就是蜀汉国里的另类将领

魏延的生平资料不是很完全，特殊是跟随刘备之前的成长经历，只知道他字文长，义阳（今湖北枣阳）人。和关羽的字云长相像，二人的一个面部特征也相像，都是大胡子，所谓的美髯公。古代的美髯公其实很多，特殊是汉代以后，这是受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影响，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男女都不剃发，有多长留多长。

二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都善待士卒，都性格高傲。从某种程度上看，魏延就是个缩小版的关羽。是不是很有趣？

说他是另类将领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相对独立的身份。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进蜀时，魏延是“以部曲随先主进蜀”，所谓部曲，就是自有军队，也就是说，魏延在没有投靠刘备之前就拥有一支专属于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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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记载魏延在此之前是从属于刘表，还是像当时许多有实力的人比如许诸、鲁肃等那样，为了保护家乡拉起一支军队，还是像臧霸、孙礼等人那样独霸一方，占山为王。

这和刘备手下大多数将领，包括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主要将领都是单身跟随刘备的情状完全不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事关个人生死危急之时，可以带着这支私家军或抗争或离往。

这在蜀汉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另外还有一个有部曲的将领是孟达，但有所不同。刘璋听信了张松、法正的话邀请刘备进蜀，派法正、孟达往迎接刘备，分别给了二人二千兵马。法正跟刘备进蜀后，其所率的二千兵马回进孟达。

后来刘备背信弃义占据了益州，而孟达所率的四千兵马本来是刘璋的，刘璋失败，这支部队没了回宿，才成了孟达的部曲，跟随孟达投靠了刘备。这和魏延一开始就自有部曲的情状完全不同。

第二个是与刘备的关系。魏延随刘备进蜀后，守葭萌、平广汉、围成都，“数有战功”，因功升为牙门将军。

一定不要像大多数人一样漠视魏延曾经担任过“牙门将军”这个职务，这是魏延深得刘备信赖的一个重要的旁证。

牙门将军，是刘备创立的一个军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与刘备关系亲近；二、常在刘备左右，出谋划策，协助军政事务；三、代刘备统领亲兵。类似于既是参谋长，又是警卫团长。

刘备在世期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蜀汉将领只有赵云、魏延二人（王平是牙门将，不是牙门将军），与魏延同时跟随刘备进蜀，也取得同样功勋的黄忠就没得到这份殊荣，得到的是“讨虏将军”职务。

第三个是长期镇守蜀汉北方边陲特殊军旅生涯。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起，一直到234年魏延死，十五年时间里，魏延一直驻守汉中，几乎就没离开过。

魏延能够担任汉中太守，和刘备对他的信赖密不可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魏延能力之强，刘备识人之准。

219年，刘备攻下汉中，在沔阳自立为汉中王，回成都之前，得选定一员将领镇守汉中，大多数人认为会选张飞，就连张飞自己也觉得非己莫属，大出意外的是最终人选却是魏延。刘备任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将汉中的军政权力全部交给了魏延，全军哗然。

为稳定军心，刘备特地召集群臣大会，当众考核魏延说：“如今委你以重任，你有什么反抗曹操的策略呢？”魏延回答说：“假如曹操带领他的所有部队而来，我为您将其拒之门外；假如曹操以偏将带领十万人马而来，我就将其全歼。”

这件事情中还有个被大多数人漠视了关注点，就是张飞的态度。史书上没有记载张飞对这件事有过什么牢骚埋怨，甚至反对，联想到几年后，关羽对刘备任命黄忠为后将军的事情勃然大怒，甚至要以不接受前将军任命来要挟刘备的行为，相比之下，张飞比关羽识大体顾大局。

刘备对魏延的宣言大为赞赏，群臣也被魏延的豪言壮语所激动。从此以后，魏延一直镇守汉中，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没有让曹魏人马进来过一兵一卒，成为蜀汉北方不可撼动的柱石，为蜀汉建国及稳固立下汗马功勋。

由于魏延的自有部曲的特殊身份，与刘备的亲昵关系，以及一直驻守边地，远离政治中心的军旅生涯，再加上其善待士卒却傲视同僚的性格，使其成为蜀汉国中的一个另类。在刘备、诸葛亮相继往世的蜀汉内部的政治争斗中，这样的另类很轻易成为牺牲品。

