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氏五兄弟：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

百折千回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

这首诗是沙文汉在1926年写的。沙氏五兄弟的生平经历，简直是一部传奇，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这首诗可作为这部传奇的概括写照。

沙文汉（左）与大哥沙孟海（中）、妻子陈修良（右）

一、沙文汉

沙氏五兄弟中，沙文汉（1908一1964）是老三，1908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父名沙孝能，是农村知识分子兼中医，39岁病故，留下了五个儿子。老大沙孟海、老二沙文求和老三种地劳动；老四沙文威(史永)、老五沙季同还年幼。当时沙文汉10岁，在本乡小学半农半读。15岁时由大哥资助，进宁波第四师范读书。

沙文汉在师范上学时，因为穿着破旧，人又憨厚，常受富贵人家子弟的欺压。有一次，一个同学把袜子偷偷放在沙文汉的枕头底下，然后向老师告状，诬蔑沙是小偷。老师不查明真相，即以“窃人财物”告知校方，记了沙文汉一次大过。沙文汉不服，跑到国文教员童藻孙先生处辩白。童老师了解实情以后，据理力争，校方只好取缔了处罚。但到了冷假，沙文汉还是被开除了学籍。这是沙文汉第一次遭受冤枉。他初步尝到了人世间强凌弱、富欺穷的苦味。

第二年，沙文汉考进宁波商业学校陆续读书。当时二哥沙文求在宁波私立效实中学上学，经常对沙文汉谈“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文化思潮，并介绍他看一些新文化书刊，对他思想上起了启蒙作用。

在二哥及学校中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沙文汉懂得了共产党反对人压迫人，领导劳动人民打倒军阀，打倒剥削阶级，要把中国建设成和苏联一样的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他于1925年春经同学倪毓水介绍，加进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沙文汉从商业学校毕业，他大哥托人把他介绍到青岛明华银行当职员，但他没有往。受党的差遣，他脱下长衫，回到家乡参与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沙文汉在家乡积极发展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先后任沙村党支部书记及鄞奉(鄞县和奉化交界地区)区委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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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元旦，鄞奉区委发动上千农民进进奉化县城，赶走了极为反动的县知事沈秉诚。4月，鄞奉边区农会会员猛增至六七千人，并组织了农民武装自卫队。区委书记卓兰芳和沙文汉等同志带领农会和农民自卫队打走了以苛捐杂税残暴压榨农民的税官盐警，人心大快。“四·一二”事变后，鄞奉地区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镇压，卓兰芳、沙文汉等被通缉，逃离宁波到上海隐蔽。

8月，中共浙江省委任沙文汉秘密返回宁波。11月初，他又回鄞奉边区，任区委书记，与省委特派员卓兰芳一起收集和整理旧部。经过4个月的努力，组织了农会会员1000多人，并收集起10支步枪和几十支土枪。省委预定年关进行武装暴动，先攻奉化，后攻宁波。卓兰芳和沙文汉深知靠这一点点人枪要攻城是没有把握的，立刻把意见反映给省委，但当时省委却坚持说:“只要发动起来，就会有方法。”卓、沙等同志只得按省委指示办。不料敌人先发制人，集中了优势兵力，直扑鄞奉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农民队伍被打散，暴动计划完全失败。卓兰芳同志先逃出敌人包围圈，临行留给沙文汉一纸条，上写“天黑风高雁南飞”，暗示要沙文汉也突围出走(卓兰芳同志后来在1931年任浙省委书记时，在杭州被敌人杀害)。

沙文汉身陷重围，形势十分危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终于在两个农会会员的扶助下突出敌人包围圈，搭上一只小船逃往上海。撑船的也是一个农会会员。船行一段路，突然被岸上敌人发现，敌哨高喊：“靠岸搜查，不然开枪了!”沙文汉赶紧钻进船板底下，船夫将船摇近岸说：“这是粪船，往前村装粪肥的。船上是空的，让我走吧!”敌一听是装大粪的，又见是空船，就挥手让小船走了。沙文汉这才得以脱身。

