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中国的英国人柯鲁克的传奇

南都讯　记者黄茜　日前，《柯鲁克自传》新书分享会“来到中国:柯鲁克的抉择与革命的二十世纪”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柯鲁克的三个儿子:国际物流、酒业企业经营者柯鲁，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广播制造人、撰稿人柯鸿冈和《柯鲁克自传》一书的译者、中心美术学院博士王烁一起，共话大卫·柯鲁克的传奇人生。远在美国的柯鲁先生以线上连线的方式参与活动。活动由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曾诚主持。

退休后在打字机上写成的自传

柯鲁克和伊莎白为世人所知，主要缘于他们写作的两部《十里店》。《十里店》用社会调查的手法，以亲历者讲述的方式笔录了河北邯郸武安县十里店村的革命和土改历程，是一部村庄的当代史，也是中国革命的缩影。此书用英文写成，有世界领域的影响。

柯鲁克和伊莎白1948年决定在中国长期居住。他们参与创建了南海山外事学校，为外交人员培训英语，这所学校后来迁至北京，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两人一直在该校任教，后半生都在中国生活。柯鲁克2000年往世，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内有他的半身铜像。伊莎白仍健在，现年107岁，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获颁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最近写她的传记《我用一生爱中国》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比以上荣誉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他们两人的经历，特别是柯鲁克的人生。在这部《自传》中，他名为“柯鲁克”(英文名为大卫·柯鲁克)，这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他的三个儿子名为柯鲁、柯马凯、柯鸿冈。柯鲁克还有一个身份，是摄影师，他一生拍摄了大量的纪实新闻照片。知名摄影家高初和独立撰稿人王烁夫妇，多年来研究柯鲁克留下的照片档案，编写过一本《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并举办同题的摄影展。在此过程中，王烁了解到柯鲁克在退休后用打字机写成的自传一直没有翻译为中文，静静地躺在家中的抽屉里，她开始了多年的翻译、修订工作。

初稿译出后，柯鲁等三兄弟(他们的母语为中文)反复校改译文，力图让文字能体现柯鲁克的文风和气质，最终的定稿在2020年11月完成。

柯鲁克的回忆录是退休以后在打字机上写出来的，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纪实写作能力和在战争中做情报监听的超凡记忆力，让他的回忆录更像一部纪录电影，刻画了众多令人震动的历史瞬间，即使是随手记下的小事，也带着他个性鲜明的幽默感和革命乐看主义。加之精到顺畅的翻译，让人能感受到柯鲁克青春昂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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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兄弟回忆父亲出色动荡的一生

作为活动主持人和该书责编，曾诚在活动开始谈到自己对大卫·柯鲁克先生的印象。他觉得柯鲁克先生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特殊有幽默感。“他在书里谈自己的经历经常是自嘲的口吻，像是外人看待自己或者老年看待自己年轻时的状态，以自嘲的口吻讲自己年轻的事情，讲世界大事和战争也是用很特殊的、清静、睿智的方式。”

柯马凯回忆了大卫·柯鲁克在中国的种种历险。柯马凯说，父亲到中国来是第三国际安顿的，他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决定留下来。留在中国开始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当二战在欧洲开战以后，许多人纷纷往西部避难，教会办的学校像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都迁到了成都。“1940年我父亲来到成都碰到我母亲。他们熟悉了以后，在思想上也逐渐相投。那时候我母亲也开始向共产主义思想靠拢，又见到这么一个在她看来饱经风霜参与过战斗的浪漫人物，他们后来就结缘了。还有一段佳话，我父亲求婚的时候还有意把我母亲带到长征路线上的飞夺泸定桥的那里求婚。”柯马凯说。

王烁讲述了大卫·柯鲁克的妻子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她说:“要说来到中国，其实伊莎白来中国比柯鲁克早很多，因为她就生在中国成都。她父母都是加拿大来华的传教士，在她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教诲方面的工作。伊莎白从出生到四岁在成都度过，4-6岁短暂到加拿大由姥姥照看，6岁该上学回到了成都，一直在成都加拿大学校读到高中毕业，往多伦多读了本科和硕士，硕士毕业后她又决定回到中国陆续做她的彝区和躲区观察，她的志向是人类学家。”伊莎白晚年回忆起当时在大山里跋山涉水特殊自豪，说她一点也不以为苦、也不以为难，她引以为豪的是身体很好，看着瘦弱，其实运动能力非常强。

王烁还提到一个伊莎白与柯鲁克恋爱的细节，柯鲁克发现伊莎白喜欢周末骑自行车郊游，他自己弄了辆自行车，下周就变成他跟伊莎白骑车往玩，这个过程中慢慢建立了共同的理想。“所谓的情定泸定桥，当时那一年是柯鲁克要带学生往远足，伊莎白说我们约在哪天在泸定桥见，他们赶到了。柯鲁克在水声轰喊中讲了在斯诺的书中看到讲过泸定桥的过程，然后两个人就订婚了。”

王烁表达，作为晚辈很幸运，因为偶然的因素结识柯鲁克一家，每周跟伊莎白女士谈天，聊了相当长时间。“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一代人信仰本身，因为经历不一样，具体的信仰本身并不一样。打动我的是他们对信仰既果敢又具有反思能力的深刻理解，还有不管经历了什么永远保有改造社会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