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温存乡，才子的富贵地

隋炀帝杨广最后一次南下江都（今扬州），踏上了他生命的不回路。

当时，天下叛乱四起，隋炀帝在江都别宫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不久后，杨广遭到身边的大臣背叛，被缢弑于江都，大隋帝国走向崩溃。

江南，筑造大运河的千古伟业，诉说着帝王的纸醉金迷。

隋朝灭亡四百多年后，失意的白衣书生柳永醉倒在江南的烟花巷陌，他用词描绘此间风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多年后，金主完颜亮读到柳永这首《看海潮》，竟为夺取江南而派兵大举南犯。

江南，有人间天堂般的理想都市，传承千载的如梦繁华。

柳永往世七百年后，穷困潦倒的曹雪芹时常回想起自己在江南的少年往事，那里有他至死不能忘怀的家乡。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盛衰无常，写成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将书中最怜惜的的12名女子冠以故乡之名，称为“金陵十二钗”。

江南，书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孕育不朽的传世名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

这片世间绝无仅有的神异土地，究竟从何而来？

苏州姑苏阊门。图源：图虫创意

吴越春秋

假如穿越到唐代以前，与古人谈起江南，他们绝对会一脸懵圈。因为他们所知的“江南”概念，与后世有所不同。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中，“江南”一词的本义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洞庭湖南北的广大区域，向南一直延伸到南岭一线，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而非后来特指的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

现在所用的“江南”概念，是从唐朝设立江南东道开始形成。

在此之前，这一区域一般称为“江东”或“江左”，因为古人以左东右西来划分地理，而此地位于长江之东。秦末项羽的江东子弟兵、汉末孙权割据江东，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江东”大致上就是后来所说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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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江南”诞生之前，太湖流域还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名称——吴越。

太湖水系（局部）。图源：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先秦时期，吴越地区可不是温婉动人的江南水乡，而是断发文身、民风彪悍的狂野大地。

从商代后期开始，吴人与越人在太湖流域建立起各自的国家。

《史记》中记载诸侯国的三十世家，第一篇喊《吴太伯世家》，写的就是吴国的历史。

《吴太伯世家》放在“世家”的第一篇，是因为吴国创立者泰伯和仲雍的辈分比周文王姬昌还大，他们分别是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的长子与次子，也就是周文王的大伯和二伯。

古公亶父除了这两个儿子外，还有个小儿子喊季历。季历从小就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哥哥们也知道父亲最看好季历，于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的局面发生，泰伯和仲雍离开了周人的老家岐山，千里迢迢南下来到太湖之畔，随后与当地人结合，繁衍后代，建立吴国。

吴国湖泊众多，气候湿热，其土著居民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生活习俗，他们平时剪短发，裸露半身，在身上刺上蛟龙的图案，跟现在的“古惑仔”一样。泰伯和仲雍尊重当地人的习俗，也跟着变服易俗，得到了土著居民的尊重，才被奉为吴地之主。

后来，吴王寿梦有一次到中原朝见周天子，途中经过鲁国，看到鲁国国君为他展示周公时定下的礼乐制度，不禁为三代之风深深感慨，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在太湖的东南部，还有一个越国，他们也以“蛮夷”自居，与吴国并立，关系十分紧张。

《孙子兵法》有一处用吴越两国关系来举例，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船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思是，两个国家即便有深仇大恨，但在共同面对危难时，也应该携手协作。但是，吴越两国长期交恶，鲜有关系协调的时候。

越王勾践剑。图源：图虫创意

从泰伯奔吴到春秋中后期，吴越的相关史料极少，两国僻居东南一隅，与中原诸国较少来往，周王室也很少想起吴国这个远房亲戚。

到了春秋后期，吴越以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恩怨走进历史，并打破了长期的孤立状态。

吴王阖闾堪称一代雄主，他刺杀吴王僚夺位后，重用楚国人伍子胥与齐国人孙武，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确立了“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施政方略，在强大之后带兵西进，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并一度占据了楚都。

吴国的崛起是惊动列国的大事件，甚至改变了天下的格局。楚国被吴军打到几乎灭国，不得不向秦国求助，才迫使吴国撤军，之后，另一个强国齐国为了与吴国交好，主动派人来攀亲戚。

随着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中原诸国终于注重到吴越这个地方强悍的战斗力。

正所谓骄兵必败，吴王阖闾在大举伐楚后，又挥师攻打越国，结果食了大亏。

新即位的越王勾践不是食素的，他利用越人不怕死的特征，下令赏赐一群死刑犯的家人，随后命死罪刑徒组成军队，在与吴军交战时走到前头，当场自刎，以此震慑对方。吴军一下子就停住了，没想到你们越人比我们吴人还猛，结果遭到越军后续部队的猛攻，吴王阖闾在战败撤退时被越军砍中脚趾，不久后伤重而亡。

