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耿占春：90后诗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感知和修辞技艺 （下）

《隐喻》｜耿占春

东方出版社

1993

（——续接上篇）

四

作为一个人文群体，90后诗人在自身体验之外拥有更宽广的知识视野，这些思想视野会反过来审阅他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体会，也会触发他们更深进的诗性探求及其符号转换。

一种逼近生活现场的视觉给予一些诗篇以伦理意义，敖运涛《记下他们的名字》一诗笔录了临床医学、新闻报道和历史案卷都不会笔录的疾病、苦痛、困窘和失看，那些苦难的细节因其无助感而袭击人心。在世界鲜为人知的角落，每时每刻，多少人正处在孤苦无助的状态？连“一代代孤独的掩体”也难以提供庇护，劳作、疾病与死亡似乎已是一种常态，“他在春天里开垦，亲友往城里修房筑楼。/他们的友谊，如同乡里架着木板的河沟。/死亡从未失手，月光无限温存。/亲人和故乡，埋在他的四面。”余真的《月光》似乎淡化了尖喊，却在城乡、劳作、死亡的隐喻里展示出一种结构性困境。在常态化的困苦之外，偶然性也没有饶过人们，王江平的《清明祭》如此书写321空难：“只有亡魂和命运的暴君突然/涂满整片坡地”，人们“朝空中唤喊‘若在天有灵’，而圣人不灵。/我把自己打开，让死往的人涌进我的内心。”诗是另一种受难，那是感知力的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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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闻与旧闻似乎只属于传言或信息范畴，人们通常会认为在这些事件中找不到永恒的元素，而诗人则在事实陈述之外，觅觅着某种具有救赎性的话语结构，但这种努力并不一定能够达成。分享、共通情感或许已经抵达了伦理的终点和美学的起点。因此可以说，诗是体会之歌，也是天真之歌，伯竑桥说：“背出被欺侮和被侵害的名字后，活下往”，诗能够无罪地说出，“天真地活下往，手捧花束活下往”，或“承担爱的秘密而活下往”，带着“逐渐消褪的善，而活下往”（《花影之夏》）。世俗时代不幸中的不幸在于，没有什么话语能够将现实体会转换为真正救赎性的隐喻结构。感知力的遇难几乎就是诗的美学-伦理。

在所谓“信息社会”，保持见证或证词是必要的；在一个健忘群体中，被记忆折磨是可贵的；在概念被偶像化的时代，形象是不可漠视的。在匪夷所思的事态面前，玉珍表达《我们不理解战争》，战争是美的毁灭和恶的肆虐，“没有一束墓地花不是眼泪带来的”,而那些貌似高深莫测的战争理论则可能为魔鬼辩护，“别说你理解战争/电影中的战争不是战争，战争结束后/的战争也不是战争，战争/它只在死亡中活着”。群体的胜利无法遮蔽个体生命的被残害，“被胜利盖戳的断腿走在马路上/拐杖没有血管，但不利索”。姜巫写道，“战争离我们太远了，/远得就像一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清晨的驴粪味和扑向冬天的白气。……但他当年也是那么兴奋，/期待着决定远远的人的生死，/仿佛那些子弹和炸弹/只是嘴里说出来的词。”与个体生命相比，意识的实体化只是一种概念偶像，无论阶级还是帝国。就像玉珍在《帝国衰落前夕》中所描写的，河边的孩童和蓝嘴鸟依旧稚嫩。

诗对生活世界的书写有时更接近人类学的看察，这或许是在伦理感受之后形成的一种普及性或具有慰藉性的美学感受？姜巫写到，在读着古拉格的时刻，因为书中描述的《莫合烟》的氛围让她

