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脆弱同行（下）
第十三章 黑暗的速度
我们发现，无知是焦虑的常备良药。说“不知道”“这件事与我无关”“专业人士会替我解决这件事”都是很轻松愉快的，而且当他们的决定造成我的损害时，还无损我开炮指责的权利。
知识一点也没有安抚作用。一旦有了知识，就看不到知识的尽头了。每个答案都导向另外一些问题。知识要求继续的再教诲，无知却是安于现状，是静止不动。当我们想知道些什么，那样的知识总是很快到期。当我们决定不要知道，我们的无知可以直到永远。
对于过劳的精神，无知是多么好的休息。
更何况，科学确认之事虽然都经过漫长、耐烦的检验和证实，却很奇异地无法令我们更强壮。科学甚至令我们感到恐惧，特别是自从它发展出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各种手段后。然而，无知却令人得到明显的抚慰。无知就像一只躲进洞穴里冬眠的土拨鼠，世界如何运转都与它无关。
在古印度的时代，不断被提出的质疑之一是：什么东西可以笼罩整个世界？
答案是：黑暗。只要一瞬间，黑暗可以笼罩全世界。黑暗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有时不免纳闷，光的速度是否真如同爱因斯坦以降的物理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物理的常数、不可超越的极致；是否我们都说错了，黑暗其实与光明等速，甚至更快一点。因为，速度必须由移动产生，但是没有任何移动逃得出黑暗。黑暗无所不在，比太初更古老。
第五章谈到摩尼时，黑暗已经被当作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介绍过了。黑暗是无知的一种形式。它和煦、方便又舒适，与我们如影随形，像一种传染病，像一名轻易搭讪的女子。她向我们展开双臂，带着微笑问我们：“为什么你还要苦苦追觅呢？一切你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或是一定有某个人替你知道了。假如你嫌还不够仔细，那就躺在我身边吧，我用几个字就可以道尽一切。你既脆弱又彷徨。我了解你。我不是头一次碰到你们这一类人。”
于是我停在半路，我躺下，别人递来的杯子我一饮而尽，任由我的眼皮沉沉垂下。目前为止我学会的一切已经足够。我学会的，或是我以为学会的，不重要了。即使其他人抛下我陆续前进，我也不在乎。我半睡半醒，心里没有半点不安。
不用多久，我就脱节了。世界没有我也会继续运转，黑暗像一袭浩大的风衣将我和其他无数的人一起包覆起来。我将愚蠢地死往。那又如何？
假如我们想要反抗——或至少尝试反抗一下——那安抚人心的诱惑，就必须识得这个包围着我们、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的宇宙。宇宙甚至是为了让我们熟悉，让我们不断地探索、解码而存在的。无视或否认它，不往了解它的组成和运作，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逻辑必然是隐晦的，世界不是我们随手可得的现成物。必须付出恒久的努力，我们才能征服感官上、同时是精神上的幻觉（要征服幻觉，甚至必须从精神开始），才能让我们离开无知的温热怀抱，摆脱土拨鼠的温热巢穴，勇猛迎向外面的世界。
我们必须知道：知识既然是可贵的，就不会是单纯的。
再说，“单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发明，一种幻觉，一个乌托邦。
知识有捍卫者，无知有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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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印度的传统，生命和事物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所造就的现实，无一不是幻觉。这种存在和我们对于存在的感知，两者亲昵地缠绕在一起。但我们不断遗忘这个知识的前提，把幻象当成现实。我们生活在印度教所说的“摩耶”（Maya）之中，也就是幻影的圈套，就像活在系列电影《黑客帝国》（ Matrix）里。它是我所知道唯一一部关于这个古老主题的改编电影，但有一点大为不同：在古印度神话里，没人能够阐明是谁设下这个陷阱，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无从阐明的宇宙幻觉，并不是为了图利于谁。即使诸神，也被某种无知所蒙蔽。
这是一种根本的吊诡：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巨细靡遗往熟悉这个陷阱的每一道孔隙（不论我们再怎么灵敏，都已经被捕捉其中了）。我们必须一一了解这个圈套的每个机关，同时也明白现实在他方，而幻觉就在这亩我们辛勤耕耘的知识田野中心。
知识的必要性，在印度之外的地方也常被察觉。“任何人只要不增长知识，就是在减少知识。”智者希列尔（Hillel）如是说。他是耶稣的同代人，《塔木德》追溯的参考之一。这句话指出了知识被隐躲起来的其中一面，那就是：知识有“能趋疲”的倾向（tendance à l'entropie），近乎无可反抗地往失序、贫瘠倾斜，任由自己被侵蚀，加速消失。
知识难以获得，很难维系，继续拓展更是极为艰辛。要定义知识，则几乎不可能。没有任何真理是被永难抹灭地铭刻或记载在某个地方、被储躲在一个一旦觅获就能据为己有的密室里。所有的发现都来自未知。我们无法在事前预言——只能引颈盼看——明天将可以知道什么。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麻烦的事，那就是无知有它的传教士，而且传播无知者当中还不乏大人物。方济各(1)曾经决定弃绝一切科学，特别是书本上的知识，主张应该虔心于自然的冥想和上帝的感召。学习有何用？上帝，宇宙的发明者和立法者，知道一切事物的秘密，我们还有什么好操心的呢？
耶稣自己不就曾经断言，永恒的至福属于“精神上的穷人”？在原初的无知乐园里，那棵危急的树，不正是知识树吗？帕斯卡尔(2)不是谈过，人应该有“使自己变得愚蠢”的可能性吗？
假如考虑到科学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这些句子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科学曾经教诲我们它历经过多少辉煌时期，如今却都被我们当成科学犯下的错误（可能只除了几何学和早期的数学例外）。我甚至还记得1950年代，一件发生在我中学期间的往事。我按照惯例在上物理化学的时候逃学，到四周的一间咖啡馆打撞球。回到学校后，一位老师对我说：“做得好。我们对于原子的构成其实一无所知。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确切的。”而撞球的规则是不变的。
然而，无知的传教士提供的却是另一套知识，这套知识另有其确信的基础。“慈爱的上帝喜爱简单的心，”他们说。“也就是天真无知的精神。这种心灵不会产生疯狂的企图，想往了解世界被发明的秘密。世界无疑是一个谜。这世界的善与恶、神圣与恐惧，交织成无解的谜团。但这道谜是上帝的作品，我们只能如其所是地敬畏它，而不是想解开它。”
遵守这条规则的人就能“熟悉上帝”。他们获得了知识的赠与，而这种知识比其他知识更有价值。
围绕着这个神异、至高无上的发明，不同教派和科学知识之间的漫长斗争由此展开。这场斗争经常被过度简化，但它不尽然是阴暗与光明的争斗，而更接近世界的两种概念或是两种光之间的对立。伽利略的宗教对手曾经提醒他，真理其实有两种：一是科学的真理，亦即靠着看察和体会得到的真理，这种真理就像人所做的所有证实一样，是不确定和多变的（这一点他们没说错）；另外就是超然的真理、本质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那是神的作品。
切勿混杂人性的、多变的“现实”（réalité），以及神性的、永恒的“真理”（vérité）。
不光是宗教人士放弃了人类知识，许多广为人知的暴君也都厌恶并放逐过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宣扬家”。拿破仑身为“大革命之子”，才刚被加冕为皇帝就急着驱逐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眼中，他们代表的是启蒙哲学家的继续者，而说到底，这些继续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这就是拿破仑一心想掩盖的。
“唯物辩证法”企图毁灭巫术，却反被巫术渗透了。
先是在宗教里，接着是在政治里，无知都是一种对于脆弱的承认，一种卑屈的表达。在这里，若没有最高指示的赞同——被九泉之下的神明加持过的指示——我们连碰都不该碰一下眼前这棵明辨善恶的知识树。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靠近那棵树，不要摘下树上的果实。不同于印度人（对他们来说，知识是人类的重大事务），对基督徒而言，知识关系到一种创世的神话，尽管这则神话在两个世纪期间遭到显著的篡改。我们必须保持灵魂的赤裸和清洁。神圣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无知是人的本性。信仰正是建立在这种空洞和无辜之上，为我们带来本质不变的真理。无知是一种尊敬、信赖和顺从的符号。它开启了通往救赎，也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罗浮宫里有一幅十七世纪画家勒叙厄的画，我们看到画里的圣保罗正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宣扬基督教(3)。圣保罗目露凶光，蓄着长须，身上披着一件近似什叶派宗教学者的道袍。一名黑奴趴在他的脚边，看管着一叠燃烧的书（借此表明绝对的真理选上了哪一个肤色的人种）。假如我们走近画前仔细看，会看到画家并没有刻意隐瞒：这些令人厌恶、必须烧毁和遗忘的书（我们在往后的历史中，会看到用其他书籍堆成的“柴堆”），包括所谓的希腊科学，也就是算术和几何学。
信仰降临了，而它的第一要务是焚烧知识。我们不再需要知道，我们信赖。
无知的幸福
对于我们彷徨、漂泊的精神来说，无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知识亲切多了。或者说，让人活得更轻松。但说真的，这两种看念都很难定义：关于什么的知识？对于什么的无知？一个马里的农民对于他的生活周遭，知道得比我多出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新奇事，博学家本是无知者，就像占星学家——今天我们称之为天文学家——有其知识的深潭，那就是黑洞。
这就是为什么，无知令人安心，似乎更符合人性。无知轻易获得，更轻易保护。
但是无知也很可疑，因为它可能戴着样貌非常不同的面具出现。更希奇的是，它有时候还会戴上知识、甚至是博学的面具。
当然，庸俗的无知是存在的，在大街小巷里和我们撞个正着。这种无知，是无论如何就是没有求知欲，拒绝努力，喜欢简化的公式，并大量复制这些公式直到把自己撑死。我们每个人都能举出一些样本，往代表这种大剌剌的无知者。他们有一种典型：都对自己的善良十分称心，对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真心的恨，都预备一有机会就把那些“不良读物”丢进火堆，顺便连书的作者也一起陪葬。
