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盐铁官营，究竟是国与民争利的弊政，还是富国利民的良策？

引言：

封建王朝的统治，其核心是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也都遵从了这一思想，因而许多在最初起到过富国利民作用的良策，随着统治阶级与底层民众矛盾的激化，逐渐演变为整个王朝发展的枷锁，加速动摇其统治，汉代盐铁官营制度更是其中的典型。

作为百姓生存劳作的必需资源，盐铁的掌握权就一直把握在统治者手中，在汉初更是发展为官方垄断经济，一度为当时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作战立下汗马功勋，但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随着损公肥私现象的加重，此制度逐渐成为加深社会矛盾，推动抑商政策发展的元凶之一，严重阻碍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加强中心集权的自然抉择

秦朝建立了华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尽管国祚只有短短十几年，却开启了中原大地统一政权的先河，深刻影响了后世各朝的更迭，其中汉朝作为结束秦末战乱的封建王朝，将自秦以来的中心集权思想进一步继续与发展，从生产资源分配上加强专制统治，盐铁官营制度也是在此种需求下应运而生。

古代制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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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须有盐，无盐不立国”，盐作为最普通却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是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与如今成熟平价的盐业不同，古代“盐池”基本看天赐予，一旦有人掌握了盐，就如同怀抱金砖，且能够把握统治权力，所以“逐盐而迁，为盐而战”在古时极为常见。

“盐政”也就成为了朝堂统治的命脉之一。

同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想要实现政治掌握，巩固王朝政权，首先就要从源头上消亡其造反的工具，铁作为最主要的武器与农具生产原料，在军事战争与农耕文明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这样的利器自然需要把握在统治者手中。

古人冶铁场景

从盐铁本身的价值上而言，任何一个封建政权为了稳固统治，都会加强对二者的掌握。

汉初经济发展相对自由，财政税收与官方机构设置也较为简化，在治国思想上遵从“黄老之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为终结秦末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促使整个社会显现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华气象，民间商业资本迅速增长。

但与之相对的是，这样刻板而短缺弹性的税收政策，导致民富而中心穷，一旦爆发各种战乱与灾祸，则中心财政食紧，而商人“不住公家之急”，致使朝廷难以迅速调动大量民间资本以应对突变，从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危及君王的统治。

汉武帝即位后，想要依靠先辈攒下的“府库余货财”以实现自己“外事四夷”的政治抱负，当时“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导致“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两者之战已避无可避，汉武帝执政的54年间，长达44年都在与匈奴作战，朝堂陷进“用度不足”的困境。

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笼天下盐铁”的专卖制度以最快获取财政支持，自然成为了最有效的手段，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连接越发亲昵，通过朝堂垄断经济制度，让“排富商大贾”的目的也能顺理成章地实现，以此完全收回关乎国家大计的重要生产资源的配置权。

综上来看，盐铁作为能够左右社会稳定且利润浩大的生产资源，关乎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汉朝财政的紧张与民间商业资本力量的迅猛发展，以及对外战争的频发，都促使盐铁官营制度的推行，这是封建王朝加强其中心集权统治的自然抉择。

二、朝廷垄断经济的迅速发展

商周时期推行的“工商食官”制度，是国家垄断经营思想的集中体现，特别在被古人称为“山海资源”的自然资源生产利用上，各王朝都将这一思想发扬到极致，春秋霸主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言下，执行“官山海”政策，盐铁专卖制度由此萌生。

管仲与齐桓公对饮像

相较于管仲所奉行的征税应“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秦朝实现大一统后，直接设立盐铁官，将盐铁生产贸易分包给大商人垄断经营，官府通过对大商人的管控，来实现对盐铁的治理，这是一种间接性的盐铁官营制度。

进进西汉后，随着汉武帝即位，在汉初盛行的“无为而治”思想，逐渐转变，出于统治需要，盐铁官营由间接转为直接，官府下放大批盐铁官接管盐铁产业，通过官方生产、运输与销售，来掌握整条产业链，盐铁官营制度正式确立。

最初的盐铁官营执行中，官府实行募民煮盐政策，煮盐费用盐户自行承担，官府提供煮盐所需的“牢盆”即铁锅，产出的盐统一由官府收购与销售，而铁的冶炼与铁器的制造销售，则全部由官府把控，通过此种方式，有效抑制民间私自煮盐行为。

同时由于“盐铁家富者为吏”政策的提出，部分商贾大力支持盐铁官营，因而初期此政策推行较为顺利，但随着汉武帝想要完全垄断盐铁行业，以此解决财政危机，官商之间为保护各自利益，导致“吏道益杂”问题越发突出，朝堂开始全面推行盐铁垄断经营制度。