突然被一股浓烈而空旷的老人的气息包围——

那是混合了庄廓、麦田、羊粪、棉花、雪山、

金矿、火车站、婚礼和葬礼的岁月的气息，

是回荡在俄语、维语和汉语间的世纪的气息，

是曾如土地般融进我的生命而被我视作普通的东西。

姜巫感慨说，“我已经丢弃了那种生活，却没学会另一种”。马贵《往维纳河》如此书写骑摩托放牧的布里亚特女人，“蒙古人倾泻长调/穆斯林尖锐的/唤喊从云端传来。/天地辽阔，如同采纳。/苍松是千年的/部落，连成一片/掩护着文明的地理。”开阔的西北边陲，散发着一种充盈的情绪，一种布满生活奥义的空间体验。地理特征转化为一种文化属性，意义上空间的圣化显现出一种生活信心，或许这是一种反向的心理过程。马骥文以同样的语调写道：“此地，盛产坚硬的石头和肉体/一些人驱赶火焰般的羊群度过一生……”，人不再从自然中突显出来，但其间又隐含着多少坚韧的信心，“从黑皮肤的女人手上接过粥与祈求/穿过野草，山谷，乌石堆砌的坟墓/往发明，往爱”（《喊喊水诗篇》），不算幸福富足，也不只是穷困苦难，生活空间的描述自身散发出一种寂静的协调感，似乎生命的意义密布其间，就像斑鸠的声音“如雨雪之于土地，光亮之于瞳孔”，“雨水淋过穷困的坟堆/和村落时，我看见，你降落在/大丛的仙人掌上，站立在花和刺之间/如同众圣女的脸：于水滴中避难……”，马骥文《来自北方的斑鸠》中的修辞将体会世界转换为隐喻结构，并融进多重语义资源：穷困的村落是描述性语言，村落背景上聚焦一只斑鸠站在花和刺之间让描述转向了提喻，而避难的圣女则转向了宗教隐喻。

对体会结构的修辞转换，意味着逻辑与隐喻、理性看念与启迪性符号的合成。而人类生活本身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些符号发明，如节日、仪式，风卜在《清明祭扫帖》中写道：（亡灵）在雨夜里回来，“作为他们在尘世中最孤独的精神的一部分， /极少，但饱含核心的闪耀” ，节日与仪式为无证据的信心（意识）发明了一种实存，它有如诗篇，将毁灭性体验转换为救赎性信息，但诗人对这种阴阳交界时刻的人类学理念并未照单全收，他担心的是并不把握任何秘密或法则来反抗死亡， “我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人类学意义的节日及其仪式，在漫长的生活史中曾安抚了人间苦痛，将体会结构转换为救赎性的象征仪式结构。然而对如今的社会生活来说，节日仪式背后的救赎性神话叙事消逝了，仪式沦为苍白的、不连续的符号，丧失了语法结构，“我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无法参与一种连续性的叙事。

90后诗人所受教诲，相对宽广的知识视野和他们生存空间的狭隘感构成了浩大的反差，这一反差为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性的心理结构提供了可以感知的情绪氛围。王彻之《疫时·其七》写道：“忘记这时节，当雨来临……，/密集如同这个月房屋账单的价格/对着窗猛敲”，诗人感受到在“思想粉饰的苍白”下是“更繁重的日子”，他甚至祈求忘记诗的“灵感”，因为诗的灵感“像驽马一样发狂/在本世纪的四轮马车前跺脚……”，诗人在狂怒的灵感和惰性制度之间找不到平衡，诗人祈求遗忘实是一种被记忆折磨的声音，“忘记哀悼者永远少于旁看者”，忘记死者“正在试图成为另外的东西，/而它们似乎从来没有做到过”。生命试图成为特殊的存在，而死者也期看改变世界，但他们却彻底消逝了。王彻之描述着一种社会心态：“厨房布满清洁剂的味道，/阐明某类事物的痕迹已经抹往了。/我们走到社会咖啡馆门口，/没有人情愿谈论社会问题。”（《假期2021》）人们闭口不谈的社会问题在诗中转换为经济学修辞，并且也发散出“清洁剂”的味道：

对过往事情的想念像存款一样花光了，

在一次对感情短缺理性的消费中，

在未来生活的自动售货机面前。

我的生命像纸币被塞进往，

我的词语，则像零钱一样被找回。

——《假期2021》

生命、情感与词语并不对称，就像投资与收益不成比例。当诗人用经济学修辞往描述生命和情感体验的时刻，后者就贬值了。对90后一代而言，当体会或事实领域向看念领域转换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的思想与语义资源是稀缺的，这与他们知识上的富足成反比。

对不同时代的诗人来说，有些社会给予了诗人“太初有为”的可能性，另一些时期连“太初有言”也要从创世之言转换为曲言或微言。作为人文知识者的诗人，马贵显然没有忘记《太初有为》的志向，但他的体验却是反讽的：“我已无暇在每周四的下午往/参与论辩，把左派的激情/带到自由主义的课堂/破解马基雅维利的言外之意。”书籍和课堂为一代诗人提供了知识视野，知识唤起他们的抱负，“是的，太初有为。/你把这句话阐明得通透，/用你严谨的用词/和层层递进的逻辑，/以及青年哲学家的风度”。但把握了概念和逻辑带来的只是把握世界的幻觉，失掉了社会情感氛围的心智生活并不足以影响生活世界，“白领和工人各自的忧愁”被季风带走，留给他的是一个在哲学名义下的学术“单人掩体”，唯有将某个学人或并不考虑学以致用的人作为他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缓冲区，“此时，让你更像一枚孤岛”。诗人对自己的友人说——