这种义正词严的无知不必然是暴力的，它可能戴上看似只是懒散的面具，挂着舒适的微笑，隐躲它对于各种决定、各种社会责任的远而避之。“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他们说。“重要问题交给其他人负责就好。”知识肯定有它连带的义务、使命，以及该给予的扶助。保持无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躲避。“您情愿对这个负责任吗？”“啊，对不起，我不清楚。”这样我就可以回家看我的球赛了。
这种对于知识的拒绝，不论是否暴力或人畜无害，总而言之是对于行动的拒绝。它早在我们刚进学校的时期就潜伏着，然后会因为个人居住的小区、其他的同学，或是家庭环境的影响，等到时机来临便一次爆发。我们总是喜欢在班上起哄和谩骂。我们借着反抗展现自我，这不是什么新奇事，但随着高压式教学方式成为过往，更助长了这样的行为。特别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种态度备受鼓励，因为街头上流传着一则谣言：据说校园里学习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只会学到失业的教训。
这是很荒谬的谣言，而且到处都可以找到反驳它的信息，譬如就有另一些可靠得多的说法在同时告诉我们，脑力战正暗地里在世界各地开打。科学知识是明日强权的制胜武器，而短缺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注定成为附庸，注定被消音，也注定了一个昏暗无光的未来。
然而，这也是一则攻不破的谣言。它关闭了一部分年轻世代进进世界的管道，令他们直接走上犯罪和监狱之路，因为放火烧无辜邻居的车。他们甚至在学校纵火——法国的青少年甚至烧毁了剧院和图书馆——借此传达再明确不过的信息：知识往死吧！精神空洞万岁！
新无知者
这种果决又固执的无知，时常令教师感到沮丧，仿佛教诲只是为了让学生不在乎地耸耸肩，然后哈欠连连。这种无知只是一个过渡，还是继续性的？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依旧能够吸取知识，包括实用的技术和能力，抑或只能接受被无知沉没的定局？
这是个开放的问题。如今我们身处的这种无知似乎更为严重。它不像我童年时期那些农民的无知。今天的无知，既不具备任何不同的知识，也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文化。没有什么能占据这个空无，没有什么能填补这个空位。这是一种封闭自足的无知。它只会让人无所事事，带来生命的空虚感，更糟的是，也许还会造成大脑活动的急速退化，并且损坏智能最有力的表达，也就是语言。
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被某种东西包围。它在法国被称为“郊区”（banlieues），一个新的社会范畴，世界史上前所未见的生存形态。因为郊区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出生在法国的移民后代，他们既不是过往所谓的奴隶（在法律面前，他们和所有公民一样是自由的），也不是农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迁居），不是无产阶级劳工（他们绝大多数是失业者，没有雇主），不是乞丐或贫民（他们由不同的组织专职负责，从一定的年龄起便能领取一种名为“社会安置”﹝insertion﹞的最低生活保障津贴）。
所以他们是什么呢？我们迷惘地打量他们，因为我们不知该如何定义。他们身上短缺任何历史参照，显得难以捉摸。他们似乎拒绝一种生活方式，却又不想追求另外一种。他们将自己的脆弱，甚至他们的感伤，隐躲在愤恨的吶喊底下。他们放火烧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看着他们时而演变成暴力的举动，却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依据自身的准则给予他们不同评判，然后做出评判的人也会饱受其他人指责。
他们是今天的无知者。我们都赞同这一点，只要我们不追问下往：那是谁的错呢？因为那是所有人的错。
假如真有所谓的错误的话。因为我们也可以自我抚慰说，这种义正词严的无知，这种进攻性、侵略性的无知所驱动的世界演化，只是历史的自然过程。某些人似乎就是这样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没有人能做任何改变。再一次，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半：知者，与无知者。结果，也许有一天，人类会据此一分为二，双方互不再与对方交往、繁衍下一代。我们并未从史前人类进化为智人，而是在两者之间轮回。
就像在分裂的土地上，总是有犯罪组织居中牵线交易。
分裂是犯罪的温床。
具传染性的无知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国家，只要是有自觉的政治团队，一定会重视研发，也就是说：重视陌生的东西。的确，我们必须保存本来固有的，但我们也必须将自己抛向新的、无法预见的事物，甜冒什么也没找到、投资无法回本、做白工的风险。否则我们只会吊在车尾，任其他人夺先把握重大的发现，然后再卖给巴看着夺购的我们。
既然我们觅觅的是我们也不知道的东西，那么，这种态度也意味着，我们信赖一种未来的可能。我们并未在路上停止前进，所有的期看都在陌生的彼端。我们的孩子在明天等待着我们；为了他们，我们有许多事得做。有些人面对未来时，只会意见回到过往。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让变动激发我们的勇气。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旅途上证实自己。
尽管我们布满缺陷，时常受到各种半途而废的念头诱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一部制造惊异的机器，只被使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区域还有待开发，条件是我们抱着深进底端的决心，探测大脑，甚至挑衅大脑。
因为这台机器虽然很复杂——复杂到让我不禁偶然自问它怎么会产生“简单”这个概念——却也很懒散，轻易倾向简化、现成的解答，才刚清醒又立刻沉睡，变得目盲和耳聋，短缺分析能力，满不在乎。
大脑对于自身的脆弱有所意识：它的防护不周，脑壳是个不堪一击的盒子；它会得脑瘤，会受到情感冲击，暴露在各种危急之下，还得忙着协调左脑和右脑——我们的大脑与我们是如此相似。没什么好惊诧的。毫无疑问地，大脑对于保护它的这副身体如此轻易损坏，让它很难照顾，一定也很不称心。它告诉自己：我居住的这个身体，根本配不上我。我值得一栋更好的房子来衬托我。我既可以在高级运算中俯冲，又能在崇高的幻境中飞升，实在无法不一再感觉这个居所的狭小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会不时想要摆脱束缚、独立生活，往泡个有特殊疗效的温泉浴，让我可以自由地解放我的神经。
谁想得到——这颗大脑的主人也在问自己——这种自由会将我们带往何处？那会是一场刺激却无益的冒险吗？大脑真的对我们身体的脆弱，以及那些致命的危急有所意识吗？假如真的听凭大脑的意志安顿，我们会往到哪里？
也许还是闭上眼比较好，将一切抛在脑后，躲在我们习惯的方式底下探求。
诚如俄国谚语所说的：“你知道得越少，就睡得越安稳。”最后，我可以这样说服自己：我知道我抉择的是多数人都会追随的选项。
我们在此遭遇的无知，是一种传染病，甚至是一种大规模的疫情。当年，纳粹否定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出于对“犹太科学”的愤恨和藐视。毁灭文化的火灾总是快速蔓延。遗忘和知识并肩向前行，也同步加速。直到今天，许多国家都仍生活在大火肆虐后的废墟里。
在知识的领域，在这个需要漫长耕耘的世界里，我们从不会有真正的收成。我们的知识，就像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一样，是个天天都会被重新提出来检视的问题。它不轻易面对，甚至让人难以承担。只有挫败等着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精神会受到松懈的诱惑，就像一名斗士松懈了防备。黑暗就像网里的蜘蛛，窥伺着我们忽略的那一刻。它会吐出含有剧毒的汁液。它会瘫痪你。
有组织的无知
在第一种无知的形式之后，还有另一种尾随而来的无知。我们称之为“有组织的无知”。
这种无知的历史非常悠久。比方说，我们可以确定，西泽和好几百位受过良好教诲的罗马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甚至还能约略估算出地球的圆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两个世纪以前，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4)的研究和计算在埃及留下的影响。但这些令人赞颂的精确知识，当时只是一小撮精英分子的特权。有知识，但没有传播。西泽这样的人对知识并不感兴致，他唯一的野心是政治。把握权力统治罗马的念头，战胜了其他一切的欲看。晓得地球圆周的确切长度，无助于他的政治大计。他将知识随手丢进了抽屉里。
这门知识不久后便失传了。蛮族进侵，繁重的黑暗再度压境。十个世纪之后，大部分的十字军都认为地球是方形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只有威尼斯商人，因为期看在已知的世界内尽可能扩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努力想揭开阿拉伯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秘密。基于商业考虑，他们的确需要知道岸与岸、大陆与大陆之间的正确距离。而当他们确实把握这些距离之后，会小心不要泄漏了这些数据，以免竞争者知情。于是，知识又再度被禁锢。信息是不被流通的利益。
就这样，长久下来，基于经济上或政治上（或两者皆有）的理由，一道鸿沟在知识的拥有者和无知者之间不断扩展。知识在缓慢进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块专属某些人的封地，用来称心他们的荣耀，或他们的利益。这正是军事或商业间谍的根源，当中牵扯到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独占、保守秘密的信息。从航海的水路、火药的成分，乃至于核子飞弹，都是如此。对于生物武器、基因改造的技术、可以获取暴利的疫苗，以及其他千百种技术秘密，更是如此。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有为数众多的人试图对抗传统的知识隔离。他们想在每一层意义上拓展知识，同时透过教诲往建立并普及最低限度的知识，因为最起码的常识对于维系我们平等的生存权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某个程度上，这些努力在某些国家里并非毫无成果可言。毋庸置疑的，对于有求知欲的人来说，他们的知识程度提高了，许多扇门被开启了。但问题依旧存在，今日一如昨日，有钱人家的小孩一出生就享有各种奢华的特权：参看受到管制的古迹；从童年起就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之下，自然而然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家境好的小孩打从娘胎就在听贝多芬）；进进顶尖名校；提早从私人管道疏通有力人士的人脉关系，诸如此类。
