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和现实非黑即白、泾渭分明——《隐秘的角落》

从开头到结尾，网剧《隐秘的角落》都散发着一股子邪气。而相比开头悬崖边张东升的蓄意谋害，结尾处依然躲在角落里的朱朝阳更让人细思恐极、毛骨悚然。

张东升的黑暗，我们比较轻易理解。他家境普通，怀才不遇，只能在少年宫担任一个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后来妻子铁了心要与他离婚，眼看苦心经营的幸福就要从身边溜走，张东升逐渐走向了疯狂和极端。

朱朝阳还只是个初二的学生，按理应该无忧无虑挥洒青春。可是他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相当的隐忍、心机和扭曲，甚至比他的老师张东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看见同父异母的妹妹坠楼，没有惊慌、没有哭抽泣，而是面不改色的编着谎话。他目睹张东升杀人，既不恐惧，也不报警，而是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模样。父亲为了保护他不幸遇难，没过几天他就忘的干干净净，眉飞色舞地向母亲炫耀他又考了第一名。直到这时，惊恐的母亲才发现她并不了解自己眼里的“好学生”“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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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朝阳的压抑扭曲无疑是和残缺的原生家庭息息相关的。父母离异，母亲又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缺爱、忌恨、不被理解、遭受嘲笑，内向的他只能自己默默化解这份苦闷和痛楚。

2007年的美国影片《约书亚》里也有个与朱朝阳相似的男孩。一向乖巧听话、好学上进的他在妹妹出生以后突然变得邪恶诡异，不露声色间把家里搞的鸡飞狗跳、摇摇欲坠，那种淡定无辜的神情让人看得脊背发凉。

与《隐秘的角落》一样，《约书亚》里的童谣“小星星”也变成了“披着羊皮的狼”，调子越是温馨甜美，氛围越是神异莫测、惊恐不安。

不过，《约书亚》没有把笔墨放在社会环境的剖析上，更多地在儿童心理层面进行了深度挖掘，显现出一种类似宗教的阴郁气质。西方人信赖“性恶论”，认为人人都是有原罪的，连孩子都不例外。

很多年前，西方人也一度喜欢用社会学的方法拍摄电影，在指责现实的语境里展示父权体制压抑下的迷茫青春。特吕弗的《四百击》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主人公安东尼是银幕上“坏小孩”形象的代表。他逃学旷课、离家出走，不断地逃离学校、家庭、监狱的束缚，反抗着成年人世界的“规训”。

惋惜的是，在“戒严时代”的台湾这样的呐喊很快就悄无声息了，带血的刀子、夭折的生命也不能对既有的秩序动摇分毫。1991年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同青春的挽歌，折射着台湾岛上压抑黑暗的社会氛围。小四的悲剧，实是因为理想被现实所剿灭，失看失看导致的疯癫痴狂。“狂人”本身是受害者，是那些不人道、不宽容、不自由的世道的牺牲品。

相比之下，姜文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坏小孩”的故事从具体现实中超脱出来，具有了更大时空领域的影射意义。电影《阳光绚烂的日子》里的坏小孩，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北京大院子弟们在无人管束的情状下，日日夜夜上演着青春的狂欢。在姜文的镜头里，他们的“造反”“叛逆”“悸动”披上了梦幻逍远的色彩，与荒诞的现实构成了互文又保持着距离。

很多人觉得马小军的经历离我们太过远远，但是捉弄老师、游戏课堂，少年意气、故作成熟，挥霍青春、行走江湖，不是我们很多人儿时都做过的“白日梦”吗？或者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假正经”的“自我”之下都躲着一个恶魔式的“本我”。从这个角度看，荷尔蒙的释放和青春的怀想才是姜文想借那些坏小孩们表达的真意。

日本导演北野武则介乎严厉的社会审阅和不正经的嬉笑怒骂之间。他的一部电影《坏孩子的天空》直接点题，摆明了就是要为“坏孩子”立传。

电影里的坏孩子小马、新志和前面那些都不一样，他们并没有摆脱枷锁的理想，也没有贪恋幸福的欲看，他们在操场上骑自行车，在屋顶恶作剧，在公路上奔跑，然后打架、练拳、在黑社会做马仔，过着无能无奇的生活。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坏孩子比其他版本的更加真实，似乎就是班上的同学或者曾经的自己。

北野武拒绝了夸饰和隐喻，拒绝了道德推断陟罚臧否，他眼里的生活是非戏剧化的，这样非戏剧化的生活看似平淡，冥冥之中却躲着命运的张力。

在张东升那里，童话和现实非黑即白、泾渭分明。不过，有过真实阅历的你会发现，生活更像是北野武的世界，波澜不惊又混沌不清，如同一条河流日夜不停地奔向远方，浪花里有点叛逆的坏孩子在岁月的淘洗之下最终变成了平凡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