应该怎么抚慰你？

用我漏洞百出的体会，

勉为其难的案例，

还是说，年过三十就真的

能把世事看得透？

就像他们童年时代的家一样，学术语言也是一代知识人“孤独的掩体”，只剩下阐释“言外之意”的狭小空间。“太初有言”意味着言语就是行为的时刻，那是神灵的“说-做”；“太初有为”是一个行为就是语言的时刻：“做-说”；如今，人文知识者的言说失效了。叶飙这样反看《一个诗人》：“但他并不懂物理，/也不懂得人们，为了反抗/这一份份对死亡的惧怕，/所发明的知识与实践。/是协作还是博弈？/他已经冥冥中抉择了拒绝抉择。”这是一个时代之问，而且无论这些知识的发明是协作还是博弈，诗人都不屑于参与，但他知道，“这一切又无孔不进，/在侵害、孤立他。他越发/感觉到内心的孤独”。只有对无能之辈来说，某些貌似抗议实则协作的知识还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孤独掩体，即使已沦为“马屁精”和“传声筒”，依然以传绝学开太平自居。

对既不可能有为亦难以说出创世之言的诗人来说，马克吐船的感受是普及性的：“我的肠胃加工着许多轻易引发溃疡和过敏症状的美梦/而流产的显然更多，都变成了贪心狡诈的火山口/恨不得所有深埋如熔岩的谜语都忘我开放”（《玫瑰糠疹之歌》）,但他对失往的言说又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地底的眼泪总会繁茂地变成牙齿/被尖利得发抖的言语啄食。”（马克吐船《我的生命是阴影之城》）消化不良的看念和浩大梦想淤积成疾，真实的痛苦失往了语言。

我不知道马贵所说的“左派的激情”会不会在越来越稀少的“自由主义的课程”中转换为真实的探求，而这种左派激情却似乎与青年之间有着天然的盟约，左翼问题进进90后诗人视野并不意外，但与学院左派相比，诗人显得更为清醒，他们更知道他们站在哪里言说，而不会制造看念的年代错置。在《超越的事情》里砂丁讲述的是1930年代初左翼作家蒋光慈等边缘人状态：“蒋光慈病了，没人/往看他。钱杏邨的锋芒收敛。/早上的漫长时光，他在虹口的/小书店里当校对员。他没课可上/没有信心。他和组织里几个/同样边缘的小作家保持/或明或暗的关系。灰暗的阁楼间/一天到晚也看不见太阳。他时常/就睡着，蓬乱的头发也不洗/脏污的身子间只有短暂的欢愉……”他知道发怒轻易爱却很难，这位与东洋留学回来的人们共居一室的左翼作家“目光呆滞”，穷困潦倒，没有出路。他们的真实体验是随时称心的性和饥饿，“下一顿饭/在哪里？支部开会，他想往又不想往/最后折回来”。这一段叙述像是组织的通知：“目下的工作进进了/最艰难的时刻。每个人务必隐躲身份/并且忘记各自的姓名。”左翼作家-活动家的形象与事后的浩大叙述有着根本的差异，他的呆滞与激情、看念与体会、认知力与权威感、看待他人与自我认知之间都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隙：“很长时间/他看不起他患了肺结核、神经衰弱的同志。他热爱传单的激情/胜过文艺创作。”而砂丁的讽刺是致命的：“关于历史/他近乎盲目，关于责任，冰冷的/巨像一般……”，历史视野的盲目、责任感的短缺，如何能产生出深刻的历史洞见？

马骥文｜砂丁

玉珍（右）

砂丁《中国的日夜》所描述的情境，既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旧日环境，也与今天诗人生存状态区别甚微，不同的是自我反思的意识。“饥肠辘辘时他们就往离出租屋/半个街区的那家饺子馆。猪肉白菜……”蒜、醋、碗碟，细节的琐碎是必要的，就像在左翼作家那里，散发着烂菜叶子的弄堂是必要的，琐碎不堪的生活和他们头脑中浩大看念的反差是必要的，相互证实其虚妄。“……酒/过三巡，筷子敲起碗沿，满洲曲/松花江水穿越冻厄与石窟，那无限/壮大、苦闷，照射于这一日……”两个时代亦有所不同，一个是左翼青年能够将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或家族史塑造为普及的历史叙事，而今日的青年则只能接受个人生活的无助与琐碎。磨难仍然在，乌托邦想象消逝了。李海鹏的《新棋手》（二）写道：“……高明又如何！他想起童年时的/那个茫茫雪夜，一位老工人惨死/在操纵多年的机器中。旧新闻/已走脱了暴君，而新棋局正上演着/惨败的格律。究竟是天命注定了/规则，还是规则篡改了天命？/电视剧里年轻的新皇帝：腰悬着/自豪出征，却沦为自豪的囚徒——/杀无赦？败局里都是必死的棋子。”

