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故事的文化功能

若从更深层的发生气制而言，把寓言以及神话、仙话、童话等看成是修辞手段，其实质是将这些文学样态都看成是叙事的行为，看成是故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和形态。若扩展而言，叙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之一。

《人论》

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便会有什么样的叙事形态。正如卡希尔所说：

神话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它们二者都来源于人类生活的同一基本现象。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标明神话终止或宗教开端的点。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另一方面，神话甚至在其最原始最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了一些在某种意义已经预示了较高较晚的宗教思想的主旨。神话从一开始就是潜在的宗教。[1]

当然，神话不能等同于宗教，原始神话具有一定的宗教性。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故事。神话的内涵无论怎样神异、怪异，不可理解，但它们总是从人的熟悉出发的，用人的感知往叙述的。关于始祖、战争、文化创制的社会类神话如此，关于创世、天体、天候气象、时空、水火、动物、植物的自然类神话也如此[2]。

比上引之《夸父逐日》，其主旨所在虽至今无确解，但夸父之渴、夸父之手杖，都很夸饰、神异；《女娲补天》之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杀黑龙，叙述一气呵成。虽有后人增饰的痕迹，却掩饰不住其玄幻的色彩。

天如何能补？鳌足如何撑起天盖？又如关于太阳的神话：

东南海之外，甜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日浴（浴日）于甜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于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东经》)[3]

《山海经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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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段记载上或有残缺、脱误，生十日、载于乌等不可理解，但羲和为帝俊之妻，能生育，三足乌载日飞天，还是从人的视角叙述的，是原始初民关于太阳的故事。

袁珂指责晋人郭璞“多以人事现象释神话，于义无当，其云‘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尤迂，盖于神话缺少理解也”。而袁氏所谓“羲和生十日者，天上之日十也；犹常羲生月十二，天上之月十二也”之解，也未必得当[4]。

又与洪水相关的叙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九州。（《山海经•国内经》）[5]

这个帝是黄帝，他降滔天的洪水，大约是要惩罚地上作乱的人们，如《旧约·创世纪》所谓耶和华懊悔造人类而降洪水欲毁灭之。

《山海经笺疏》

而黄帝的后裔鲧却偷来可以自行生长无限的息土，填塞住洪水，挽救了下民。恼怒的黄帝命令祝融将鲧杀死在羽山的郊野。鲧死后三年不腐，用吴刀剖其腹，得生禹。黄帝再命禹敷土治水，才稳定了天下九州[6]。

把相关记载联系起来，这个故事就能展示出它的曲折生动。黄帝为何要降滔天的洪水？黄帝为何先不让鲧救人而后又命禹稳定天下？

《山海经》《穆天子传》《天问》《淮南子》等等布满了这类令人似懂非懂的天真奇幻的故事。换句话说，是故事记述了人类童年的世界。没有关于诸神、英雄和万物源起的故事，我们今天无法了解原始初民的思维、感情，更无法看清自己从何处而来。

寓言是继神话消歇而起的叙事。在“百家争喊”的思潮中，寓言也达到了黄金时代。诸子的言说方式在战国中期以降发生了浩大的转变，从微言大义的格言转向譬喻的论说[7]。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以谬悠、荒唐“巵言”“重言”“寓言”说之，故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8]。

《公孙龙子·迹府》曰：“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9]《墨子》云：“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也，其说将必无可焉。”《荀子·非十二子》云：“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10]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如郑人之买椟还珠[11]。

《吕氏春秋·遇合篇》曰：“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论议者也。世主之能识论议者寡，所遇恶得不苟？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说之道亦有如此者也。”[12]故转而用譬喻（寓言）论说。

《吕氏春秋》

据统计，《论语》寓言有2则，《墨子》寓言大约12则，《孟子》寓言大约13则，《庄子》寓言大约200则，《韩非子》寓言大约350则，《吕氏春秋》寓言大约300则，《列子》寓言大约100则[13]。因各家准则不一，这里的统计数字或有出进，但其所显示的好“譬论”的趋势还是显然的。