之后，故事的主角成了阖闾之子夫差与越王勾践。

影视剧中的吴王夫差。图源：电视剧照

夫差即位后励精图治，为报父仇，日夜操练军队，终于一雪前耻，把越国打到几乎亡国，而越王勾践被俘后，也不甜失败，一直韬光隐晦、卧薪尝胆，十年后，他利用夫差麻痹大意的时机，出兵反攻吴国，打败夫差，取代吴国成为霸主。

吴、越两国是迟来的霸主，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先后北上会盟诸侯，使历史的重心一度从中原转移到江淮。他们建立的霸业都十分短暂，却让中原从此不敢轻视吴越，也使江东子弟战斗力爆表的形象留在史册之中。

六朝以前，江东长期为荒蛮之地，“无积聚而多贫”，物质财富匮乏，当地民风多强悍尚武。

秦末乱世，避居吴县的楚人后裔项羽随叔父起兵，带领江东子弟，北上逐鹿中原。

《史记》说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里说的是项羽威震天下的勇猛形象，同时也表明江东子弟尚武好斗，连他们都臣服于项羽，更能体现项羽的勇武。

自江东起兵后，吴中子弟如影随形，跟着项羽屡立战功，直到垓下四面楚歌，项羽打了人生难得的一场败仗，江东子弟兵仍然拼死作战，最后只剩下一百多名壮士护送项羽渡过淮河。

看着手下将士一个个倒下，项羽却不愿独自过江，回吴中东山再起。项羽说，他无法面对江东的父老乡亲，便自刎于江边。

世人常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东何尝不是多轻锐敢死之士呢？

影视剧中的项羽形象。图源：电视剧照

江东大族

江东风气从尚武转到尚文的嬗变，要从六朝说起。所谓六朝，是指汉代以后，定都江东的六个朝代——孙吴、东晋、南朝宋（也称刘宋）、南齐、南梁与南陈。六朝皆以建康（也称建业，今南京）为都。古称“金陵”的南京，在江东书写了六朝古都的风流往事，这一时期的南京，被认为是与罗马并称的“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在长江、秦淮河的怀抱中，以及钟山、石头山的拱卫下，南京一带形成“龙蟠虎踞”的格局。据说，诸葛亮曾路过南京，看察一番后说：“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这一时期，我国气候出现了由温热转向干冷的转变，南方地区逐渐摆脱了“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成见，反而成为适宜居住的鱼米之乡。

南京秦淮河畔。图源：摄图网

东汉末年，孙氏政权凭借强悍的武力进主江东后，发现江东早已不是像黑社会选话事人那样推崇暴力，当地居民大多数已经汉化。江东吴郡出现了以顾、陆、朱、张为首的世家大族，在地方上享有极高的威信与话语权。

吴主孙权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一改其兄长孙策时期的高压政策，与江东大族达成和解，协力协作。孙权在外与曹、刘两家纵横捭阖，在内制衡江东大族，使孙吴得到平稳发展，老谋深算的他也成了汉末三国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

孙吴政权立足于江东时期，以吴都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经济继续发展，逐渐繁华富足。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如此写道：

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煮海为盐，摘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

经济崛起，往往伴随着文化兴盛。

西晋一统三国后，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合称“二陆”）北上，来到洛阳，迅速跻身中原顶流文化圈。当时的文坛领导张华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意思是，西晋灭吴最大的收成，就是这两个青年才俊。

二陆北上进洛，虽然使江东士族的文风名扬天下，但中原世家大族仍然对江东文人布满藐视，在他们看来，江东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地方。

有一次，陆机、陆云兄弟往参与中原士人举办的文化沙龙。出身范阳卢氏的尚书卢志当着众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人啊？”陆逊、陆抗是江东陆家的名人，也是二陆的祖父和父亲，卢志应该知晓他们与二陆的关系。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唤二陆父祖名讳，其实是一种公开羞辱。

但陆机不落下风，也用卢志长辈的姓名回答，说：“就像您与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

[晋]陆机：《平复帖》。图源：网络

后来，中原局势紊乱，善于结交权贵的陆机、陆云受到牵连，死于八王之乱。

这场动乱导致西晋国运迅速滑落，之后的永嘉之乱，“雒阳荡覆，衣冠南渡”，大量中原士民南下避乱，带给华夏无尽的哀伤，也带给江东新的机遇。

学者范文澜说：“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晋室南渡后，南北士族在江东共居一地，南北文化的隔阂逐渐消失。曾经被藐视为蛮夷之地的江东，承接魏晋风度，已然成为华夏文化的传承地。

