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点错了科技树，而我们也许不该点科技树？

需要阐明一点，“不点科技树”，不是刻意打压科技发展，而是，不把科技当做核心竞争力和中心任务，始终遵循以人的觉悟为中心，坚持“由文化内生推动科学发现”的渐进道路，避免技术产业化、产业金熔化、科技工具化带来的群体迷惘。

现在基本没有人再讨论《阿凡达2》了，詹姆斯卡梅隆十年磨一剑，在其一生中，此剑耗资最大，此剑斩获最小。

其实十三年前，我看《阿凡达1》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这部电影动用在当时最先进的影视科技手段，往告诉人们：现代科技其实布满邪恶？

《阿凡达1》结尾，男主的灵魂通过生命之树转移到阿凡达身上，影评界就有不少揶揄之声：这种对神异主义的极限推崇，有点像跳大神。

其实，

我们熟悉世界和自身的视角，一直在科学与玄学之间游走。

（一）

现代人看“玄学”二字，回根到底是带有一点藐视意味的。

前几年，泰山队在李霄鹏带领下，赢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球，就有人说，他是“玄宗”，意思无非是：本事不行，运气不错。总之，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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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在享受着科学的种种好处，可看看眼下的世界，似乎，手机绑架了人的自由，城市化让人远离了自然，核武器让人类笼罩在乌云中。

杨振宁反对建设粒子对撞机，俄乌还是靠坦克、巷战和堆人头，站在世界科技高峰的美国，刚刚硅谷银行暴雷，连钱都看不住了。

N年前我们对高科技带来美好生活的神往，似乎一直没有变成现实，反而是科技自身的停滞和在科技助力下引发的整体失衡，正在步步逼近。

小时候看过一本喊《红蕾》的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红蕾》推出过一个畅想2000年的系列，小主人公在2000年，享受着高科技的种种便利，交通发达、物质充盈、身体健康、地球和平，小时候想着，2000年快点到来吧，科技会给我们这代地球人以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

《红蕾》畅想的是高度发达的2000年，又过了20多年，我们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预期中的快速向好。

世界气候领域的协作，似乎始终无法落到实处，按照气候专家给出的预警，假如人类无法实现碳中和，人类将在2100年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

连欧洲都在重拾肮脏煤电，俄乌的炮弹造成的碳排放，谁也不会认账。只要有人不认账，那些认账的就是在食亏。减排就是限制发展，而落后就要挨打，还不如大家一起玩完。

戴锦华早在2017年就说过一段话：

人类，可能正面临危机或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段，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整体地安度这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我说极为艰难的时候，我已经选用了我能想到的最和煦的修辞。

近期刷到戴锦华的视频，说的意思大体是：

现代主义承诺会给每个人以更好的发展，让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提升，但显然，它失约了。

眼下正在暴雷的硅谷银行，多年来也一直是为科技初创企业输血的，科技发展没能保住金融安全，进而，科技发展本身也将大受影响。

美国YC创业孵化器首席执行官加里·塔恩推测，美国科技领域可能出现“灭绝级别事件”。“假如政府不介进，我认为，一整代初创企业将从地球上消失。”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是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的具体发现和发明，动摇了神学体系的权威，打垮了神性，树立了人性，从而有了现代社会的思想根基，同时，从科学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产业化，又彻底重新构建了人类社会的财富和权力逻辑。

曾经领先世界1800年的华夏文明，在近代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一个缺口，赛先生就成为不证自明的正确，这也带来了200年的落后。

似乎，200年的落后，就足以消弭1800年的自豪，这不合理。

不仅我们不理解，西方的李约瑟也不理解，所以，他发出的是一个问号：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之问的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奉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之问的延伸话题非常多，其中最大的困惑，还是一种领头羊突然被赶超的不合理性。

也许，是这种突变本身不合理呢？

假如这种突变本身合理，在消退了神性的光线之后，人性的内涵理应更充足，人对自己价值的认知，理应更清楚。

然而呢？我们连“人”的定义都开始动摇。

今天我们的很多转变已然跨过了临界点，关系着人类整体：核能源、人工智能、器官移植、人工器官或“上传大脑”。赛博格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想象， VR 使用带来的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庄生梦蝶，而是真与假界限的熔化……那么，何谓人?何谓人类?还是《漂亮新世界》式的、被生物技术固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或是生命常驻、青春永在的赛博格与肉体凡胎、速生速死的“普通人”?也是在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难以谈论“人类”。 戴锦华：新的乌托邦构想，已然迫在眉睫

李约瑟的这个问号，本身其实是一种质疑，而不是对这一切的简单认可。

（二）

科学本身的发展，似乎也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日新月异”。

事实上人类的基础科学成果自上个世纪先后出现之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并没有新的基础科学出现。