在诸子言说方式向“譬论”转变的过程中，故事得到了无比的青睐。《庄子》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其实是书中布满了谬悠、荒唐、无故崖的故事。《庄子》用“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往的精神，洞穿宇宙、明察秋毫、消弭物我、超越生死。

状物写境则谬悠超迈：天池之鲲化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逍远游》）；“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秋水》）[14]。

《庄子纂笺》

说细微则蜗角成国：“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猪虱“择疏鬛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踬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己与豕俱焦也”（《徐无鬼》）[15]。

譬喻取象则怪诞诡谲：“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齐物论》）；支离疏“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人间世》）；庄子“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至乐》）[16]。

叙事描述则声情并茂：庖丁“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养生主》）；小儒盗冢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外物》）[17]！

一部《庄子》，真是喻如日出，无故无涯！它极大地推进了故事形式的发展进程，极大地丰盛了故事内容的多样性。

诸子中另一位热爱故事的，当推韩非。先秦千则寓言，韩非独占三分之一！《韩非子》蒐集故事当然是为了创作寓言。热衷于故事的证据主要有二：一是刻意编撰故事专集《说林》；二是好搜集故事的异文。

先说编撰《说林》。《说林》上下篇的真伪当然不成问题，司马迁说韩非因“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8]，即已提到该篇，但其性质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韩非子集解》

一种看法认为《说林》只是一些未加工原始的素材，以作论说时备用的（如周勋初），另一种看法以为《说林》是拥有思想的作品（如郑良树）。笔者认为《说林》72则中大部分作品是原始故事，但有19则可能有所托付[19]。比如《说林》下有云：

惠子曰：“羿执鞅（決）持扞，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弱子扞（扜）弓，慈母进室闭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20]

另一种标点是惠子之言是到“故”字前结束，加双引号，强调“故曰”以下为议论。其实，无论摘用哪种标点，其议论性都是不可抹杀的，况且惠子说话自带议论并非首见。

《说林》上篇即有此例：“陈轸贵于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杨，横树之节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杨矣。至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往之易也。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往子者众，子必危矣。’”[21]划线部分当是议论。

这里讨论的含义是，假如按照寓体+寓意的寓言定义来套，《说林》上下篇有50多篇是故事而非寓言。由此可见韩非编撰《说林》的主要用意了。

《韩非子集释》

不仅如此，韩非还用“一曰”的方式专门收集一些同一则故事的异文。据笔者研究，《韩非子》中共使用“一曰”引出异文40多则，其中个别故事共有异文达4则。《外储说右上》载：

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贵于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22]

又《外储说左上》载：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一曰：鲁人有自喜（先慎曰：疑作“善效”）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

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之。[23]

《韩非子校注》

这些“一曰”所引故事，都是韩非自作，并非韩非后学所作。这一现象，体现出韩非对故事的特殊钟爱。因此，韩非才会在内外《储说》中搜集了大量的寓言（故事）。这种以“一曰”方式引出异文的做法，在《史记》的“或曰”中还能看到其影响，不过司马迁是出于对史事的郑重对待[24]。

比较而言，《庄子》故事多自创，而《韩非子》故事多有来源。《外储说左下》载：“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又将危父。’”[25]

该故事当改编自《国语·晋语五》：“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26]

又《外储说左上》载：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船。夫人荡船，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27]

《韩非子新校注》

此则当与《左传》僖公三年故事有关：“齐侯与蔡姬乘船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回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28]

《韩非子》如此来自早期史书的故事还有很多，总数约占一半左右。当然，韩非也不是完全照抄早期史书历史故事，其中多像上引二例一样，在文本的细节上也多有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深进探讨的问题。

假如说《庄子》（特殊是内篇）的故事多有奇幻色彩、哲理品行的话，那么《韩非子》中的故事有世俗色彩、历史品行。其历史品行已略见上述，而其世俗色彩则稍可略说。

《庄子》故事的哲理品行，可在“鲲鹏”“五石瓠”“庄周梦蝶”“庖丁解牛”“商丘大木”“混沌之死”“抱瓮老人”等一系列寓言中可以体会到。

而《韩非子》故事的世俗色彩，则可以在“宋人疑邻父”“弥子瑕失宠”“乐羊食子”“杨布打狗”“三虱相讼”“牛屎”“靖郭君重于齐”“李季浴矢”“守株待兔”等诸多寓言中见得。比如：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说难》）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外储说左上》）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回。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外储说左上》）

