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程耳的又一次冒险
曾于里
注：本文没有核心剧情剧透
《无名》在预售阶段，打出“超级商业片”的宣扬语。对于一部商业片来说，它本可以不必大张旗鼓地声称自己是商业片的；但假如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程耳，这么宣扬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无名》海报
程耳也算中国当代导演里的一个“异数”，他的作品少却精，《无名》之前只有三部公映的电影，2012年的《边陲风云》、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是迷影群体中的佳作。在此前的作品中，他明明拍的是商业片，但特殊的程耳式美学却赋予电影强烈的文艺气质，这种文艺气质甚至完全碾压了类型元素，这就造成一个颇为惋惜的结果：明明电影在影迷群体中口碑很好，票房却很惋惜。
《无名》预告片打出了“超级商业片”
来到了这一回的《无名》，直率讲，相较于梁朝伟和王一博，对我个人而言，程耳美学的吸引力要更大一些。很多影迷也是由衷期待：“超级商业片”《无名》，既能够保留和发扬程耳美学，也能够获得商业上的超级回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耳能否在商业元素与个性表达这两方面上实现“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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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无名》做得如何呢？
“超级商业片”的努力
从演员阵容的抉择上，可以很直看地看出《无名》在商业上的努力。不仅仅是因为梁朝伟、周迅等顶尖电影演员的加进，更在于顶流王一博的参与。
在电影的整个宣发阶段，王一博粉丝的凝聚力、行动力，让业内一些搞宣发的朋友啧啧称奇。《无名》的首日票房已经超越《罗曼蒂克消亡史》，创下程耳导演生涯的最高纪录——虽然对于“超过三个亿”投资的《无名》（于冬的一个摘访中透露）来说，这个成果并不够。
当然，也不能高傲地认为，程耳使用顶流是在向流量妥协。《无名》中的王一博确实显现了不同于他以往在荧屏中的形象，更显冷峻、沉稳、肃杀。对于新人演员来说，这种“冷面”角色是有助于躲拙的。
王一博饰演“叶先生”
《无名》的商业性，还体现于它的类型特征上——这是一个谍战故事。暂且不论谍战是否与春节档契合，在程耳这里，“类型”本身就是存疑的。
回想起《边陲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公映时，都曾因为所谓的“晦涩”而劝退一部分看众，可事实上，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回类为商业类型片，《边陲风云》是缉毒题材的警匪片，《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黑帮风云。
但看众在接受时却有强烈的错位感，除了特殊的程耳美学外（下文我们会予以阐释），还在于程耳对于类型“卖点”的疏离，或者说反类型显现。就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没有多少黑帮枪战戏，哪怕是枪战戏，也不是常规的快节奏剪辑、大量的近身肉搏，而是固定镜头搭配升格镜头，枪战戏都拍得气韵十足。
至于《无名》，我只能说：程耳努力了，它具备了更多类型元素。
故事主要发生在1937年-1945年的上海，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获取情报，诛杀汉奸……
有意思的是，电影的大部分剧情都聚焦在汪伪政权的几个特工身上，包括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这里其实有着电影的第一重谜题：这些特工里，谁有可能是共产党？
梁朝伟神异莫测
“身份之谜”，这是谍战题材核心的审美特征之一。谍战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定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究竟特工就得潜伏，潜伏就意味着伪装。身份的多元让人物关系复杂化，盘根错节，而特工身份随时有被看穿的风险，这让特工始终处于险境当中，悬念迭生，极具戏剧张力。
“身份之谜”是《无名》最要害、最具巧思的一个谜题。特别是周迅饰演的陈小姐，决定着谜题何时最终揭晓。
周迅饰演的陈小姐，戏份不多，但非常要害
动作戏也是谍战片里的一大看点，特别是在大银幕上，动感刺激的视听语言一向是吸引看众的利器。《无名》中有大量的动作戏，在显现上程耳突破了他自己的风尚舒适区。
诚如前文所言，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动作戏，依然拍得非常“罗曼蒂克”；《无名》中的动作戏，在确保镜头语言格调的基础上，程耳的处理就相当“超级商业片”了。特别是梁朝伟与王一博那一场几分钟的打戏，近身肉搏、惊险刺激、凌厉暴裂、酣畅淋漓，动作设计非常惊艳。
电影中的几场动作戏很出色
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本土特色的影视类型，谍战片是主旋律的重要分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信仰果敢、恪守使命、机智勇猛、忘我工作，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舍生忘死，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令人感佩。《无名》本身也是博纳集团继《中国医生》《长津湖》之后，“中国胜利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颂扬了那些“无名者”的伟大奋斗。