另外，即使有免费的义务教诲——它距离成为普世性的原则仍很远，甚至还开始遭受抨击（教诲可以是免费的，但教诲是义务吗？）——知识仍是一种特权，鸿沟依旧存在。当二十世纪众所周知的媒体时代来临，收音机、电视机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出现，我们曾经信赖知识也会受惠。我们奔走相告：“这不正是我们从远古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信差吗？这些美好的工具实现了平等，轻轻松松就能用清楚易懂的语言，把同一套知识传播给所有的人。这一天终于到来！”
但我们很快就不那么乐看了，因为有金钱监控着这一切。金钱和无知保护了很长时间的亲昵协作，几乎可说是一种亲昵关系。那是一种秘密协议，当初的缘由已经没人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溯到人对人的剥削。另有一些人说，这是利益在漫长的时间下侵蚀其他价值的自然结果，只是利益有时戴上了进取、精神上的独立，甚至是自由的面具。
这份协议是需要一再协商的。因为一方面，金钱需要知识才能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金钱又必须和无知结盟才能贩卖。金钱玩的是一种狡诈的两面游戏，并且在游戏中越来越偏向无知的一方。金钱似乎在对我们说：“闭着眼睛瞎拼，就是最佳的购物方式。”然后又有人用千方种方式意见我们：“你们一定要信赖专家。”换句话说：信赖有知识的人。
时至今日，没有比在法国电视台上开垦一个科学节目更困难的事了。这几乎是一种英雄主义式行为。当我们提出企划，总是听到这样的回答：对知识真正感兴致的看众群，只有很少数的一个阶层。换句话说，知识不能够提高收视率，因此没有广告效益。
主流意见就这样形成了：为什么我要把公众的钱，用来教诲看众不想学习的东西？我甚至还听过这种说法：为什么要教诲看众连我也不懂的东西？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电视频道仿效畅销杂志，为不进流的星座专家和数字占卜师广开大门，迎来许多有宗教幻觉、说话颠三倒四的人，也就是说，再度迎接了我们年老却不知疲惫的无知。而这一次，无知变得那么励志，那么轻松，随便一个江湖术士都能气定神闲地散播无知，浓浊的黑暗就这样再度笼罩我们。
但这种无知至少可以抚慰人心吧？我问自己。假如从求助心理医师或宗教导师的管道今天不断蓬勃发展来评断，我们依旧是不变的脆弱。我们的易碎甚至衍生出易怒。这些深奥难懂的宗教和心理学在说些什么，我完全不懂！有那么多磨练肌肉的机器设备，我却还是像玻璃一样破成碎片！全世界有那么多快乐的可能性，我却一个人暗自悲伤！
事情总是这样：美好的愿景是存在的，但也有其代价，所以人们宁可抉择能够透过金钱取得的拙劣替代品。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浩大到无法估量，因为这场赌注（我们这颗星球的存续）已经来到最紧要的关头。假如我们输了这一盘，就会失往一切。假如我们现在只输掉半盘，那些自绝于探索知识的国家与人民——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未来就要承担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
然后网络来临了，再度成为自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一直梦想的金钥匙，或是阿拉丁神灯。网络是按键式知识，它也真的距离我们只有一键之远。基本上这些知识是真的，部分来说是有用的，但就算网络很方便，我们就会比查百科全书还要勤劳地用它来查索知识吗？就算是吧，那又如何呢？网络只是一个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并非新的知识。而且，就像电视频道一样，我们每单击按键，只会遭遇那些乱七八糟事物的诱惑。然而，网络和失乐园里的知识树相反，它不懂得善与恶。它不加以区别，因此也没有罪孽看念。网络不审判，不惩罚。它甚至不知道真与假，美与丑，不强加任何意见。在网络上，狼群与羊群为伴。最恐惧的言论可以在网络上轻易流传，不论是纳粹和原教旨主义的宣扬，抑或恋童癖者间的暗语，或是集体自杀的预告。网络是一间无人监督提防诈骗的浩大商场。
更何况，尽管网络带来些许的便利，它能根除我们内在的脆弱吗？
博学的无知
最后要讨论的是第三种无知的类型，它经常和其他两种难以区分。无知看起来具有一种整体性，形成某种无法穿透的秘密组织，结成抗拒一切的阵线。相较之下，知识却是紊乱、零散的，令人觉得较有隔阂，而且较常陷进沉默。
我们在此遭遇的是博学的无知。这种无知只想知道确定的事，却在现实中散布错误与谎言。博学的无知分成两种：宗教的无知，以及科学的无知。
宗教的无知，在今天的代表是原教旨主义。它在法文中与“统合主义”（intégrisme）这个词相通，因为它的确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试图将各种知识“统合”（intègre）在一些阐述基本教义的文献里，即便这些文献是在久远以前、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写成的。这群基本教义派告诉我们，这些文献是上帝或上帝的使者带给我们的。以基督教的情状来说，这名使者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些文献涵盖了一切我们必须熟悉的真理。这些真理不可撼动。再无其他真理需要觅觅了。
譬如今天，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犹太教学校里（我举此为例，是因为我有机会近距离看察这些学校，而且对我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文化里找到类似的例子），一群“教授”教导一群孩子说，世界是上帝在六千多年前发明的。孩子们不但仔细地做笔记，还有随堂测验。这件事不容置疑，教授们如此断言。一切所谓地质学或考古学的遗迹，或古生物学家公诸于世的最新发现，全都是因为恶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魔鬼——在这片大地上布置的机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哄骗我们。
为什么上帝答应哄骗呢？这点他们没有阐明。
我们可以觉得好笑或震动，或是为这种有妄图症的教学法觉得愤怒，但我们首先应该为那群不幸的孩童感到悲伤。他们被有计划地教导无知，然后当中某些人必须历经痛苦，才能摆脱无知的状态，从零重新开始，进行自我的再教诲。因为在那之前，只有回答错误答案的人，才能拿高分。
一如常见的情状，这段授课内容所犯的错误，是混杂了神话和历史。假设这名所谓的教授是说：“《摩西五经》（ La Torah）教导我们，世界诞生于六千年前。”他或许是在尽自己的职责，教导《摩西五经》的教诲。他在教诲孩子信仰的历史，而信仰的历史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当他把这个命题说成一个无需讨论的历史真理，当成一种启迪性的真理，他就是在教导错误、背叛思想——而且有时正是在背叛这些文献作者的思想——更严重的是，他残害、误导了那些信赖他的年轻心灵。这和任何一种堕落的行径没有两样。恋童癖者对身体所做的事，这位教授对他们的精神做了。
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行径定义为真正的反动行为，因为人类的历史就这样突然紧急煞车、受到阻碍。任何对于世界的试探、对于世界的开放，这名统合主义的“教授”一应拒绝。他凝聚在一个无知的团块里面。他以严厉的态度传授谎言。
他利用我们在年轻阶段特殊脆弱而敏锐的时候，称心我们期看确定的胃口；它对我们而言，仿佛在惊涛骇浪之中随手挠住的一块浮木，让我们能够在海上一边漂流，一边想方法活下往。罪责的教师就是这样趁虚而进。许多双睁大的眼睛看着他，许多双耳朵、许多张嘴，等着重复他的话。他抛出一根无知的钓钩，他们便立刻紧咬在嘴里，而他们日后就算能够逃脱，也会带着血和伤痛。
假如他们一辈子逃脱不了，接下来就会轮到他们自己成为教授虚假的人，轮到他们往灌输堪虑的推断力。地球陆续转动，他们的双脚陷在干硬的水泥里。
而且所有的原教旨主义皆是如此，规模最小的也一样。有一回，我在孟买的一个祆教（也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集会里，听到一位政治人物几乎是拍着桌子声称阿胡拉·马兹达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全是混蛋。
从这个小团体到那个小团体，从这个教派到那个教派，都在做同一件事。宗教的旧货展从未停止扩大。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他在今天喊做原教旨主义。任何信仰的基本教义派，都可以散播几千种至高无上的真理，只要我们有点生活聪明就不至于盲从——但我们就是距离聪明如此远远。
例如，在美国的“发明论者”（créationnistes）身上，可以找到同样的态度，他们要求国家动用公款，也就是纳税人的钱，让《圣经》成为美国学校里唯一的世界史参考教材。永别了，宇宙大爆炸和恐龙。永别了，拉斯科与阿尔塔米拉(5)。我们只要《圣经》，其余免谈。
附带一提，发明论者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意见一致，因为无知与知识一样，也有程度上的不同。他们有些人已经对进化论表达认可，究竟我们很难从魔鬼的口袋里挖出在全世界发现的那些化石。但是这些人坚信，上帝曾经数度“介进”，立下了进化的门坎。比方说，是上帝用一小撮染色体将我们和猿猴区隔开来，这就喊做“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
为什么上帝要介进？是什么时候介进的？为何只有一小撮？为何这种“聪明”和我们的聪明奇异地相似，看起来有那么多缺陷？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知道会令人痛苦吗？
执迷于错误
表面上看来，这么顽固地坚持谎言是令人费解的：为何要用尽全力反对科学、否认事实，不考虑孩子的未来，对他们灌输信仰而非知识？
要回答并不轻易，因为答案包含众多因素。在某些情状下，是真诚却盲目的信仰低头顺服于传统；另一些情状下，是公然的愚蠢演变成暴力，是强者面对弱者产生掌权的欲看，甚至在大多数教派里，是喜欢膜拜颂赞的习气，或是有计划的算计和诈取，或是性特权的行使等，理由不一而足。
还有一种元素对我们来说非常难以辨识。那是某种暧昧、难以定义的东西，一种对于错误与黑暗的狂热。这种狂热曾经拦截了启蒙时代的往路，是一种不计一切反对知识演进的意志，一种对于退化、对于精神停滞的神往。这种黑暗意志潜伏在我们躁动的深处，潜躲在我们的不确定感里，以及我们经不起挑拨的罪责感里。我们的内在深处，是为哄骗的种子预备好的一片土壤，让它发芽茁壮，直到生出妄图。
它仰赖的是诸如以下这些无人能解的问题：“你从没问过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吗？你在人世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你来到这世上的任务是什么吗？不知道？那么，听好了，我接下来对你说的话，你会受用一辈子。”
当原教旨主义以激进的面貌出现，诚如我们今天某些宗教传统的情状，也可能变成犯罪。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由于他们无法合理化这些错误来说服全世界——因为他们的错误和谎言违犯了真正的教诲，更违反了常识——则动用武力强迫别人接受其谎言是必然的结果。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甜冒令全国人民身体和灵魂毁于一旦的风险。有些看察家称这种情状为“空头理论式的疯狂”（folie doctrinaire）。在过往一个又一个的世纪里，它留下了几百个这样的宗教狂热组织。
