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常迁移，行旅途中风险频发，这个“锅”政府背不背？

行旅，是古人生活中较常出现的部分。在现在看来，行旅过程一般是方便灵敏的，但古人的行旅过程不仅要忍受漫漫长路，还要担心碰到各类突发的旅程风险。而这些风险通常是恐惧碰到，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会对旅者安危产生威逼，还涉及到地方乃至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

封建社会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秩序。但在社会流动性很大的宋代，女性走出家外的行旅活动也较为常见，女性也已经成为行旅活动中不容漠视的社会群体。相应的宋代女性发生行旅风险的案例就比较多，那么这个“锅”政府背不背？

女性行旅过程中复杂的风险问题

1.常见的行旅风险——劫财劫色

宋代女性在行旅过程中，遭遇劫掠风险的情状较为常见。据《宋史》载：“民妇外出避契丹兵，首饰反被宋军军卒所掠......命斩杀盗掠妇女首饰之军卒。”

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女性当时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无视法律的劫掠者；另一方面，也阐明当时的部分女性还是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懂得用法律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而不是一味的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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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妇女

《宋史》载：“项氏适同里孙氏，为里胥所逮，至中途，里胥欲侵凌之，项引刀自刺而死。”宋代女性所遭遇得劫掠一般可分为劫财和劫色两类，当然两类同时出现的状况也较为常见。相对男性，女性自身的安全问题处于劣势，作为“弱势群体”行程过程自然也就成为窃贼等重点关注的对象，遭遇危急的概率更是明显高于男性。

2.行旅中的难题——突发疾病

在漫长的行旅过程中，疾疫问题当属于较难处理的突发风险之一。

《宋朝事实类苑》载：“金陵才士钟辐，携女仆青箱出游......青箱心疼，数刻暴卒。”

行旅过程突发的疾疫得到及时救治的概率是相当小的；除往突发问题，就医途径、方法也受到较大限制，如出现类似比较紧急的急症，未及时救治，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突然病逝。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有记载：“陆佃妻郑氏随夫宦游，大看四年在京师病数月，皆谓难治。后一老道人用艾灸法治疗，方愈。”

由于行程方式的复杂性和个人所处身份、地位的不同，面对行旅过程中突发的疾疫问题，轻者及时送医尚可治愈，重者则可能直接当场猝死。依据宋代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交通便利度，突发的疾病一般很难得到及时的救助，相对的此类行程事故也发生较多。

行旅途中

3.特有的行旅风险——途中孕产and其他风险

宋代女性出行频率较高，自然行旅中孕产也成为女性旅者可能碰到的特殊风险。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载：“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娩娠方三日，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

宋代女性行旅中孕产是对女性自身安全威逼较大的风险，轻者影响女性产后身体恢复，严重者则可能因此丧命。另外，宋代女性在行旅过程中也可能遭遇其他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自然风险多为自然灾祸，如火灾、雷电等。

人为原因情状较为复杂，如家人放弃、迷路、意外坠崖等都威逼到行程中女性的人身安全。因此，宋代女性在行程中不仅要关注自身生活问题，还要注重人身安全问题，也就是需要随时随地的防火防盗防意外。

宋代女性行旅背后的推动因素

1.流亡他乡——灾祸频发的驱动

宋代自然灾祸爆发频繁，波及领域较大。

据《宋史》记载宋仁宗年间，河北水灾“农民流进京东三十余万”；南宋宁宗时期“淮民大饥，食草木，流于江、浙者百万人”。

在自然灾祸的迫使下，幸存的人群中有不少为女性，这些女性虽年龄身份差异较大，但为了陆续生存，大多抉择举家流移行旅，逐食他乡。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载：“富彦国在青社，河北大饥，有夫妇襁负一子，迫于饥困，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往”；洪迈《夷坚志》也载：江西大水，丰城有农民挈母妻并二子欲往临川.”

