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社会放弃下的疯癫与文明｜新书

在巴西，像维塔这样的社会放弃空间到处浮现。

这个令人难以忘却又不安的故事集中书写了一个名喊卡塔里娜的女人的经历，她的身体逐渐瘫痪，被人当作疯子，在维塔消磨剩下的人生。

人类学学者若昂· 比尔开启了一段侦察小说般的探索卡塔里娜人生的旅程：通过与卡塔里娜对话、觅访其亲属、追踪她的医疗档案，解开卡塔里娜编写的“词典”中神异的、诗歌一般的词句，追溯她的见弃命运和病理状况背后的家庭、医疗、国家和经济的复杂网络。

穿过濒临消声的语词和被宣判失效的回忆，围绕卡塔里娜的一切成为一种见证；

当家庭、机构、化学物质和经济体系成为共谋，一个人如何能逃离社会性死亡的黑洞？

震颤心灵的医学人类学经典

获玛格丽特· 米德奖、维克多·特纳民族志写作奖、斯特林奖最佳心理人类学著作等七奖项

全球卫生及医学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凯博文特殊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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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导读推举

作者: (巴西) 若昂·比尔 译者: 杨晓琼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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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誉

若昂·比尔的《维塔》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品，卡塔里娜的故事将在读者心中萦绕不往。这本书的中心任务必定会成为一个人类学经典。

——凯博文

这是尤为优异的民族志写法，读来像一本惊险的推理小说。

——《皇家人类学协会期刊》

作者以六年的（与卡塔里娜的）对话，捕捉了一个牵动人心的社会放弃的故事，也刻画了一个女人面对最骇人听闻的生存环境所做的布满发明性的坚持。

——高级研究院J. I. 斯特利奖颁奖词

本书在理论讨论和周密的田野工作中做到了很好的平衡，为当代巴西的社会放弃动力学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具有原创性的洞见。比尔的启发探求的研究不仅使疗养院中边缘个体的令人惊愕的体会为人所见，而且显现了巴西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正是它们进一步加深这种贫困者的凄凉和对基本人权的长期侵犯。

——《亚利桑那州西班牙文化研究期刊》

作者简介

若昂·比尔（João Biehl），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议题包括医疗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全球卫生、医疗化、社会与环境正义、拉丁美洲社会等。比尔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健康计划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自2018年以来负责指挥致力于跨学科前沿问 题研究的巴西实验室。

除《维塔》外，著有《活下往的意愿：艾滋病疗法与生存政治》，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韦尔科姆奖章和美国人类学协会颁发的黛安娜·福赛思奖。另有合编作品：《当我们首先考虑人：全球健康的指责研究》（与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主体性：民族志调查》（与拜伦·古德、凯博文），《未完成：“生成”的人类学》（与彼得·洛克）。

书中照片拍摄者托本·埃斯科罗（Torben Eskerod）是来自丹麦的艺术家、自由摄影师。

译者简介

杨晓琼，自由译者，另译有《想象共和国》《扳手》《中亚行纪》。

试读

一个社会放弃区

维塔坐落在一座极其凄惨的山上。1995年3月，人权活动家热尔松·温克勒领我往了那里，同行的还有丹麦摄影师托本·埃斯科罗德。维塔的创办者泽·达斯·德罗格斯招唤了我们。“维塔是爱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些人没人要了，但关怀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地方已经拥挤不堪，展满了帐篷。极少的几处永久性建筑包括一个木造小礼拜堂和一个没有热水的暂时厨房。大约200人一起生活在康复区，另外200人待在疗养院。两个区域都只有一处洗浴设备。疗养院和康复区被一道大门隔开，志愿者们把守着大门，确保那些精神或身体缺陷最为严重的人不随意在整个复合区游走。这些人在他们脏兮兮的领地上走动，在地上打滚，假如有床，则蜷在床上或床底。

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多数人沉默无言。有一种寂静，这是一种伴随着等待的弃绝，等待虚无，一种强过死亡的虚无。我想，在这里，唯一可能抽离自身的方法便是闭上双眼。但这也无法制造距离，因为你已被不断涌来的濒死气息所进侵，那是没有语言能够描述的。