三虱食彘，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身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说林》下）[29]

《韩非子校疏》

前三则故事与“守株待兔”“削足适履”“狗猛酒酸”等一样，都是嘲笑宋人、郑人的愚钝的，都是撷取平民生活的琐事，具有浓郁的民间故事色彩。其中“宋人疑邻父”条，似是对《说林下》郑人谓“必筑坏墙”条故事的改造，其理趣之提升有限，远不如对“守株待兔”之寓意的深刻挖掘。最后一则也是没有加上寓意的生活化故事。

前者与上引《庄子·徐无鬼》之“豕虱濡需”相类似，但其哲理之境域却有高下之别。“三虱”结尾说“彘臞，人乃弗杀”，似导向猪因祸得福之寓意，叙述的主角被偷换了；“豕虱”结尾说“此以域进，此以域退”，则似导向祸福相依之寓意，是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合题，显然高一层次[30]。

《韩非子》有些寓言的故事性比较强，但趣味相对低俗，寓意多是普通的法家“权术势”那一套。例如：

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一作妾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内储说下》）[31]

该条寓意是主子要明察“六微”之一的“权势不可以借人”。主子要是放权于下属，就难免会像李季一样，妻妾私通外人，自己还被骗浴矢。两个故事的叙事细微进情，生动形象，不失为好叙述，但其中的味道究竟令人不快。

可笑的是，韩非还乐此不疲地搜集了该故事的两个版本，其中的“矢”，一本作“屎”；“乃浴以矢”，不知是韩非自己还是校书者刘向企图美化一下，竟然补了一句“一曰浴以兰汤”[32]。

《韩非子札记》

秦二世而亡，却给汉代留下了一个政治完全的江山和残缺的文化遗产。故汉代思想文化以历史大总结、思想大一统、文化大整理为主要特征。两汉的诸子著作也多带有这样的时代色彩。

就本文主旨而言，除了被划为经书的《韩诗外传》以外，保存故事或寓言多的诸子书首推《说苑》《新序》，其次是《淮南子》《新语》《论衡》等。

刘向的《说苑》《新序》都曾被看作是编抄之作。有论者说，《新序》是“分类编纂先秦至汉初故事，记述古人言行可以为时君法戒者奏上，以助看览”，其中自己创作的东西很少[33]。

《说苑》也是一部编抄之作，“它是刘向校书时依据皇家所躲和民间时髦的书册资料加以抉择、整理的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的杂著的类编”[34]。尽管如此，《新序》《说苑》还是受学界的青睐。一方面是由于二书思想史料、文献史料的宝贵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二书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价值。

闻名学者屈守元说：《说苑》“通过故事讲明道理，一般还多摘用相与往复的对话体。……这可以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可以“把《说苑》看成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的书”[35]。

《说苑校证》

思想史家徐复看则认为，《新序》《说苑》受《韩诗传》的直接影响，但在摘传记行事之外，必加进有他自己的意见；甚至是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导地往摘传记行事，始可谓之著。《汉书》本传谓之“依兴古事”。因此，“《新序》《说苑》是‘著’而不是‘序次’”，是一种“以故事为主的著作体裁”[36]。

文学史家和思想史家看得非常正确，《新序》《说苑》都是靠故事或小说来说话的。与《韩诗外传》用故事说《诗经》相同，《新序》《说苑》是用故事来说儒学，没有了故事，韩婴的说《诗经》、刘向的说儒学就变成了没有特色空洞的说教。

这里不妨看几则可以对比的例子，先看《外传》两则：

传曰：不仁之至忽其亲，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圣王之所杀而不赦也。《诗》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卷一）