奉化年关暴动失败，沙村农会未出走的老少都遭了殃。反动地主武装抄了沙文汉的家，把坛坛罐罐都砸了，房子的木柱上也砍了一刀。60年后的今天，沙家旧居木柱上刀痕犹在，成了当年这段历史的见证。反动派还逮捕了五弟沙季同，他虽只15岁，却已是秘密共青团员。敌人把他装在麻袋里，对他母亲陈龄说:“你把沙文汉交出来，不然把这小子扔进大河里淹死!”母亲坚强地回答:“我有五个儿子，你们杀了一个，还有四个，你们杀吧!”后来还是乡里士绅童葵生(童第周之兄)出来说情，老五才平安回家。但家乡无法住下往了，母亲只好把山上的树木卖掉，全家老少逃到上海，靠老大沙孟海一人抚养，生活非常艰苦。

1928年2月，沙文汉从奉化逃到上海，住在大哥家里，不久考进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是日本人办的，但中国学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相当多。沙文汉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上海共青团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南市)的区委书记。1929年6月，党派他到柏林参与世界反帝大会，途径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是瞿秋白、陆定一等同志)把沙文汉留了下来，派他进少共国际办的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沙文汉在苏联学习一年，于1930年5月回国。当时苏联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沙文汉身无分文，组织上只给了他几块面包、一小包白糖、茶叶、红肠和半块乳酪，沙文汉就靠这一点东西在火车上坚持了9天9夜。

回国后，沙文汉任上海法南区区委书记。当时正值立三路线风行，“左”的领导要在上海立刻发动总同盟政治大罢工，预备武装暴动。在一次有各区委领导人参与的会议上，沙文汉直率地发言认为不宜轻率行动，他的意见被上级领导视为“右倾”，他在会上受到了指责。

1931年1月王明宗派小集团篡夺了党中心领导权，沙文汉一再受到排挤打击，工作多次调动，只在一些区的团委扶助工作，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沙文汉不计较这些什么工作都做，而且带病坚持，十分努力，直至病重，才得到上级组织批准，到南京他大哥家休养。

当时老大沙孟海是国民党政府教诲部长朱家骅的秘书。为了沙文汉的安全，沙孟海把他介绍给安徽教诲厅长叶元龙(解放后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叶安顿沙文汉在教诲厅当一名科员(化名沙房山)。但不久敌人又发现了他。

一天晚上，沙文汉看京剧回来，他的同事刘瑾和李看甫告诉他，有警察来找过他，可能还要来，喊他赶紧避一避。沙文汉当即出走，并告诉刘、李两人说：“我出往后，冒名安徽大学的学生，万一被捕，请通知我大哥沙孟海设法营救我。”后来他果然被巡夜的警察扣住，押往警察局。沙文汉伪称是安徽大学学生，刚看京剧回来，喊警察局打电话给学校，并告诉了电话号码。其实这个电话号码是教诲厅刘瑾住处的。刘瑾立刻在电话里为沙文汉作证，就这样沙文汉又被放了。

沙文汉再次逃到上海，找到妻子陈修良，陈当时也在被敌人搜捕中。上海党组织遭敌人破坏，他们俩人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只好在陈修良母亲陈馥处秘密住下，一切开支全靠陈馥老太接济。

沙文汉夫妇在上海找不到党的组织，心急如焚。后来碰到一位也失掉了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得知往日本可以找到党组织，并听说沙文汉在同文书院读书时的同学，共产党员汪孝达(成模)正在东京。沙文汉和陈修良便由陈馥资助，东行到了日本。

1933年2月，沙文汉夫妇在东京找到汪孝达，接上了组织关系。但不久，在东京的党组织又遭到破坏，江孝达等20余人都遭逮捕，并都被驱逐出境。因汪未说出任何同志关系，沙、陈幸而未遭逮捕，但在日本已无法与党组织联系。不久，他们听说四弟沙文威(改名史永，共产党员)在上海作情报工作，便往信与沙文威联系，并随即乘船回到了上海。

不巧，这时上海党组织又遭敌人破坏。一位同志听说沙文汉夫妇在东京还没有暴露身份，立刻劝他们说：“那边正要人往加强工作，你们仍回东京往吧。”沙、陈只好又返回东京。但东京党组织与上海党组织已失掉联系，那里的同志又喊他们回上海。沙、陈在东京的国际情报系统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35年lO月再返回上海。这次终于找到了党中心情报系统的关系，在上海陆续搞情报工作，同时参与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沙文汉用“陈叔温”的笔名，在《世界知识》、《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宣扬抗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重。