特别是人类进进21世纪已经有20个年头，这些科技的进取本质上全都是基于上个世纪提出的基础理论。引力波和黑洞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预言，希格斯波色子是准则模型的预言等等。

真正本质上的基础科学理论进取本世纪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

正是因为基础科学基本上已经停滞，所以，人类只能在技术使用上一路狂飙，技术使用的发展，总会受到能源和人类寿命的局限，我们只能看到在一波波“新概念”的冲击下，世界的财富和权力被愈发不合理地集中。

手机越来越好用，于是，每个人都愈加离不开这个枷锁，通讯越来越发达，每个人的邮箱里都填完了看不完的工作信息，

大量没有实际功效的工作和岗位被人为制造出来，人被绑定，而不是被解放。

曾经被认为是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生化环材”，现在居然集体成了天坑专业，高材生集体转行金融，当然，徐志胜因为颜值转行到了脱口秀。聪明人做不出蛋糕，就磨刀霍霍切蛋糕。

直到在大洋彼岸，切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硅谷金融危机，以及可能警示到我们自身的一些现象：中国的上市公司，市值最大的前十几位，基本就是金融+白酒，而那个白酒，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一个金融产品。

人们常用“科技树”来形容“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使用到产业化到社会福祉”的开枝散叶，也常用“点错了科技树”来形容，某个发展方向，到了一定阶段，不会再有新的增量，原来的果子被更加粗暴地摘取，甚至危及这棵树本身。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出一个疑问：人类是否点错了科技树？或者改一下：在目前这个阶段，人类是否错点了科技树？

对世界根本法则的熟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对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三大根本问题，靠现代科技树的自然生长，并没有催生更清楚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被总结为“天地人”的三才，似乎，我们传统文化的探求，早就估量到了这个瓶颈。

（三）

说到近代中国的落后，科技落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回因。

但也有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转向了另一个视角。那时候，

由中国文化内生的科技发展，并没有停滞，只是欠缺一个“质变”，也许就在“质变”的前夜，外来的冲击中断了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是一个需要快速转变的世界，在冲击一个拒绝转变的王朝，而这个王朝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往正常生长的，那个王朝本身就在对文化的传承进行粗暴的切割，而这不能理解为那个一直在内生的文化体系有问题。

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因为书中有所谓的反清思想，没有被收进《四库全书》。后来的科学工作者丁文江等人，竟然在中国找不到此书的原本，要到日本往找到此书的刻本来刊印。

有的人落后，他还要把你搞得更加落后。

这个例子也可以阐明，

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科技并不是完全不发展，而是，不会实现突变的发展，不会让这种发展以超出掌握的方式出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真的很愚蠢吗？在洋务运动时期，我们发现，西学在“用”这个层面的优势，也不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在很多领域的追赶还是蛮快的。反而是保持中学之体，被真正动摇了。当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把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当成同一个靶子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在静静地犯了一个概念混杂的错误。

一个花园限制了花朵的盛开，是花园的问题，还是花朵的问题呢？

把花朵连根拔起，往移植另一棵看似快速生长实则上限极低的植物，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吗？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觅觅这个体系中核心的部分，我认为是：把人和世界当成一个整体往研究。

从百家争喊时代开始，“天地人”就成为各家始终在探索的核心关联概念。

其实哲学视角下的“天”，并不是实体的天空，而是，所有不依靠于人们意志的，只能熟悉不能改变的世界根本法则。

哲学视角下的“地”，也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是，所有我们必须参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

哲学视角下的“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而是拥有对上面两者认知能力的个体和群体。

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对世界客看法则的熟悉，对具体条件的熟悉，必须与对自己的熟悉形成同步。

内圣，才能外王，从内部完美自己是根本，向外获取影响力和掌控力，只是一个结果。

真理并不在大炮的射程领域之内，而在内心的完美程度之内。

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回因于我的工具不够暴力。

假如这个世界都这么探求问题，怎会有那些超出人类掌握的超级工具出现。

芥纳与须弥，其大无外，与其小无内，都遵循着同样的“道”，如此，我们才不会有一种“规模的高傲”，往追求扩大带来的“强势”假象。

熟悉到，人和世界可以回结到阴阳和五行，我们才能知道，任何一个单元，都不能脱离相互制约的整体，任何局部皆在相生相克的整体中，如此，我们怎会放肆地改变这种均衡。

现代科学以实证为根本，将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投向无限的外部法则中，并且认定，我们始终可以通过假设求证使用，探求到世界的真相。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不往追求有生之涯的合理分布，而将有限的认知稀释到无穷大的外部世界里，只会精疲力尽，迷惘而失序。