魏延与诸葛亮只是在战术上有分歧，并没有权力之争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公案，说的是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提出一个出子午谷偷袭长安的作战方略，诸葛亮没有摘纳。在制定作战计划中出现意见分歧，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因为诸葛亮首次北伐失败了，于是就有了诸多议论，有人认为应该摘用魏延的计策，出奇兵，求险胜，说不定还能成功。有人以此作为诸葛亮不信赖和重用魏延，限制和打压魏延的证据。

假如持这些看点的人不是有意要黑诸葛亮的话，就基本上是想当然的瞎说。由于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执行，能否成功就成为一个悬念，只能做一个尽量合理的推断，来看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首先是要弄清楚魏延这个计划的全貌。魏延是这样说的：“听说驻守长安的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少不更事，胆小无谋。现在给我五千精兵，再给五千人运输粮草，直接从褒中县（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北）出兵，沿秦岭向东，出子午道（从汉中平原通往长安的道路，全长约1000里）向北，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

夏侯楙得到我偷袭的消息，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只剩下御史、京兆太守而已。我攻进长安后，打开城北西侧城门——横门的粮仓，将粮食分给百姓，足以安置他们。

魏国援军到来需要二十多天，而您（指诸葛亮）从斜谷（在陕西省终南山中的山谷，全长四百七十里。南通巴蜀，北接关中平原）来，早就到了。

我们合兵一处后，可以一举而定咸阳以西。”

这个计划本身是否可行呢？以总数一万人，其中还有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往攻打长安这样曾经作为帝国首都的巨型城市，这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就算一万人全部都是战斗人员，在长安城面前也少得同情。

更悬乎的是魏延的计划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假设的基础上的，第一个假设是夏侯楙必须逃走，假如夏侯楙不逃呢？第二个假设是夏侯楙逃跑后留下来守城的御史和京兆太守无能，不堪一击。

查不到当时的御史和京兆太守是哪二人，但能够做到那样的官职，想来也不一定就是无能之辈，并且魏国法令对弃城而逃的守将的处罚相当严厉，不光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杀头，其留在后方的家属也会受到牵连，性命难保。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守城将领通常情状下都会拼死一搏。

夏侯楙是夏侯惇之子，年轻时与曹丕关系很好，曹丕任其为安西将军、持节，继夏侯渊之后都督关中，驻守长安。

夏侯楙的妻子是曹操女儿清河公主，但因为夏侯楙好色，在关中时养了许多伎妾，清河公主与他不和。后来，夏侯楙的两个弟弟夏侯子臧、夏侯子江不遵法度，夏侯楙多次斥责他们，这两人就诬蔑夏侯楙诽谤朝廷，以至魏明帝曹睿想杀夏侯楙。

长水校尉段默判定是清河公主与夏侯楙不和，与这二人合谋陷害夏侯楙，劝谏曹睿查实后再作处罚，结果果然如此。

可见夏侯楙虽然是宗室，但因自身行为不端受到家人的陷害，其地位本来就很危急，此时假如看风而逃的话，清河公主和夏侯楙的两个弟弟不用诬蔑，拿这事就可置他于死地。

夏侯楙逃的可能性不大，就算他逃了吧，也算魏延以一万兵攻下了长安。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总会有伤亡吧？攻城战中，攻的一方的缺失一般会超过守的一方，保守的算只伤亡三千，还剩下七千，以七千人马其中还有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守长安城，能守住吗？

再说守城的期限，魏延认为敌方援军到来需要二十天，也就是说诸葛亮要带领主力大军在二十天内赶到长安，是否能赶到？

就按上面说的四百七十里路程计算，汉代行军惯例是一天三十里，而这个里是汉里，一里约三百五十米，一天大约走十公里，四百七十里为二百三十五公里，也就是说要走二十三天。这还是普通路段的行军速度，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中行军，能否达到三十汉里还很难说，还是算能达到吧。

而这二十三天里，魏军也会赶来援救。（蜀）汉军走的是险峻的山路，魏军走的是平整的关中大道，谁快谁慢还用得着说吗？

诸葛亮大军不能按时到达，魏延必败无疑。诸葛亮大军能够按时到达，也是精疲力尽，能否反抗住魏军的猛攻，也不敢保证。诸葛亮是带领（蜀）汉军倾巢而出，一旦被包围在长安，就再无援军来救，只能孤军奋战。而魏国可以从其他地方抽调援军，源源不断而来。最终胜败，不言自明。

