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康熙为何让汤斌为太子老师?他是清朝8个“文正”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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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大名于顺治、康熙朝。
其祖籍河南睢阳县,生于明天启七年十月二十日(1627年11月27日),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687年11月15日)。
1、坎坷的科举之路
其家世为“阀阅旧族”,明末时已衰落,乃至城宅田园尽为豪绅占夺。其父恪守家法,课子甚严。汤斌八岁进塾,因恐有辱先人事业,“遂笃志圣贤之学”。
十五岁以前,他已读完《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书。明崇祯十四年(1641)应童子试,文章拔置第一。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农民军攻占睢阳,州民开门迎纳,汤家和城内富户避难城外,其母死于战乱。后全家逃至河北,靠父亲“舌耕(教馆)以养”。
转年,汤家又南迁至浙江衢州,闻农民军已攻破北京,只得暂寓居衢州山中,伺机北回。汤斌自幼苦读成癖,动荡生活并未改变其读书习惯,每晚都读至夜深。
进清后,他曾至南京应试,七试皆榜首。后因当时战事繁纷,清廷财力不敷,令举子纳军需银数十两方准与试。汤斌无力纳银,只得暂弃科举念头,陆续随家流浪,直至顺治二年(1645)时,全家才从江西鄱阳湖返回故里。
自此,他天天攻苦,无书不读,尤肆力于经史及宋儒之书,锐意科名,后在乡、州、府试中连连中捷。
在顺治六年(1649)的会试中,该科总裁洪承畴和宁完我十分赞赏其文章,“以尘外相期”。汤斌饱读经史,醉心于上古三代的治迹,认为宋儒学说承祧了孔孟之道,舍此无以治理社会,便遵循古训,以阐扬理学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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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清初的战乱之中,他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阅尽民间疾苦和贪官污吏的暴戾。这又铸就了汤斌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体恤民情、主持正义的思想。
顺治九年(1652),汤斌取中进士,授宏文院庶吉士。但他并不汲汲于名利,自甜清苦,所住邸舍不避风雨,潜心时改,留意古今治道,散馆时以《政贵知变论》使朝中人刮目相视。
认为清初各种法度的制定,应借鉴古人,依据时地的不同情状而变通。
不久,清廷议修明史,汤斌大胆疏言:
“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疏上,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立刻攻劾其“奖逆”,几乎酿成大狱。后经顺治帝亲自召见南苑。
2、为民请命的清官
顺治帝评其“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以得职衔加一级用,补潼关道副使。
潼关自古为用兵孔道。明季战乱之后,城内居民不过十数家,而“伐叛”之师一年中数至,驿递、粮秣、军需等物资给予匮乏,加之官吏敲剥、兵土掠夺,百姓困苦已极。
凡有清军过境,他皆与主将约法:
“部文所需有不给者,公请劾我。若额外动民一草,我亦当论公。”
一次,总兵陈德调湖南,“军士八千,家累满万”。过潼关时,陈以母病为由欲暂驻,遭拒绝后又强索行军用车五千辆或折银自雇。汤斌派人侦知其用车不过二千辆,遂巧设计策,如数集齐车辆躲匿起来,然后摆酒相邀,提出“以人量车”,凡兵士家眷坐满为一车,即驰出城外,尽出为止。
陈不知为计,便欣然与汤斌坐城门上饮酒看看。漏下四鼓,陈德所部兵员眷属尽出,用车尚不足两千辆,陈见状悔之已晚,只得怏怏上路。不久军士哗变,将其焚死。此后,官军过境“皆肃然莫敢犯”。
