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龙”咸丰：天下残局中逐渐迷失的短命天子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日，虽已至深夜，九洲清晏错落有致的庭院之中，此际却是灯火通明。

丑时，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窗外夜晚的清静。大清道光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詝，诞生于圆明园湛静斋之中。

皇子降生，御医、稳婆、宫女、太监一阵繁忙，此际母子均脉象平稳，众人便纷纷向这里的女主人，二十三岁的全贵妃跪拜道喜。

看着啼哭不止的婴儿，刚刚从分娩虚弱中醒转的全贵妃，心内泛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她知道，这场大清皇位继续人的竞争，她终究还是占得了先手……

龙生九子

奕詝出生之前，道光帝旻宁本已先后育有三位皇子，只是皇次子奕纲与皇三子奕继均不幸早早夭折，唯有皇长子奕纬成年。

但奕纬生母出身低微，乃是旻宁潜邸之时无意中临幸的婢女，这样的身份连带着让奕纬这个大阿哥也不受父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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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光帝的刻意疏离，短缺管教的“大阿哥”性格乖张桀骜，即使面对父亲为其安顿来教授学业的大臣，也是经常不服管束。

老师无计可施，只能好言相劝：“阿哥用功读书，日后方能成为尧舜之君。”岂料奕纬却口出狂言：“登基之日，第一个便要杀你”。

这等不成器的劣子，将来如何托付江山？——道光帝闻讯勃然大怒，对着儿子便是一顿拳打脚踢，不料其中一脚正中奕纬下身，皇长子不久便重伤不治而死。

唯一的儿子被自己失手打死，年近五旬的道光帝事懊悔恨交加、老泪纵横。

但皇长子的意外身亡，却让后宫的嫔妃们看到了期看，特别是对当时已怀有身孕的全妃和祥妃二人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

道光帝无嗣，二人谁若率先诞下皇子，便是大清朝名正言顺的皇长子，将会在日后的皇位之争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

全贵妃虽然在后宫之中“圣眷最隆”，但若是按照受孕的时日推算，她的分娩之期却要比祥妃晚上两个多月。

为夺得先机，全贵妃决定兵行险着，暗中通过御医服用催产药物，并最终在当年六月初九率先诞下一名男婴，而仅仅六天之后的，祥妃也为道光帝再添一子，即皇五子奕誴。

后宫连添两位皇子，暂时冲淡了道光帝老来丧子的悲痛，因之前殒命的三子（奕纬、奕纲、奕继），名字均带绞丝偏旁，颇有命悬一线的不祥之感，所以从第四子奕詝开始，皇帝转以言字旁为皇子命名，“言”音同“延”，取延年益寿之意。

说也希奇，改名之后降生的六位皇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夭折的情状，均得以健康成年。

只有皇四子奕詝，因为早产的缘故，从小便体弱多病，而这种先天的不足，不仅伴随和影响了咸丰帝的一生，也和其在春秋鼎盛之时匆匆离世，有着莫大的关系。

储位之争

全贵妃本就独得天子恩宠，又为皇帝诞下长子，道光的孝慎皇后崩逝后，便被晋封为摄六宫事皇贵妃。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初一，又诏立为皇后。

虽然体质孱弱，但是年幼的奕詝在父亲的殷切期盼和母亲的慈爱呵护之下，得以无忧无虑地成长，每日倍感圆满幸福。而这段时间，也许是命运多舛的咸丰帝，短暂的一生中最温馨和值得想念的时光。

只是好景不长，九岁那年，母后崩逝，道光帝便将奕詝交托于静贵妃处寄养，而静贵妃此时已育有一子，便是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和硕恭亲王奕訢。

母亲的突然离世，不经意间便夺走了奕詝刚刚体会到的亲情与温热，宫闱之中禁卫深严，父亲又难得见上一面，那些不得不面对和忍受的孤独，慢慢造就了四阿哥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而寄人篱下的生活，也让他迅速学会了谦让与隐忍。

平日与六弟奕訢相处，但凡有父皇赏赐的新奇物件或者精美食物，奕詝这个兄长，都是让弟弟先挑，从不争夺，同时学习更加勤劳，为人也愈发沉稳持重。

而随着诸皇子成年，道光帝也在日渐衰朽，关于帝国继续人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如前文所言，道光膝下共有六名皇子，那位仅比咸丰晚出生六天的五阿哥奕誴，因禀性粗疏懒散又荒于学业，不甚讨得父亲喜欢，道光二十六年，更是将其出继给惇亲王绵恺为嗣，相当于早早便将老五清除出了皇位继续人的范畴。

剩余的五位皇子中，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已经成年，但就是如何在这两兄弟之间挑选储君，却让道光这个父亲大伤脑筋。

就齿序而言，排行第四的奕詝是事实上的长子，但除此之外，与年纪小其两岁的六弟奕訢相比，在皇位继续人的竞争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落于下风。

奕詝幼时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难看的麻子，陪父亲南苑狩猎时又不慎坠马，伤及筋骨还落下了腿疾，作为九五至尊的候选人，首先在外貌和体型上就存在硬伤。