古装戏里演绎着现实，新棋局上演着陈旧的规矩。历史仿佛在循环，消失的是历史的意义。对苦难的宗教书写和革命书写，以及它们对苦难世界所做的隐喻转换和改变世界的激情都已经跟虚幻的美德一起耗散了。看念世界留给他们的，除了人类学层面上的看察与感受之外，就是一种未经勘察的“社会-历史心理结构”及其对个体内心生活投射的阴影。时过境迁，仍然有人在制造同样的历史幻觉，这是张小榛的《桃花源之歌》所揭破的幻象：

K，你小小的信仰在立交桥下闪着光，说

世界是好的——真的。草坪喷淋器，

薄雾，三明治，欢快的球童在墙内欢笑：或许

错在我逆着众人无力地同情桃花源之

百姓，看群山是他们监狱，河流是他们枷锁。……

信仰和乌托邦扶助他们建造了囚禁自身的牢狱和枷锁，谁又能说被监禁者是无辜的？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激情如今不再有清楚的阶级属性，它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意义上的义愤，童天远所描摹的《黑暗时代群像》指向的是一个视听混杂、词与物相互脱离的世界，“事实在碎纸机里嘶喊”。这种义愤在童天远的诗中变成了格言化的推断句式：“自由出生在精神病院里/老实出生在战火之中/无能重复于无限度的狂热”（童天远《猪的土地》）;难以区分愤世嫉俗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午夜时分/大地分别出新的秩序/一个悖论走在自由左边/一匹马与诗人为邻”（童天远《在人间》），在诗人眼里，新秩序似乎就是一个悖论的世界和一种失序的秩序，后者只是依靠逼迫性力量维系着的治安秩序。

宗教的末世审判与尘世的武器指责都失效了，“仅有危急本身是迷人的”，童天远在《致阿伦特》一诗中说，“当神住进贫民窟里/当玫瑰丛中响起枪声/当鳄鱼用牙齿写出诗歌……当希特勒遇上奥斯维辛的游魂/当十二月睡在一月的铁钉上……”，当隐喻取代了逻辑，诗人回忆起黑暗时代的一些思想者，玉珍给赫塔·米勒的诗写道：“哦为何——我总是闻声哭声，/虚幻的人民在梦里游行示威/举着旗帜这瘦削的脸/在一片人海中梦想出现//我期看与时代一同上路/这所有心跳的大动脉中/我只是一滴血”，但这个与时代同步的时刻在历史中似乎和乌托邦幻觉一起消逝了，不仅立法者是一种妄想，代言者也没有了合法性，因为存在这样致命的弱点：“谁曾用诗歌代表所有人/借语言申诉，却无法代表自己”（《最后的我》）。

在某些瞬间，一种社会伦理激情似乎仍然激荡在青年诗人心中：“他越来越需要生命中的一声惊雷， /从权力的毛细血管闪进往， /不再身为旁看者躲避任何一声尖喊”，然而诗人的天职和语言的力量仅仅在于，“积于他银色的笔尖，/在暴风雪中建立第二个政权， /裹挟着黑暗在维吉尔的神树间穿梭”(风卜《听雨到杀雨的嬗变》)。但在另一些时刻，他感知到的失败更接近真理：“我看到一整个秋天的失败，/杏叶金黄，没有什么再次使你热爱。/而如何向历史发问并确认自身的生活？/在一种更为深远的关联中。/他不得不往饮酒，闲游山水，/在雨的黑暗中穿过熙南里的巷子。”（风卜《雨间》）

他们布满知识抱负而又文摘斐然，似乎亦唯有将自我灵性化一途。当代诗走向精英主义式的灵性看念，意味着他们无法将意义感与真理直觉诉诸行为，无法把历史还原为某种精神历程，某种心灵自由的历史或美的历程。付炜写到这种《不可能性》：“我们那被消解的爱意和生活/像焰火，被永恒的一瞬所消耗。”他重复着一句格言：“不要有太多的热情。”姜巫亦感到只能确认这一《命运》：“我重新接受了自己的诗人身份，/无神的世界眨了一下眼睛，/重又陷进感官的迷梦。”