比如那个身形只跟孩子一般大的女人，她彻底蜷缩在一张摇床里，眼睛是盲的。当她开始上了年纪，不能为家里工作了——“更糟的是”，给我们做向导的志愿者范德莱阐明道，“她还食家里的饭”——亲属就把她躲在一个暗窖里，躲了很多年，只让她牵强保护生存。“现在她是我的宝贝。”安吉拉说，她有静脉注射毒品的历史，这是最轻易感染艾滋的群体。安吉拉很早以前就失往了自己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如今她把自己的时间用来照顾这个老太太。“我在维塔找到了上帝。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自杀。现在我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个奶奶的名字。我听不懂她在喊喊些什么。”是的，一切都很恐惧。但这些人的生活被毁的方式似乎有某些一般的、令人熟悉的地方。如何索回这一历史？如何阐明发生在此处的这些出人意料的关系与关照？它们的潜能是什么，又是如何一次次耗尽的？

不久便四处都能听到救赎的话语。响亮的声音从小礼拜堂传出，那里此刻挤满了正在康复的人，他们清静地垂首聆听几位神召会的牧师讲道。“你在同上帝争战，但他的话语将让你战胜世界，对抗肉体的诱惑。”简易的话筒扩展了上帝这些话语的音量，让这声音布满整个环境。为了领取食物，这些人天天都要参与这样的布道；他们还要做皈依的见证，熟记并背诵《圣经》里的句子。

索伊·布鲁诺（Seu Bruno）在讲道坛上说：“兄弟们，忠于上帝能让你战胜世界。我来这里时状态很差。世上最坏的事我都做过。16岁时，我离开家，想要自由。我沾上了酒和毒品。我是在毁我自己。现在我48岁，家没了，三个孩子不想跟我有半点瓜葛。我落到上街乞讨的时候，朋友也都断了来往。维塔是唯一向我打开的门，在这里，上帝的话语打开了我的心灵……我开始看到，我是有价值的。”

许多曾住过康复区如今离开的人占了一块四周的地，他们在那里搭上棚屋。外圈形成了一个贫民窟，即人们所知的村子（vila），仿佛维塔是在向外辐射扩大。街头经济在那里继续发展。虽然维塔作为康复中心存在，但毒品其实在院内和村里自由流通。有人告诉我，不法之徒把村子当作一个躲警察的地方，而城市官员和医疗专业人士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识：在维塔，没人能真正康复。他们怎么能够如此？维塔在一种死语言中的意思是生命啊。有传言称泽·达斯·德罗格斯和他的亲信在挪用捐款，甚至有人说树林里面有一片秘密公墓。

对泽来说，维塔尽管紊乱无序，但是一件“必要的事……总有人得做些什么”。国家、医疗机构和一个个家庭都默许、促成了它的存在，他们不断地带各个年龄层的身体来维塔等死。泽的说辞中满是愤怒。他引用《旧约》，并为他的先知形象提供了阐明：“当我们在奋斗的时候，其他人在睡觉，什么也不做。一个人见了太多不公，甚至都没法用语言表达。”

维塔的悲剧故事家喻户晓。保护维塔运行的多数慈善活动都是经由让迪拉·卢切希（Jandir Lochesi）促成的，他是国家议员，亦是闻名广播脱口秀主持人。他的节目“里奥格兰德广播”可播送至超过20个下设地方电台，因而可被该州将近50%的人口收听到（约900万人）。在晨间节目中，卢切希经常播送与被放弃者（abandonados）相关的内容，既乞求又痛斥听众：“有人熟悉这个人吗？究竟是谁这样对待他？”卢切希讲述对被放弃者之命运的道德愤怒，这引来人们捐赠食物和衣物，同时他也得以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除往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宣扬，多数来维塔探访的还是信徒（crentes），他们是四周五旬节派教堂过来的志愿者，来时会带着捐赠物资，并试图让被放弃的人改宗皈依。也有少数几个健康专业人员不时来访，比如埃里贝托医生，他每周来两小时，派发捐赠的药物，写医疗报告。

我们进疗养院时，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弃者看向我们。他们移动或被人移动时，身体似乎很迟钝被动，很可能是因为药物的作用。我们仍以为，他们必定企图离开这个地方。但有人告诉我们，一些人成功逃脱了，但还是回来，屈辱地乞求再被收留。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往。谁会听着广播里的故事，并且“承认这就是我”呢？

一个中年男子在咆哮，“Sou capado!”（有人阉了我！）我们走近时，他伸出左臂，假装在给自己注射。“谁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呢？”一个志愿者耸了耸肩。这个男人一直在咆哮，“Sou capado, Sou capado!”他们属于维塔：仍回忆着当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叔叔、阿姨、祖父、祖母的经历的卑微人类——身处这终极凄凉地的无人认领的生命。人类学者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曾主张，亡者不只是生物实体，并且是“嫁接在物质个体身上的社会存在”（1960:77）。假如他是对的，人们就要探求，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医疗和社会秩序才会许可这种丢弃他者却不被指控的现象。