但是这一切并未结束。2006年1月，喀布尔的一名女教师被杀害了，因为她想让一群小女孩受教诲。过往，为教诲牺牲奉献的女性只不过被毒打一顿，但这名女教师被毒打致死。
我们轻易称心于现有的词汇，这里也不例外。当我们说出“空头理论”和“宗教狂热”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阐明什么。也许，在为别人贴标签和定罪之前，我们得先往自己的内在觅觅，进进我们的曲径，深进我们的黑暗。我们会在那里遇见一些极端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对于错误的爱好，而它又多少带点传教士式的、暴力的倾向。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有想说服别人的欲看。
为了保护自己，尽早警觉到随时会反扑我们的心理失常，我们需要不厌其烦地经常提醒自己，暴力可以用错误的尺度来衡量。换句话说，我们越是肯定一个错误或谎言，我们说话就越大声，仿佛只因为那些倾听的人对我们的信条不肯照单全收，就得把他们聪明的耳朵震聋。同时，我们也会用更大的力气往进攻，仿佛只因为无法争取到对方认同，就必须把他杀了。
无知会咆啸，无知会谋杀。暴力正是我们最常用来辨认无知的表现。
因此，让我们镇静一点，放低音量说话。
的确，以匕首和手榴弹逼迫他人接受古老的教义，固然令人反感，但我们也不该因此贬抑这些宗教文献，因为主张和平的信徒能够据此秉持他们的信心，在这些文献里找到支持其生活方式的例子、参照、格言与美。再者，因为那些不信赖世上万物是神所发明的人，那些眼见为凭、认为我们不过是一个物质性瞬间的人，那些认为我们是经过几十亿年漫长岁月演化而来、漫长到我们的精神都难以承载的人，那些发现物质会在我们称为各种阶段、缓慢适应的过程当中自然生成的人，他们可以透过研读这些人类知识的重要文献，来探索我们名之为“神圣”的领域。究竟，至少从主看的角度而言，我们无法否认神圣领域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赫士(6)曾说神学可以被视为奇幻文学的一部分，尽管语调平板，有时却很有趣。
神学当然不是一种科学，既然神学的对象是如此远不可及，而且从本质上是无法证实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说，神学是一种知识。一种关于虚无，关于我们期看将空洞之处填满的知识，一种终究是关于我们的知识。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熟知神学的人，知道关于无知的一切。
无知的时空背景
在此我想透过一段个人经历，来阐明这种博学的无知。我曾为法国的电视台写过一个剧本，后来改编成剧作演出，剧名为《瓦拉多利德论战》（La Controverse de Valladolid）。这出戏试图还原1550年发生在西班牙当时的首都瓦拉多利德的一场争论。敌对的双方，一边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名喊席涅斯·德·塞浦韦达（Ginés de Sepúlveda），在当时也是一名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并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翻译成中世纪西班牙语；另一边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o de Las Casas），是西班牙多明我会的僧侣，曾在美洲担任某个教区的主教（确切来说，位于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也就是今天“副司令马科斯”(7)所在的那片土地），后来成为义无反顾的美洲印第安人捍卫者。
论战所围绕的问题——它在当时已经吵了二、三十年——并非新大陆的原住民是否有灵魂，而是他们的灵魂是否和我们的是同一种灵魂，是否拥有同样的质量，都能因为耶稣的血而得到救赎，都能被许诺得到永生。塞浦韦达从亚里士多德的脉络断言，人类之间本来就存在自然的差异，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隶”。在他的眼里，这种天生的、质量上的差异，足以阐明印第安人凶悍的态度、杀人献祭的行径与其
“野蛮”，以及《福音书》上任何线索都无法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找到之事实。他说，上帝的王国不需要他们。
如此，西班牙人发动的那些战争，那些摆明的掠夺战争和殖民战争，在他眼里都变成正当、甚至必要的了。这是上帝认可的正义之战。这场战争可以讨上帝欢欣。战争不只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
相反的，拉斯卡萨斯凭着他在墨西哥担任主教的多年体会（塞浦韦达是个从未越过海洋的学究），坚持印第安人和我们一模一样，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有如耶稣的弟兄，我们必须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地对待他们。他坚称自己在基督教的文献里找到了这个真相，特别是在关于圣保罗的部分，并且拍胸脯保证：亚里士多德不过是个异教徒，在地狱里遭受火烤。“永别了，亚里士多德！”他吶喊道。
当我从阅读双方的作品展开工作时，立刻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心理问题。今天的我们，理所当然会宁可站在拉斯卡萨斯这一边，但我心里也很明白，我不能把塞浦韦达写成一个通俗剧里的坏蛋。我必须回到他的时代，尽可能从他的立场，为他写出最好的论证。
因为，若是我怀着恶意讨论塞浦韦达，我就和塞浦韦达讨论印第安人的时候一样：怀着藐视。
我很快就想到，那是1550年，敌对双方都生活在一个物理学和人类的科学知识仍处于“童年阶段”的时代。特别是在争辩灵魂质量这个问题，以及种族之间可能的差异时，他们对于我们今天称为“人类”的这个物种，只有模糊的概念。十六世纪最“学术”的医学书籍，不论是帕拉塞尔斯（曾针对新世界的原住民问题大发议论，虽然他对于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或是安布鲁瓦兹·帕雷（法国国王的外科医师）写的，里头都写满了被信以为真的故事，例如女人生出了癞蛤蟆和蜥蜴，甚至还移出希罗多德(8)说尼罗河畔的妓女曾经与鳄鱼交欢而受孕。
在1550年，还没有任何论据可以对这些连篇的鬼话提出正式的反驳。欧洲还要再等两个世纪，才会在十八世纪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us）(9)，以及追随他的生物分类学家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出现“物种”这个看念，才知道一群生物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然地繁衍后代。
因此，把十六世纪的基督徒当成无知者，或指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是很荒谬的事。在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实验的情状下（一个半世纪后，有个非常固执的法国人瑞欧莫(10)，以漫长又灾难性的实验为代价，白费无功地想配对出公兔和母鸡的后代），瓦拉多利德的敌对双方就像许多人一样，只能以当时的知识条件尽量而为。跟他们谈“物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更别提“种族”了。直到今天，后面这个词可能都还找不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科学定义。
若我再弥补阐明，那场论战的所有参与者，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全都一律信仰上帝（这种情状显然和今天完全不同），我们就会明白过往是多么地难以接近、难以理解——假如我们不擅自篡改过往、简化过往的话。由于过往不再能为自己辩白，我们难免会受到诱惑往制造破坏、强暴过往，把过往当作一副面具、一个传声筒，忘了我们自己也即将成为过往的一部分，然后轮到我们被回收，遭到背叛，被遗忘。
假如这些过往彼此进攻的伟人，像变魔术一样来到今天的社会，假如他们此刻出现在我们当中，并得知我们在生物学、民族学、物理学上的一切发现，假如我们可以一起聊谈天，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终会接受我们的理由，从而修正他们的推断，连不服输的塞浦韦达也一样，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愚钝之人。
单凭这一点，他们应该就会站在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的对立面，反对那些可以知道、却拒绝知道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这种无知者为“博学的无知”，它无疑是最顽抗、也最危急的无知。自认为是唯一真知的无知。别忘了，塔利班自称为神学士，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生”。这群学生学到的东西，让他们往没收乐器，加以捣毁，有时还把乐器的残骸埋起来，然后在这些诡异的乐器坟冢旁边，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庆典。
只有少数的古老传统，反对这种拒绝知识的宗教狂热，其中之一就是佛教所代表的立场。这或许阐明了，为什么在这个疲于应付基本教义派的世界上，佛教可以一醒世人耳目。一方面，因为佛教告诫我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无常是基本看念，再也没有比宣称永恒不变的真理更枉然的事。那只是一种幻觉，或是一种哄骗罢了。
同时，佛教是一种教诲工具，不只教授佛教的教义和历史，而是与知识相关的一切。“假如当代科学发现了任何与我们的经文相违犯的定理，我们应该修改的是我们的经文。”这就是基本教义派的对立面。它是在这条饱受炸弹和怒吼残害的道路上，令人静静微笑的一次短暂休憩。
从博学者的高傲，到研究人员的谦逊
最后我想讨论的是，科学知识也曾有段时间被奉为教条，并且到处强迫推销灾难性的错误。这些错误经常与某个主导性的思想密不可分，例如唯物辩证法，同时也与当时的想法有关。于是我们看到，从名副其实的科学实验出现的历史时刻起，也就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科学为了奠定自己的地位，便需要某种世界的体系。否则，科学是无法运作的。
大部分的时候，世界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被显现在一张对某些人而言仍具有神圣性的设计图上。这样的世界，存在着一种秩序，同时也有一种意图，尽管后者并不明显。如同笛卡儿与其他思想家所说的，世界臣服于某些法则，发现这些法则是重要的。造物主邀请我们加进一场猜谜游戏，而我们必须在过程当中找到游戏规则。
是否存在一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最高法则，连上帝都必须遵守、不能作弊？