1937年4月，中心在上海建立党的暂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冯雪峰，组织部长王尧山，宣扬部长沙文汉，职工工作部长林枫。沙文汉始终带病坚持，既作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又作救国会的工作。“七七”事变发生，党中心派刘晓同志来到上海，成立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省委宣扬部长，化名张登。11月，上海沦陷。沙文汉在省委领导下，分管文委工作。他倾注全力，团结文化界进取人士，出版进取报刊，并在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界展开活动，传播党的政治影响，形成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张爱萍离沪，沙文汉一度兼任省委军委书记，领导上海外围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沙氏故居

1939年夏，党中心决定将江苏省委划回东南局领导，刘晓、沙文汉曾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向东南局汇报工作。回沪后，遵照党中心和东南局指示，为宣扬和支持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春，刘晓往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沙文汉留在上海担当省委领导工作。

1942年10月，党中心决定把江苏省委机关全部撤往淮南抗日依据地，沙文汉随同省委机关到华中局。在此之前陈修良已先往苏北依据地。沙文汉离沪时，作诗一首，留给在上海他岳母陈馥家中抚养的爱女沙尚之。诗曰：

稚儿亦解零丁意，

竟日牵衣不寸离，

母且从军往万里，

父能抚汝到何时。

连天劫火宁无恨，

七尺身躯未敢私，

那得长弓堪射日，

来年共唱太平诗。

1944年8月，沙文汉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宣扬部长，次年4月，又兼任城工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沙文汉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长，领导华中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的中共秘密组织的工作。陈修良在城工部任南京工作部长。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经中心批准，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任命陈修良为南京市委书记。夫妻临别，陈修良脱口而出念了两句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冷，壮士一往兮不复还。”沙文汉当即作诗一首送别陈修良。诗曰：

男儿一世事横行，

中国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子须进穴，

虎穴如今是金陵。

这首待，当年在新四军军部老同志中传为佳话。

1946年lO月，沙文汉带领华中局城工部同志由淮南依据地转移到上海，又进进白区工作。1947年春，党中心决定将华中局并进上海局，沙文汉任宣扬部长兼统战部长。上海解放前夕，张执一和沙文汉同志一起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作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策反工作，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和第二舰队起义；策动国民党中将张权起义，对上海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9月，沙文汉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5年潘汉年、杨帆冤案发生，沙文汉被无辜株连，受到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又夫妻双双被错划为右派(陈修良时任省委宣扬部长。沙文汉原来身体健康情状已很不好，反右以后更是日渐病弱，但在卧病之年，还写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这部书是他6年心血的结晶，1984年10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得到史学界的好评。

1964年1月2日晨，沙文汉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终年55岁。

1980年，组织上公布1957年沙文汉的“右派”一案为错划，予以纠正。1982年，党组织又作出决定，肯定沙文汉为党为人民所作的重大奉献，给这位战斗了一生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作了公平的历史结论。

沙文求

二、沙文求

沙文求是老二，童年时在家乡沙村小学读书，12岁停学，在家种地。1920年他16岁时，在大哥沙孟海的扶助下，到宁波效实中学读书。他爱读《左传》、《史记》等史书，崇敬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民间侠义之士。后来受“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一面阅读《武经三书》、《读史兵略》等有关军事书籍，一面努力磨练身体，学习“少林拳”等武术。1923年，他的四弟沙文威(史永)进宁波第四中学读书，比他先接受进取思想，经常给他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情状，他对工农革命很是神往。

1925年春，沙文求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办的上海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校务实际上由翟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负责。沙文求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思想上有很大飞跃，信赖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并积极参与了“五卅”运动。在一次游行中，他眼看群众被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奋不顾身冲在前面，边发传单边喊口号，一直到队伍被巡捕马队冲散才回学校。

后来上海大学被英国巡捕房封闭，沙文求又考进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但他认为只有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才能救中国，于是自动退学，回家乡沙村组织农民会。这时他四 弟沙文威已是共青团员，并在共青团宁波地委担任组织工作。经沙文威介绍和中共宁波地委批准，沙文求在1925年冬参与了中国共产党。

沙村农会成立以后，沙文求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斗争，并组织贫苦农民上公山砍柴，以解决生活困难；又在沙村办起了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学习《平民千字课》。他的家成了农会开会、活动的场所，妻子王弥则为他保存秘密文件，又当交通员。到1926年7月，沙村农会会员已发展到80余人，还吸取了5位农民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沙村党支部，沙文求任支部书记。