（卫灵公）君曰：“使子召勇士，何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载与来。”君曰：“诺，延先生上。趣召公孙悁。”俄而悁至，进门杖剑疾唤，曰：“商下！我存若头。”子夏顾叱之，曰：“咄！内剑。吾将与若言勇。”于是君令内剑而上。子夏曰：“来！吾尝与子从君而西见赵简子。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与子从君而东至阿，遭齐君重鞇而坐，吾君单鞇而坐。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礼，诸侯相见，不宜相临以庶。”揄其一而往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与子从君于囿中，于是两寇肩逐我君，拔柔下格而还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贵为士者，上不摄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节矜而敌不侵扰，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而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诗》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夫何以论勇于人主之前哉！”……[37]（卷六）

《韩诗外传笺疏》

讲究礼仪、士节也是汉代儒学关怀的问题。《外传》讲论《诗经》“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者今本有四次，但讲法都不一样。前一则不详引自何处，用不能忘忽亲人、背叛郡主、哄骗朋友的道理解说《诗》之“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内涵，单调乏味。

后一则也不详出处，是以卜商三折勇而无礼的勇士公孙悁的故事，生动地解说了士节、士礼。

再看《说苑》以故事解说儒学的二例：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此之谓也。（《杂言》）

佛肸用中牟之县畔，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袪衣将进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在前，非义弗受；斧钺于后，义死不避。”遂袪衣，将进鼎，佛肸播而止之。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遂襁负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立节》）[38]

前一则是袭自《外传》卷一，《孔子家语•五义篇》等，由此可见《说苑》对《外传》说经方式的继续。此则虽是用对话的形式，但实质还是枯燥的说教。后一则是故事，早见于《左传》哀公五年，《史记·孔子世家》也载录，又见于《新序·义勇》。《说苑》举此故事自然为了解说士人如何立儒家所谓义勇之节，如《立节》篇小序所说：“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39]

《说苑疏证》

藉此四例，大致可以管窥故事在汉代经学家授业中的重要作用。

叙事是经传史书的主要手段，叙事中的故事则是经传史书的重要构件。书面的叙事从文字产生的甲骨文时代就开始了。对此，已有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40]。

大事记式的《春秋》无疑是历史叙事，但如没有“春秋三传”，几乎无人能读懂其中微言大义。比如《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之记载，只有在读完“三传”以后，才能基本了解其中所包含的史实、情感、道德所在。《左传》曰：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进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41]

《春秋左传注》

摘录的第一部分是述事，第二部分可以称之故事，其中从“悔之”“闻之”“遗之”“语之”“从之”到“其乐”，情节完全，口吻毕肖。如加上“君子曰”，则可以称之小说了。中国早期故事并非一定是虚构的，真实的叙事也可是故事。

史家固然需要写实，但史家无法完全做到写实。如《尚书·金縢》记述周公旦在周武王病逝后辅佐周成王的曲折史事，古今学者对其真实性有不少疑问。清华简《金縢》发现以后，证实今本《金縢》虽有些错误，但记载大致真实[42]。

不过，其中感天动地的描述，无法令人信以为真。东汉王充就曾说：“《书》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论之，周成王之雷风发，亦此类也。”“夫一雷一雨之变，（儒者）或以为葬疑，（古文家）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 [43]这是说连汉代的今文家、古文家也搞不清为何会有大雷电大风雨、禾苗尽倒、禾苗尽起的原因。

东汉《孔丛子》记载，陈涉读《国语》言申生事，迷惘地问博士：“晋献惑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抽泣公，而以信进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将欲成其说以诬愚俗也，故使予并疑于圣人也。” 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舍焉。”[44]

唐代刘知几《史通》亦摘信此说，似乎太拘泥女史之职。

《国语集解》

《国语》的性质或许算不上史书，只是春秋时各诸侯国的传闻逸事之语的汇编[45]。至于《左传》《史记》的叙述态度就大不一样了，都不写“骊姬夜抽泣公”一事，但都摘用了《国语》中骊姬的另外一哭：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回胙（祭之酒肉）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抽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左传》僖公四年）[46]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回釐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抽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史记·晋世家》）[47]

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

《左传》似乎过于惜墨如金，有些词不达意了，故孔颖达指责说“《晋语》说此事云：‘……’此传既略，当如《国语》也”[48]。而《史记》又似乎过于慷慨，有点泼墨淋漓了。不管怎么说，《国语》《左传》和《史记》在叙述骊姬乱晋历史时，都是摘用了大量的或虚或实的故事。

