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怎样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什么局面?摘取了什么政策?
文峰塔元代中外文化交流显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领域更加扩展,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华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摘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差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
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笔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
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进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进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往,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
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亲昵。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进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看到了柬埔寨,汪大渊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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