更重要的是奕詝虽性情仁厚却资质无能，而六皇子奕訢却正好相反，不仅天资聪颖，还生得仪表堂堂，且身体健壮，弓马骑射样样娴熟。

满清的帝位传承，没有嫡长子的硬性要求，时间一长，道光帝内心的天平便慢慢倾向于六子，只是古语有云，废长立幼，乃是取乱之道，皇帝思虑再三，却迟迟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

帝王心术

处于绝对劣势的奕詝，看似离帝位越来越远，但实则情形却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一位高人——道光十六年被钦定为皇四子老师的杜受田。

杜受田出生官宦之家，浸淫官场多年，即懂为官之道，又深谙帝王心术，作为奕詝的老师，对其优劣之处更是了如指掌。

而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咸丰的最终继位，在数次要害时刻起到了决定作用。

某次，道光帝带领诸位皇子于木兰围场狩猎，满清于立刻得天下，皇帝的用意当然是观察儿子们的弓马技艺。

骑射正是奕訢所长，围场之内，六皇子箭无虚发、收成满满。而早有高人指点的奕詝，却全程未发一矢，道光好奇，追问原因，奕詝若有所思的回禀父皇道：“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道光闻言大喜过看，当面赞许道：“此真帝者之言!

如此回答，不仅完美化解考核危机，更因“帝者之言”让其在父亲心目中加分不少。

另有一次，道光帝病重，缠绵病榻之时，召诸子觐见，当面询问治国之事，奕訢口若悬河，对答如流，但奕詝却伏地痛哭，几不能言，——显然在四皇子眼中，父亲的健康，才是他此时唯一考虑的事情。

这样的表现让道光帝大受激动，同时也很欣慰自己这个四阿哥有如此孝心，据史料记载，“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这两件事情，不仅让奕詝在皇位继续人考核中得以扬长避短，而且还成功地在父亲面前营造了“仁孝”的人设。

“天子以仁孝治天下”——杜受田正是挠住了道光的这一心理，通过精妙的谋划，让本来胜算不大的皇四子，逆袭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只是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杜受田因一己私利，漠视更适合的奕訢，而将才具无能的奕詝硬生生推向帝位，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甚至包括咸丰本人，都是一种莫大的不幸。

初登大宝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中午，已久困于病榻之中的道光帝，自感大限将至，时日无多，急忙召集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人，并命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前往乾清宫，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了存放有传位诏书的密匣。

当着皇帝和众位大臣的面，文庆紧张地撕开密匣上的封条，明黄的诏书之上，赫然是道光的朱红御笔，由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而成的内容映进众人眼帘——“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亲王的名字出现在传位诏书之中，并且还排在皇太子之前，这在整个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后世推测，这一行为可能是出于对奕訢失往皇位的补偿，也足以证实道光帝内心深处对皇六子的偏爱。

但无论如何，此时已尘埃落定，皇四子奕詝即将成为整个帝国的主人，公布传位诏书不久，六十九岁的道光帝于圆明园慎德堂内龙驭宾天。

十二天后，皇太子奕詝奉旨于大行皇帝灵前继位，成为清朝进关后的第七位皇帝。取“普天之下，丰衣足食”之意，改年号为咸丰，以明年为咸丰元年。

二十岁的奕詝终于站在了帝国的巅峰，他志自得满、雄心勃勃，他要用事实证实父亲的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值得托付江山社稷的继续人，是一个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好皇帝。

继位第十天，咸丰便发布了第一道上谕，要求全体官员广开言路——帝国垂垂老矣，而年轻的皇帝，则急迫期看能通过集思广益，尽快找到“治病救人”的方法。

十个月之后，咸丰又罢黜了道光朝的权臣穆彰阿和耆英，这一举措强烈地传达了天子破旧立新，锐意改革的意图，史载“诏出，天下称快”。

铲除旧党的同时，又大力启用汉臣，打击科举舞弊，整顿吏治、海防、漕运、盐政、财政、学务、刑务，新皇帝的目光几乎涉及了清朝所有的政务范畴。

同时，初登大宝的咸丰，和他父亲一样厉行俭省，但又比道光更加的勤政务实，可谓兢兢业业，时时如履薄冰，片刻不敢稍有懈怠。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冷，已积弊百年的满清政权，绝非天天之间便能焕然一新，资质无能的奕詝即短缺力挽狂澜的魄力与能力，江河日下的时局，也没有留给他逆天改命的时间。

正当踌躇满志的咸丰帝意欲大展拳脚之时，接踵而来的致命打击如同几记毫不留情的闷棍，狠狠砸在了大清新君的头上。

命运多舛

晚清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广大底层贫苦民众生活日趋艰辛，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的危机进而发展为武力的抗争，特别是在远离统治中心的南方，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

