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为何对珍珠如此狂热？

misa2 03-26 4次浏览 0条评论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了。她立刻被处决，腑脏也被剖出。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每个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中世纪的至上珍宝。而成吉思汗的统治，这个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内陆帝国，是这种至上珍宝的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

在著作《草原与海洋》中，久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1940—2019）检视了珍珠作为奢华品和政治投资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从帝国1206年建立，历经前所未有的扩大，到1370年分裂和衰落），由此追溯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海洋之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商业往来。

在本书中，爱尔森首先聚焦于珍珠的获取、显现、再分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此展示形成如此广大的游牧帝国的过程中，如何要求对于尊贵商品的大量积聚、治理和移动，以及这一进程如何导致一种大陆性规模的新消费制度的生成。爱尔森提出，跨大陆的贸易和海运贸易同时繁华，塑造了一个有活力的交换体系，将货品从东运到西，从北运到南，其中就包括海量的珍珠。通过追溯珍珠在不同时段的流通，他强调了交换的不同模式——战利品、朝贡关系、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的重要性。他也阐明了蒙古的市场策略如何不仅利用神话和民间传说，也利用了精于跨文化商业的印度—佛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创建的海上交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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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森的分析中，珍珠阐明了草原历史中的蒙古例外主义、跨陆地贸易和海运贸易之间的内部关联，帝国政治文化中奢华品使用的循环模式，以及这类商品对于本地经济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性。爱尔森深知聚焦于珍珠不可避免地有放大其重要性且制造失衡之嫌，但他首先表明自己并非在发表一种过度简化的论调，即“珍珠令大蒙古帝国伟大”，他认为，珍珠是诊断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将珍珠作为探知蒙古帝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于整个欧亚世界的文化物质和商品流通之深远影响的另一扇窗。

托马斯·爱尔森一生专注于内陆欧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他通晓英、法、俄、拉丁、波斯、阿拉伯和中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曾参与撰写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其著《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蒙古时期欧亚的文化与征服》《欧亚皇家狩猎史》均影响深远，颇具启发。由于其卓著的学术奉献，爱尔森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奖、古根海姆奖等殊荣。《珍珠在蒙古帝国》是他晚年病中撰著。遗憾的是，在英文版面世前两个多月，爱尔森便与世长辞。

正如译者马晓林老师所言，《珍珠在蒙古帝国》是爱尔森的最后一部著作，显现出其著作一贯的风尚，广征博引，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一手史料，笔法深进浅出，雅俗共赏。本书用珍珠串起了蒙古时代的欧亚世界，实际上也涵盖了上古乃至现代的珍珠历史。诚如有学者评论的，本书对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出了新见卓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而言，本书不仅关注东西方向的交流，更是着重显示了南北方向文明交流、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其资料之丰盛，格局之宏阔，令人肃然起敬。

“今天是行赏的日子，

将剩下的珍珠全部掷出往，

让人们捡拾吧。”

来源 | 《珍珠在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在鼎盛之时，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陆上帝国。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权，它的影响力和声看远播域外。蒙古宫廷因而能够招致北至亚极地、南至亚热带的自然物产和文化产品。即使在帝国分裂之后，接续它的元朝仍然保有这种实力。欧洲史料记载，忽必烈和他的继续者们在元大都以北地方乘坐大象，飞放鹰鹘。这戏剧化地证实了蒙古人有能力获得欧亚主要生态地带的珍稀物产。到那时为止，蒙古帝国可抉择的物产领域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些物产中，最漂亮、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是珍珠。从马可·波罗及其他许多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珍珠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书上部“从海洋到草原”观察珍珠在蒙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这种海洋珍宝，不仅市场价值颇高，同时承载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含义。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赏赐的珍珠，作为一种政治货币，吸引并回馈一大群来自欧亚各地的各色臣僚。

帝后肖像中大肆使用珍珠，表明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装饰耳环、项链、服装，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这一主题将在关于珍珠的获取、展示、再分配和政治文化含义的章节中进行探研。此外，我还会观察一些迄今未得到关注的课题：最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蒙古宫廷中，宝货积聚的数量、经营和移动；以及不加节制的消费理念在其核心支持者中的出现。发明出不断增长的期待并使之得到称心，这构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治国的核心特征。

《珍珠在蒙古帝国》

本书下部“比较与影响”将流通模式以及帝国所施加影响的本质放在更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以便确定较长时段的趋势和模式。若从长时段勾画进进内亚和草原的珍珠，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角尤有价值。第一种视角是最先由琳达·沙费尔阐发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征向北传播，其中包括海洋产品和亚热带产品及相关技术。珍珠的流动，正可视为“南方化”大过程中的一环。学者甚至会扩展这一流动的地理领域和时间深度，认为南方化是欧亚文化史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征。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益处：对于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观察往往关注东西轴线，南方化的论点则将注重力转移到南北轴线。

大卫·克里斯蒂安摘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探究同一问题，认为除了广为人知且被广泛接受的东西方“文明交流”（civilization exchanges）之外，应同样重视南北“跨生态交流”（trans-ecological exchanges），即在自然和文化历史截然不同的大陆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后者研究虽然相对较少，影响却毫不逊色。而且他正确地总结道，这两种运动很轻易合并，形成一个互动的、整合的、跨越大陆的交流网络。

《珍珠在蒙古帝国》

通过这些视角，珍珠的流动可以用来深进探研一个亲昵相关的长时段历史问题——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目前的案例中，蒙古帝国与南方海洋的积极交往，便阐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珍珠与其他商品和宝贵货物在大陆上都是平行流通的。

相同的方法对解决其他问题有所裨益。首先，它将有助于证实历史上各帝国政治文化中使用奢华品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所看察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奢华品是政治动员的必需品，在建立藩属关系网和营造宫廷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人们已普及熟悉到奢华品在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中至关重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这种商品的流通对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珍珠的历史也颇具启发性，关乎其他种类的奢华品的流动及计划外的经济后果。其次要影响通常表现为本地生产、成本较低的替代品和仿冒品。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特定商品和地区的研究，但更全面地熟悉这种生产的频度及其扩展的地理分布对于欧亚大陆经济史的意义，需要一个更为宏看的比较视角。

追踪珍珠在不同时间的流通，可以洞悉其长期价格波动。尽管这本身就很有趣，但这些波动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特别是不同的交换方式（战利品掠夺、朝贡制度、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在前现代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重要性。在蒙古时代，所有这些模式都在发扬作用，并且相互影响很大。这为比较研究其他名贵商品的流通，开垦了另一条生产线。

波斯湾地区测量珍珠的传统工具（©Mikimoto Pearl Island）

珍珠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另一种研究得不多但普及存在的现象：在前现代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打造跨文化营销策略。在许多案例中，营销策略大量利用了在旧世界广为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长距离交换中，所有事物都伴随着一个故事，并且所有这些故事都有着商业用途。

珍珠的故事必然要求研究蒙古人与海洋的历史，这引出了一个重要但尚未足够解决的问题：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着宽广而多样的领土，他们如何从环境和文化特征截然不同的土地上开摘资源？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政策目的、人员抉择和资源动员技艺的转变？答案足够阐明了蒙古人的适应能力和成功。

《珍珠在蒙古帝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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