宋元时期的史学家胡三省对这件事做过一个评论，说：“今天许多人看这件事，都认为诸葛亮不摘用魏延的计划是惧怕。其实不然，凡是进行军事行动，必须知道敌人的主帅、主将的情状。诸葛亮之所以不摘用魏延的计划，是知道魏帝曹睿的明略，司马懿之辈也不可轻视。诸葛亮想平安攻取陇右，尚且没达到目的，何况要冒风险图侥幸往攻取长安，尽定咸阳以西！”

胡三省的话透露出一个信息，宋元时期的人对这件事就有议论，并趋向一致地认为是诸葛亮的不对，和今天许多人的熟悉差不多，胡三省是在为诸葛亮喊不平，其看点很中肯。

支持魏延一方中有一个常用的堂皇理由：打仗哪有不冒险的？这和常说的“风险大，利润大”“富贵险中求”等是一个道理。确实，出奇制胜是战争法宝之一，也为古往今来的许多军事家所常用，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应该很明白，那么，为什么不摘纳呢？

这就是要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

仔细研判诸葛亮的北伐，会发现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北伐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二、北伐的战术规划基本一致，攻取魏国西部力量相对薄弱的雍州、凉州，希图先期占据这些地方，然后安抚民心，联合当地的氐人羌人武装，壮大力量，再逐渐东进；

三、北伐的战术规划也基本一致，求稳，不冒进，确保后路畅通，随时能够全身而退。用诸葛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安从坦途”“十全必克而无虞”。

诸葛亮这套战术战术规划的基础是蜀汉国力弱小，无力对魏国发动全面进攻，只能在保存实力的基础上逐渐蚕食魏国。

而魏延的偷袭计划是占据魏国西都长安，接近魏国腹地，也是魏国防守重镇。这就和诸葛亮的总体战术规划不符，撇开他的这个计划本身就存在诸多臆想成分，漏洞太多不说，光是这一点，就不会被诸葛亮摘纳。

诸葛亮与魏延双方的地位不一样，出发点也不一样。魏延是方面大员，更多的是以战言战。从战争行为而言，出奇制胜确实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方法，要害是取胜的可能性有多大。诸葛亮不光是军事统帅，还是政治领导，考虑更多的是全局利益，是军事行为对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影响。谨慎行军，取胜的可能性小，但失败的可能性也小，一旦不利，可全身而退，把军事行为对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诸葛亮所有的北伐行动都是这样进行并结束的。

假如这只是一场不影响全局的局部战争，魏延的方法完全可以一试，缺失一万兵马也没多大关系，但魏延的计划是把诸葛亮的大军作为后盾进行的，必须全军投进。诸葛亮是倾蜀汉国主力而出，一旦投进，就是把整个（蜀）汉江山也投进往了，这个赌注太大了。

魏延输得起他的一万人马，而诸葛亮输不起（蜀）汉江山。不能因为诸葛亮谨慎小心，不情愿冒风险，就断定魏延的冒险计划一定能成功。这是两码事。

最后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诸葛亮是否信赖和重用魏延？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诸葛亮信赖并重用魏延。

先从官职爵位来说。刘备称帝时，魏延为镇北将军，从杂号将军进进高级将军四镇之列，但没封侯。建兴元年（223年）刘禅继位，诸葛亮秉政后，立刻封魏延为都亭侯。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到汉中筹备首次北伐，提升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不要漠视领丞相司马这个职务，这标志着魏延进进诸葛亮的丞相府，成为分管军事行动的官员，也成为诸葛亮的府臣，非常重要。

建兴八年（230年），魏延率偏师进攻曹魏凉州地区，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的大军，诸葛亮立刻提升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由四镇进进更高级的四征将军之列，由亭侯破格晋封为县侯，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假节的特权。

再从使用情状来说。诸葛亮每次北伐，都是以魏延为主力，其他将领来配合、协助、接应。，当然，这其中也有蜀汉短缺能够和魏延比肩的优异将领的客看因素所导致的结果。

最后来看一件小事折射出来的信息。建兴十年（232年），诸葛亮四次北伐失败后在汉中休整期间，魏延与车骑将军刘琰发生了一场争吵。诸葛亮立刻责怪刘琰，尽管刘琰赶紧写检查道歉，诸葛亮仍然将其赶回了成都。后来刘琰因其妻子牵扯到与刘禅的桃色宫闱秘密中，责打了妻子，反被朝廷以一个很奇葩的罪名在闹市处死。这是后话。