这个问题被白费地争论着，没有结果。今天，提问的方式变了：混沌是不是一种隐密的秩序？众所期待的这种“包山包海的理论”，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正是这种想要把握总体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新知识。人自认是以他称之为客看性的态度在看察和分析这个世界。他与世界分别，他与世界有别，他以自认为冷漠就是严谨的态度在研究这个世界。新的传统于焉形成，一边是世界，另一边是在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当中获得世界知识的人。
这种延续了三个世纪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在科学或其他领域，都引发了不少争论、排挤、咒骂和错误。科学从诞生起，就在不停地犯错和自我修正。今天的科学依然如此。
不过，整个二十世纪，科学其实有了深刻的改变。至少，科学在试图改变。科学不只在各个领域的发现数量倍增，在向外扩大到某个程度后，也必然转向质疑科学自身。首先，科学已经不再肯定世界是按照一张精致的设计图规划好的，甚至连进行相关实验都不必。曾经支撑着宗教信仰的这个看念，早已被推翻、放弃。偶然性、紊乱，甚至混沌这些看念，如今都成为科学语言的一部分。研究工作不再执着于决定性的定理，游戏规则变得模糊不清，牵强坚持着最后一点严厉的准则。
今天的科学承认世界上有它陌生的事物、矛盾的现象，并提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重力是如何既在宇宙间、又在地球上与准则模型的另外三种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和电磁力）同时作用，但后者又似乎与重力不相容？它甚至钻进无限小的层面，承认一种“不确定性原理”，六十年来让许多物理学家争相投进研究。
“科学家”不再是相较于“无知者”（那些不知道或尚未知道的人）的博学者（那些知道的人），现在他们比较期看被称为“研究人员”。他们逐渐承认人不是世界的尺度。他们坦然接受自己的无知，甚至尽可能往精准定义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东西。知识史上头一遭，科学家不太谈论“科学的真理”了，而偏好“专家一致认为”或是“看察结果展示”这种谨慎得多的陈述。
此外，我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看察者不再能说自己是中立的，他无法自外于自己的体会。一切再清楚不过：他无法再与他所看察、改变、诠释的对象分别。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看念，喊做“不可分割性”（inséparabilité） ，接近佛家所说的“缘起”。知识变得越形复杂而难以阐明，也变得越来越柔软，不再那么一板一眼，有些人甚至把它变得更富有梦想、更有亲和力，同时也更难划定边界。究竟，当所有事物都彼此牵连，有什么理由只选取其中之一做专门研究？
还有人告诉我们，宇宙是多重的、互相堆栈的，就像不断增生的泡沫，有好几个维度平行并存，而我们感知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所见、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层的世界。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当下，正以其他的形式存在。我还有其他亿万种存在的形式。我要如何认出自己呢？
同样的，假如今天的科学语言能够反映这个世界的难以测定，这种不确定性的知识要如何传递呢？如何妥善、普及这种知识呢？
令人好奇的是，当那些宗旨怪异的教派四处林立、壮大——例如几年前在圣地亚哥，一群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男人，为了搭乘彗星的尾巴奔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集体阉割和自杀；或是一群自称是宗教团体的人，不准女人在生病时接受治疗，或是祈求上帝杀死他们的邻人，而后者胡言乱语、疯狂的程度和他们也不相上下——正是在这种时候，科学以极端科学的方法，舍弃了某些古老的科学信心，突然变得更犹豫不决、更天马行空、更有人味了。
是它，科学，这个诞生自我们的求知欲（从辨认善与恶出发）、典型的异端，有方法、有能量、有毅力地向这个世界的迷思进行进攻，尽管过程中不免让一些求知者成为科学的烈士。它也提供了我们宽容和开放的视野，以及讨论的土壤。
说真的，我们本来对于科学没什么期待。我们很有理由担心，在科学主义挥舞的大旗之下，科学会像十九世纪末时那样有如一座永远攻不破的堡垒，将自己锁在栅栏里，不接受任何访客、任何指责、任何离经叛道，一心只想取得最高的权力。
换句话说，我们怀疑科学会否变成下一个停滞、阻碍、强硬又保守的宗教，注定凝聚在某个剎那，从此和世界永恒的运动失往接触。
幸好，它完全没有变成这副模样。科学运动获救了，因为它知道质疑自己；它曾经出过差错，因此必须尽量弥补它的错误。知识被无知挽救了。
但我们别急着庆贺胜利，因为上个世纪纵然是科学发现的大丰收，却也是把一卷又一卷的书丢进火堆、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焚尸炉和死亡集中营的世纪。它是光明的，也是黑暗的世纪。从未有任何一个世纪带来那么多的启发，也从未有一个世纪隐瞒那么多的秘密，制造那么多的谎言，带来那么大规模的破坏。我们也知道，从1945年的某一天起，纯粹技术性的知识可以导向大残杀。这是旧时代的无知难以想象的。
无知的危急，现在又添上了知识的危急。本来，知识就不是为了强固我们，或消除我们对存在的忧愁而生的。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通过知识的考验，保护好奇的目光，无论我们看到什么。
是的，知识当然重要。它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而当代知识主要来自科学。没有人能够逃离科学知识。但是我们也必须平衡、调和科学知识，透过无知软化它，甚至与它相辅相成。
我们不是一定要奋力对抗无知的倾向。假如我们接受无知像一位家庭成员，假如我们承认它而不是埋怨它，假如它口渴，我们就喂它饮水，假如我们握着它的手，假如我们清静地跟它说话，而不是高傲地转身而往，我们所追觅的知识就可以更有免疫力对抗新的硬化症，反抗新的封闭。
无知有助于我们的平衡。知识正是因为与无知、天真打交道，甚至还有时时刻刻都在嘲笑知识、矮化知识、把知识当成丑闻的愚蠢，才能保护知识的活力。同样的，多亏了愚行，智性才能保持清醒。
我不是说要把无知当成花钱包养的交际花来侍候。说到底，无知很可能令我们付出浩大的代价。
我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无知一直都在。知识的工作，因为对于无知的明了而展开。
残缺的黛安娜
夏季的某一天，沙滩上一间经常满座的高雅酒吧里，有个年轻女子拄着两根拐杖缓步前进。一名侍者推着一张轮椅走向她，我坐在距离三米的地方看着。年轻女子笑着谢过那位侍者，开始凭自己的力量坐到那张轮椅上。
她大约三十岁，有一张漂亮的脸庞。她的双腿没有任何变形，也没有装上任何义肢，但看起来完全无法使力。那双腿似乎是残废了。女人将双臂靠在轮椅的扶手上后坐下，接着用双手探索着两条腿，然后移动它们，让脚踩在踏板上。一脚踩稳了，再换另一只脚。每条腿可能各花一分钟的时间。
她确认了一下轮椅的机械性能（那是用一个小马达驱动的），先剎住一个轮子原地转弯，然后慢慢地离开。
她全心投进自己的动作中。这个残缺的女人，有半个身体断然拒绝参与她的生活，仍然找到了行动的逻辑和方法。对她来说，知识和无知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她知道许多我无从得知、可能想都想不到的事。
比起远方健美的、肌肉隆起的救生员，在她柔弱又看似无行为能力的外表底下，她其实更强壮，更协调，也更有力。
(1)方济各（François d'Assise，1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的传教士，后世封他为动物、商会、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2)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思想家、数学家暨科学家，对于计算器的发明、机率论、流体力学都有过奉献，晚年因宗教经历而转向哲学和神学的写作。
(3)勒叙厄（Eustache Lesueur，1617～1655），法国巴洛克时期画家暨设计师，有“法国的拉斐尔”之称。这里提到的画，是勒叙厄于1649年绘制的《圣保罗在以弗所的布道》（La Prédication de Saint Paul à Éphèse）。
(4)埃拉托斯特尼（Ératosthène，276 BC～194 BC），古希腊数学家，也是天文和地理学家，主要奉献是设计了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
(5)拉斯科（Lascaux）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是分别位于法国中部和西班牙北边的洞穴，两处的岩壁上都被发现绘有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壁画。
(6)豪尔赫·刘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1899～1986），阿根廷作家暨诗人，也是熟知德、法、英和古英语等多种语言的翻译家。
(7)副司令马科斯（sous-commandant Marcos），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EZLN）的发言人，带领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成功反抗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当地的破坏。
(8)希罗多德（Hérodote，484 BC～425 BC），古希腊作家，他将自己在马其顿、埃及、叙利亚、意大利等地的见闻写成数十万言的《历史》，被西塞罗誉为西方“历史之父”。
(9)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也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其奉献不仅限于科学领域，鲁索、歌德、史特林堡等人都曾表达受到他的影响。
(10)雷奈·瑞欧莫（René Réaumur，1638～1757），法国科学家，奉献包括昆虫学、动物行为科学，以及炼钢、冶金和温度测量。
第十四章 遵照您的指示往死
面对恐惧分子的自杀进攻，最困难的莫过于承认那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一个英国穆斯林青年，在星期日打完板球之后，隔天搭上一班开往伦敦的列车，然后在一个公共场所引爆身上的炸药，同时期看把几个他不熟悉的英国人也一起炸死。而这名青年，是一个正常人。
我们把他当成怪物和疯子。我们错了。他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弟兄。假如我们不想舍弃人道主义和人类这些看念，再次落进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将他清除在外，然后说他不属于我们。