应当注重的是，司马迁在使用“春秋三传”史料时，时有不摘《左传》而摘《公羊传》、纪人遵从公羊学看念的现象。如公羊家讲“尚耻”精神，而司马迁写田横兵败自刭、其宾客也集体自杀之悲壮，写项羽为父复仇、乌江自刎之慷慨，“其中也渗透着公羊家的尚耻之义”。这与武帝时代公羊学最盛行，司马迁曾师从好公羊学的董仲舒学古文有关[49]。

以往认为，六朝史家好摘小说进经史，其实经史著作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好摘故事。上述《尚书》之《金縢》篇，可以当小说读；胡念贻认为《逸周书》中的《王会》《殷祝》和《太子晋》三篇都是短篇小说[50]。

笔者在观察《国语》《左传》与《晏子春秋》关系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语》只字不载晏子事迹，《左传》约有二十余处涉及晏子故事，再深进观察，竟然发现《左传》与《晏子春秋》之间存在互抄的迹象[51]。

至于《战国策》好摘寓言作为策士说辞，更是众所周知。陈蒲清统计其中寓言有54则，熊宪光统计则有70多则[52]，两家统计数字的出进可能与对寓言定义不同有关。若按故事的定义往统计，这个数字一定会扩展不少。

《战国策》

《东周策》有二例即可见一斑：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53]

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且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且使人操金与书，间遗昌他书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东周之候（侦候之吏）曰：“今夕有奸人当进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54]

《战国策新校注》

前一章当然是一则情节完全、叙述有趣的小故事，而且应当是虚构的故事。缪文远在题解和注释中说：“此章为依托之辞。东、西二周壤地相接，所种必同，安能见欺？且稻、麦之种不同时，下水与否，不能兼害稻、麦，苏子又何能兼得二国之金乎？”“此苏子乃策士虚拟而嫁名者。”[55]

廖先生的意见很有道理。宋人鲍彪旧注说，“此策不可行”，此苏子“非代则厉”[56]，似过于执着历史了。后一章或有史实，但大喜、大怒之情态，反间书之巧用，则是故事的写法，不同一般的历史叙事。

诸祖耿认为，“昌他”当作“宫他”，《西周策》《魏策四》《燕策一》并有“宫他”是其证，可从。又顾看光隶此事于周赧王八年，似可参考[57]。

降及汉代，故事更受到经学家、史学家的青睐。《韩诗外传》无论是“以诗证事”还是“以事证诗”，都离不开故事的支撑。

屈守元说：“此书每段故事，结束时总引‘诗曰’，这就为以‘有诗为证’作收场的我国古典小说树立了楷模，要探觅中国特色的古典小说渊源，万万不能不提及此书。”[58]徐复看说它是“以故事为主的著作体裁”，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的另一种方式[59]。

通俗地说，《外传》一改过往主要以章句解《诗》的方式，而以故事来解《诗》了。这种摘故事的说经方式，对于《说苑》《新序》等故事书影响很大。

在笔者看来，《外传》所摘故事大部分都有史传、子述的来源，但亦有从《诗》本义出发发明或改编的一些故事。如《外传》卷一所在“阿谷处女”故事，应当是韩婴依据《韩诗》“悦人”之本义，将一位达人情的“民女”改造成了一位既达人情又“知礼”的“贤女”[60]。

《韩诗外传集释》

《史记》并不是纪传体的开创者，只是纪传体的集大成者。纪传体以写人为中心的特性决定了司马迁的笔法，无论“本纪”“世家”或“列传”，都离不开无数形形色色的故事（神话、仙话、传说、寓言、逸事等）。

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说，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据此，司马迁“述故事，整洁其世传”“厥协六经异传，整洁百家杂语”[61]，写成《史记》。现代学者也对《史记》的史料来源作了更多的分析和研究 。

缘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史记》众多故事的生成情状。班固《汉书》本传有一段话很值得注重，他说：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摘《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摘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62]

