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僧格林沁的死是晚清军事史的重要转折点？

僧格林沁是满清传统军事制度最后的顶梁柱。

僧格林沁的战败及死亡，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最后的顶梁柱

大清的传统军事力量，主要是八旗和绿营。

然而，到清代中期以后，八旗、绿营慢慢腐烂，已不堪用。

太平天国起义后，八旗、绿营足够暴露其无能，已不能拱卫大清江山。

曾国藩等人组织起的湘军能战，勉力支撑，保护着局势。

然而，对大清统治者来说，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虽可用来应急，但却绝不敢以之为支柱的。

大清需要在“信得过”的人中，觅觅能够忠于朝廷、保护其统治的将帅和军队。

僧格林沁及其统帅的蒙古骑兵，成为大清最后的心腹。

自后金开始，满蒙贵族就已经结成同盟，甚至可以说，满蒙同盟是大清建立统治的基础。

在大清进关、平定三藩、战准噶尔等一系列作战中，蒙古骑兵也早已成为满清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

在八旗、绿营腐化的同时，蒙古骑兵在一定成都上保持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勇武、善战的传统和遗风。

可以说，蒙古骑兵，仍是一支保持着优异军事传统的“古代军队”。

而僧格林沁，同样是优异的“传统将领”：一方面，在八旗、绿营将领贪腐，军队军饷匮乏之时，僧格林沁“督军十余载，斥资数十百万以充军实”，不惜自己掏钱来保护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僧格林沁，“常怀必死之志”，每战身临前敌，“躬冒矢石”；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与咸丰是表兄弟，本人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因此“视国家事为家事”，对大清统治者极为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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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僧格林沁及其所统帅的蒙古骑兵，成为“国之支柱”，无论是要镇压农民起义，还是制衡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武装”，抑或是抵御英法等外敌，他们都是大清的柱石。

国之柱石

一段时间内，僧格林沁确实对大清起到了“国之柱石”的作用。

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北上，攻进直隶，逼近天津，“京师震动”。

咸丰帝将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刀赐给僧格林沁，令其救火。

僧格林沁率军出征，迅速扭转了局势，接连取胜。两年时间，大小数百战，最终将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剿灭，无一漏网。

由此，僧格林沁威震天下，与曾国藩合称“南曾北僧”，成为“国之柱石”。

此时，大清仍能延续其一贯军事政策。

一方面，僧格林沁基本能够压抑淮河以北的各类起义武装，替大清看家护院。

另一方面，僧格林沁为代表的满蒙贵族集团，仍然能够起到牵制曾国藩为代表的汉人集团，维系大清内部的军事平衡。

僧格林沁曾与靠北的湘军争夺地盘、军功，曾国藩曾被迫主动将寿州、正阳关的湘军撤离，交给僧格林沁接管。

此外，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也屡屡受到僧格林沁打压。

面对僧格林沁的压抑，“故曾国藩、胡林翼每言及僧辄闭目蹙顿”，无可奈和。

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僧格林沁看起来不仅能“安内”，还能“攘外”。

此外，1859年6月，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大败英法联军。

经一昼夜鏖战，英法联军缺失惨重。参战的13艘舰艇有3艘被击沉，3艘遭重创，死伤官兵484人，而清军投进4494人，仅仅伤亡32人，大沽炮台也仅仅遭到稍微的破坏！

僧格林沁的威信，达到顶峰！

此时，看起来，僧格林沁既能拱卫大清在北方的统治，又能替满蒙贵族压抑曾国藩等汉人集团，还能击败英法联军的进犯，是满清内外部稳定的“柱石”。

假如放到一般的历史时期，僧格林沁，或许真的能长期做大清传统制度的“柱石”。

然而，时代不同了。

无力承担国防重任

随即，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的几次交手表明：时代变了。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僧格林沁志自得满，认为洋人不过船坚炮利，放其登陆后野战，他的蒙古骑兵可以轻松取胜。

因此，僧格林沁甚至认为不必在北塘设防，“不妨听其停泊···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施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

僧格林沁，认为古老的“驰骋之力”，足以击败英法联军。

然而，英法联军集中起野战炮和舰炮火力后，僧格林沁的“驰骋之力”却毫无反抗之力！

其实，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确实表现出了特殊的勇气。

当时，法军司令孟托班巡视战场后，曾表达：一旦他们将更好地武装起来，而且我们在痛打他们的过程中又教会他们如何作战的话，那么这些家伙真不知会干出怎样的事来！

僧格林沁的军队是优异的“古代军队”，但不知“如何作战”，如何进行近代战争。因此，在英法联军的炮火打击下，大沽失守，遭遇惨败。

反登陆作战遭遇惨败，内陆作战又如何呢？

咸丰仍然押宝僧格林沁，他下谕：一旦英法联军胆敢越过张家湾，僧格林沁“即督兵迎截”、“痛加剿洗”。

华北平原，本是蒙古骑兵最适合发扬战斗力的地方。

僧格林沁，也借助一些近代火器，施展其经典的骑兵战术。

僧格林沁先是设立防备阵地，枪炮齐发，阻击敌军；随即，他分拨马队，抄袭敌军后路。

然而，古老的骑兵迂回，在近代化敌人面前却根本无法施展。

正当马队迂回时，联军炮队突然向马队发射火箭数百枚，清军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导致全军阵型散乱，马步自相践踏，纷纷溃退。