一年后,清廷考绩官吏,潼关城中流民回者已逾数千家,关中地区以汤斌为最。考官询其由,他答道:“吾惟于保甲、乡约、义学、社仓四者加之意而已。”
又汤斌施政重变通,推重唐文宗时的名臣崔郾“初治陕不鞭一人,即迁鄂而严刑不贷”,因时地而制宜的做法。
因此,当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升任岭北道参政时,依据赣南战乱情状,审时度势,设伏大败明旧将李玉廷,有效地阻止了海上渔民军,使这一带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深得清廷褒奖。
3、20年潜心向学
汤斌勤于职事,初至赣的三个月间,理清积案八百余件,劳累成疾,于是年底告病乞假回省。
他莅位时仅带仆从二人,马一匹,往职时竟穷至回途盘费无措,将马匹卖掉才牵强返回故里。
汤斌居家读书近二十年,潜心宋明理学,广泛涉猎了各派的看点。
康熙五年(1666)冬,他闻知理学大师孙奇逢讲学苏门,便赁驴造访,深以其调和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主张为是。
他反对明末理学界“束书不看,空谈性命”的倾向,也反对清初“或诋朱子为支离,或病阳明为虚寂”的纠葛,重视自身的修行和操守,提出“笃学力行”。
在孙奇逢的指挥下,他编写了《洛学编》,这是一部记传体的理学发展史。他还集资在家乡修起了睢州学官、建立绘川书院,招收子弟讲学兴道,并主持编写了《睢州志》。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举博学鸿儒。魏象枢、金鋐等朝中大臣力举汤斌。
在郡县官吏的督促之下,他驾牛车进都,投宿于“数椽不蔽风雨”的僧舍,绳床破被,“终日杜门,危坐斋中”,前来拜谒的官员都慨然叹道:“犹是山中学道人面目也。”
翌年应试取中,殿试后被康熙帝亲点为甲等,补翰林院侍讲,命纂修明史。他仍然力主取法宋史,秉笔直书,不惮忌讳,以“落落劲抗”名于朝中。
康熙二十年(1686)八月,汤斌主持浙江乡试,所取多是家境贫冷的读书人,浙人称该科为“孤冷吐气”。他复出后的举动,深得康熙帝器重,指派其为经筵侍讲讲《易经》,并主纂《两朝圣训》。
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其理学思想对康熙皇帝影响很大。
时清廷欲大力倡导理学,然朝臣中对理学看点持论不一,或程朱、或陆王,纷纭胶葛,议论芜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九日,康熙帝召汤斌至乾清宫,“天语良久”,商讨此事。
康熙帝闻言频频点头。
先是,康熙帝对于理学各派独推重朱熹,认为其学说浅近务实,然苦于难以平息朝中议论。自汤斌意见提出后,他部分接受了其主张,并利用它平息朝中继续已久的争论。
3、“豆腐汤”的故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出任江苏巡抚。
是年睢宁、沭阳、邳州水灾,难民涌进苏州城内,紊乱不堪。适逢康熙帝南巡,制府官员见苏州城灾民塞户,道路甚隘,便下令拆毁民居以拓展“御道”。
汤斌见状力止,云:
“圣天子问民疾苦,故有是行也。若之何使民无宁居乎?”
驾至,汤斌启奏,陈明原委,康熙帝甚喜,即批准报蠲睢宁等处赋税银数千两,并赐以御书、蟒裘等物,表彰其嘉言懿行。
苏松地区富甲天下,汤斌上任后从吏治进手,戒府、道官员不得受属下馈赠。他“为政简静,令出期于必行”,执法极严。同时,他“恤民隐,植纲常,兴教化”,几个月间,在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省狱讼、汰蠹役、杜请托、行保甲、革匣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使吏治一新,乃至过往官吏皆“迅棹疾行,未尝烦斗米之馈”。
自古吴中“民俗豪侈”,且嫖赌打斗乃至拐卖人口成风。
经汤斌倡理教、兴义学、严刑令一番治理后,“巷无游民、寺无游女,农租商课,输纳以时。吏民散(玩)法者,咸洗手敛迹”,民间陋习大为减少。
时吴中多寺庙,四时香火不辍,又以楞伽山(俗称上方山)的五通神祠为甚。当地人形容上方山为“肉山”,称山下石湖为“酒海”。青年妇女有疾,必曰“五通神将娶之”。奸巫淫尼骗人闺阁,竞相煽惑,一岁中常有数十人为其害死。
汤斌闻讯后,亲往视察,勃然大怒道:
