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崇尚三从四德，日本古代的女性教养受何影响？

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女性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地位。女性是时代永不过时的话题，无论是最初的母系社会，还是现在的男女平等社会。

男性为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发展作出了浩大的奉献，女性也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男性无法做到的付出。

至于为什么女性一直是很微妙的存在，这要从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说起。

最早的母系社会，由于女性对一个氏族的生存繁衍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氏族得以维系下往的直接原因，因此女性在此时的社会地位极高，受到极大的尊重。

由于男性是整个氏族物质生活的保障，母系社会慢慢转向了父系社会，这是世界历史都无法避开的渊源。

父系社会发展后不久，整个古代世界都出现了一种“男尊女卑”的现象，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

在中国出现了三从四德，《女戒》等约束女子的规范礼法，彼时，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的女性地位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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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现在，新世纪到来之后，男女平等才成为世界的主题。平安朝作为日本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以此为节点，浅析古代日本的女性教养。

一、摄关政治的历史现实和走婚对日本女性教养的影响

1、摄关政治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其特殊性就在于其“摄关政治”。

奈良朝末期，朝廷、贵族两方势力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彼时的恒武天皇将京都迁到平安京，取平安之意。

何谓“摄关”？摄关，实则是摄政和关白的合称。摄政，即非统治者干预政治，代替帝王执政。

关白，即当帝王有政治能力后，摄政者以辅助政治的名义干涉朝政。

正如在我国古代社会，许多朝代都册封过“摄政王”一职，一般为皇族或亲族人氏。

故而在奈良朝末期，国家的政治并不把握在帝王手中，作为“摄政”的家族，才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氏族。

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摄政者的身份无非就是太后、皇后、外戚等人，在奈良朝末期，摄政的人的身份就是外戚大臣。

在清朝，有这样几个家族：博尔济吉特氏、钮祜禄氏、佟佳氏、赫舍里氏、乌拉那拉氏、富察氏等等。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家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后宫的掌权者几乎都是这几个家族。

在日本奈良朝末期，如此一般的家族是藤原家族。藤原家族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家族，他们靠着无数的政治谋略，对日本皇室的操纵长达三百余年。

其家族能力与势力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家族的掌权者，更是权倾朝野，左右国家政治。

藤原家族能够掌控王室，把持权力，靠的却不是替帝王打天下，而是将自家女儿送进后宫，培植妃子、皇后等，以此把握后宫政权。

相传，藤原家族内部的规定是：哪一支率先将女子送进宫中，哪一支送进宫中的女子多，哪一支就在家族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把握家族权力。

这种规定，将血缘关系与国家政治融为一处，决定了这个家族势必与国家政治共同发展与衰落。

从藤原家族的“外戚夺权”政治手段中，就阐明了在奈良朝末期，女性实则是政治权谋的工具。

其他家族有样学样，整个日本上下一体，十分注重女子的工具作用，将女子作为家族谋权夺势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想要将女子送进宫中还是作为橄榄枝向上爬，女子势必不能无能，于是培植女子的才能成为彼时社会的风尚。

对女子的文学教养、才艺教养都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巅峰时期，故而在这个时期，女性文学极其繁华，达到鼎盛时期。

这使日本平安朝时期的女性教养，达到了其他封建国家达不到的顶峰，女子的思想和才智都被最大化，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至今仍是日本当代作家无法超越的女性文学。

2、走婚形式和一夫多妻制

走婚形式，是中国古代社会较少见到的腐朽的婚姻制度。

一般夫妻结婚后，共处一家，朝暮相伴，走婚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婚后，夫妻俩仍然不是一个群体。

女方仍然在原生家庭居住，夫妻生活靠男方夜间造访女方家庭得以实现，暮合朝离。

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其实无权过问男性的生活，更无法干涉，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上莫大的打击。

由此，平安朝时期的女性，沦为了权力的工具。

女性沦为权力的工具，其原因之一就是受藤原家族外戚摄政的影响，整个社会都将女性作为攀炎附势的工具，是最见效也最方便的行径。

可想而知，平安朝时期的女性承担了多大的痛苦。由此，不乏女性在经过家族的刻意地文学培植后。

有一定的文笔，将这一社会现实融于笔中，展在纸上，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

这也是平安朝时期女性教养处于巅峰，女性文学繁华的原因之一。女性沦为权力的工具，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夫多妻制。

一夫多妻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陌生，古代帝王尚有后宫佳丽三千人。

一夫多妻制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毫无疑问，在现在这个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中，一夫多妻制是无法被接受的，但在古代社会，这是千年旧俗。

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效仿中国古代的制度，自然而然将一夫多妻制使用到了自己的国家。

而一夫多妻制之所以能被社会所接受并且实施的原因有二：其一，女性社会地位卑下；其二，女性的婚姻也是一种工具。

这是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走婚形式虽看似与母系社会相似，实则是将女性限制在家中，更多地是给了男性自由。

平安朝时期，走婚制度与一夫多妻制度的共同实行，使得男性的社会地位急速提高，处于支配地位，既能够名正言顺地“拈花惹草”，又能要求女性贞洁，为其恪守妇道。

既然作为被抉择的一方，就必须拥有过人的一面，女性教养由此得以提升。除此之外。

在男性对女性感兴致之时，会写喊做“悬想文”的信，作求爱之用，女子需要回信，文摘斐然者，自然更加具有吸引力。

以此为契机，女性文学的繁华又上了一个阶段。

总的来说，走婚形式和一夫多妻制，是平安朝时期，受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女性为了提升自我价值、抒发内心，使得女性教养得以不断提高。

二、武士阶层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对日本女性教养的影响

平安朝以后，腐朽的外戚摄政被武士阶层取代，此时代相较于平安朝时期，女性的工具性有所减小。

武士阶层时期，接受中国文化，并极大程度地使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将摄关政治时期的腐朽扫空了大半。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闻名、使用最广泛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影响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至今也在影响着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在中国古代时期，孔子的儒学并不被帝王所摘纳，也不被大众所接受成为主流，真正成为政治工具的，是董仲舒的新儒学文化。

新儒学文化，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有力的统治工具，它推崇神力，认为君主是天选。

它讲求中和，要求帝王不能苛待子民，子民不能谋逆帝王...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套具体的、规范的社会规则。其中不乏君臣之间，还有夫妻之间。

夫妇一体，男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相夫教子”，整个社会以一种良好的秩序展开运行。

在武士阶层时期，日本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女性的地位不再是工具，不再是“奴”，而是男性成功的辅助，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存在。

与中国古代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在日本，女子无才是万万不可的。

本着“相夫教子”的责任，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女性教养，是无法配合丈夫，也无法教诲孩子的，因此鼓励女性的教养教诲成为社会的潮流。

因此相比于平安朝时期，武士阶层的女性所受的压迫和心理残害较少，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女子受正规教诲的程度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高。

女性教养，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繁华昌盛的景象。

总结：

平安朝时期和武士阶层时期都是日本女性教养繁盛的时期，但繁盛的方式及原因都有所不同。

无论是被迫接受教养教诲还是鼓励正规接受教诲，无疑都是对日本女性教养的提高有所扶助的。

虽然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但历经了一系列成长，现如今社会，男女已然平等，教养不分男女，男女也无社会地位高低之分。

参考文献：

1.《浅析古代日本的女性教养》

2.《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对政治的影响》

3.《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繁华的原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