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坚持苏中长期敌后斗争，李堡战争、盐城战争

坚持长期敌后斗争

(一)

我随华野十一纵队辗转回到苏中东台和台北依据地，正遇上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对苏中大“扫荡”、大“清剿。

第一次大规模“清剿”是在1946年初冬。那时国民党以优势兵力攻占我苏中各城镇，并利用战术进攻的空隙，在华中二分区沿运河地带进行“驻扎扫荡”，在华中一、九分区，强占交通线，突击构筑碉堡、据点，在点线四周进行“梳蓖清剿’，与我展开“面”的争夺。

涟水、盐城、宿北战争展开以后，国民党军队抽调兵力北上支援，苏中出现了短时间相对的缓和。我华中一、二、九分区挠紧时间，预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待我华野主力全部撤进山东，北线战事停息，国民党军队便第二次对苏中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我十一纵队和区党委机关，正是在这困难时期重返苏中，直接领导敌后斗争的。

十一纵队回到苏中，同志们都十分兴奋。区党委书记吉洛同志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坚守华中敌后战场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县委认真总结前一阶段敌后斗争的工作，重整旗鼓，粉碎敌人的“清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我军在山东、中原正面战场对敌作战。我和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商量，决定针对敌人在苏中北部相对薄弱的情状，让十一纵队和各分区部队以及各县、区地方武装在华中一、九分区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

经过3个多月的阻击战，我十一纵队只有消耗，很少缴获和兵源弥补，兵员和弹药严重不足，许多战士身背双枪，携带的子弹却只有二三十发，每门炮平均不过二三发炮弹。因此，我们刚回到苏中，只能避强打弱，积小胜为大胜，向敌人薄弱点实施突击，逐渐改变敌我兵力对比，同时在战斗中解决给养和兵员弥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2月，我十一纵在分区地方部队配合下，打响了苏中敌后斗争的枪声。2月1日，发起沈灶战斗，歼敌4个连。2月中旬，又进行了拼茶伏击战、角斜玫坚战、杨家庄出击战、马家坝阻击战，收复了西渣、小海和大中集等据点。一分区地方武装在吴泳湘、钟民、许家屯等同志带领下，于夹港口歼敌1个连，收复了营溪、古溪、东西燕庄等据点，九分区地方武装在梁灵光、周一峰等同志领导下，以如东地区为依托，也不断开展对敌作战。

蒋介石政府一贯搞舆论哄骗，向外大肆鼓吹“苏北问题”已经解决，“新四军已北退山东”。眼下，我十一纵不断向敌人发起攻势，虽歼敌不多，但戳穿了蒋介石的牛皮，使他感到震动。于是，敌徐州行辕主任顾祝同连连下令，狂妄宣称要将我十一纵队消亡，并派原驻陇海线东端之郝鹏举部及敌四师五十九旅赴苏中，加紧“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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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一纵队和地方武装在敌后不断打击敌人，给敌后广大群众带来了期看，老百姓纷纷传递“新四军主力回来啦”、“要大反攻啦”的消息，大大增强了群众自卫反顽的信心。

沈灶、角斜、栟茶等一系列据点被拔除，扫清了我东台、台北依据地门口的阻碍，成了我十一纵立足的“地盘”，也使各分区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

(二）

我十一纵队在敌后坚持公开的武装战斗，挈住约5万之众的故人兵力，既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山东正面战场的我军作战，也增加了我在苏中敌后坚持的困难。敌人更加疯狂对我苏中南部地区“清剿”，对我北部地区“扫荡”。我华中一分区南线所属泰兴团及部分地区武装遭敌袭击，泰兴县委书记叶梯青同志牺牲，县长张鹏举同志被俘后也慷慨就义。为保存实力，我们不得不把南线一部分武装撤回北线休整;华中九分区南部也千方百计避免缺失。

我内线坚持斗争受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敌强我弱是基本的因素，但从主看上分析，我内线坚持也存在缺陷，即较重视公开的武装斗争，漠视对群众进行反顽自卫斗争的领导。相反，敌人在大规模军事“清剿”的同时，积极推行顽化，建立伪政权、搞联防、设保甲、编户口、征赋税、挠壮丁，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基层政权，割断群众与我方干部的联系。由于敌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与我争夺广大农村及群众，致使我敌后坚持斗争更为艰苦，惋惜我们有些同志对此估量不足。

