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鬼神看念的影响下，两汉祭奠活动逐渐实用化、生活化和娱乐化

两汉时期，整个社会笼罩着深厚的神异主义色彩，当时人们信仰的神祇、鬼怪种类纷杂，可以说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鬼神术数之世界”中。

两汉民众对各种鬼神的信仰，不仅仅只停留在具体的信仰对象及其相关的神话传说的流传方面，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将这种鬼神信仰物化为祠堂及其他各种蕴含信仰看念的物品，并在外在行为上将其体现为不同的仪式等。结合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两汉农民对鬼神、祖先的祭奠活动、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以及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禁忌习俗等方面来探讨他们生活中主要的精神信仰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在鬼神看念普及盛行的大背景下，就整体而言，庶民大众对鬼神的信仰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当然不清除因地域文化差异等因素所产生的具体信仰神祇及方式的不同，但其主流应是大致相同的。

基于此，限于史料对农民信仰活动记载的匮乏，笔者为了更具体的阐述农民的精神信仰活动，在史料的使用上难免会以其他阶层的史料作为论证的基础；同时，在研究对象上也会使用普通民众或民间等来概而言之。

一、祭奠活动

两汉时期，在鬼神看念的影响下，鬼神祭奠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随着人们从商周时期“神人疏远”被动惧神转变为“神人接近”的主动悦神这一神人思想看念和礼仪习俗的转变，祭奠活动逐渐趋于实用化、生活化和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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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祭奠活动的特征和意义

两汉时期鬼神看念深厚，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受其影响较大，但基于农民自身的特殊性，他们对鬼神的信仰也显现出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一些特征。同时，两汉农民因生活环境相对闭塞、交际圈较小以及精神娱乐生活相对贫乏，对鬼神的信仰，可以说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种精神托付，同时也丰盛和充实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祭奠活动的特征

虽然两汉民众所祭奠的鬼神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承袭自前代，但与前代相比其祭奠内容和方式等也发生不小的转变，从上述祭奠活动可以看出，两汉时期民众祭奠活动的宗教色彩日益淡化，它更加符合民众现实的生产生活需求，从而使其祭奠活动表现为实用性和生活化等特征。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两汉农民而言，尤为如此。

第一，实用化和功利化。两汉农民基于其个体小农的特性，对神灵的信仰与祭奠主要是从与其自身或生产生活关系亲昵的实用性出发，凡是能够禳灾避祸、福佑子孙以及带来平安富贵等这些好处的神灵鬼怪，都会得到他们的崇奉。

如上述对灶神的祭奠，主要是灶神有上天告状的能耐，即“灶神晦日回天，白人罪”。同时，两汉农民对祖先的祭奠，除了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与尊敬之外，更多的是祈求祖先神灵能护佑子孙安康，保护家族世代兴盛发达。对此，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亦可看出。

可见，两汉时期，在人们普及信赖鬼神有灵的看念下，通过对各种鬼神的祭奠，以此进行带有功利性的交易，是当时祭奠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鬼神迷信盛行，神灵鬼怪种类繁多，两汉农民对鬼神的取舍也主要是出于实用性的角度，一方面他们会淘汰一些对他们用途不大的神灵，同时也会依据其生活的实际需要不断地发明出一些新的神灵，如上述所举灶神，因灶神能够给他们带来富贵，所以才会对其毕恭毕敬，这其中更像是一种带有功利性色彩的交易。

费孝通先生在比较中美两国的信仰方式后感慨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奠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求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

第二，生活化。生活在乡村聚落的大部分两汉农民，一方面基于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客看原因所致，民众整体科学知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自身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生活又较为封闭，在鬼神看念的影响下，农民对鬼神的信仰更轻易将其具体化到日常生活中，从行为及语言等方面都会将其付诸实践，从灶神祭奠活动中也可看出，如“埋发灶前，妇安夫家”。

2.祭奠活动的意义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两汉民众的各种精神信仰活动，一方面固然有其迷信思想的成分在里面，但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按照属于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对神异的鬼神世界进行解读和敬仰。

两汉时期，限于当时科学知识的落后，人们无法应对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于是人们便将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或面对的困难托付于那些威力无比的各种神灵，寄期看于神灵能给予他们一些恩赐与福佑，正是他们这种对神灵的信仰或者是信赖，给予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从而使他们以更加乐看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而言，两汉民众对鬼神的信仰，无疑是他们在生活中进行心理调适和精神托付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两汉时期，人们在重病缠身时通常会求助于神灵。

从中可知，正是借助神灵之言而使久病不愈的戴氏女的病情趋于好转，其实这主要是源于人们对神灵的过分信赖，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鬼神信仰可谓是两汉民众生活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同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两汉农民，现世社会给他们所带来的种种不公和剥削等也使他们背负着繁重的精神压力，对鬼神的信仰可使他们暂时远离这些困境，借以调剂他们无奈而失衡的内心，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心理抚慰和期看。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实际上，丧葬仪式和祭奠仪式已成为汉代人最重要的集体精神生活。西方的集体精神活动在教堂，汉代人的集体精神活动在墓地和祠堂。人的无意识梦想在这里游荡，心灵获得了托付，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自由。