他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在“感官的迷梦”中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或者说，一种由诗的修辞结构所保护着的精神缓冲区。一方面是诗歌修辞的繁复性，一方面是权力秩序固化的秩序。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这样的抱负早已消失。既没有言成肉身，也没有肉身成道。在孤独长沙看来，没有人是无辜的，“从来没有余外的灰烬。每一粒游离的尘埃/都曾参与过历史的动乱。舞榭，歌台，甚至墓碑”（《天心阁》）。年轻一代诗人对苦难或磨难的表达，并非仅仅止于直接体会世界，对此，程川《宝箴塞记》表现出难得的历史洞察力：

黑暗的痣，废弃的避难所……家族事宜提拔为历史

现在，它是博物馆、时间提词器

一杆火铳反对过的部分

屹立在回忆真空地带。而我们的到场

究竟是为百年建筑致敬，还是朝体内的空旷默哀？

当代诗抵达了这样的历史觉悟，实是社会的微弱期看之展露。仅有苦难是不够的，仅是不平之喊是不足的。“陆续生活下往的首要技艺/是重建/对将来的想象。”（伯竑桥《阿卡贝拉：安娜卡列尼娜》）或许，唯有在历史洞穿的视阈内，对未来的想象才是可能的。这是李昀璐在《火星诗社》中所说的，“高举诗歌，修正历史的遗迹”。

《转运汉传奇》

李海鹏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

五

对诗人而言，词语永远是一种初始行为，它似乎仍然能够将诗人带往一个起点或一种开端。这是关于诗、修辞和语义资源的思想，是另一种“太初有言”。风卜在《立夏日，晨雾》中写道：“他从语言里来到这个清晨， /在最低度的妄想中看向词语的巴别塔。” 在风卜看来，诗歌写作旨在“尽可能地抵达真实”，但通过《说文解字》并不能抵达，“意义在这里失效了么？”他说，“正是误读，使一代代的诗人有了指责的预备”。（风卜《罂粟的文本误读》）非非的《七古》有如对说文的戏仿：“古姓：也许我们无数次在地下挖掘泉眼/……古宅：废墟或我？/古墓：一粒种子里包裹了闪电。”诗人的修辞行为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语言苦行传统:“为一个晚回的夜晚构思新的比喻/狭小的城市已是一本透支的词典”（李昀璐《地图》）。胡了了以明末吴梅村的口吻说：“诗也磨成忏悔的法器”和“墓碑”，“它们如义理般/磨得互训”（《吴梅村》）。王年军在《词语之树》中将禁欲主义哲学家投射到诗人觅觅或等待语言重临的时刻：

已经有多日，无法写出一个词

直到今夜下雨，我听到窗外

雨棚被敲打，重量像萤火虫，和来自外星的磁

稀稀疏疏，绵延不绝，把灯笼熄灭

木桶散了架，晚年的第欧根尼睡在我的窗户之外

在王年军的“词语之树”里，词语分散成字符，“就像废弃的史前遗址”，解体后的文字，“每一个笔划，都在长成无法辨认的枝杈”。程川把修辞转换比喻为水电站释放的能量，“词根电站里，沸腾的涡旋复制着湖的站台和码头/而美学范畴，则是旷野发明白鹭”（《三岔湖诗章》）。在风卜看来，修辞立诚的努力，“这意味着在句法上的转换……/使文本的语境得以透明， /往承载更为阔大的内在的张力”。诗歌写作有如处在太初有言的时刻，句法和修辞尚未形成习俗，“一个词语的生命力，在每一次解构后， /便会接近它原初的造物的语言符号”（风卜《仲春日，对一方池塘的语言学研究》）。但“歧途和隐喻”总是如影随形，语义的无限丰盛性和清楚的语义指向都是诗歌所需要的。

当诗人置身于语义生成的时刻，一切被固化的符号系统都将重新置于源头，或某个初始时刻。曹僧《写给缪斯的景看》显现着对于这一符号-语义感知起源时刻的注目：“什么被暗示着，/又是什么被蛊惑着？”所见之物处在“捉摸不定黑暗的边界”，我们周遭的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既非完全处在混沌状态，亦非全然处在拂晓的清楚看念之内，混沌与清楚重叠着，无意识与看念领域重合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释义过而且符号化的世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尚未释义的世界，这种差异构成了诗的感知视野。