在桑弘羊的改革下，整个汉朝盐铁生产规模迅速扩展，规模化经营推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国家财政收进也成倍增长，加快实现“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的抑商行动，对地方割据势力造成浩大冲击，极大地加强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

但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其总是存在好坏两面性的，在官僚体制下提出的盐铁官营制度，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汉朝针对朝堂内外对此制度产生的争论，召开“盐铁会议”，从各郡召集而来的贤良派代表，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对此展开了猛烈争论。

笔录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史料书籍

贤良派作为政治地位较低的大地主代表，将盐铁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本原因，认为官府是在“与民争利”，农业是立国根本，农业器具的质量与价格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只有“器用便利”，才能“用力少而得作多，农民乐事劝功”，一旦“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

随着“盐铁贾贵”以及“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问题的加剧，导致农民耕种难，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不少从大商业者转化而来的盐铁官吏，更是趁机中饱私囊，实现“家累万金”，致使农民苦不堪言，四处逃亡，因而各地接连爆发起义。

在贤良派看来，只有“罢盐铁，退权利”，才能让扎根官方盐铁生产经营中数以万计的劳动力，重新回回农业生产，从而“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实现朝堂政权的稳固，工商业与农业在他们的看点中，已然站在了对立面，不可能同时发展。

事实上，贤良派反对盐铁官营的根本，还是在于百姓因不堪负重而纷纷揭竿起义，这严重威逼到了汉王朝的统治，也对这群在野大地主的个人利益造成了冲击。

与之相反，作为盐铁官营制度的主要推动者，桑弘羊认为这是“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因为此政策促使财政收进猛增，能够有力支持对匈奴作战，同时在赈灾、兴修水利中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是利国利民的良方。

因为一旦“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通过将盐铁这样高利润的商业活动，完全掌握于官府手中，才能有效防止百姓充裕强大以动摇王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思想的集中体现。

其实，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盐铁官营，双方阵营都是出于保护各自阶层利益出发的，这场争论事实上，是一次关于封建政权如何对待民众的争论，但作为最底层的存在，民众的权利其实都被双方所漠视，只能被动承担所谓的恩惠。

“盐铁会议”最终以桑弘羊失败，盐铁官营制度进行改革而结束，为缓和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汉昭帝取缔了部分铁官并废止了酒类专营，这一举措，让政府只能以适当税收形式，而非一般性商业经营来获取公共资源的宪政原则深进人心，对后世统治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但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封建王朝轻商抑商，用强权插手商品经济自然发展，以追求加强集权统治，最大限度实现对民剥削的思想，逐渐被后世各朝统治者继续与进一步发展开来。

三、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严重受挫

铁官营的实施，不仅让汉初几代统治者所积存的政治财富，逐渐被消耗，也为西汉王朝从繁华昌盛转向奸弊丛生的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诱发西汉中后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终结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

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中，总是遵循着一个潜在法则，当猛烈的社会动荡后，新生政权最初总会摘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罢黜盐铁专营，来开放民间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当王朝重现繁华后又开始执行以盐铁专营为核心的垄断经济，以此加大对百姓的剥削，整个过程如同将羔羊养肥后再宰杀。

这一点，在之后历代的盐铁政策转变中，可以清楚看出端倪。

东汉以征税制取代盐铁专营，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卖制与征税制先后交替，隋朝与唐初曾取缔盐税，但唐朝中后期因吏治紊乱、国家缺钱，专卖制再度兴起，此后的王朝也将“盐政”作为了主要税收来源之一，对盐铁实行征税管控，二者都成为了稳固皇朝统治的要害所在。

这加剧了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而士农工商阶层的划分，也将轻商抑商思想发扬到极致，这扼杀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我国虽比西方更早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却始终处在萌芽阶段，也导致了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地发展。

不难看出，封建王权统治下的盐铁官营，虽然在对财政收进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垄断与强权掌握，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却是最大的绊脚石，它导致官商不分，吏治腐朽，限制了商品的自然流通，压抑了商业的发展，是背离社会经济自然发展法则的。

结语：

封建王朝时期民众的权利转变，总是跟随统治需要而发生转变，当国家出现财政食紧，难以保护统治时，所谓的人民利益就会被彻底漠视，当权者肆意挥霍经济资源，将所有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再通过推行盐铁官营等各式税收政策，来实现对社会的剥削以牟取补偿，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能漠视，盐铁官营制度出现在汉朝的客看因素，要辩证地看待其存在的利与弊，也应该深刻熟悉到，任何的政策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与双面性，具体执行过程中的人性心理，也是影响其有效性的要害因素，不能单纯以好坏而论之。

参考文献：

《盐铁论》

《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