自从苏中自卫战争打响以后，华中分局、苏中区党委一再号召干部党员坚持原地斗争，“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被敌人“挤”出原地，也有一些干部躲躲起来，不敢出面领导斗争，使内线不少地区党的基层组织陷于瘫痪。这种局面如不尽快扭转，我在内线就不可能真正站住脚。

面对这一新情状，吉洛、管文蔚同志和我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要求各级干部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我们指出，苏中群众经过国民党军队、地主“还乡团”的烧杀夺掠，已从对敌人的恐惧逐渐转向对敌人的仇恨，不少地区已开始出现自发性的群众反顽捐、反烧杀、反倒租、反强好的事件。这阐明群众已经看清国民党、“还乡团”的真面目，也阐明广大群众急迫需要我们振奋精神，原地立足，领导他们进行自卫斗争。我们还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中实行全面占据，战线拉长，分兵把守，机动兵力已不多，许多地区出现了空隙，一般都以上顽把守，而土顽恐惧我游击队、武工队打击，经常是集中住在大村庄据点里，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干部潜回原地隐蔽，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那段时间，我们也很注重宣扬和表彰自卫战争中涌现的英雄模范，用以鼓舞干部群众的斗志。各地委着重宣扬了通如线上威震敌胆的郭海波游击队，女英雄高凤英、李兰英，农民英雄“林大个”，战斗模范赵成松等人的事迹，特殊是泰州双堡乡妇联主任高凤英舍生忘死的勇猛事迹。延安的‘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把苏中的高凤英和晋绥的刘胡兰作为全国妇女学习的表率.这是我们苏中广大干部的荣耀和自豪。

高凤英同志是姜堰西郊石家棣的渔家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霸反好斗争中，她勇猛地与恶霸、汉奸斗争，赢得乡亲们的信赖，担任了双堡乡妇联主任。自卫战争打响后，她说服了丈夫，随区游击队行动，与“还乡团”、保安团周旋，每次都冲锋在前，杀死了好儿个匪徒。“还乡团”对她恨之进骨，悬赏捉拿高凤英。随着局势恶化，组织上考虑到她是女同志，安顿她撤到北线往，但高凤英果敢要求留在内线斗争。194年年初，区游击队遭到敌人围袭，高凤英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牢房里，她鼓励战友们不向敌人投降。敌人欺压她是个女的，要她自首。高凤英严词拒绝，受尽酷刑，但始终保持革命气节，直至遭到敌人杀害。

高凤英宁死不屈的精神，是苏中人民坚持敌后斗争的象征。在宣扬英雄、模范的过程中，各县对解放战争以来牺牲的同志逐个立传，还组织各类纪念活动，以激发活着的同志，永远记住烈士的名字和事迹，为牺牲者报仇。各地还广泛进行革命气节教诲:“坚持斗争——硬骨头;退却逃跑——软骨头;自首投降--—没骨头。”

各地干部经过学习，增强了回原地坚持斗争的信心，有的组成武装小组，有的乔装妆扮，潜回内线开展斗争。区党委还从部队和山东调回一些原地方千部，作为骨干力量，派回内线坚持;还有些打散流到江南、上海等地隐蔽的同志，接到组织的指示，也静静回到了苏中。这样，骨干力量逐步增强，坚持内线斗争就有了组织保证。

在斗争的方法上，区党委依据客看情状变佑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在有条件地区陆续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外，一般地区都应注重进行各类辅助性斗争，秘密的或公开的、合法的或“非法”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用综合性的斗争来反对敌人的综合性进攻，打击土顽势力，摧毁顽基层政权，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清除阻碍。

(三)

敌人大举进犯苏中地区，制造白色恐惧，妄图摘用高压手段乐服苏中人民。但是，恐吓、残杀究竟不能长久保护统治。苏中自大革命时代起就受过革命的洗礼，抗日战争期间又是我党领导的依据地，我党和新四军在人民心中是扎了根的。敌人的暴行不可能离间我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而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

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所到之处，地主恶霸疯狂地对我基本群众实行“反玫倒算”。姜南区三太乡有个朱姓恶霸地主，一夜之间将我方小组长以上的乡、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108人挠起来，设堂拷打，恶狠狠地“清算”，当夜活埋和枪杀了其中28人。