在维塔的第一天，托本和我见到了一个坐在地上的中年妇女；她蹲伏在一泡尿上，阴部沾满尘垢。靠近她时，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头布满了小窟窿：蠕虫钻进伤口里，钻到头皮下。“成千上万的小生物（bichinhos）从她自己的血肉和排泄物里生出来，”奥斯卡说；他曾经也吸过毒，现在经过泽的练习，成了疗养院里的一个协调员。“我们试过往清理。”托本不忍看。他顷刻间便泄了气，不停地说，“太多了。太多了。”维塔的现实让镜头也无所适从。这是一种被社会准许的垂死状态，稀疏普通，没有阐明，我们带着习得的冷漠与不可忍受之感，以注视的方式——一种既外来又本土的眼光——参与其中。但我们没有因为道德愤怒丧失行动，我们强烈地想论述维塔的生活，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现实政治。没有书写它同样是一种失败。

马塞尔·莫斯在其文章《集体施与个人的死亡的概念所产生的生理影响》（“The Physical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of the Idea of Death Suggested by the Collectivity”）中表明，在许多被认为属“低层次”的文明中，即使没有明显的生物学或医学原因，一场根源于社会的死亡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一旦从社会中离开，人就会想，自己要无可逆转地走向死亡了，许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样。莫斯认为，这样的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不常见或不存在，因为其制度和信仰基础（如巫术和禁忌习俗等）“已经从我们的社会各阶层中消失了”（1979:38）。然而，如我们在维塔所见，当代城市中，仍有一个为死亡存在的地方，它就像莫斯所谓的“原始”实践，通过驱逐、不予承认和放弃来运作。面对急剧加大的经济和生物医学资源的不平均，以及家庭的崩溃，人类身体被惯例性地从他们的正常政治地位中分别，被放弃到最极端的不幸之中——活死人。

这个女人从哪儿来？又是什么让她落到这般境地？

警察在街上发现了她并带她往了一家医院，医院拒绝为她清理伤口，遑论收治她。所以警察将她带到维塔。在流落市中心公共广场前，她曾在圣保罗精神病医院合法居住过，但她已经以“康复”患者的身份出院了，换句话说，她已经用药过量，不再有暴力倾向。而这之前呢？没人知道。她在警察和医院短暂停留，经历精神病院监禁和治疗，在市中心流浪——最终，她甚至在死亡之前便开始腐烂。显然，类似她这样的垂死状态是由国家和医疗机构、公众，以及缺席的家庭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这些机构和它们的程序与维塔是共生的：它们让死亡这份活儿变轻易了。我使用“死亡这份活儿”这种不具个人感情的表述是想指出，对于维塔里众人的垂死状态，不存在直接的能动性和法律责任。

这个无名女人的经历远非例外——而是某种模式。在一个角落里，一张放在女子宿舍的床上，西达（Cida）弓身坐着，看起来才二十出头。1995年年初，她被诊断为艾滋，康塞桑医院（Conceição Hospital）的社工把她扔在了维塔。在她来到维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志愿者开始喊她希达（Sida），这是西班牙语的“艾滋”。他们告诉我，后来她名字里的“S”被换成了“C”——“就像阿帕雷西达里的西达，这样他们就不会嘲笑和藐视她了。”我很惊诧地发现，志愿者们都以为维塔里只有西达和一个年轻男子患有艾滋。目之所及，许多消瘦的身体都有皮损和结核症状。奥斯卡告诉我，西达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但没人来看过她。他说她不跟任何人说话，有时三四天都不进食。“我们得把装着食物的碗放在走廊里，有时候，没人看的时候，她就从床上下来食，”这个志愿者阐明说，“就像一只小猫。”

在这里，动物并非一个比喻。如奥斯卡所说，“医院把我们的病人当成动物。医生看他们是穷人，骗他们说他们的病没法治。有一天，我们急匆匆把老瓦莱里奥送进急诊室。他们给他开了刀，把手术素材落在了里面。素材引发感染，他就死了。”这些人会沦为不值得爱、无人关怀的动物是因为他们没钱，另一名志愿者卢西亚诺弥补说：“医院的介进行动就是把病人丢弃。假如他们还有感情，他们会为他们做更多……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被废弃的灵魂。爱心的缺失让这些人就这样被放弃。假如你有钱，你的病就能治；假如你没有，就会流落到维塔。O Vita da vida（生命的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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