当诗人“接过档案袋里的佛教”，他看见的是“铁塔、村落和墓园/神坐落其中，被雾锁着的/是信仰真身”，不是经卷和文字符号，而是所见之物或事物的形象，让人从既有的看念中醒来，往质询人类生活世界“到底隐匿着多少百折不挠的信仰”（程川《越西记》）。

正是源于语义的生成时刻，诗人才能再次赞誉这个遭到损毁的世界。无论是什么情状，“都不能阻止再生者此世缓慢而必然的旅程/和旅程中被动且自由的宣导、切问与高歌”（曾毓坤《宇宙与善书》）。语义的生成带来了感知的清新时刻，付炜写道，“对我们来说，有些疑窦古老而常新”——“暮春深静，极目远看，黄昏下的小城镇/像宇宙的最微小的碎片/布满恩典和神异，我们竟霎时/有一种不可抵达的忧伤……”（《忆旧游》）。

对现代社会而言，“恩典和神异”实在是一个没有出处的感觉，这种福音书式的感知，仪礼式的深情，显得无比远远，但它却在某些时刻，不仅在青春时刻，而且是在语义永恒生成的时刻，让世界显露出与一首颂歌匹配的美质：“那令人屏息的晦暗的植物/有种挽歌般的深情”，“我们爱着/存在着，像群树的暗影不知疲惫”（《忆旧游》）。恩典和神异不是来自概念谱系，而是源自感觉世界：树木的荫翳、植物的幽深仍然散发出亘古不变的神异亲合力。不论春秋更迭，这些树木“像一个思想/在暴风骤雨击打中一如往常。”（陈翔《街树》）事物是思想，也是符号，彭杰在《万物区》写道：

鸟喊像一个名词的领域，从林间照过来

转授听觉中的枝杈，每一声都是此刻

彼此的尾行与结合，星辰般涂改着自身。

而所有的夜幕都是古代史，如此耐烦

对诗人而言，事物即看念，物即思想和表达思想的符号，而且总是这样，“万物窃取我内心的想法，并藉此成型”，反过来，彭杰说，《世界在头脑中》：“再一次，我认为，小镇就是我的身体，当月亮/升起，操纵我记忆中的一些人，在街道上游荡。”我们熟知的事物变成了深躲不露的世界。

大多数时刻，事物除了它们被命名的和被计算的部分，其余属性或剩余的存在都仍然属于无意识的对象。就像黑夜所描写的《冷月》：“冬晨。凛冽。斜天上/残月似羽。我认得这种寂静。//一小朵哈气蒙蔽眼睛。/几分钟里弯月变得更薄，更小。//天空无限。理论上人类探求/也像这样没有边际。”不止一个诗人持有这样的看法：“草地上的草垛的倒影/是草垛探求的哲学”，熟悉的事物陷进神异的未知地带，事物出现了突发性的转变，“它的阴影轻得像目光剥开某种神异//陪伴草地唯一的树/在秋季里变成金黄的悬崖”（陈文君《草坪》），诗人所展现的感知的深层秩序返回到符号的根部，或者说，由于一种外在性的消蚀，事物的秩序返回到某种未知的精神秩序，仿佛如此存在的事物提供了誓言，“欢乐仿佛永存，在永恒的追觅中，/它不会再消失。痛苦仿佛离往，/而它似乎会再来，至少会再来一次。”（《樱桃的刺》）誓言不是依据理性推论，而是事物-植物自身所携带的语言和某种投射到精神世界的秩序。

张小榛｜童天远

马克吐船（右）

对物的注视携带着我思，也携带着我的无意识，它携带着模糊的激动，无清楚指向的情感，却又显示着体验的连续体和事物的总体性。在语义生成和诗歌修辞学的漫长历史中，自然物像是感知-思想-符号-文化的基础代码，是古老的相似性知识和意义体验的参照框架。闫今《浮世绘G：美凤蝶-雄蝶》一诗写道：“你身上缀满图像性的语言-有些/溢出，成为流淌的隐喻。”物像是一切符号化语言的母语，物是永久性的迷惘，唯有对物的无视或“远离是迷惘性的修复”，有如彭杰所说，“所有的夜幕都是古代史”，闫今眼里的昆虫、鸟类、天使，“总带着新和中世纪出现，在我头顶展翅，用冷灰色表现神光”，物总是携带着新的蒙昧和新的启蒙，新的中世纪和新的心智复兴。