黄桥地区被视为“重灾区”，该区浩堡乡地主“还乡团”和特工人员百般迫害我干部、军烈属，一次就纵火烧掉61户居民住房，还杀害了6户男女老少。敌人杀害我干部、群众的手段是极其残暴的，砍头、挖心、腰斩、挖眼、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有的恶霸地主把土改积极分子开膛.挖心供祭祖先。短短几个月，仅华中一分区就有2万多名干部、群众、党员被杀害。我走过不少村庄，看见许多妇女披麻戴孝，有的村庄竟成了寡妇村。群众哭着向我们诉说敌人的暴行，我按捺不住满腔仇恨，向大家说:“这一笔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还，只要坚持斗争，迟早总会报仇雪恨的。”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敌人还积极推行顽化。比如宝应县，敌人并乡编保甲“以三乡五乡并为一乡”，由特务化的“服务队”挨户编查保甲，保甲编好后发门牌;每保派50人往受训，预备抽壮丁;派特务任乡保指挥员，还用写信方式威逼或扣压家属为人质等方法逼我干部“自首”。在经济上实行“倒田复租”，并强迫老百姓交纳“户口捐”、“田亩捐”、“慰劳捐”、“月捐”、“生意捐”、“自新捐”、“驴牛捐”等等，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剥削。

国民党军队每一次大规模军事“扫荡”和“清剿”，群众所遭受的牺牲和缺失都很大。大批粮食、财产被夺，许多农舍被焚，大片良田受践踏，无数妇女遭蹂躏，儿童遭杀害。国民党军队起初还装腔作势，到处挂“青天白日”旗，以标榜其“正统”、“合法”，污蔑新四军、共产党为“匪”，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阐明他们是真正的土匪、强盗。当时的民歌这样唱道:

“说‘中心’，恨‘中心’，

‘中心’一到民倒霉，

奸淫还比鬼子坏，

烧杀夺掠胜‘二黄’(指伪军)。”

群众纷纷翘首向北盼看，期看新四军早点打回来，听到新四军在山东、苏北地区不断打胜仗，无不拍手称快。就连原先对新四军、共产党持中立态度的一些土绅、地主、富农，也因饱尝“刮民党”、“老中心”的欺凌、压榨而有很大转变。他们虽不喜欢共产党分田分地，但共产党做事一举一动都有政策，都讲道理，还有统一战线，不像国民党对他们如狼进鸡群，胡作非为，因而他们也期看新四军早日打回来。

当时，某县有个地主写信给我干部，说现在干部们不在乡里，土改分配的土地没人耕种，只得先“收回”代种，等新四军回来，一定将土地奉还佃农，并期看新四军早点打回来。这封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阐明有些地主也深知国民党、“还乡团”的胡作非为必然不能长久，将来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因此写信向我干部打招唤。“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皆然，这算是又一个例证吧。

海安一带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也是盼看新四军早日打回来的。这首民谣唱道:

“蚕豆开花，

干部回家，

蚕豆挂排，

新四军要来，

蚕头结英儿，

还乡团翘壳儿。”(意为死亡)

(四)

这时，我干部及武装工作队纷纷潜进内线联系群众，建立秘密组织。许多地区的群众虽不像敌人刚占据时那样不敢与我方接触，却仍然耽心我们住不长。我方干部反复表明与群众同甜共苦的决心，并注重把斗争方式方法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串连群众成立半公开的灰色团体，以便在“合法”的外衣保护下开展斗争。

当然，恢复工作经常伴着风险，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同志，白天蜷伏在草荡里，等到天黑才摸进村里找可靠的群众开会。有时敌人封锁周密，几天几夜无法进村，他们就挖芦根充饥，千方百计坚守阵地，逐渐在群众中“生根立足”。群众见干部们决心坚守原地，也都舍命加以保护。九分区如东县的干部，发明出“天天与群众碰头”、“夜夜与群众隔窗谈心”的方法，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四周，逐步打开了局面。

为保护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区党委加强了对“两面政权”的掌握和争取。警告一些顽乡、保长，不得向“洋顽”(蒋军)报告我干部行踪;假如干部出了事，必将严惩凶手。对少数“自首”人员，各地党组织也摘取挽救教诲态度，使有些向顽政权‘自首”的人员充当我在敌人营垒中的内应。由于区党委摘取了“以便衣对便衣”、“以综合性斗争对付顽综合性进攻的”策略，我内线部分地区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基层政权，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些村庄和区、乡开始转为受我掌握。与此同时，我外线武装不断出击，内线武装不断穿插，苏中敌后斗争的局势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了。