1926年夏，组织上派沙文求、陈修良等前往广州，沙文求进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刻苦努力，并积极参与中山大学学生的革命活动，被选为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四·一二”政变后，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员和进取群众2000余人，逮捕下狱1000余人。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仍陆续坚持革命斗争。这时沙文求已在共青团广州市委机关工作，但还留在中山大学学习。

广州国民党反动派策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山大学也被反动派掌握。同年6月29日，中大反动当局在《第三十六号布告》中开列了要逮捕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沙文求。沙被迫离校，化装成学生，贫苦青年，出进于市井街巷之间，陆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9月20日，他外出联系工作，回到越秀北路新一路三楼住所(党的秘密机关)时，尚未进门，邻居老妈妈就急忙告诉他赶紧走开。但他听不懂广东话，仍向住所走往，结果被潜伏在门内的两个便衣警察挠住。在这危急关头，沙文求的少林拳术起了作用，他三拳两腿，就把两个敌人打倒。趁敌人还未爬起，他夺门而出。警察追出门外，问老妈妈那人逃向何方，老妈妈有意指了个相反方向，沙文求才得脱险。

1927年lO月，沙文求被任命为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当时他年仅23岁。12月21日广州起义时，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广州市委少先队总队长。他带领一队武装的少先队员到中山大学逮捕了几个反革命分子，又到国民党广州法院，逮捕了反动法官。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支持下，对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看音山一带战斗十分猛烈。要害时刻，起义部队任命沙文求为赤卫队中队长，他带领武装赤卫队在看音山长堤抗击敌人，多次打退敌人进攻。3天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的大部队主动向花县及四周农村转移。但沙文求和他带领的赤卫队已与大部队失往联系，为了分散隐蔽，保存力量，沙文求和一些起义人员化装乘船到了香港，在香港和暂时设在那里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他又被调回广州陆续开展地下活动。

1928年2月6日，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市委领导人周文雍、陈铁军勇猛牺牲。沙文求把生死置之度外，化装成小学教师，陆续在工人、学生中揭露敌人镇压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

同年8月，沙文求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种种酷刑，他只字不吐，宁死不屈。反动派对这样一个硬汉无计可施，便将他杀害于红花岗，时年24岁。

沙文汉和陈修良夫妇

三、沙孟海、沙文威和沙季同

老大沙孟海（1900年－1992年)，自幼擅长书法与篆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在国内及日本、香港多次展出，浙江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专为他拍了一都笔录影片。

青年时的沙孟海极重孝义。父亲死后，四个弟弟上学都由他资助。他青年时，先在上海钱庄会馆办的学校当教员，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熟悉了冯定、李求实等共产党员，他的家成为李求实来往信件的秘密通讯处，他还扶助李求实做了不少通讯联络工作。“四·一二”事变以后，馆方因沙孟海之弟沙文汉、沙文求等是被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把沙孟海辞退了。

沙孟海到杭州找他的熟人——杭州市长陈屺怀(陈布雷之弟)，陈介绍他在浙江省政府当小科员。这时期，沙孟海的书法、篆刻及有关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他被人们誉为“浙江才子”。中心大学校长朱家骅正需要一个文字水平较高的秘书，手下人从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杂志上看到了沙孟海的作品，就向朱推举了沙。朱家骅果然对沙的文才很欣赏。后来朱调到南京当教诲部长时也带着沙孟海。“浙江才子沙孟海”的名誉在南京逐渐传开。抗战时期沙孟海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1941年下半年，蒋介石要找个起草文稿的秘书，陈布雷举荐沙孟海，但朱家骅不肯放。开始时沙孟海只得半天在蒋介石处，半天在朱家骅处。在蒋介石处主要是起草应酬文章，如蒋介石贺于右任六十寿辰的祝词，就是沙孟海写的。

沙孟海另一工作是负责修缮蒋氏家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沙回到南京，还是任蒋的秘书。这期间，他为沙文汉、陈修良、史永等搞地下工作作了多方掩护。当时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有时碰到风声紧张，就住进沙孟海家中。1949，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下野”往浙江溪口老家，还带着沙孟海，喊他陆续修订蒋氏家谱的缩编本(正本已印出)。在溪口，沙孟海曾陪蒋介石到宁波参看天一阁躲书楼。当时蒋介石败局已定，沙孟海怕蒋喊他往台湾，就托辞说朱家骅喊他往上海一趟，才得以脱身到了上海，在巨鹿路找到陈修良母亲陈馥家(也是沙文汉夫妇居处)躲了下来，直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历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杭州西泠印社社长等职务。