这名青年基于某种原因加进组织，并且被极有效率地灌输思想。他的起步，和1930年代纳粹党的青年干部没什么不同。他的生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某个理念赢得胜利，即使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自己的死亡，或是别人的死亡。他已经立下誓言。他的体内住着一个异端分子，以及一个教派分子。他看不见也听不到教派之外的世界，令他感到最果敢的是他自身的毁灭。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信仰。
这种义无反顾的认同，使他遗忘了自己玻璃般的本质，或者说，使他反过来接受它，甚至利用它。他要足够运用这些组成身体的原料。他知道，粉碎自己就可以粉碎别人。他们和他是一样的肉身。
在这一长串受人指使的杀手名单中，他不是第一位。夏多布里昂早就写过一批舍生忘死的谋反者：“最高领导阶层是一群看不见的人，置身于外界无法渗透的秘密集会所中。他们从这个圣殿中的圣殿指派低阶的烧炭党人赴死，保证这些人死后会有人为他们的牺牲哀恸欲绝，还会有一座经常有人往探访的墓。”
然而，尽管他们造成的死亡似乎无法挽回，至少他们是为了捍卫某个政治理念，某个国家，某个意识形态。他们是为了某种主张而死，而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就这名英国穆斯林青年的情状来说，他是为了什么而死呢？有人告诉他吗？他知道为什么吗？他表现得像是自己决定往死，可能的话，顺便夺走几条性命。死亡是他自己的抉择，但他是抱着什么样的期看、以什么样的目的抉择了死亡？
他赴死的姿态是超然一切的。他死在生命的高峰。当一个人找到他的明确目的、他的凝聚力，以及他全部力量的这一刻，他将自己炸成四散的碎片，像个陶瓷花瓶一样。他的道路引领他走到这里。他在自我感觉最强大的时刻自我毁灭。或许正是为了毁灭自己，他才需要这么强大的力量。
人们告诉他，他不会感到痛苦。这是真的，他不会有时间痛苦。在这一剎那，他被撕裂的神经系统不会有任何知觉。也许他期待着那为信徒开启的天堂大门，天堂里流淌着令人喜悦的河流。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我还是很怀疑。我不觉得人在临死前一刻满脑子想的会是永恒。这些年轻的男女并不愚蠢。他们一般来说都受过足够的教诲，不至于信赖那些古老的传说，那些升天之后可以永远喜乐的谬论。况且，他们也不像是带着交换条件往执行任务的。他们不像那种人。唯一肯定的是，他们的心中有恨，而且是无区别的恨。他们有时没有任何清楚的进攻目的，例如在马德里和伦敦的事件。他们甚至带走其他信徒的性命，但这都不重要。他们想自杀，就付诸行动了。
参孙，第一位神风特攻队队员
这股他们秘密地躲在心底已久、燃烧着他们的恨意，显然是一部继续运作的马达。它就像炭火，让他们记取的所有教训越烧越烈。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助这种恨，表现出那种崇高的姿态，那种傲视一切阐明、一切推断的姿态。一名练习有素、身上背着爆裂物的青年，在某个地铁站出口或某个火车站立定不动。他环视周遭，拉动一条绳索，然后就完全从这是世界上消失，一点人的痕迹也不剩。他很清楚，只消一次小爆炸，他便将在散落四处、血肉模糊的碎块当中死往。
波利厄克特，这位决绝的殉道者，醉心于死亡的人，并没有抱着自己死往就可以毁灭异教徒的妄想。至少高乃依笔下的波利厄克特是如此。事实上，他也办不到。他只能损坏异教徒的祭坛，以及他们的偶像。
当代的自杀进攻必须有炸药，波利厄克特当然无法取得这种当时还不存在的东西，更不用说制造与使用炸药的知识。但自杀进攻的看念是古老的。这一点，只需要举参孙为例，就足以证实。参孙可说是已知最早的敢死队队员。他推倒神庙的柱子，让他的敌人——为数众多的非利士人——和自己同回于尽。这起谋杀进攻事件被所有人（可能除了非利士人之外）视为一种高度勇猛的行为。他成了后人的表率。
这种姿态，这种被大多数的人类传统所鼓励、美化的牺牲，的确经常附带着英雄色彩的一面。英雄自知他终将战败，死亡也无可逆转，但他要在消亡的过程中尽可能杀死更多的人。他消亡了“敌人”。我们对他的仰慕来自于他的大开杀戒。
“帝国卫队宁死不屈。”康布隆将军(1)布满传奇性的这句话（同时也是一段谣言，因为康布隆将军自己后来承认他不可能这样宣称，“究竟我没死，而且还投降了。”），恰巧阐明了这种奔向自我毁灭的感受，这最终的失看时刻。这一刻，一名战士知道自己已经逼近毁灭，他要拉着他的敌人，有时候还包括他的朋友、他的女人、他的仆人——很可能有一天会包括全人类——一起陪葬。
在所有民族的历史里，都可以找到这些伟大军人的例子。他们深知自己即将战死沙场，因此更加勇猛冲锋陷阵，在结束生命之前尽可能多杀几个人。我们可以在英雄主义漫长的历史里——战斗的英雄主义史，因此也是杀人的英雄主义史——遭遇这些不论是对政治道德或新闻道德来说，都与自杀进攻一样令人发指的情节。但我们依旧把它记载为军队的荣耀事迹，写进我们的教科书里，共同追忆这些谋杀者。而我们的“敌人”所写的那些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书籍），追忆着其他的谋杀者，未来也将陆续追忆。
铁丝网的这一边被当成谋杀者，在另一边就是“烈士”。
我们习惯使用“神风特攻队”（kamikaze）这个词，来指称这些进攻事件的主谋。这个词并不妥当。的确，从1944年开始，当美国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时，在硫磺岛、冲绳，以及其他许多岛屿，以令美军震动的方式进行疯狂而顽强的反抗。每一名日本士兵似乎都有战死的决心，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接到宁可自杀、不可投降的谕令。
许多人都服从了，不论士兵或岛上的居民。当时的战地记者还拍摄到手无寸铁的男人和女人，从悬崖高处往下跳的恐惧画面。
这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例子。然而，这并非日本所独有。公元73年，马萨达（Massada）的犹太反抗者在精疲力尽的劣势之下，宁可带着女人和孩子集体自杀，也不情愿向罗马的侵略者投降，使得围城数个月之久的罗马人，最后在城墙内的堡垒里只找到一堆尸体。
至于日本的神风特攻队，那些自杀飞机的驾驶员全都是军人，全都服从了命令。自从他们最后的书信出版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并非满腔热血地往执行命令。事实与此相往甚远。他们是在不可能说不的情状下赴死，和死刑犯没什么两样，在写完最后一封给母亲的信后，双眼含着泪水奔赴已经注定的死亡。他们当中有3000人阵亡，大部分没有命中目的。
日本军人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行动。我们知道，这种致命的反抗方式，令盟军担心进军日本本土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因此让美国的掌权者决定使用核子武器。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是如此恐惧，使得在此之后，同样的毁灭未曾被复制过。假如说今天的人肉炸弹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普通性。人肉炸弹带来的死亡，是因为无能而显得可怕。
独裁的权力总是盲目或是近乎盲目地展开进攻。除了权力最大、也最饱受威逼的最高领导之外，绝不能让任何公民感觉安全无虞，以为天真无辜或是效忠领导就可以保护自己。这正是肃清的法则。一定要打击那些什么都不担心的人，那些措手不及的人，好让幸存者明白他们应该抖动。
我们看到，今天被称为国际恐惧分子的那些人，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行动。他们不再选定目的，而是随机进攻，因此揭露了我们的脆弱。他们玩弄这种脆弱，标上醒目的红色记号。地铁里，巴士上，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觉得自己安全的。权力和反权力互相模拟、互相平衡，最终建立起一种全面的惧怕。也许这就是明日世界的样貌。
罪与罚
在我的生命结束后，让我的死亡留下痕迹。捍卫我的形象。让我的形象吻合别人对我的说法。像一名勇士般地死在我的教派、我的祖国眼前。我已经开始想象，我的雕像手持一根长矛，或是一颗拔往插销的手榴弹。忘记我所杀害的敌人和我一样也是人，一群在另一个情状下，可能输血给我、把我救活的人。
同时忘记伟大的伊斯兰教神异主义传统，也是波斯诗人的传统（哈菲兹(2)、鲁米、萨迪(3)），这个传统将爱置于世界之上。那不是一种像西方世界那样有限的爱（恋人互相许诺自己是这世上唯一爱着对方的人），相反地，那种爱是无限的。因为爱某人，就是成为爱本身，就是爱所有其他人，就是爱一切的动物、树木、植物，就是在无爱的不可能性之中存在。
像这样一种爱的表达，我们如何眼睁睁看着它演变成恨？
忘记我是谁，忘记我从哪里来，宣称以伊斯兰教之名行动，同时放弃我的伊斯兰传统。
而且，千万不可独自离往。我离开之后的世界，必须变得令人活不下往。别在前往彼岸的时候，没有拉着其他人的手一起离开，即便那一、两个进进虚空的同伴，我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
当我们谈论自杀进攻时，假如只是把这些炸弹客当成抨击的对象，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官方说法当然必须拿他们当箭靶：“可恨，不可饶恕，格外恶劣无耻的罪行。”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 Mémoires d'outre-tombe）早已使用过这些词语：“就我所知，没有比恐惧分子更奴性、更可鄙、更柔弱、更狭隘的人了。”今天的自杀式恐惧主义，当时还全然陌生。这里，夏多布里昂斥责的是把死亡当作政治的解答，而这也是当时的掌权者加以惩罚的行为。那是“恐惧分子”这个词仍很年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4)可能是在谈到旺代省的叛乱(5)时，成为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
这些辱骂，我们尽管都懂，关于恐惧行动本身却什么也没说。这种行动烧毁了所有我们用来描述或分析的词语。因为这种死亡根本不在乎词语，不在乎正义，不在乎最正式的法规和最私密的约定，不在乎习惯性的情感交流，不在乎生活方式，不在乎家庭和朋友关系，不在乎我们投向他人的视线，反之亦然。
这种死亡是绝对的行动。自杀进攻同时是罪与罚。它既是一个人对自己最深的内在全神贯注时刻，又是碎裂四散的最终时刻。它是我们脆弱的明证，因为我们会在燃烧的空气中分解，但它也是这种脆弱和极端刚硬相互混杂的时刻。一个人同时成为牺牲品和牺牲的执行者——谁能提出更好的死法？他已经抵达一切忧愁、一切犹豫的终点了，就像一只宝贵的中国陶瓷花瓶，被展示在沙龙里最显眼的位置，一直饱受访客和舞者的威逼，然后有一天，终于，一个稍微伸懒腰的动作就把它摔碎了，还连带打破一个古董鼻烟盒和两个烟灰缸。至少，对瓷器的焦虑从此结束了，而沙龙女主人看到这些摔碎的宝贝，只说了这是一桩令人遗憾的意外。也许还会开除一名深色皮肤的女仆。
1994年12月24日，一架法国航空的飞机，在阿尔及尔机场遭到四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他们意图强迫机长将飞机开到巴黎上空，然后朝城市俯冲。也就是说，他们决定和他们的受害者一起死。然而，飞机因为一个技术环节无法起飞，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又不情愿解决，四人便开始杀害乘客，导致三名乘客因此丧生。谈判专家找来许多人，试图软化这些恐惧分子的立场，劝他们“理性”一点。谈判专家甚至把他们首领的母亲带到机场来，哭着对她的儿子喊话。她请求他，以他们所共有的、最神圣的事物之名，停止杀人，立刻投降。