1947年下半年，苏中各地区群众性反顽斗争蓬勃兴起，兴化县中堡区群众反顽斗争特别令人振奋。

中堡区是水网区，位于下官河、中官河之间，敌人刚占据中堡镇，全区即形成分割局面。干部返乡后，注重稳定群众情绪，恢复了一些乡的基层组织，很快带领群众掀起“反顽捐”、“反倒租”、“反碉堡”、“反抽丁”、“反强奸”的斗争。因为，这些斗争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比较轻易发动。

反顽捐斗争开始，我方干部就指挥群众摘用逃、躲的方法抗税，家家关门落锁不见面。不久，在干部暗地组织下，群众又齐心摘取挈、挤的方法，女人说男人不在家;有的则将粮食躲起来哭穷;这村推那村，这家推那家，互相推来推往。敌人恼羞成怒，见人就打，我方民兵联防队则在外围打冷枪扰乱、袭击。碰到顽政权收捐，干部就组织群众抵制。如崔垛的“还乡团”到冯家垛开“起捐会”，到会的全是老婆婆、小孩子、老头子。一开会，老头子叹气，老婆婆吵闹，小孩子啼哭，家家喊没有食的，弄得“还乡团”束手无策。这时，我秘密武装就在村外打枪，群众闻声枪声，趁机一哄而散，“起捐会”终于不了了之。

反倒租斗争——地主、“还乡团”回到家就向农民“反攻倒算”，我干部组织群众警告地主，说新四军就要回来，还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为好。兴化县和中堡镇的地主催租，群众诉苦说眼下没有东西交租，待秋稻登场再交吧，先打个欠条如何?地主见群众心齐，又怕新四军回来，只得把欠条收下，食了一顿“空心汤团”。

反碉堡斗争—敌人想在中堡镇7天之内修好碉堡，结果应差的全是老头子，挈挈拉拉搞了半个多月还砌不起来。砌的时候偷工减料，或者白天砌晚上拆，弄得敌人束手无策。

反抽丁斗争—群众把反抽丁与反编保甲斗争结合起来，涂门牌，烧门牌，谎报年龄，大报老，少报小，不让顽政权把户口册子编起来。青壮年经常躲在外面不回家，挠丁经常落空。

这些斗争形式层出不穷，使敌人穷于应付。

在组织精干秘密武装的基础上，我所掌握的地区逐渐恢复了民兵组织，开展了放哨、锄奸、带路、送情报等活动。民兵组织协助我武工队、游击队镇压敌人的密探，通知群众“跑反”、打冷枪、抽桥破路，四处骚扰下乡夺粮的敌人。

苏中群众有抗战时期反“清乡”、“反扫荡”的体会，对付敌人很有方法。紫石县(现海安县)曲胡乡民兵，在反顽游击战中开展了“十大运动”:一喊“抽桥运动”，破坏桥梁，还在河里打暗坝阻止敌船行驶，二喊“挖电话杆子运动”，把敌特、秘探称为“电话杆子”，由武工队锄奸，三喊“跑反运动”，敌人扫荡时，结伴跑进湖荡、外乡，四喊“五躲运动”，敌人来时把粮食、锅、船、麻袋、箩筐都躲起来;五喊“反顽一条心运动”，把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参与各项反顽活动;六喊“铁番瓜开花运动”，民兵大摆地雷阵;七喊“反正运动”，组织顽匪家属写信劝降、劝反，投奔光明;八喊“天罗地网运动”，组织群众参与治安联防;九喊“打冷枪运动”;十喊“立功运动”，即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反顽斗争。这在反顽自卫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华中二分区江高宝各县军民，把策反顽方人员的工作喊做“红黑点运动”，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黑点越多罪责越大，到时候武工队就会来算总帐。当时，有些地区反顽斗争声势很大，如如皋江安区5千群众高举火把游行，反对国民党军队、顽政权“割青”，石庄区发动万人集会宣誓反“割青气都曾引起极大的震动。

苏中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军队、顽政权作斗争，使坚持内线斗争的同志真正得以在当地“生根立足”。许多地区表面上是顽政权掌握，实际上已成为我方的游击区。当时我们还学习华北的体会，成立“武装区公所”，领导群众进行反顽斗争。

这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粟裕同志来电，命令十一纵在苏中故后加强攻势，以配合山东战场我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依据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和苏中敌情，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决定发起李堡战争，先派出三十一旅九十三团深进九分区通如海启地区佯攻，配合十一纵主力攻打李堡。