1851年1月，几乎就在咸丰改元的同时，广西桂平金田村，上万名“拜上帝教”教众在落第童生洪秀全的带领下，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当时的广西，天地会起义此起彼伏，焦头烂额的清政府，甚至都还来不及搞清楚“太平天国”意味着什么，这支由烧炭工和贫农组成的部队，就以迅雷之势，在八桂大地，卷起了漫天的烟尘。

只是刚刚继位的咸丰，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来自远远南疆的星星之火，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蔓延东南诸省，并最终烧成燎原之势。

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贯穿了奕詝的整个帝王生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等到太平天国被平定的消息。

到了1852年，山东水患，帝师杜受田奉旨赈灾，年逾花甲的老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最终殒命于返程途中。

杜受田之于咸丰帝，是恩师也是亲人，更是奕詝自幼年丧母之后，身边最重要和亲近的人物。

老师的突然病逝，让咸丰的精神和情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丧礼之上，皇帝“扶棺洒泪，悲悼实深”，为了表达对老师的缅怀与敬重，他甚至赐予了并无经天纬地之功的杜受田，清代文臣最高的荣誉谥号——“文正”。

1855年，黄河铜瓦厢又发生决堤，溃口几乎在瞬间就被咆哮怒吼的河水冲开、扩展到二百多米，下游故道完全断流，黄河转为东北方向奔涌而往。

黄河虽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但最近的一次改道，还是发生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此后七百余年的时间里，黄河虽时有溃口决堤之祸，却从未发生过改道的情状。

不幸的是，这种数百年不遇的超级天灾，也被咸丰这个刚刚登基五年的倒霉皇帝碰到了。

“黄河之水天上来”，它本应循明清故道由江苏进黄海，而改道之后，却转向东北沿山东而注进渤海。

滔滔流注的河水，肆虐漫溢于农田民舍之间，下游村庄、州县顿时沦为一片泽国。黄水北徙，波及河南、山东、河北境内10州、40余县，共计700多万人受灾，同时，浩大的新黄泛区也在下游形成。

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黄河泛滥又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已经让咸丰帝手足无措、疲于应付，而1856年，英法联军这个“外患”又找上门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面对史无前例的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年轻皇帝的治国热情被兜头浇灭，当初的雄心壮志迅速溃败在糜烂不堪的现实面前。

仓皇北逃

河山破碎、社稷沉沦，面对层出不穷的糟心事和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有心无力的咸丰找到了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躲避，并以极快的速度向昏君的行列迈进。

什么黎民百姓、祖宗家业再也让他提不起任何兴致，纵情声色、享受眼前的一切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

《清朝野史大看》中，对于舍弃努力的咸丰皇帝有过这样一句评判：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

但这天下残局不会因为统治者舍弃反抗而自我复原，太平天国占据东南半壁，与清朝分庭抗礼，安徽旱灾、黄河水患，底层百姓流离失所、举步维艰，而英、法侵略者更是一路从广州打到了通州。

早在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夷兵长驱直进占据天津，闻听前线兵败，咸丰便动了外躲避祸的心思。

只是朝中重臣包括咸丰的几位弟弟均苦苦相劝：值此国难之时若天子离京，则宗庙无主、百姓无依，三军将士群龙无首，甚至年轻的慈禧亦乞求丈夫能以江山社稷为重，留守京城。

然而此时的咸丰，哪里还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决心与勇气，他厉声反问臣子“尔等所言固为有理，设夷匪进城，将置朕于何地”。

1860年9月21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于京畿八里桥惨败，三万满蒙骑兵全军覆没，爱新觉罗最后的家底已荡然无存。

次日，惊慌失措的咸丰帝再也顾不得什么帝王脸面、天子威仪，带领后妃近臣，拜别祖宗遗像后，从圆明园后门仓促北逃承德热河避暑山庄。

1860年10月，得胜之后的英法联军，乘势直逼北京，并由紫禁城东北郊转向圆明园。

最终，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皇家园林，这座集清代数位皇帝的心血，消耗无数人力、财力的万园之园，在侵略者点燃的漫天大火中，化为了一片废墟。

正在避暑山庄“木兰秋狝”的咸丰帝，得知列强进京、并火烧圆明园，甚至威逼要焚毁紫禁城，悲痛之余更为惧怕，指示留守京城的恭亲王，迅速与英、法侵略者缔结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惊恐、悲痛、耻辱扑面而来，无能为力的咸丰开始更加毫无节制的饮酒、纵欲，眷恋于戏剧，甚至迷恋上了鸦片，也许只有沉溺于这些声色犬马之中，年轻的皇帝才能暂时辞别内心的痛苦。

咸丰本就孱弱多病，还患有肺痨，放纵的生活方式更是迅速带走了他的健康，1861年7月开始，咸丰帝屡屡咯血，到了8月，还有几次突然昏迷不醒。

8月21日，弥留之际的大清天子，紧急召见载垣、端华、肃顺等重臣，下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顾命大臣。

1861年8月22日清晨，年仅31岁的咸丰帝、一生命运多舛的奕詝，带着对帝国的无限眷恋与不甜，崩逝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在他身后，留下的是慈安、慈禧、载淳等孤儿寡母，以及大清风雨欲来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