在自然物像和诗人的灵性主义感知之外，一种机械论的世界正在周遭展开，作为现实性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假如说自然物是一种具有救赎性的思想或灵性主义的符号，无生命之物的符号则与之相反。在《机器娃娃之歌》中，张小榛试图以自然形象及修辞对机器进行隐喻转换：“又比如怀胎到一百二十日，你身上长出的第一颗螺丝。”螺丝与怀胎构成了悖谬关联，“霍夫曼抱紧我，藤缠着树，线圈绕紧铁钉”。我们不知道诗中所说的“孤儿生涯中偶然想到父亲”的是机器娃娃还是那个喊霍夫曼的孩子，机器娃娃没有生也没有死，“无疾而终什么的就算了；我想我还是应当被恶徒拆散而死”。机械造物不再携带着慰藉意味的自然隐喻，诗的修辞在机械的知觉转换为自然知觉时留下了无力转化、无法协调的感知：“为了上帝我们摘莲。我们摘莲，饮米酒，摘莲，/……看你布满齿轮的心脏升起在海面。为了母亲/大片大片的残荷在雨中注视我，为了父亲/我们衰朽，等它们体内/分娩出地球轴承使用的钢珠。”（张小榛《剥莲子的机器娃娃》）机器娃娃没有自然事物漫长的进化史或史前史，也没有自然生命“诞生的庄重”与纯粹“虚无的意义”（玉珍《母牛》），张小榛写到，机械制造的事物让“我开始怀疑生活的真实”（《我开始怀疑》）。

究竟机械制造之物已融进人类生活，诗人力图在转义叙事中将其符号化，姚彦成探究着《汽车的图像》意味着什么：汽车在山地飞驰，“这种图像趋向于一个关于速度的概念，/因此它才能够像它经过的自然一样保持住生命纯粹的激动”。诗中写到，在机械制造领域，数学的美和几何设计这些工业艺术，以迎合原始知觉“对明亮的恋慕”，诗人力图在人们对风景反射的迷恋或回忆中进进“制造它工厂内部的深潭”，在此，仿自然的机械也像自然事物一样转向它的隐喻层面：“这种深潭出现在人对自然的回忆里，/却根本不是通过视觉来妄想命运。/因此它拒斥了对于永恒神注目的献祭/也不通过惯性，工程的定格所塑造的品行来指引。”

机械制造有了仿自然的视觉，却脱离了自然事物神异的命运，“宿命论和目的论在它的身上早已被取缔了”，对有生有死的生灵来说，宿命和目的之间的紧张构成了生命的戏剧，它可能是悲苦的，可能是崇高的，可能是伦理的，也可能是美学的。然而机械制造之物没有必须担当的宿命同时以自由意志完成生命之目的。它只有在有效期内被使用然后被废弃。对机械图像的质询让诗人“仿佛从疾病中突然醒来/从而体会那具有黑暗的身体所包含的遐思”。

在姚彦成看来，对机械制造和自然关联的体验意味着对《重组身体》的认知：在工厂空地上，“吊车和远处的山峰相互谐衬，/它斑驳的吊臂有时会像森林在我们身边留出的阴影角落，”就像在张小榛的诗里一样，姚彦成也使用机械的自然隐喻，诗人用森林、鸫鸟来比喻大型机械设备，不是为了觅觅相似性，而是强调触目惊心的差异。开摘业和制造业带来了物质生活的福祉，但也在改变某些根本性的东西：

吊臂的材质曾经源于大地，

它们具有相同的黑暗和深度。

在经过无数次加工后它产生了变异……

被重组的身体是双向的：“反复的锻造使它黑暗的光芒被揉进了内部”，岩石变成铁柱、直和弯曲的钢管或铁板一块，“而我们则无法抵达它和大地的神异”，它已根本不同于自然本身的黑暗和神异，土地和人之间的身体隐喻消逝了，“这种神异再也不能被显示”，不能被看看。开摘和制造，“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大地的转换与变异/分散在漫无目的的坚硬形象所塑造的陈设中”，机械制造“在我的身边如此显现，如同雨后春笋般/却并不蕴含着亮明自身的示威”。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隐喻已消逝，土地的神异性被开摘业和制造业挖空了，“那就轮到我们把自身剩余的神异亮出”。当机械挖空土地，一种古老的语义资源枯竭了，那是从神话时代延续到当下诗歌写作最丰盛的仿佛永不枯竭的语义资源。

