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战争频发，南方士人为何不习武，反而吹起重文风气？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五代史记》。

众所周知，唐朝与宋朝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空档，而这个时间空档就是我们不太熟知的历史动荡时代——五代时期。

这个时期，仅仅在历史上存在了53年，它就像一阵风擦过了时间洪流，但那个时代里的人们，却有着属于他们的士人文风，更是掀起了一阵奢靡之风。

五代皇帝多以“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个时期是武者的天下，武人可以横刀立马指点江山，而在这个时期的文人地位低下，手无缚鸡之力，唯一在政治上授以重任的是吏部。

朝廷觉之儒家那套毫无用武之地，但需以文官装饰点缀朝廷，才答应其还在朝上。所以，那时除了吏部文官，朝堂上的文官几乎形同虚设。

为了改变文人的地位和处境，文人们也开始有了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

以其自身往适应社会的转变，拉动文人在五代时期社会地位的提升，着重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以正社会之风气，因此，南方士人逐步掀起的重文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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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富庶之地的精神需要

中国古代国都，多位于北方建立，直至唐朝，国都的建立依旧是在黄河流域。而到了五代之时，南方极少受到五代势力的影响，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对处于稳定舒适的状态，舒适的生活造就了士人文风的兴起。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淮之地原本就非常富庶，加之气候条件湿润，雨水充足，致使南方的农业发展迅速。

而北方气候条件不答应，加之常年战乱不断，致使不断有难民、灾民等劳动力，逐渐向南迁徙。

迁至南方后，人们早已厌倦了这样的颠沛流离，更想要获得舒适的生活，因此，皆抉择定居南方。南方劳动力日渐充足，农业便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愈渐充裕。

此时，在生活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当人们物质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称心，都能食饱穿热，人情放荡不羁，便会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愈加追求，也使士人们有较多的时间、精力从事文化创作，从而导致士人之间文风气盛行。

于是，喜欢诗词歌赋者愈来愈多，追逐名利的士人也越发激增，开始注重发展教诲，复兴文化事业，提高文人文化水平，这也为此后的士人文风之风作了一个展垫。

2.统治者喜好偏向倾斜

南唐国君在位之时，较为重视文学的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士人们能够积极进仕，很多南方士人共同活跃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展建功立业的抱负，都期看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并把出仕参政、建功立业当做最高理想。

同时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保境息民的政策，壮大了南唐国力。

士人们也逐渐打破封建守旧的意识，大力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对朝政的积极参与和建功立业的，也让士人们的地位，在当时的环境下水涨船高。

在五代十国时期，士人文风已经致使一国之君为此沉迷。最让人广为熟知的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君主，但却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词人，甚至后来人们称之为“千古词帝”。

正是在这些条件下，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喜好偏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士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生活追求,不断催生着南方士风。

除往统治者对诗词的追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科举制度亦是致使南方士人走向重文之风的重要因素。

在当时的南唐，实行“以文治国”，士人们皆期看能从书中找到治国之法，“文官政治”也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时髦趋势……

由于在刚开始建立南方政权之时，都以武者、武士为主，但随着国家的建成建立之后，谈论起对国家的治理与治理，武者们对治理与治理方面，明显变得力不从心。

“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在《新五代史》中有此记载，由于五代时统治者们和百姓们一样，皆受够了战争的动乱，致使所有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过上继续稳定的生活。

这时，文官的作用就加以体现，为了维系百姓们舒适稳定的生活，南方士人们，开始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积极收揽。

在南唐时期，先主李昊就一直强调“文臣善治”，他认为文官在政治朝堂上的治理是非常要害的，不应该是比武官地位低的。

他的举措不影响了士人文风的盛行，更是对后面的北宋政治治理上同样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文臣善治”此举一出，瞬间激起了大批文人对待仕途的热情，城市中的文化看念也相应得到了丰盛，这一举措更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南方士人的保守和传统，塑造了南方士风的新看念，从而为南方政权争取了众多人才。

而当时的科举制度正是走向仕途的唯一途径，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向了科举制度的怀抱，至此，我国的文化发展也进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救世治世思想的主导

面对五代乱世时期，众多士人是为了考取功名，但也有少部分人，见不惯人间疾苦，想在书本里追求救世之道，不断吸取书中学问，锤炼自己，博览群书。

五代时期的冯道，正是这样一个人。细数冯道的一生，侍奉了李、石、刘、郭、柴五姓的皇帝，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政权。

而作为当时朝代的“三纲五常”，他沦为了五代时期一个道德的符号，历史上几乎都是对其“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道德评判。

但他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获得的阶勋官爵为荣，并自称“长乐老”。他无愧于忠义，更无愧于百姓，他效忠的不是君主，而是天下的黎民百姓，虽无文人气节，但却是救世圣者，独善其身而又兼济天下。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除往以冯道为首的男子代文人。

五代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些以倾世皇妃花蕊夫人为代的女子文人。花蕊夫人有着自己的追求和骨气，她会作诗明志，会温存反击这些不公平的对待。

其《述国亡诗》亦颇受人称道，实乃才貌双全之女子，她的心中，有着对故国的执着，对亡国的愤恨，有着对真挚爱情的。

一如冯道、花蕊夫人这样的救世之人，也致使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以笔墨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或是一些仕途不得志者，借以笔墨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

三、隐逸风尚盛行

“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回。”是乱世之中不愿跻身泥潭的士人，普及的人生抉择。

五代时期，社会环境动乱不堪，许多士人皆抉择弃官回隐。“回隐”和“出仕”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庙堂和江湖的人生抉择，“回隐”在行为上多为闲适、自然的生活方式，远离权利斗争，放下世俗羁绊，获取片刻安宁。

历史上不乏“隐者”，隐者大多分为三种：

1.被迫回隐，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实则半进半隐；

2.政局失败，理想破灭，只能抉择回回田园，让心灵栖息；

3.主动回隐，追求闲适自然的生活境域。

谈及主动回隐的隐者，历史上当以陶渊明最广为熟知，“摘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闲适，早已成为了他精神与思想境域的普通标签。

而在五代时期的隐者，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回隐的。他们不如陶渊明开朗和豁达，绝大部分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称心，追求不了忘我的境域，最终苦闷烦忧，再次进世，或是以诗篇寄抒自己的孤苦、不得志。

一如自号“江东先生”的罗隐，原先名为罗横，曾经也与其他人一样想借助科举考试步进仕途，然而却是屡战屡败，与榜上无缘，史称“十上不第”，也因此更名为隐，后隐居可能六、七年。

四、结论

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百姓是战乱的，所有人都想要获得舒适的生活环境，在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人们的精神所求便有了一定的体现，五代时期的重文之风就是其中一种。

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所带来的风潮，亦是统治阶层对政治文化风向的偏好。一旦统治者对文人多加奖赏和推崇，那么政治领域的用人政策也会随机发生改变。

五代时期，南方各朝统治者他们深深体会到乱世的动荡不安所带来的的不良影响，对于百姓想要获取舒适的生活所念，都能感同身受，于是他们在政治上保境息民、修生养息，文化上崇文好儒。

因此，士人们不管从日常生活，或是其他方面都有着积极进取的政治风尚。

但在所有人都想以科举制度进仕的情状下，不免产生了不少有才能却郁郁不得志者，从而导致“隐逸”之风也就此盛行……

可以说，所有的社会风向，都有其展垫、积攒、爆发，从而走向衰落的过程，不仅仅针对于士人的文风，也有其社会发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