为什么会近代史详尽而古代史多疏略或抵牾？这恐怕还是与早期的史料不足和杂乱，或由编年体转为纪传体而带来的撰写困难有关。

《史记会注考证》

因此，司马氏在书面资料以外还高度重视“口传史”“田野调查”，利用广泛的亲身经历和众多的人脉关系，探访到许多宝贵的史实和传说，弥补了《史记》撰述上的许多缺憾。《五帝本纪》曰：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索隐》：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63]

这里所说的不雅训、不传、缺失等状况，正是司马迁撰述五帝故事时面临的困境，也是他不得不博摘长老各称、众多他说的原因。由此，黄帝鼎湖升仙传说、舜帝早年屡受继母、异母弟迫害传说等等都被抄录了，从而形成一些重复、误解、矛盾的“失控的文本”[64]。

司马迁这种探访、调查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书面资料的弥补，更重要的是，使他找到了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新史识，找到了众多历史故事的灵魂，也找到了他精神上的托付。

司马迁邮票

《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看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索隐》案：“他广，樊哙之孙，后失封。盖尝讶太史公序萧、曹、樊、滕之功悉具，则从他广而得其事，故备也。）[65]。

司马贞的惊诧，其实也说出了班固所谓《史记》“其言秦、汉，详矣”的重要原因。比如传中有云“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进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进。十余日，哙乃排闼直进，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

又如“汉王败，不利，驰往。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夏侯）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66]。如此生动、进微的细节应当来自他广的口述故事，而绝非一般书籍所记载。

《史记索隐》

《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曰：“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责，胡亥极，得其理矣。”

盖俗传之“罪责”二字，促使司马迁对秦始皇有了更深刻的熟悉，故本纪引有尉缭之语“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云云[67]。

又《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家，确然。”[68]此中“志异”是贯穿韩信传的主要线索。

《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看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往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69]

这种内心的神往，久久的犹豫，至圣的赞颂，应当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使命的浩大动力。《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看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70]悲其志、想其为人，都是司马迁精神上的共喊。

据上说，早期故事之发展，至司马迁而在精神层面得到极大提升，即作者对故事情感的投进得到了显现。至于《史记》其他方面，请参见本稿《〈史记〉中的口述史与田野调查》《论“好奇”在〈史记〉中的文本显现 ——以“故事”和“或曰”为例》二文。

《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陈洪著，中华书局2019年9月版。

关于故事与巫书的关系，顾颉刚已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典范的研究[71]，笔者曾在专著《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中对《焦氏易林》《列仙传》等也有所讨论，本稿《〈白泽图〉与古小说志怪渊源》一文也有涉及，故此处从略。

至于故事与佛教的关系，颇为复杂。中国故事情节的曲折、空间的扩展、内容的诡谲，都与佛教及其叙事方式的传进亲昵相关。笔者曾在专著《佛教与中古小说》中多有论述，此处亦从略。

我们曾说，故事是古小说的母体，现在可以进而言之，故事也是神话、寓言、故事赋及故事诗的母体，还是经、史、子、书、巫书的重要构件。

故事的形态和文化功能当如是看。一方面，故事为经史子巫书提供了大量的譬喻故事、叙事的载体和占卜的卦象，同时也赋予了这些著作的不同风尚；另一方面，经史子巫书也大大提升了故事的熟悉价值、历史价值和宗教品行，同时也赋予了故事丰盛的形态和肥沃的土壤。

注释：

[1] [德]恩特斯·卡希尔著，甜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2] 关于中国神话的分类很多，钟宗宪收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八家分类：即茅盾的6类说、钟敬文的5类说、林惠祥的8类说、李达三的6类说、谭达先的4分说、乌丙安的2分说、张光直的4分说和段芝的7分说。钟氏分作自然神话、社会神话两大类，其下各有若干小类。参见氏著《中国神话的基础研究》第55-59页，第60-61页附表。

[3] 袁珂著：《山海经校注》卷十，第381页；卷九，第354页。

[4] 袁珂著：《山海经校注》卷十，第382页。

[5] 袁珂著：《山海经校注》卷十三，第472页。

[6] 参见《山海经校注》袁珂注释，第472-474页。《国内经》上文说“黄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又《回躲·启筮》说“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云云。