194年4月，十一纵打响了李堡战斗。李堡是苏中南北部相连接的会合点，这个重镇一直是敌我争夺的要地。当时驻有敌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1个团及“还乡团900余人。李堡据点处在敌人的防线的突出地带，扼住了我南北联系，打下李堡，有利于我军向敌占区腹地深进。为了打好这一仗，部队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攻坚作战练习，多次深进前沿侦察。战斗打响以后，由于事先预备足够，进展较顺利，一天就打下李堡，随后扩展战果，收复了李堡四周的大小据点34多个，歼敌近3千人。我一、九两分区的部队也乘胜追击，收复了曹家埠、丰利镇、万家码头等18个据点。华中二分区各部队也插进江都、高邮地区，收复了小纪、樊川、周家庄等据点。李堡战争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苏中敌后敌进我退的局面，挈住了24个团的敌人兵力无法北上支援山东。

敌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不甜心失败，命令王铁汉集中几个团的兵力，摘取奔袭的方法，企图将我苏中区党委机关和主力部队全部食掉。我和管文蔚、吉洛、胡炳云等同志得知敌人将偷袭我们机关时，决定将计就计，由胡炳云同志带领三十一旅深进南通地区，抉择一二个对敌威逼较大的据点来打，把北上之敌往回挈，另派三十二旅九十五团直擂泰兴以东的黄桥地区，和一分区地方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活动，扰乱、破坏敌人的后方基地。当时有个别同志担心这样的打法有点冒险。我和吉洛同志再三考虑，认为摘取高度机动回旋的战术，出敌不意，插进敌后，调动敌人，符合我军一贯的游击战原则，决定按计划行动。随后，区党委机关转移到东台以东的大沟子一带。

王铁汉率部赶到大桥扑了空，正在疑虑之中，接到新四军大批人马袭击三余镇的情报，才发觉上了当。当他得知我十一纵主要兵力不在滨海大桥依据地，而在南通一带，又急忙调头往南，企图截断我军北返道路，并将我压到北临大海、南濒长江的启东、海门这一块三角地带。

我们立刻命令胡炳云同志率三十一旅迅速北返，争取夺在敌人“封口”之前回到苏中区党委所在地大沟子一带。

三十一旅迅速结束三余镇战斗之后，直奔北坎四周长沙，尔后沿范公堤西进。范公堤是沿海地区防海潮的一条大堤，始建于北宋天圣4年，摘纳了当时在今东台作盐税官的范仲淹的意见修筑的，所以人们称之为“范公堤”。接到三十一旅来电，得知部队已经沿范公堤向西返回，但不久区党委与三十一旅的联系又中断了。

我们焦虑地等了足足Z天，直到胡炳云同志率三十一旅安全返回，我们才释然。原来，大批敌人早于我军掌握了范公堤各要口，旅党委当即决定在距敌稍远的海滩上强行越过封锁线。部队到小洋口，在群众的扶助下，借着月光越过落潮后的海滩。这是很危急的夜行军，必须躺过3道大海汉，既要在天亮前躺过往，又要赶在涨潮前。部队渡过3道大海叉途中，旅部电台不慎掉到海里，失往了与区党委的联系。但部队还是赶到弶港，回到了依据地，敌人的梦想被粉碎了。

这一仗，共歼敌千余人，我亦伤亡Z}fl多人。陈毅、粟裕同志接到战报，对我出奇制胜的行动予以通报夸奖。

与此同时，三十二旅九十五团在一分区南线的泰兴县境内，与一分区地方部队协同作战，也取得一定胜利。地方部队全歼顽泰兴机动大队，毙俘大队长以下250余人，缴获轻机枪9挺，受到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的通令奖励。

至此，李默庵被迫舍弃了扫荡两台、袭击区党委机关的计划。我十一纵自返回苏中，经过7个月时间，打开了苏中敌后坚持斗争的局面。

(五)

1947年夏，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军由战术防备转进战术进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和陈谢两支大军也相机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与刘邓大军互为犄角，揭开了中原逐鹿的序幕。

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为适应全国战局的转变，依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重新确定了苏中敌后斗争的方针，就是在陆续消亡敌有生力量的基础上，相机夺取中小城镇，掌握交通干线，逐步巩固扩展依据地，为转进反攻发明条件。