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两汉农民，他们正是通过对代表不同功用的神灵的崇拜和祭奠，寄期看于用神力来弥补和征服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以此获得自我心理的调适和抚慰。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人们的这种鬼神信仰在以后的社会中有一部分作为民俗现象被承继下来，并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熟悉到，两汉农民的鬼神信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精神托付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实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的一种无奈之举，甚至可以说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追求不死与升仙可谓是两汉民众的普及信仰。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大部分两汉农民而言，不死成仙的信仰可以说会给族弱势薄的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灵调适和精神托付，从而构成了他们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对两汉农民史料记载的匮乏，对本部分的研究对象会延伸至较为宽泛的领域，在行文中更多的用民众、民间等来表述，主要是基于在整个两汉社会不死成仙的大环境下，尽管不同阶层在追求升仙的方式和内容上会有所不同，但人们不死成仙的美好愿看都是一样的。

(一)“长生不死”看念的渊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在古代社会，不死成仙可以说渊源甚早，其主要是源于人类内心深处对死的惧怕和对生的神往。至两汉时期，民众对不死成仙的追求在承继先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首先，来看“长生不死”看念的渊源。人们不死成仙的愿看由来已久，如《尚书·洪范》中的“五福”，其中“寿”为首位；《诗经》中亦大量出现“万寿无疆”、“天子万寿”等字句。而寿的反面就是死亡，《山海经》中出现有较多“羽民”、“不死”等字句。《庄子·逍远游》中记载的姑射山“神人”其实就是一副神仙的模样。关于早期人们神仙信仰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神仙之说是战国末年一般衰落的旧封建贵族躲避现实的一种妄想。”

诚然，这种阐明有其道理，但若从人们的本性来看，神仙信仰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应是源于人们最基本的对生的神往和死的惧怕。另外，先秦时期，从宫廷流落到民间的巫师、方士对于时人不死升仙的理想追求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来看“长生不死”看念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两汉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深厚的不死成仙的风气。对此，从两汉时期的文学作品及出土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西汉中期以后，盛行于民间的乐府诗中就有许多反映神仙信仰的，这些正是作者通过诗歌来表达对仙人仙药和不死成仙的期看。另外，西汉刘向《列仙传》中所记七十人成仙得道的故事，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在两汉社会不死成仙风气的影响下，民众对不死成仙的追求日益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个人养生长寿之术。

在不死成仙看念的影响下，为了能够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民众开始注重个人的养生长寿，不但由此形成了对时人甚至后世影响较大的以服食、辟谷、导引、行气及房中术为主要内容的养生术，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天、地、人一体同源同构共生互感的养生文化理论。

如《黄帝内经》、《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均是在这个框架内论述人们应如何养生来保护生命永恒的著作。两汉时期，人们普及信赖经由方术可以成仙，史籍中也记载了不少这类事迹。

这虽是传说，但其中反映了当时民众痴迷于养生方术进而期看能够长生成仙的愿看。在此背景下，传说中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更是成了两汉民众崇奉的吉神。如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经常提到西王母的推崇，并将其与长寿、福佑子孙联系在一起。

其次，通过对幽冥世界的的建构，以此期看死后成仙。

两汉时期的民众不仅期看活着时可以长生不死，他们更期看死后能变成神仙，在这种看念的影响下，从而使升仙信仰具体化为丧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为死者建造一个理想的冥间世界。当然，厚葬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其中为死者所建的画像石墓及墓上祠堂所刻的画像在一定程度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民众追求死后升仙的美好心愿。出土的两汉墓葬中所出现的大量表现升仙思想的壁画，正是对两汉民众追求死后升仙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追求不死与升仙可谓是两汉民众的普及信仰，这可以给他们特殊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大部分农民带来心理抚慰和精神托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他们以积极乐看的心态面对现实的生活。

三、禁忌与农民的生产生活

禁忌，就是人们所常理解的忌讳。凡被人们视为忌讳的东西，就是不可触犯的，否则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久而久之，就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约定俗称的一种禁忌现象。对于巫风深厚的两汉社会而言，禁忌更是无所不在，关于禁忌在当时社会的的普及性，从两汉史籍的相关记载中亦可看出。

《论衡》中的《四讳》、《讥日》、《难岁》、《辨祟》等篇均是专论民间禁忌。另一方面，出土的考古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及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日书》、尹湾汉墓简牍以及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等等，都有对禁忌的相关记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禁忌对当时人们的浩大影响力。

两汉时期的禁忌现象是对先秦时期的继续与发展，其种类繁多。考虑到与相关怀的内容，主要从与两汉农民亲昵相关的生活生产中存在的禁忌现象择其概要而论述之，以此了解禁忌对他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的熟悉农民的精神信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