抛却对自己的完美，而执着于将意识投向外部，只会迎来一场三才失衡的黑洞。

假如你信赖“本自具足”呢，信赖对自己的熟悉逐渐加深，就可以冲破无涯的维度，从另一个高度熟悉这个看似无限，实则有限的三维世界。就像三维的我们看一个平面，虽然它是一个由无穷的点构成的无穷世界，但我们会通过一种概念简化，往跳脱这无涯的局限。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尽量达到“诸相非相”的境域，往觅觅无限之相的本源，尽管它在相的世界里是空的。

华夏文明没有像西方科学体系那样，分出界限分明的学科，永远把“道德、认知、行为规范、技术、治国之策”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信赖，这个整体只能齐头并进，不可画地为牢。

假如始终这样坚持，我们也许很难赢来一个局部突变，但我们同时可以将局部突变的失控降到最低。

将有限的生命投进到对自己的熟悉和完美中，这就是“修心”，假如不肯这样，越来越空乏的自己碰到无限的世界，又怎会不迷惘呢？

慢即是快，快即是慢。假如规模的前进破坏了内生的平衡，快终究有止境，甚至被快反噬。慢即是快，内部的均衡自然会产生稳重的张力，放置于更长时间维度上，这才是快。

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一个有着长期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只要保证其自然成长和修正，自然会延伸出无穷无尽的新意；聚焦到有限的研究对象上，特别是关注根本性的关联，自然会出现源源不断的“得到”；在有局限的维度上做越来越多的展展，自然会困惑。而完全否定过往，斩断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体系的发展道路，看似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实则毫无新意，无非是面对永恒的“有涯与无涯”之怠倦。

说到现代科学，其划时代的人物，

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坚持向神性中觅觅启迪。他们是在实证条件极其有限的情状下，以匪夷所思的灵性，提出了大胆而深刻的假设，并任由后人不断发明实证条件往印证他们发自头脑内部的那种自洽的体系。

而且，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些灵光闪现的聪明，其实不是贯穿一生的。他们更像是接受了某种高级的启迪，在自我的追觅中瞬间突破了现象的牢笼。牛顿在26岁以前，几乎完成他所有的发现，余生尽在世人难以理解的抽象膜拜中消磨；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就是1905年，整个人类随后的认知高度，就取决于那一年那个小公务员的脑袋。

他们点亮了科技树，但点亮的那个瞬间，并不出自一种常态的自然生长。点亮之后的世界，他们同样无法推演和估量。

（四）

在欧洲工作期间，我问外方院长，你觉得中国人和你们思维方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说，中国人更像是凭感觉和感情在活着的。

也许，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 “心即理” “仁者不忧”“人在做天在看”等文化基因，依然在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我们从内心深处认可自己内心的力量，我们能将神圣价值置于人格神之上，看重自己内心绪感的价值，并始终以自己的内心作为最可靠的聪明之源，觅觅来自天地之间的灵性，向外顺从本心以改变世界。

《三体》中的“火鸡与农场主”假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提出了一种可能，可能我们能够以实证方式得到的法则，并不可靠。

捕捉高维信息的感召，聆听神异的声音，并以心往互动，虽然并不能保证时时事事的正确，但仍能以修正内心感知为起点，陆续探觅深层本质。

既然东西方的聪明之树的点亮，总是要借助某些聪明人发自内心的灵感，那培植更多通达敏锐的心灵，才是整体最优解。

放置到更长时间的维度上，我们无法断定一个悠久文明短期内失往了优势和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站在未来，我们甚至会发现，也许这是一次偶然，传承比反思更重要，延续比断裂更正确。传承和发扬这种“心即世界”的认知体系，坚持“修心、求索、反思、行动”的宏看和整体提升逻辑，可能我们未必需要大费周章地点那棵注定在“心外”的科技树，并触发那些在心掌握之外的连锁后果。

几年前，我一位朋友，当年也是数理化的高手，身体和精神都出了问题，往了北京，往了国外，借助所有现代医学的力量，依然无法把他从泥沼中拉出来。直到他找到了一位中医，当脉搏跳动在中医的指尖，当看闻问切带着“心对心”的感觉触及他，当包含着阴阳五行探求的几副中药下了肚，他真的得到了挽救。

从此，他开始重塑自己的世界看，读古籍、平心气、看古典哲学，多年过往，他棒极了。

假如心的感觉对了，就往发扬它，假如心的感觉被证伪，就往反思它，当心门被闭锁，就往开启它。

唤醒强大的自我，而不是催生强大的器具，世界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