张铎瀚《谛念》一诗谈到“人的必死性”，他说那是“我们法典般严厉的分享”。人类通过自然事物转换自身命运的隐喻被机械论替代了，人们“都在诵读：鹿对于牺牲的自律”。“岩石！专制起时间。/重型机械不再年轻，文明也会死——这是黑暗地带/偶然为我们兑现的德性，你跟我，就在其中推门出走，看测次要的女神，/在神的上风向在一个可憎的世界里/到处打造家园后又消亡地点……”

一种不祥的机械论的文明史——重型机械不再年轻，却依然和轻型的电子设备一起支配着文明进程——进进诗学视野：岩石被粉碎了，这是永恒性开始解体的时刻。在普及感受到的侵害中，诗人“发现所有人都正在抱着鹿头发疯”：这是一种进进潜意识的思想。这一思想并不对等于体会的表象，而是描述着某种与无意识对应的隐喻结构，诗人追踪着思想符号和物质符号的运动。有如“在一场魔术/中，魔术师与走远的，失序的图景。那涣散/的眼神合体”（拓野《火铃羊陀》）。

拓野｜秦三澍

彭杰（右）

从无意识深处说出的话语总是携带着神话般的原始场景和原始信息。在精神分析中，无意识是疾病的征兆，在写作中，无意识是诗，无意识是灵性的表现。诗人力图同时表达意识与无意识，或《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秦三澍）：“你看到多少次声音偏离的心愿，/意味着多少个真诚的盲人围坐着你，/耐烦听你抽出闪电——哦，金黄的草稿。/他们耐烦，因为笔尖勾出的铁线/在阵雨中回零。像恢复某种额度。”理性的间断性变成了语义学的方法，变成了诗学认知的基石，秦三澍的《Poème érotique：到之诗》则以断裂的、非连续的、错层的词语显现出伴随着身体活动所涌现的无意识话语的运动过程：一种似乎是从腿部的意识出发，“一些理论进而进/补到最强硬的圣象体系”的过程。

在一个机械论世界到来的时刻，在大地、生命、自我内部被机械洞穿或挖空的时刻，诗歌语言有如“一道来自世界内部的目光。/它野蛮的辐射因为触及/你那浩瀚的深奥而耗散，/你给了它一种类似/虚空曾赐予每颗恒星的教诲”（王子瓜《与空书包谈X射线》。当机械论的世界让自然形象和事物深度一起消逝的时刻，在形象与看一起消散的地方，无意识话语充当了新的灵性主义。无意识的语言结构特征是不完全的，无意识的语言通常具有断裂、省略特征，语词不会构成完全的意识表达，词语是提示性的，省略的语词表现有如一种提词器。语义链是断裂的、不饱和的，即使一些概念词汇，也从看念层面落进意识活动的水平线之下。但这就像是一种语义悖谬，语义因为不完全而显得丰盛，语义链的不饱和反而让意义感充溢其间。王子瓜写道：

有时我长久地沉溺于某座

神庙的谜题，或者，在过多的

杀戮中感到自己的眉下

生出一双莱尼尔那样邪恶的眼睛，……

在诗人看来，“新技术的/野心并没有多大，相比于/我们的诗歌——液晶屏的这一边，/有一天，罪责也将得到追溯/和清算。但现在，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完美的/月亮，同肮脏的月亮之间，/那唯一的琴声。感受它……”（《利特诗人卡西瓦的手风琴》）总体而言，年轻一代诗人看见了“肮脏的”一切，但他们还要坚持感受“那唯一的琴声”，诗的灵性主义不会只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反抗。玉珍说：

我在语言中挥霍一种年轻

疯狂，绚烂，自我的现代主义

这是危急的，但我不在乎

往分析恶的人性会使人老得快

敏锐也一样，这是透支

这是看察的代价

但我不在乎……

——《但我不在乎》

《长假》

王子瓜

南方出版社

2019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3年第1期目录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李敬泽、何平、季亚娅、杨庆祥、孙频、郑在欢、三三、李壮等｜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称心”——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

金 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

张定浩｜陈春成与自由而负责的自我

耿占春｜90后诗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感知和修辞技艺

名家三棱镜 · 于坚

于 坚｜写作之道　

陈仲义｜叙述与抒情的 “博弈”——以于坚诗为中心

赵 凡｜重建内在性——读于坚新诗集《漫游》

作家作品论

吴义勤｜生命历史诗学的构建——再论《有生》

郭冰茹｜空间书写与个人生活史的建构 ——读杨本芬《秋园》系列

王春林｜历史人质与南京现代性——关于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

朱 婧｜谁在野？看什么？——《野看》论

郑斯扬｜西海固的女儿——马金莲论

文学史新视野

徐 刚｜形式的自由与限制——新世纪二十多年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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