“鬼神福善祸淫,治幽赞化。若祭者免祸,不祭者即降灾,此与贪官何异?若每岁娶妇,直一淫昏鬼耳。”
当即下令将木偶焚毁,土偶投进湖中,拆毁五通祠,将木材砖瓦移建学宫,修葺城垣。当地百姓“始而骇、继而疑,终乃贴然大服”。自是吴风大变。百姓们因他施政宽严有度、治绩卓著,谐送一外号曰“黄连半夏人参汤”,又以其自奉简单称为“豆腐汤”。
4、明珠的“眼中钉”
当时朝中明珠与佛伦、余国柱等结党乱政、朋比为奸。
汤斌接任江苏巡抚时,前任布政使龚其旋以亏欠库金被御使陆陇其参劾,龚以重贿买通余国柱,托其在明珠面前求情掩罪,事乃得缓。
余国柱曾与汤斌为同年友,因其秽行被时人骂为“余秦桧”。
他得知汤斌出抚江苏,便欲行贿为龚掩罪。汤斌铁面无私,对龚按治如律,致使二人怀怨,觅机报复。
不久,汤斌报蠲江南灾区税银获准,余国柱又趁机敲诈,声称此事全靠明珠之力,责令汤斌私送四十万两“答谢银”。
属吏们深知个中厉害,好言相劝,汤斌正色答道:
“民有银宁不完国赋而进私门乎?吾宁旦暮斥,不忍见若等剥民媚权贵也。”
余国柱遭断然拒绝后愈加忌恨,利用汤斌奏疏《奏销斗役食》再启衅端。
斗役即苏松掌仓库役隶,每岁不下六七百人。吴三桂叛清时裁以充饷,后议复未批,实则仍照数支给,其中多有虚报弊端,汤斌认为系冗员议裁。余国柱以“蒙混奏请”为托词,大肆攻劾,吏部惧明珠势力亦附议革职。
康熙帝阅奏章后甚为愠恼,曰:“尔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尚议汤斌乃尔耶?”下令免议汤斌之罪。
不久,康熙帝特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侍讲皇太子并准以绿头牌奏事。
汤斌往任将行,江苏百姓罢市,聚至辕门外叩留。启程时,百姓抱马腿抽泣留,遮道焚香,拥送者不绝。
汤斌于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抵京,任《明史》总裁,是年大旱,康熙帝下令百官议抗旱之法。
灵台郎董汉臣应诏言十事,语侵内阁,一时非议迭起,内阁官员深文参劾,指斥其“越职希富贵”,拟旨下刑部究主使。
在明珠等人授意下,大学士王熙甚至提出:“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
康熙帝坐朝审理此事,百官噤若冷蝉,独汤斌挺身奏道:“汉臣无罪。”他不颤余国柱等人拦阻,厉声道:“上因旱求言,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如此心何?”康熙帝当即赦董汉臣无罪。
自汤斌还朝后,因治河问题其意见与总河官员相抵牾。他不惧明珠一伙作祟其间,从全局考虑,提出“闭六壩”的意见,亦获准。对此,明珠一伙更加惴惴不安,深恐隐私被揭,倾轧之心愈烈。
他们罗织罪状,连连告讦,一时朝内外物议沸腾,盛传汤斌将受处分、隶降旗籍云云。苏松百姓闻讯,举数百人至京城,集鼓厅门前将击鼓讼冤,后闻汤斌无事方散。
先是祸急时,有人劝其揭穿余国柱等人罪状以纾祸,汤斌不允,淡然处之。
汤斌晚年多病,接踵而来的打击迫害使其更加孱弱,康熙帝派太子问疾,遣御医视诊,稍康复即改任工部尚书。
明珠等屡谮不得逞,仍耿耿于怀。一日九卿议事,汤斌以病未至,复遭劾,后经陈廷敬等力奏,方得从轻议处。
就在明珠等密谋策划、企图再兴大狱时,汤斌已溘然辞世。
先是,汤斌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六日奉旨前往潞河勘察构木,三日后暮回。十日夜,漏下二鼓犹与二子讲书,翌日晨即逝。
朝官往视,只见其遗体卧于板床之上,衣破旧蓝袄,着褪色布裤。查其遗物,惟竹笥内俸银八两,幸得友好资助才得以下葬。
汤斌死后,康熙帝曾喟然叹道:
“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
已察觉到明珠一伙势焰嚣张。第二年,明珠党败。
直至雍正中,汤斌牌位才得进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追谥文正(清朝8个“文正”谥号之一),成为清朝第一位获赠谥号”文正”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从祀孔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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