经过三百多年的南北相持，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兵灭南陈，缴获了南朝的清商乐。这是一种继续先秦雅乐的乐舞。杨坚听完演奏，兴奋地说：“此华夏正声也！”

此后，一条千里运河从江南出发，沟通南北，贯通古今，属于“江南”的时代，到来了。

大运河地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布满争议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不恤民力，大行征伐，一番瞎捯饬，把自己的江山给葬送了。

然而，隋炀帝并非全无功绩，他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举措之一，便是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征发两淮数百万民众，开通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挖通连接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与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以及后来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传统农业社会，最高效的运输方式就是水运。

隋唐大运河在神州大地上显现出一个横向的“人”字，它的一撇贯通隋唐帝国的核心区域关中与日益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它的一捺伸向北境的幽燕之地，而一撇一捺交汇处的洛阳，是杨广心心念念的东都，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江都（今扬州），是他魂牵梦绕的回处。

隋朝历史在隋炀帝的暴政中落下帷幕，但大运河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疏浚，河中的水不断流淌，一直发扬着南北动脉、转移财富的作用。

隋炀帝遇弑两百多年后，唐朝诗人皮日休站在大运河边，为这个遭受骂名的暴君与眼前的千古工程说了几句公道话，作诗曰：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船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画像。图源：网络

唐代，“江南”的概念终于形成，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江南物资经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

作为盛唐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也是一个改变江南经济地位的重要事件。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的进军速度让唐朝措手不及，洛阳、长安两京先后被安史叛军攻破。此后数年，双方在中原展开猛烈争夺，历来被唐朝当作政治中心的关中与河洛惨遭兵燹之灾，城市、良田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主要的赋税来源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

战火充满之际，安史叛军欲将魔爪伸向江南，将兵锋指向淮泗一带，试图切断大运河的运输线。

危机之下，唐朝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带领部下与安史叛军之间进行了惨烈的睢阳之战。孤军奋战的张巡凭借数千兵力多次击退兵力强大的叛军，挡住了其南下的步伐。睢阳是江、淮屏障，守住睢阳，也就守住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到最后，睢阳城中粮草用尽，张巡的军队甚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

尽管睢阳守城战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张巡的苦守，不仅牵制了叛军大量的兵力，还使安史叛军无法攫取江南的物资，“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

安史之乱中，中原地区备受残害，而江南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往处，如《旧唐书》记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有了人口，也就有了更多财源。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心朝廷难以把握中原地方的财赋，于是，江南成为了中晚唐重要的财赋来源，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隋唐大运河在挽救大唐国运的过程中，扮演着经济命脉的角色。扬州得益于位于运河、长江十字交汇处的地带，成为财富荟聚之地，也是大唐的经济中心，号称“扬一益二”，长江下游的扬州GDP排第一，长江上游的益州（今成都）第二。

当时有一句民谣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这句话蕴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当时，扬州为一线城市，到扬州当官，自然是官场自得；“腰缠万贯”就是形容财富；“骑鹤”则是得道升仙的比喻。这句话最早是用来讽刺人的欲看膨胀，升官、发财、升仙三者都想兼备，从中也可看出扬州商品经济发达，因此唤醒了人的纵欲主义。

唐宋以后，江南的风气也在悄然转变，偏向柔弱，变得“趋文重商”，文化上重儒习艺、耕读传家，经济上工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华。

文人到江南，时常眷恋忘返。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苏州、杭州为官，他在杭州期间修理西湖井，修筑湖堤，扩展了西湖的蓄水量，他平日里坐着画舫，乘着酒意，在江湖之间巡游，欣赏江南莺燕呢喃、水云缠绵。

多年后，白居易回到北方为官，身在洛阳，仍心念江南，为此写下了《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觅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杭州西湖。图源：摄图网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陆续南移，江南经济、文化进一步繁华。对此，北宋学者李觐直言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觐发现，杭州、苏州、京口（今镇江）、扬州、金陵（今南京）等江南市镇，不仅将南方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也为北方输进了江南的人文习俗，而当时北方在物质文化上对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回馈，所谓“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

江南名城苏州、杭州更是并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出自范成大在文章中引用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上苏杭。”

荷塘月色的湖泊、古色古香的园林、云雾缭绕的山峰与绿意盎然的苍松翠竹，种种倒映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使江南成了诗情画意的代名词。

▲[元]倪瓒《狮子林图卷》（局部）。图源：网络

在北宋一次科举放榜的名单上，“深斥浮艳虚薄之文”的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的名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往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听别人举荐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气地说：“且往填词。”