难得的是，《无名》的主旋律表达上并不生硬（或许，除了张婧仪饰演的角色那几句有点像口号的台词）。就像电影的英文名“Hidden Blade”——袖剑所寓指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普及的忠勇与牺牲，始终有着优雅从容的美学支撑。
依然是程耳美学的冒险
不过，程耳并未因此丢掉他独具特色的程耳式美学，《无名》仍与看众所预想的传统谍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从商业利益角度来看，《无名》实在是一次浩大的冒险。
程耳式美学，首先体现在叙事特征上。
一个是突破时空限制的非线性叙事。线性叙事主要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推进剧情，简单理解就是1-2-3-4-5。在程耳的电影里，时空顺序是打乱的，显现效果可能就变成了2-5-2-4-5-1-2-3。
《无名》依然如此。电影中有几个相对要害的时间点，比如1938、1941、1944，但它们完全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反复交叉。就比如故事一开始，“周迅”坐在香港的咖啡馆里，看众得直到电影快结束时，才知道这一幕的前因后果。同样地，“梁朝伟”一个往向看众的眼神，一次突然响起的电影铃声，或者“王一博”与“王传君”相持时的突然靠近，看众只能在剧情某个出其不意的时刻与它重逢，从而破解秘密。
猜不到人物在想什么
非线性叙事的长短处都非常明显。优点是，能够给看众带来一种类似于拼图或者走迷宫的智识上的乐趣，可以激发看众保持投进和探求，一同卷进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并在谜题揭晓时获自得出尘外的审美快感。缺点是，对于纯粹想放松的看众来说，它过于晦涩难懂，稍微一走神就很难接上剧情，极大考验耐烦。
程耳叙事的另一个特征是，多视点叙事。电影的叙事视点很少是由某个主人公出发的，它是“不定式”的，叙事焦点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的变动和转移。就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以小人物展展出历史的众生相，也才能更好地显现沦陷中的上海，被战争毁掉的秩序、礼节、美感及诗意；正是不同身份的人构成了一个时代，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消亡。
《无名》依然是多视点。它时而是“梁朝伟”的视角，时而是“王一博”的视角，时而是“黄磊”的视角，时而是“大鹏”的视角，时而是日寇的视角，时而是战乱中被日寇践踏的普通人的视角……这就像是对历史的全景广角显现，容纳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我们窥见历史更迭背后的死水微澜。
程耳的多视角叙事，叙述者又是明显＜角色的。也就是说，看众从镜头所见所得，比电影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少，看众只能从人物的外部表情和动作往揣度他的内心。就像电影的前中段，“梁朝伟”始终是深不可测，看众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就形成“冰山理论”的效果，有浩大的留白空间和想象空间，从而获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等到谜底揭晓时就会带来一种澄澈的恍然大悟感，兴味大增。
人物就像“冰山”
可无论是多视角叙事，还是“叙述者＜角色”的外聚焦叙事，它们无不进一步加剧剧情理解的难度。程耳构建的这个谜题相当精致复杂，感兴致的看众情愿三刷；不感兴致的，就让人想起古人对一位宋代词人的评判，“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
除了叙事，程耳美学还体现在它的镜头语言上。比如以固定镜头拍摄一些食饭的场景，让看众产生一种“注视”般的沉浸式的看影体验，在乱世中感受或难得或“麻痹”的日常。
比如以俯视镜头拍摄残暴，在镇静克制的疏离中蕴含着浓烈的情绪。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那是陆先生全家被残杀的一幕；在《无名》中，那是华夏大地在日军的轰炸下满目疮痍，尽显残暴无力。
再比如程耳对画面的构图一向是精益求精，以大量考究的对称、均衡，形成一种典雅、端庄、深沉的美学镜头。
电影构图精致
好在，考究的镜头语言除了让《无名》布满腔调、韵味十足外，并没有加剧解谜的难题，否则难上加难，电影将进一步失往通俗性。
总之，《无名》中程耳尝试了更多的商业手段和商业表达，但它仍是典型的程耳美学作品。《无名》是否会收成“超级商业片”的市场回报？这让人忧愁。电影无疑是程耳美学的胜利，但在快消时代，抒情诗人不见得受捧，无论是程耳此前的电影，还是往年娄烨一部布满个人特色的谍战片《兰心大剧院》的票房冷遇，都在阐明这一点。
程耳曾在《对得起这碗白米饭》写道：“欲看无休无止，但我们要注重食相，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味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正确的表达，不要让看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惭愧。强大过后更应该克制贪心，否则只会越拍越差。”
不论怎么说，程耳的《无名》是“有起码的品味与现时代的审美”。只能祝电影好运了。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