沙文威（1910—1999）是老四，建国后为纪念二兄改名史永，从1949年2月起，任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南京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副局长。1958年3月，他调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秘书处处长。1961年2月起，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79年1月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沙文威1925年参与共青团，在宁波地区团委做组织工作。“因·一二”事变后，组织上调他到上海，在沪西区共青团团委做组织工作，后又调任沪北区团委书记。1931年往宁波养病时被捕，关押两月，在敌人逼供下，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后由他大哥沙孟海设法营救出狱，在南京电话局当小职员，一度失掉组织关系。1934年到上海找到了搞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先清，经组织调查了解，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党的情报部门工作。1935年沙文汉夫妇从日本回上海，就是沙文威通过吴先清扶助接上关系的。

1935年蒋介石在武汉行营亲自指挥“剿共”，沙文威通过大哥沙孟海的关系，打进武汉电话局做党的情报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奉献。

西安事变以后，沙文威到南京，一直到“七七”事变，南京撤退，始终在公开职业掩护下，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作情报工作。1938年从南京撤退到武汉，通过沙孟海介绍，在国民党军委会参事室任干事，获得不少重要情报，都及时向中心情报部门汇报，为党立下了功勋。

1938年冬，沙文威在重庆打进国民党CC系的“特种经济调查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重庆加强特务活动，反共气焰嚣张，周恩来同志发现沙文威留在重庆有危急，决定他立刻撤退到上海。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沙文威在1941年4月到达上海，找到了刘晓同志，被安顿在党的情报部门工作。1942年，刘晓将沙文威转交潘汉年、张唯一领导，专搞汪精卫系统的日伪机关情报，对外则以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抗战胜利以后，沙文威又通过大哥沙孟海的关系，打进上海国民党教诲部特务员办公室，陆续为党作情报工作。1946年，组织上调沙文威往南京。还是通过沙孟海在国民党政府中心研究院总办事处任专员。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沙文威利用这个“专员”身份，搞情报，作策反，默默无闻地为党作了许多重要工作。从1948年8月起，沙文威在刘长胜领导下，陆续在上海和南京搞情报和对国民党军政界人士进行策反，曾和其他同志一起策反了国民党空军一架B24飞机起义往石家庄，后又有几架飞机陆续起义。在策动南京国民党军师长王宴清起义和海军“重庆号”起义的过程中，沙文威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

沙氏五兄弟中年龄最小是沙季同（1912-1943）（又名沙文度）。1925年参与共青团，1927年参与家乡的农民运动。“四·一二”事变后，被当地反动地主武装逮捕，装进麻袋，预备投进河中淹死，幸得当地一位老绅士说情才获释，以后就失掉了组织关系。后来又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油画。1938午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往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鲁艺”毕业后派往前线，随八路军129师往冀中开垦冀中抗日依据地。

1942年整风运动中，康生在延安搞所谓“夺救失足者运动”，把许多从白区来的知识青年错打成“特务”。沙季同从武汉到延安时，为了路上方便，由他四哥沙文威弄了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的通行证，就为这张通行证，沙季同被“夺救”成“特务”，还说要枪毙他。他因此精神失常。后来与沙文威一起工作过的党中心社会部的周怡同志特地阐明沙文威的身份，为沙季同作了证实，沙季同一案才真相大白。组织上立刻将沙季同调回延安，送进白求恩医院治病，但沙季同的病一直没有治愈，一次在延河边上散步时，跌倒往世。对沙季同的不幸，人们十分惋惜。

结束语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沙氏五兄弟的传奇经历，一直为群众所传诵。有人赞誉他们是“一门忠烈”。这里引用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一副楹联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正邪自古成冰炭，

毁誉于今判伪真。

这副楹联原是一位明朝书法家书写的，沙文汉夫妇对这副对联十分欣赏，陈修良特地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不料“文革”中竟成了“重要罪证”，陈还为此挨了批斗；岳坟前的这副楹联也作为“四旧”被铲除。有趣的是，1984年，这副楹联又在新修的岳坟前重新出现，但书写者不再是明朝书法家，而是当代全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沙氏五兄弟中的老大沙孟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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