也反映了宋代当时自然灾祸频发的严重程度，个人生存问题已成难题，为保障自身陆续存活，抛妻弃子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在宋代，女性迫于生计而引发的迁移行程较为常见。受自然灾祸的影响，当时的宋朝社会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变动。

宋代女性的举家迁移也导致人员的流动性增强，途中的生存问题也反映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为了生存，舍弃家人以减轻负担的情状也较为常见。生存的旅途更是包含了数不尽无奈与辛酸。

流民

2.战乱不断——宋政府的柔弱

宋代时期面临的内忧外患比较严重，内有朝廷政策的腐朽，外有少数民族的进侵。宋朝局势可谓是相当艰辛。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提及“高宗自金陵将幸浙西避狄，六宫百司皆从，太后仓卒南往，六宫死亡散失者甚众”

可见当时的宋代战乱的严重程度，王公贵族尚需要四处避敌，且在行程中死伤众多，普通的老百姓遭遇外敌进侵时的惨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

因靖康之难避战南下，“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可见宋代，因战乱而被迫行旅的女性数量众多，并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后宫嫔妃、低及普通百姓、舞姬歌妓，都存在大量女性遭遇掳掠的现象。这些女性有的遭敌杀害，有的自杀以保清白，然而更多者则是忍辱前行，流落他处，一生饱受苦难，艰难生存。

洪迈《夷坚志》中有载女性抒发流离之苦的诗句，

诗曰：“流落南来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铅华”。《景定建康志》也提及当时的妇人之诗“

故里萧条一看间，此身飘泊叹空还”。可见，当时的战乱带给世人的是数不尽的苦难和伤感。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目之所及都是让人感觉不到期看的乱世景象。可悲亦可叹！

3.家庭离散——三纲五常的制约

古人讲究伦理孝道，注重恪守“三纲五常”。特别是女性更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疾暴作，仆地，命中使掖之，至第而卒”，其妻无奈投靠母家，而子舆灵柩，几年之后，才在亲友资助下由三女相护带其回乡。

可见宋代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特别在一些官宦家庭，若是遭遇类似的家庭变故，女性生存就会变成了大问题，大多只能投靠亲友以谋活路。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乾道末，仕至修武郎、知绥阳县而死。回赀为盗所掠，其女流落行乞于蜀中”。《全宋文》也有提及：有女蔡媪，育二女“女及笄，嫁比邻温煖家。居亡何，良人死，媪日求于市，得十数钱以糊口”。

这阐明宋代官宦女性因官吏丧亡而改变身份、地位甚至命运的大有所在。其中不乏卖身为妾为奴或沦为歌妓以谋生存之人，更甚者只能沦为乞儿以谋生计。

歌妓

宋代女性因家庭原因发生的人员变动也较为常见。受封建思想的约束，女性短缺独立生活的能力，加上宋代是“理学”思想的核心时期，君臣父子阶级分明，更何况女性这个本身就处于社会较低层次的群体，更是被“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深深的束缚。

大多数只能依附男性而生存，一旦家庭变故，夫君亡故，女性生存地位、生活处境可能就会遭受翻天覆地的转变。

4.商贩意识——女性独立的表现及其他推动因素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开始出现一些从事商贩活动的女性。从商规模有大有小，大至名誉在外获利丰厚女商人，小到一些挑担贩卖的小商贩。

在宋代，贫苦人家的女儿为保护家庭生计被卖为奴为妓的事例亦不罕见。洪迈《夷坚志》也载：“乐平人马元益赴大理寺监门，与婢意奴俱行”由此可知，

宋代女性以奴婢、娼妓等身份随侍主人行旅的现象十分普及，

但是，这些女性多是为称心主人需要，随行侍奉，基本没有人身自主性可言。

无论是为生计奔走以换取生活必需品，还是随侍主人身侧，毫无自主性可言；宋代女性的生存条件都处于一个较为艰苦的状态，虽说古代女性所处地位基本相同，但在宋代，饱受战乱、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环境无疑又处于相对更深一层的水深火热。

行旅图

结论

总体来看，为生计行旅是宋代女性出行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宋代女性的行旅总是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且往往带有较大程度的被动性，行旅的活动也是涉及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而这些活动的行程最大程度上是受宋代社会文化发展条件的影响。

宋代女性的行旅不仅关乎个人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较复杂的历史现状。灾祸频发、家庭变故、社会动荡、国家战乱，无论哪一点，对封建儒学思想束缚下宋代女性来说都是较为重大的打击。而打击之下宋代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改变，无论对于宋代女性还是宋代社会而言都有不可漠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史》

2.《宋朝事实类苑》

3.《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