没有用。那名年轻男人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回答他的母亲：“我很爱你，但是我更爱上帝。”他和其他三人陆续他们的行动，最后于隔天在马赛被一整队狙击手击毙。
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和我们有着同样构造的年轻男子，掏空了所有我们过往加诸“人”这个字的内容。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更真实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上帝更不真实的了。因此，这名凶手是把幻觉置于他对母亲的爱之上，就像波利厄克特把他的幻觉置于他对妻子宝琳的爱之上。然后，他以所谓的上帝之名谋杀。如何说他的态度是“正常”的呢？如何不把他当成一个怪物，一个异类？
如何在他身上辨认我们的面貌？
恐惧分子的教诲者
今天，当一名出生在英国并接受西方正规教诲的英国青年，来到巴基斯坦接受练习，从此成为一名杀手，我们都会好奇那里的导师跟他说了些什么。所有作家都梦想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因为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简洁有力、非常霸气，同时又绝对友善、可能还热情洋溢的文章，一篇能够把一条棉绳锻造成一根钢缆的文章，驱使这名青年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往死、往杀。
这名导师究竟对青年说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让无辜者在被带往围墙另一边的刑场之前，招供自己想象的罪行——施展的那套手段？
他对这群青年说的，是否是必须为最高利益牺牲一切？或者是，敌人正虎视眈眈等着他们露出破绽？还是说需要敌人的鲜血？
抑或是相反，他对他们说的是，这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也是上帝在人间的正式代理人所赐予的机会——让一个人不再是灰暗而无用的存在，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位殉道者，一名英雄，往后几个世纪的人会在回忆当中荣耀他们，而他们的坟墓（如同夏多布里昂所说的）会经常有人探访？
他如何跟他们讲解谋杀的行为？他会跟他们谈论杀人的愉悦，以及死亡的快乐吗？他会让他们传阅大量的经典文献——前面说过，我不太信赖这一点，但是对于某些天真的听众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手段——跟他们说天堂近了，他们获准进进天堂了，天堂已经预备要迎接这些用生命演好自己的人？跟他们说，没有什么比死后获准进进通往上帝的道路更幸福的事了？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德黑兰设有一个办理“烈士升天”的部门。死在战场上的青年，他们的家人会收到一张打上水印的官方证书，证实这家人的儿子已经上了天堂，有人为伴，衣食无缺。这些家庭还会收到一笔津贴。他们的痛苦会因此减轻吗？我怀疑。
至于那些未来恐惧分子的教诲者，我很想一睹那些有毒的文章，看看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情感作为支撑，如何成功让人信赖无法置信的东西，摧毁一个男人或女人内在的人类情感。毫无疑问，他们会诉诸服从，哪怕是屈从，他们会强化某种认同，会挖掘一股持久的恨，这种恨至少可以用来标示他们要打击的敌人。再加上所谓的物质考虑，一些补偿，发放给家人的一笔钱。你死了，你周遭的人会因你的死而活得更好。这些都有可能，但也毫无疑问都只是陪衬，就像天堂、所有福利、所有承诺给予的奖赏一样。重点还是行为本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年代，假如有一本我们必须一读再读的小说，那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Les Démons），讨论的正是沙皇统治的俄罗斯之下，一个恐惧主义团体的组成和存在的困难。每位成员都必须宣誓服从团体的命令，并且在年轻工程师基里洛夫的煽动下屈从于自杀的命令，假如有一天被下达这道命令的话。只要一名成员自尽，这个人就会成为整个团体所犯下所有谋杀案的代罪羔羊，为其他成员脱罪。
基里洛夫受过教诲，受到现代精神熏陶。他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纽约的钢铁桥梁令他赞颂不已，让他梦想在俄罗斯也能建造几座那样的桥梁。他的房间墙上还钉了一幅布鲁克林大桥的版画。这位团体看念的传播者、“自杀规则”的制订者，有一天接到了自杀的指令。他只剩二十四小时可以活。
隔天黄昏，另一位成员彼得来探看他，确认一切是否预备就绪，并确保基里洛夫不会在最后一刻躲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一刻延展成一个绝佳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年轻的工程师自顾自地说，看着人们陆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让他很震动，因为这个星球在他眼里不过是个谎言，大家却仍拼了命想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在失往耐性的彼得面前，他突然兴致高昂地谈起理论，讨论的问题显然与上帝有关。“上帝是必要的，”他说。“所以上帝必须存在。但我知道他不存在，他无法存在。”
而他必须自尽才能证实他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终极宣示，就是自杀。某种程度来说，他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命运的主宰，取得这名不可能存在的上帝的地位，而彼得——一个比他世故又庸俗得多的人——正是这样理解基里洛夫预备犯案的姿态。基里洛夫将成功地取代上帝。“一切意志皆回属于我。”他说，接着甚至弥补，“只有自杀能挽救全人类。”以及他想要臻至“至高无上的形式”。
在这场紊乱、重复、甚至令人不舒适的讨论里，基里洛夫的作为越来越明显是为了争取时间。彼得督促他快点行动，基里洛夫便要求写一封信。他要在信里向全世界诉说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愤懑。他拿来信纸和墨水（令人想到现代预备自杀之人拍摄的“交代遗言”影像），但是他无法专注，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想在信纸上方画“一张吐舌头的嘴巴”，以表达这个世界令他作呕。彼得费了一番唇舌才劝阻了他，一再提醒基里洛夫这套自杀的概念正是来自他本人，然后告诉他只需要简短记下自己是一切的主谋就好，特别是彼得前几天刚犯下的那桩谋杀案，受害者是个喊做沙托夫的人。
基里洛夫还想多争取些时间。他考虑着该拿这封遗书怎么办、该怎么写，突然间，他内在的脆弱在这张空白的纸上炸开了。这个场景的某些时刻，简直可以让巴斯特·基顿(6)或卓别林来演出。我们在笑闹剧的边缘。基里洛夫想咒骂那些在他死后还活得好好的掌权者，他探求着想找出一句难以抹灭的格言，像是“无自由，无平等，无博爱，毋宁死！”之类的，但他想到的每一句话都令他觉得不对劲。他涂了又涂，写了又写。
彼得对于写什么都没意见，前提是要快。那要怎么签名呢？基里洛夫试了几种之后，决定署名“俄罗斯的神学贵族，文明世界的公民”。
信终于写完了，名字也签好了。彼得松了一口气，但基里洛夫还没死。他真的会遵守誓言自杀吗？基里洛夫走进隔壁的房间，把门关上。彼得在外头等着。时间一分又一分缓慢地过往。门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告诉我们。作者一定是在想象中漫游许久之后，抉择了沉默。最后，彼得决定闯进那个阴暗的房间。他瞥见基里洛夫瑟缩在墙角的一件家具后头。突然间，基里洛夫爆出一阵吼喊，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杀了自己。
这场无用、凄惨的死亡，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状下发生——虽然整个场景的描述令人无法遗忘——每次重读却都让人激动不已，并联想到巴格达、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那些人肉炸弹。那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姿态。那是最后的姿态，而且不能失败。一生中最强烈的时刻，变成人类毁灭自己生命的时刻。即使是无神论者，这一刻也不可能不想到上帝。我完全拥有自主的权力，我被神性所布满。而且，我毁灭了自己，消除了自己。我带走了别人审判我、惩罚我的快乐。
和基里洛夫痛苦的孤独相反，当这种姿态成为公共的姿态，当它发生在伦敦的地铁里，我们知道，就像被压死的参孙，它势必激起其他人的欣赏，煽动狂热的模拟者。
痛骂他们是于事无补的，只会得到反效果，因为他们就像基里洛夫，憎恨并轻视那些只会谴责、欺侮他们的人。他们背离了大众。对他们来说，大众过的是一种错误和盲目的生活。他们必须唤醒大众，惊动大众。
就像在这本小说另一个场景里谈到的，杀人的罪行在过往被视为脱离常轨，却是今天唯一的解答、唯一可能的行动；它几乎变成一种道德义务，总而言之是一种骁勇、有益世人的行为。不用说，我们可以在今天巴基斯坦教授的死亡课程里，闻声这些句子的回音。
牺牲者的队伍
那些穿戴着黑衣与黑头巾的车臣年轻女性，由于合理的要求不被接受，于是抉择以在莫斯科的一间剧院里引爆自尽来威逼俄罗斯当局。关于此事，我们一直找不到词语往诉说(7)。这同时是一起对于无辜者（剧院看众）的集体谋杀事件，也是一种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的形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迟迟不愿明说。因为有所顾忌，因为熟悉不足，或是为了和官方说法意见一致，后者则因为政治责任而必须予以谴责。
这一次，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又因为这些年轻女性是凶手的一分子，我们感觉到某种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官方说法是在公开承认他们无能谈论这件事。
看着其中一名年轻女性的影像，看着她坐在看众席扶手椅上死往的样子，头向后仰，张着嘴，脸色苍白地裹在她黑色的头巾里，我突然想到《量罪记》里的依莎贝拉。她毫无疑问也可能这样杀死自己，让安哲鲁的权力陷进危机，宁可死亡，也不愿耻辱地活着。至于其他人的性命，即便是无辜者，那并不重要。从她决定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在乎别人的生命了。她很有可能就这样走进牺牲者的队伍。
在莎士比亚的这出戏里，当依莎贝拉到监狱探视克劳狄奥，得知克劳狄奥被逼近的死亡吓坏了，居然肯让自己的姐姐和安哲鲁同床共枕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她突然破口大骂起来。她似乎失往了理智，最凶猛的宗教狂热占据了她，用再难听的话来咒骂她的弟弟都不嫌过分：
O you beast!
