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间从137人猛增至13万人，如何阻止青年人成为电信诈骗“递刀人”

在电信诈骗犯罪的链条中，扶助行为逐渐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间，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扶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从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万人。

1月底，@岚山法警 的一条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获得了70多万点赞。

视频里，一位20多岁、刚刚踏出校园的女生，被戴上手铐脚镣、蒙着面送上了警车，她因为犯了扶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而步进牢门。

这一场面给网友们以极大震动，7万条评论几乎一致地询问——“什么是帮信罪”？

起诉人数排第3的罪名，街摘中只有1个人知道

“不清楚”“不了解”“这是什么？”……

两会期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上街头，询问多位青年是否了解帮信罪，也得到了几乎清一色“不知道”的答复。

只有一位90后美发行业小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因为法治意识薄弱，“上大学时有同学做过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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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非接触性、侵财犯罪日益显现出链条化、组织化、跨境化、技术化等特征。”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说。

依据治理网络危害行为的需要，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帮信罪这一罪名，具体规定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进、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妥善、支付结算等扶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增设8年，帮信罪前期的判决量并不引人注重。2020年10月以来，公安部门统一开展“断卡行动”，重点打击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银行卡、手机卡的黑灰产业链犯罪。依据最高检工作报告的数据，5年间，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扶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从2018年的137人增至2022年的13万人。2022年上半年，最高检的数据展示，帮信罪的犯罪嫌疑人以低学历、低收进群体占多，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如今，帮信罪已成为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急驾驶罪、盗窃罪，也是发案率最高的信息网络犯罪。

“决不答应网络空间沦为法外之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强调，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扶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加大全链条打击力度。

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青年如何成为

诈骗“递刀人”

“他们负责我的食宿费用，还说会为我办理100万元的贷款。”2022年，26岁的张明（化名）因帮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而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诈骗集团的虚假誓言。

案发之前，张明担任着10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监事。所有公司的注册手续都由对方提供，他仅出示身份证并到场配合对方办理。检方发现，其中数家公司的账户涉嫌收取电信网络犯罪钱款。

帮信罪的表现形式不止于非法买卖“两卡”（银行卡、手机卡）。一些学生因上当受骗，甚至会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8所院校57名学生跨省实习，误进诈骗团伙，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或督促撤案，涉案学生均回回正常学习生活。

孙谦表达，办案过程中他们发现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有的招聘市场特殊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短缺严厉审查和治理，导致一些人因为这些违法招聘广告，进进诈骗犯罪集团，危害十分严重。”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称，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会同教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对情节较轻或受骗、胁从参与扶助信息网络犯罪的，从宽处理、教诲为主。会同教诲部开展校园反诈，发布典型案例，警示犯罪、关护学生。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第六号检察意见，促进源头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

如今，帮信罪的犯罪形式越来越高科技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公司收进较高者涉罪人数继续增加，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也成为了值得注重的犯罪行为。

“一些科技公司从业人员抱着‘赚快钱’‘炫耀能力’的想法，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实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孙谦说，如今，网络黑灰产滋生蔓延，犯罪分子在网上网下、境内境外相互配合，助推了电信网络诈骗迭代升级。“一些犯罪人员通过非法出售、出租专业设备或工具，扶助上游犯罪实施。一些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精准‘画像’，设计个性化的诈骗‘话术‘。”

代表委员热议 前端治理对防犯罪更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心芭蕾舞团副团长朱妍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避免IT青年成为涉诈APP“制刀者”的提案》。

“一些涉案人员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接下业务参与研发涉诈App，以及进行后期运维等。此外，除团伙作案之外，也有技术开发人员私下‘接单’、参与要害环节，逐渐发展成从接单、开发到封装、分发、售后的‘一条龙’灰色产业链，还有的技术人员被派往东南亚窝点治理运维服务器。”朱妍认为，要加强计算机IT类专业学生的法治教诲、思政教诲；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这样才能将涉诈APP“制刀者”变为反诈“战斗员”。

“ 法治意识淡薄是多数人触犯帮信罪的重要原因。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孙菲指出，许多涉案青年法治看念不强，对此类行为可能触犯刑法的熟悉不到位，对他人利用其银行卡收取电信网络犯罪钱款等行为摘取默认、放任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来钱快，自己也可以这样做。”

“检察机关聚焦案件高发群体、重点行业和问题突出区域，通过法治宣讲、公开听证、公开宣告送达等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诲。会同教诲部门，继续深进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提升在校学生法治意识。会同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用好典型案例，加大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教诲力度，提升职业素养和法治意识。”

孙谦认为，相较于后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前端的治理对于提防违法犯罪更为重要。“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

来源：银川市公安局反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