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官系统对皇帝的制约

古代很多朝代有文官系统，让文官把握着朝政大权，同时对皇帝形成一定的制约。皇帝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需要获得文官系统的支持，才能干出自己想干的事。以至于，很多皇帝成了傀儡，没有他们照样可以处理朝廷事务。

皇帝不是万能的，虽然拥有全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对文官系统的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生杀予夺，并不需要和谁商量。但是，文官系统势力浩大，并不是一两个人组成的，而是很多文官组成的。他们要监督皇帝，不让皇帝做出格的事，甚至要左右皇帝的意见。最轻易移出来的说法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不能让皇帝轻易搞改革，究竟，有些朝代能延续几百年，一定有其合理的制度因素，要是皇帝随便搞改革，就会破坏祖宗之法，或者说轻易把朝政弄得紊乱不堪，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文官们就要约束皇帝的行为，让他在规矩之内活动，最好不出离皇宫半步。如此一来，皇帝就被牢牢约束在皇宫内部，不能到民间往走一走了。

文官们都是以前的书生，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之后才做了官。做官之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修齐治平”的理念，而是要在文官系统之内追求最大的自由。除了拜主考官为师，互相倾轧，就是银子方面的来往，觅觅庇护伞，同时拉拢自己一派的下属，还要利用职务之便，把亲戚朋友都弄来做官。于是，他们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逐渐形成了浩大的官僚系统。要是仅仅搜刮钱财，按照官场潜规则办事也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他们需要服从朝廷的号令，完成分内之事，还要规劝皇帝，特别是一些能够上得了朝堂的文官们，要互相来往，结连成一气，共同约束皇帝。不管皇帝是老皇帝还是小皇帝，都不会到民间走一走，也不会直接搜集素材，而是要听文官们的报告。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有事准奏，无事散朝。”

有事的文官要奏请皇帝，看皇帝能不能摘纳自己的意见。皇帝本身并不会亲临事发现场，而是要听听别的文官的意见，以此达到一种平衡。无论是赈灾还是征税，都要听听文官们的意见。究竟，文官们读过圣贤书，可以在一些问题上深思熟虑，不像赳赳武夫，做事的时候大多欠思量。唐宋以来，诞生了浩大的文官系统，特别是宋代，同级别的文官和武将，文官的话语权要大一些，而武将往往干不过文官。皇帝本身也是文官，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大多数皇帝并不会御驾亲征，而是会躲在皇宫里，服从一些文官们的意见，让武将出征迎敌。具体到前方战事，皇帝就不知道了。只能靠探马不停地报告，皇帝才能了解前敌的情状。有句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是说，大将出征打仗，可以按照战场形势，自己决断，不一定非得听皇帝的。究竟，战场形势多变，要是听皇帝的，就很可能贻误战机。究竟，皇帝没有亲临现场，只会在皇宫里和一帮文官“指挥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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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们要想排挤谁，一般情状下都是派性斗争的结果。皇帝无可奈何，只能依据实际情状来推断，甚至做出自己的推断。明朝的皇帝有廷杖风气，只要大臣弹劾某位大官，而大官正好是皇帝喜欢的人物，皇帝就会把上书弹劾的几个大臣拉出往廷杖，有的还要发配到边远地区。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懊恼，反而认为尽了应尽的责任。甚至有大臣直接指出皇帝的错误，皇帝饶过他之后，他还会再次指出，而在皇帝看来，这些直接指出皇帝错误的大臣就是“讪君卖直”，有意讽刺君上，表达忠诚为国之意。即便他们被皇帝廷杖，被杀了，也会名垂青史。或许，这就是读了圣贤书的作用吧。

文官们想要名垂青史，更想要皇帝在文官系统的规范下活动。可是，皇帝并不会对他们无能为力，而是追求获取信息的另外渠道。明朝的东厂西厂特务机构设立之后，就有着直接向皇帝禀报重大事件的权力。只是，文官们并不想让特务们主宰朝堂，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意见获得同僚以及皇帝的认可。如此一来，文官系统内部就有了派性斗争，有了专门弹劾别人的情状。皇帝只能在他们的斗争中摘取一定的制衡策略，却并不能有什么太多的创建。以至于很多文官居功自傲，却在文官系统内部屡屡遭受弹劾。

皇帝在摘取制衡策略的时候，会提拔一些文官，也会贬谪一些犯了错误的文官。但是文官系统是不可以改变的，即便输进了新奇的血液，也一定会被文官系统内部规矩同化，变成了会站队的一群人。也就是说，文官系统有其内在的稳固性，不管皇帝贬谪官员，还是提拔官员，都会保证文官系统的稳定性，如此一来，才能保证国家稳步向前发展。

有的皇帝厌恶文官系统的约束，不上朝，让文官们处理天下大事，居然十几年不乱。是不是一个奇迹？或许，文官系统内部的稳定性足以让封建帝国稳步发展下往吧，也足以限制皇帝特权，让皇帝成为事实上的摆设，真正发扬作用还是文官们。

当然，不清除有励精图治的明君，但仍然会受制于文官系统，而不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