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将军及骠骑将军，在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上，位次上卿，或比三公，而刘琰与刘备同宗同姓，刘备还在豫州时就跟随至今的老臣，在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章上，刘琰排名第一。无论官职，还是资历，刘琰都远远高于魏延。

按常情来看，只要是争吵，在情绪激动不能掌握的情状下，双方都会有对错，不可能只有一方有错，但诸葛亮只责怪处理了刘琰，并没有责怪处理魏延。虽然刘琰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也应该公平处置，而诸葛亮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明显有偏袒魏延的嫌疑。

也许这其中有功利目的，因为即将进行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不情愿处罚魏延，以免影响接下来的北伐行动。

无论是偏袒，还是功利，都可以看出诸葛亮对魏延的器重。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迄今为止，除了看到魏延有对诸葛亮不用其计的埋怨情绪以外，没有看到魏延有丝毫谋反的动机和迹象，恰恰相反，看到的是一个为蜀汉国立下卓著战功的功臣名将，后来怎么会谋反了呢？

这要从这件公案中的另一个主角杨仪说起。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从诸葛亮征南中时开始追随，一直做到诸葛亮的丞相长史，加绥军将军。此人才华横溢，办事能力极强，做任何事情都效率奇高，很快办成，深得诸葛亮信赖和赏识。

但此人性格上有缺陷，诸葛亮评判为“性狷狭”，就是性格古怪、狭隘、偏执、忌恨，偏偏魏延也是个性格高傲脾气火爆的人，当时其他文臣武将都不情愿招惹魏延，能回避就回避，实在要在一起共事回避不了，就退让，唯独杨仪不怕魏延，还经常给魏延脸色看。

魏延对此非常愤怒，二人的关系势如水火，毫不相容。这二人一个是丞相长史，相当于总管，啥事都管，一个是丞相司马，主管军事，难免要经常见面经常共事，一见面就吵，有次二人又发生争吵，气得魏延当众拔刀要杀杨仪。杨仪不知是被吓到了，还是觉得委屈，眼泪鼻涕直流。

这二人的恶劣关系不光（蜀）汉人知道，连孙权都知道。在费祎、董恢等人出使吴国时，孙权曾经说过：“杨仪、魏延，都是小人。虽有可用之才，但一旦任用得势以后，只要诸葛亮一死，这二人必定要引起祸乱。”还真被孙权言中了。

诸葛亮对二人都看重，从不偏废，对二人势如水火的关系深感头痛，却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化解。诸葛亮是个力求公平公平的人，在理性熟悉上能够做到对二人公平对待，但个人情感和习惯上，则偏向于杨仪。

说魏延谋反的事情发生在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期间。《三国志》魏延、杨仪及其他有关人物的传记里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存在着许多矛盾错乱的地方，下面的叙述综合了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诸多史料，努力厘清各种线索，还原真相。

此次北伐二月出兵，与魏国相持到八月时，诸葛亮劳累成疾，病重不起，紧急召集军事会议，布置撤军事宜，将带兵之权顺位移交给魏延，由魏延负责撤军。

《三国志》里的记载是诸葛亮没让魏延参与这次会议，是秘密地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商量布置的。这个记载可信度太低，无论从军职还是爵位，有资格暂时接替诸葛亮的只有魏延一人。诸葛亮不会愚蠢到把军权交给几个低级别官员手上，他们怎么往指挥全军撤离？哪不立马乱套了吗？

不要忘记魏延有假节的特权，假如这几个人恣意妄为的话，魏延完全可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将这几个人杀了。

还有更离奇的是说诸葛亮死了，杨仪秘不发丧，命令费祎往探查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死了，我还在。丞相府里的官员将诸葛亮送回往安葬就行，应当由我率军陆续杀敌，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亡来废弃天下大事呢？”

这段话经常被支持魏延的学者所引用，认为表达出魏延忠公体国的高贵品行。哪里有这么回事啊！这话一看就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其不合常理。诸葛亮何许人也？不是君王胜似君王，身死沙场，六军无主，只能撤军。魏延可以指挥前军，可没有资格指挥全军，怎么率军杀敌？