[7] 笔者在讨论古小说生成原因时，曾谈到这一转变，参见拙文《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8] （汉）司马迁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卷六十三，第2143页。

[9] 杨柳桥：《公孙龙子校解译话》，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10]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卷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8页。

[11]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6页。

[12] 陈奇猷撰：《吕氏春秋新校释》，第822-823页。

[13] 参见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诲出版社，1983年版）、公木《先秦寓言概论》（齐鲁书社，1984年版）、白本松《先秦寓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一上、卷六下，第17、560页。

[15]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八下、卷八中，第884、856页。

[16]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一下、卷二中、卷六下，第118、185、616页。

[17]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卷二上、卷九上，第125、921页。

[18]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卷六十三，第2147页。

[19] 参见拙文《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郑先生认为有16则有议论，笔者此外又发现3则。

[20]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八，第187-188页。又陈奇猷《韩非子新校释》第498页。

[21]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七，第180-181页。

[22]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三，第319页。

[23]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一，第319页。

[24] 参见孙文起《论“好奇”在〈史记〉中的文本显现 ——以“故事”和“或曰”为例》，《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25]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二，第307页。

[26]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晋语三》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1页。

[27]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一，第275页。

[28]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286页。该故事又见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29] （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第93、277-278、278、189页。

[30] 杨义认为韩非之说多出于老子之道学，很有道理。参见杨义《〈韩非子〉还原》，《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1] 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第245-246页。

[32] 参见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第245-246页。另一版本是该条正文：“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

[33] 参见赵善诒著《新序疏证·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4] 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向宗鲁著《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35] 屈守元：《说苑校证•序言》，第3-4页。

[36] 徐复看著：《两汉思想史》（卷三），学生书局，2002年5刷，第5页、62页。

[37] 屈守元著：《韩诗外传笺疏》第16、294页。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8、224-226页。标点、文字参照屈本、许本互用。

[38] 向宗鲁著：《说苑校证》第420、87-88页。

[39] 向宗鲁著：《说苑校证》卷四，第77页。

[40] 傅修延著：《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4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0-16页。

[42] 参见刘国忠《从清华简〈金縢〉看传世本〈金縢〉的文本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杜勇《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等。

[43] 黄晖著：《论衡校释》卷十八《感应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7-789页。《御览》卷八三九略引：“《金縢》曰：周公居东，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则尽偃。王启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说，王出郊，天乃反风，禾尽起。”

[44] （汉）孔鲋撰，傅亚庶校释：《孔丛子校释》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3页。

[45] 参见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4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僖公四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6-297页。

[47]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十九，第1645页。

[48]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七）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49] 参见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史记〉散论之五》，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2期。

[50] 胡念贻：《〈逸周书 〉中的三篇小说》，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51] 参见笔者《〈左传〉与〈晏子〉关系考论》，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年第5期。

[52] 陈蒲清著：《中国古代寓言史》，第79-80页；熊宪光著：《战国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9页。

[53] 缪文远著：《战国策新校注》，巴蜀出版社，1987年，第9页。

[54] 缪文远著：《战国策新校注》，第35页。

[55] 缪文远著：《战国策新校注》，第8-9页。

[56] 其他意见，可参见诸祖耿著《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57] 祖耿著：《战国策集注汇考》，第55页。

[58] 屈守元著：《韩诗外传笺疏·前言》，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页。

[59] 参见徐复看著《两汉思想史》（卷三），第1-6页。

[60] 参见本稿《贤女与神女：〈韩诗外传〉阿谷处女故事的诗学生成考论》。

[61]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299-3300页、3319-3320页。

[62] （汉）班固撰：《汉书》卷六十二，第2737页。

[63]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第46页。

[64] 参见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指责——以 〈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１期。

[65]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十五，第2673页。或有论者认为此“余”是司马谈，不是司马迁。

[66]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十五，第2659、2665页。“雍树”一词，诸旧注均无确解，亦见其口语化的书写。

[67]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第292-293、230页。

[68]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十二，第2629-2630页。

[69]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八，第1947页。

[70]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八十四，第2503页。

[71] 顾颉刚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燕京学报》，第六期单行本，192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