此前，柳永所作的《鹤冲天》词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正是这一句，惹恼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词”，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词人，成为大宋时髦乐坛的一哥。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受歌妓喜爱，被时人赞扬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科场失意的柳永长期流寓江南，江南的城市风景、湖光山色成为他词作的主要内容。他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看海潮》），写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

多年后，柳永病逝，家无余财，平时与他相识相知的歌妓们出钱将他安葬。之后每年春季，歌妓们都会往祭拜柳永，称为“吊柳七”。

影视剧中的柳永形象。图源：电视剧照

随着经济文化的崛起，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书院林立，兴起了一股崇文重教之风。

北宋教诲家胡瑗是江南兴办书院的要害人物。他年少聪颖，被视为奇才，却七次应试不中，于是在40岁时舍弃科举，返回故乡江苏泰州，靠讲授经学度日，成为一名专业的补习老师。

范仲淹到江南为官时，听说胡瑗的贤名，请他到苏州开办郡学，担任教席，也就是主讲教授，范仲淹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往当胡瑗的学生。之后，胡瑗接受官员任命，先后在苏州、湖州兴办书院，摘用“分科教学”的方式教诲学生。

在湖州办学期间，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胡瑗创立的这一套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在他之后，江南兴学之风大为兴盛，江南成为天下书院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孕育了一批千古闻名的文化家族。

南宋建立后，经过几番辗转，定都临安（今杭州），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集长江、钱塘江、大运河与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于一身。

到了元代，杭州仍是马可波罗口中“世界上最漂亮华贵的天城“。江南的商贸业乘着宋元海外贸易发达的春风，远播国内外。

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横跨欧亚世界的航线与商路上，几乎无人不知苏、杭的名称。在14世纪一本意大利小册子上，一个从顿河河口的塔那出发的商人写道：“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

据统计，元朝时，江浙行省的人口密度为全国之首，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为全国的几近一半。从宋代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意思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常州、松江、湖州等府县丰收，便足以供养天下。

[清]徐扬：《盛世滋生图》（局部）。图源：网络

江南，江南

明清时期，江南文化经过千百年来的飞速发展后，走向成熟。

清初，苏州人汪琬在京担任翰林院编修，有一天跟同僚聊起了家乡的特产。正当众人各自炫耀家乡的土产时，轮到汪琬说了，只见这位进士出身的江南文人缓缓道，我们苏州的特产只有两样：一为梨园子弟，二为状元也！

汪琬这话可没有吹牛。据学者统计，从唐朝晚期，到清末科举结束，整个苏州全部6县（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共产生了45位状元，数量为中国城市之最；而中国有史记载的科举状元，一共也就600位，苏州一个城市，就独占了7.5%，不愧为状元之乡。

历数中国古代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对此，历代的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大家辈出。

出自吴地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他们的书画为后世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艺术财富，至今仍是无价之宝。

江南地区的通俗文学在市民阶层广泛流传，苏州人冯梦龙、乌程人凌濛初、如皋人李渔等，分别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家道中落的曹雪芹，将家族在南京的兴衰荣辱作为原型，写成了名著《红楼梦》。

明末三大思想家中，反对君主专制的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生前都曾活跃于江南，他们是东方的微光，在时代的壁垒中，砥砺出思想的锋芒。

航拍苏州拙政园。图源：图虫创意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江南是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

可遗憾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城市经济、民间工商业迸发出勃勃生气的同时，商人阶级却遭到长期贬抑。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长期止步于萌芽的状态，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沉睡的大门，中国人为救亡图强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探索。

江南地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洗牌。

1843年，上海开埠。凭借靠近长三角这个商品产源地和销售地的地理区位，以及进进海洋时代后天然的港口优势，曾为江南小城的上海实现逆袭。

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1851-1864年），包括苏州在内的整个长三角陷进战乱，大量人口和产业纷纷迁移到了上海租界内避乱，促成了江南城市群C位的迁移。在开埠之前，曾为小县城的上海长期被当作苏州的“卫星城”，被称为“小苏州”，到了20世纪初，苏州则反过来被称为“小上海”。

在一个世纪中，上海从籍籍无名的长江河口城市，跃居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1907年建成的上海外白渡桥。图源：摄图网

对此，日本闻名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事实上，近现代上海的繁华，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华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即是苏州的存在。”

上海，继续了江南千百年来的经济文化底蕴，又海纳百川、宽容万物，就此成为江南三千年进击史的终极产物。

江南如此多娇，依然风华绝代。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9年

[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华书局，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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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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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 主编：《江苏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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