我和区党委、纵队几位负责同志分析了当时情状，认为我苏中反攻的条件还未成熟。敌人为了霸占苏中，把原拟调往东北战场的整编四十九师留下，又将江南的整编二十一师再次急调苏中加强防务。因此就苏中这一局部来看，仍处于战术反攻的前夜，敌“清剿”和我反“清剿”的斗争还会反复出现，并继续一个时期。只有不断消亡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有条件逐步转向全面反攻。

苏中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针对敌人力量加强和我力量相对弱小的情状，许多同志认为有必要把十一纵和苏北的十二纵联合起来开展较大的军事攻势，在整个华中敌后形成我较强的机动兵力，以消亡敌人有生力量。我们的这一大胆想象正符合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战术意图。

华东局认为，打破苏中、苏北战术区界限，摘取联合行动，将为华中反攻发明有利的条件。很快，我们和十二纵司令陈庆先和政委曹荻秋等负责同志取得联系，双方共同拟订了攻打盐城的计划。

盐城是苏中、苏北两战术区的枢纽。1946年底，盐城保护战结束，我军主动弃守，盐城遂成为华东敌人联勤总部在苏北的重要补给基地之一，储备着大量武器、弹药、被服、食品和运载器具。盐城当时由郝鹏举部7000余人防守，另有“还乡团" 800余人，环城四面和城墙上筑有牢固的工事。

敌后部队善于打游击战、运动战和防备战，而对攻坚战特殊是对中等以上城市攻坚战还短缺体会。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十一纵担任主攻，因为十一纵经过李堡这一仗，有了点攻坚作战的体会。我们组织十一纵的团、营、连各级指挥员实地侦察地形，对各种战斗动作、各级战斗指挥反复进行演习。

8月中旬，盐城战争开始了，部队先扫清外围伍佑、卞仓等敌人据点，紧接着分别从南门、东门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并派一部集结于柏家巷、伍佑、刘家坎一线，阻击由刘家庄方向北援之敌。

守城敌人把四面从串场河通往城内的所有桥梁全部损坏、拆除，这给我军的进攻带来不少困难。我盐城战投联合指挥部及时组织了苏中、苏北、十一纵、十二纵等武装力量借着夜空的星光，突击架桥一同时交叉火力，周密封锁河对岸敌之火力。

翌日凌晨，突击部队踏着暂时架起的浮桥相继突破敌人对河岸的封锁，强渡成功，一鼓作气向城内插往。眼见反抗无看，敌师长李铁民和参谋长韩尹民便下令投降。至此，盐城战争胜利结束，计歼敌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第一师全部，生俘师长李铁民以下官兵5千余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大量轴重。这批军用物资，装备了华中敌后的部队，直到渡江战争结束还未消耗完。战争结束，开会庆功，最先攻进城内的九十二团被评为“叶挺团”。

郝鹏举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约有25000兵马。此人惯于投机，早先投降日军当汉奸，日本鬼子一投降，他又玩花招，于1946年1月率部来我解放区首南县一带整编。陈毅同志深知其人，多次对党内同志说，设法稳住郝鹏举所部，使这支杂牌军与蒋介石的嫡系对立，能起到分化反动营、垒的作用，有利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但对这支反复无常的杂牌军，我们必须高度警觉，以防不测。

当时，郝鹏举所部，经过营南整编，已公开打出淮海民主联军的旗号，接受我军领导。我军应郝鹏举请求，派出一批政工人员，在该部扶助工作。可是，郝鹏举两面三刀，表面与蒋介石决裂，暗中与国民党派来的说客谈政治交易。此事为我军察觉，郝鹏举无法掩盖，不得不把说客挠起来.送交陈毅同志处置，同时又加紧预备率部逃跑。1947年2月，莱芜战争前夕，国民党军队两路进犯山东解放区，郝鹏举以为时机已到，急忙率部叛逃。

不久，我军消亡其部过半，郝鹏举本人也被活捉。郝鹏举一见陈毅，当即磕头求饶。陈毅同志不胜愤怒，挥笔写了一首《示郝鹏举》，诗日:“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如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群众见我军如此宽待郝鹏举，捉了放，放了捉，对他们有期待，纷纷比附说，这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再现。

可是，郝鹏举不识抬举，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盐城大捷，使苏中、苏北两区联成一片，与山东战场远相唤应，而且标志着华中军民已经由“全面坚持”进进了“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