更令人失看的是：一些成功迂回的骑兵，在近战中，也被敌军骑兵击败。

当时参战的一个锡尔骑兵曾讽刺到：蒙古骑兵就像小鸡，很难挠住。但一旦被挠住，其实也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即便是骑兵近战，近代化军队的优势依然是明显的！

张家湾，僧格林沁再败。

随即，八里桥，僧格林沁代表的古老军事思想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此时，英法联军战线已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给予困难，人地陌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此战打到最后，英法联军弹药已尽，已上刺刀预备搏杀）

而清军在数量上战局绝对优势，又熟悉地形，还有大量马队集结于利于驰骋通州平原。

可以说，战场形势，对僧格林沁是最为有利的。

此战，参战清军的将帅作战也十分勇猛。

清军奋勇冲击，前者倒下，后者立刻替补，指挥官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寸土不让···可以说，用“将帅一心，三军用命”来形容，毫不为过！

然而，清军的冲击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无情粉碎，战到最后，“常怀必死之志”的僧格林沁失往信心，“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清军大败。

“国之柱石”，已经承担不起国防重任了。

无力支撑平定内乱的重任

“攘外”不能取胜，“安内”又如何呢？

英法联军是近代军队，捻军可是“古代军队”呀。

然而，还是那句话，“时代不同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廷以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率马步万余人，前往剿捻。

在捻军面前，僧格林沁的骑兵战斗力是有优势的。

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僧格林沁三战三败。

具体战败过程不细说，但从朝廷斥责来看，僧格林沁败于“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

其实，这并不能苛责僧格林沁。手中就这么支孤军，兵力不足，面对激动灵巧、兵力众多的捻军，“持重”是不可能的，根本堵不住呀，当然只能以机动对机动，结果遭遇惨败了！

不过，僧格林沁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在调整后，很快又找到了制胜之法，一度扭转局势，捻军首领张乐行就被僧格林沁所擒。

然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捻军余部重新整编，形成新捻军后，军政水平有了提高。特别是“易步为骑”，机动力打增，又发展了“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巧战术。

随即，战局再变，僧格林沁又连食败仗。

此时，朝廷已熟悉到，只靠僧格林沁的部队是不够的，遂企图调部分湘、淮军给僧格林沁，以支撑这支“王牌部队”。

然而，自豪的僧格林沁却认为湘军、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拒绝接受支援，仍想独得全功。

结果，在捻军“打圈”之下，僧格林沁的军队在被削弱、疲惫后，遭遇伏击，僧格林沁战死，其部全军覆灭！

“攘外”不足，“安内”也不能！

转折点

僧格林沁的败亡，使满清不得不对其传统军事思想、制度进行”转折“。

1、“骑射为本”的妄想终于被放弃，满清开启军事近代化。

满清立国以来，一直坚持“骑射为本”。

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统治者也认为洋人不过船坚炮利，一旦到了陆地上，满蒙骑兵的“驰骋之力”仍然可以教训敌人。

然而，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接连惨败，使满清终于认清现实：“骑射为本”，过时了。

僧格林沁是准则的传统骑兵将领，僧格林沁的骑兵也是勇猛善战的骑射部队。

然而，在英法联军的近代军队面前，古老的骑兵部队耗尽“驰骋之力”也根本不是洋人近代军队的对手。

此后，大清被迫舍弃了“骑射为本”的“自豪”，开始引进西洋先进装备，缓慢地开始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2、不得不依仗汉人。

大清自进关以来，其军事布局一直是：满蒙骑兵集结于要冲控扼全局，绿营分散在各处受其掌握、驱使。

其中心思想是：以满蒙军队为“本”，坚持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优势，借此压抑、调动汉人武装。

八旗腐化后，大清将保护满蒙军事优势最后的期看，放在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身上。

僧格林沁在其战败前，明明已经形势不利，依然强调湘军、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换句话说，意思就是“汉人不行，还得靠我满蒙骑兵”。

然而，僧格林沁的败亡，使大清不得不熟悉到：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优势，早已不复存在了。

确实，不要说什么近代、古代，即便与进关之初相比，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僧格林沁确实是员勇将，但是，他只能算是“躬冒矢石”的勇将，无论是谋略，还是用兵，都远非大将之才。不但与当年的多尔衮不能相提并论，就比之费英东、鳌拜也比不上。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确实保持着勇猛的作战风尚，然而，比之当年横扫天下的满洲八旗，无论是水平上还是在数量上都相往甚远。

靠僧格林沁和他的骑兵，满蒙统治集团哪里来的军事优势呢？

僧格林沁死了，即使再找一个僧格林沁，再造一个骁勇的骑兵集团，满蒙也不可能维系其军事优势了。

所以，尽管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布满猜忌，但是，满清统治者却不得不开始依仗湘淮集团了。

如此，大清内部的军事格局，也不得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僧格林沁的败亡，使大清统治者被迫认清了现实，在军事制度、军事格局上被迫进行了调整。

因此，僧王之死，确实可以看成是晚清军事史的重要转折点。

遗憾的是，这些所谓“转折”，都是被动为之。

满清统治集团不过是在旧思想已经彻底失效后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小修小补，并没有系统、全面反思其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

因此，僧格林沁之死，虽是满清军事的一个“转折点”，但却远远不是其“追赶”的开始。

僧王死后，大清在军事上的各个方面确实都开始变了，然而，其与世界的差距却依然在陆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