这话本身就是对诸葛亮的大不敬，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如此大放厥词。这些话，包括后面说的“我魏延何许人啊，能被杨仪统管，为他断后”等，都是为了说魏延谋反做展垫。

撤军途中诸葛亮终于支撑不住，身死军中。魏延带兵进进斜谷道安全区域后举哀发丧。

在主帅死亡的情状下，蜀汉军能够全军而退，本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蜀汉军却在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杨仪指控魏延谋反。

一切源自于杨仪的私心私怨。

诸葛亮将兵权交给魏延，杨仪心中又恨又怕，恨的是魏延掌权，怕的是魏延报复。魏延有假节之权，可以先斩后奏。于是杨仪上表造谣说魏延要投敌叛国，魏延自然要反击，也上表说杨仪要投敌叛国。双方不断地上表指责对方。

刘禅召集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研判这件事，蒋琬、董允全都保杨仪而怀疑魏延。这二人不保魏延，也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保魏延的话，以魏延的性格，今后不会把这二人放在眼里，朝中大事就会被握有军权的魏延所掌控，不能说魏延掌权后一定会谋反，但至少这二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既然朝廷定了调，就会追究魏延的罪责，杨仪才能以此发动政变讨伐魏延，不然就凭杨仪一个文人，官阶又没魏延高，手中又无兵权，不可能挑战魏延。正因为有了朝廷的支持，杨仪讨伐魏延时才会得到军队的支持。

魏延失往军队支持，只好带着儿子和一些亲兵逃往汉中。杨仪派马岱追上将其斩首，把首级带回来交给杨仪。杨仪的小人嘴脸于此暴露无遗，起身用脚踏着魏延的首级说：“狗奴才，还能作恶不？”

讨伐魏延时，蒋琬还担心杨仪力量不够，亲自带领禁军宿卫各营一起赶赴前方，走了几十里地后，传来魏延已死的消息，蒋琬才带队回宫。

朝廷还残暴地灭魏延三族。

这件谋反案几乎不值得一驳。两大漏洞：

第一，魏延要投降魏国。假如魏延要投降，不会往南走，回到蜀汉，而是往北走，与司马懿咫尺之远，很轻易就过往了。

第二，魏延烧毁栈道。魏延是在大军安全撤出后，为阻止司马懿追击，烧毁了赤岸的栈道。假如像史书所记，魏延夺在杨仪前面回蜀，烧毁长达百余里的阁道，杨仪所带的数万蜀汉将士不要说“槎山通道，昼夜兼行，”就是插翅也难飞越阁道，回到蜀中和魏延相对。

第三，魏延烧毁栈道，不就近阻截杨仪，而是退到南边山谷口往阻截，给杨仪所部腾出一条进攻通道，魏延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会做出如此低级的布置？

元代大儒郝经说：“杨仪有幹略而不知义，不能自附廉、蔺先国家之急。新丧元帅，以私憾杀大将，罪浮于延矣。”其中指责杨仪“以私憾杀大将”一语可谓一针见血。

魏延谋反案件，是诸葛亮核心圈子里的人为了这个小集团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往掉魏延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其实杨仪也是受害者，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利用杨仪与魏延的矛盾，拿杨仪当枪使。

《三国志·魏延传》里有记载说“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这些人与魏延不和，恐惧魏延接替诸葛亮执政，并不是魏延有背叛行为。

被当了枪使的杨仪还蒙在鼓里，自以为功勋卓著，应该接替诸葛亮秉政，结果仅得到个中军师，不统领一兵一卒，给晾在架子上了。

古怪、狭隘、偏执、忌恨的杨仪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四处大发牢骚，怨气冲天，竟然当着费祎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当时丞相死了后，我假如举军投降魏国，还会落魄到现在这样子吗？真是令人追悔莫及。”

没想到费祎是个告密者，把杨仪的话告诉了刘禅。杨仪回到成都还没有半年，就被废为庶民，举家迁往汉嘉郡看管（今四川省芦山县）。杨仪还不服气，不断地上书诽谤，言辞猛烈，朝廷下令郡里将其下狱，杨仪在狱中自杀。

杨仪在成都时就有些神志不清了，估量此时已经疯了，是否是自杀，很难说。不得善终，也算是报应吧。

惋惜了对（蜀）汉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魏延。魏延死后，（蜀）汉再无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蒋琬等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自毁长城。这也是家天下的弊端，在这种体制下，利益集团首先是保护自身利益，其次才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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