O faithless coward! O dishonest wretch!
Wilt thou be made a man out of my vice?
Is't not a kind of incest, to take life
From thine own sister's shame?
Die, perish! Might but my bending down
Reprieve three from thy fate, it should proceed.
I'll pray a thousand prayers for thy death,
No word to save thee.
翻译如下：
呀，你这畜生！没有信心的懦夫！不知廉耻的恶人！你想靠着我的丑行而活命吗？为了苟延你自己的残喘，不惜让你的姐姐蒙污受辱，这不简直是败坏伦常吗？〔……〕你往死吧！即使我只须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你救赎出来，我也宁愿瞧着你死。我要用千万次的祈求求你快快死往，却不愿说半句话救你活命。
文学在这个高度上，超越了所有的新闻报导、所有的哲学分析。文学从更远的距离瞄准，也更精准地命中。文学变成了生命。假如我们懂得往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同伴，有时可以让我们学会诉说发生在身边的事物，那些如鲠在喉、无以名之的东西。
甲壳上的裂痕
我为电影和剧场写了许多年的戏，许多所谓的“虚构”场景，想象中的男男女女在当中以言词、动作迎击他们预料不到的事件。这些场景若是要栩栩如生，我认为最重要的，似乎是进进人物的内在，挖掘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这些角色与我共有的一块寸土。
我们把这块共通的寸土喊做“脆弱性”。它是甲壳上的那道裂缝，我们最轻易受伤、也伤得最重的部位。它是一个布满不确定性、令人为之震颤的地带，一个平时绝对不能触碰的敏锐点（但所有虚构故事都是非日常的，非习惯性的）；它是故事里的人物——有时让我们觉得很远远，某些时候又感觉非常相近——在等待着不幸的际碰到来、甚至主动挑起降临他们身上的厄运时，所展现的人性的一面。
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真正地与角色相遇，我们才彼此相认。也只有在这点上（当然是就成功的案例而言），我们的角色紧紧攫住我们，仿佛他们突然间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抵达那个平时被掩蔽的境域，令戏剧的所有虚构成分都消失，所有保护措施都被撤除。
一旦我们无法找到这片确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神异区域，我们就仍停留在歌舞剧或通俗剧那种简化的层次，只是在肤浅的表层上操弄木偶，笔下的男男女女都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以至于再次被化约成一种潦草的描写，一种幻象。
当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欣赏巴尔扎克，曾把《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翻译成俄文，并在这位大人物于1844年路过圣彼得堡时，尝试与他取得联系，惋惜没有成功）转身辞别占往他年轻时代十年光阴的初期作品后，他写下了《高老头》（Le Père Goriot），开启“人间喜剧”系列。从这里开始，他突然潜进其笔下人物的秘密里，再毫不犹豫给予见血的一击。他紧盯着弱点。他抵达最深处。他赋予每个人物一道阴影，一种危急，即便是伏脱冷(8)亦然。他也赋予他们才智，它是忧愁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可以说，巴尔扎克仿佛推开了某扇神异的门，他的文学手法从此变得无限宽广。一道光指引着他，他的天才握着他的手书写。
就像莎士比亚化身为依莎贝拉，透过这名极度狂热的年轻女子的嘴巴说话，同样地，巴尔扎克虽然没有孩子，却在三十三岁之年，写下一名老父亲对女儿的疯狂之爱，写出他的姿态、用词和口音，以至于巴尔扎克之后没有任何作家敢在类似的人物上试身手。
他仿佛如鱼得水般地沉浸在意外和矛盾里，在黑话、紊乱与自创，以及片断的语言里，在丧失真实感的细节里，偏偏真相就是从这里浮现的。当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坐着敞篷马车经过香榭丽舍大道时，高老头虽然在现场，却不敢被人认出来，因不想让女儿觉得羞耻而没有上前打招唤。高老头为了女儿花光家产、一贫如洗，还说他情愿做“她们膝下的一条狗”。
当我们触及脆弱的区块，会发现某种残暴、不留余地的东西，但这也是让我们熟悉自己的一个机会。过于雄壮坚固的英雄人物看起来总是很希奇，感觉少了些什么。脆弱比起强壮更能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强壮只是一种表象。就像纳粹在纽伦堡的盛大阅兵场面，历史终会将之驱散。
在由埃德蒙·罗斯丹的原始剧本改编、让—保罗·拉佩纽执导的电影《大鼻子情圣》（ Cyrano de Bergerac）里，使杰拉尔·德帕迪约大获成功的，就是一种惧怕、近乎可耻的抖动(9)。他身为演员，拥有宛如纪念碑般的雄伟身形，又能从体内发出一种细腻温存的声音，在第一眼看到剧本时，就感受到西哈诺这个角色的真实性、甚至真正的雄性所在。那并非西哈诺的自吹自擂，也不是他作为剑客的勇猛事迹，或是他诗兴大发的才华，而是他的悲伤，他对于丑陋的意识，对于爱的惧怕。
因此，德帕迪约有时候以近乎喃喃自语、而非大吼大喊的方式，往演出这个角色。就这样，透过单纯的音调转变，透过驼背的身影，透过低垂的目光，他把话说给全世界不被爱的人听。
《大鼻子情圣》是两位主角直到故事结束，都还是处男处女的一部剧本与一部电影。他们被生命放弃，被自己的冒险打败。女主角罗克珊急急忙忙地嫁给情郎克里斯蒂，克里斯蒂却在婚礼当天离她而往。他被征召上战场，后来就战死了。至于西哈诺，他从未有过女人，这是他自己说的。对他而言，他的最后行动无非是一场缓慢的死亡之舞：当他像平日一样赶往罗克珊所在的修道院赴约时，途中遭到进攻而身负重伤。一天结束了，树叶飘落了，说话的声音慢慢微弱。罗克珊才发现，那个写情书给她的男人，那个真正爱着她的男人，一直在她的身旁，此刻正在死往。
“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美国的看众会这样说。在他们那里，所谓“类型电影”中的情感表现仍非常公式化，只遵守简单的规则，然后不知疲惫地一再重复。这是一个没有床戏、爱情没有获得报偿、没有人得到一丁点荣耀（西哈诺一样挤身败者之列）的故事，但是在演员正确的诠释下，尽管剧作家的文笔过于雕琢，我们仍可以在故事里每一个挫折生命的际遇，每一次紊乱的心跳当中，认出我们自己。
胜者为王的英雄主义拉开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因为宝座上不会有两个人的位子，但我们共有的脆弱将我们彼此拉近。因此，脆弱可以成为最丰沛、最可贵的情感泉源。它是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礼物，是我们面对他人的脆弱时心生的一份尊重，并在其中认清我们自己的脆弱。
同样地，在西方世界仍对之很陌生的印度巨幅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坚阵（Yudishthira）这位无可挑剔的王者模范、甚至被指明是“理想的君主”——对他来说这是个无价的头衔——在最血腥的战争里，在经历过说谎、感受过惧怕与厌恶之后，一股惊惶和愤怒的情绪沉没了他，吓坏周遭所有人。他发抖，他吼喊，他怒骂弟弟有修（Arjuna）迟迟无法结束这场战争。这位“世界上最正直的人”，甚至期看这个完美的弟弟从未出生，期看他们的母亲孔悌（Kunti）在怀胎五个月时就流产了。所有无法想象从他口中吐出的话，都在众人面前说了出来、吼了出来。史诗的作者觉得有必要写到这么绝。一个人只有在瓦解时才成为自己。
同理，只有当有修在同样怒不可遏的情状下，宣称要于战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割断坚阵的喉咙——使后者遭受最残暴的死亡威逼，亦即被自己的弟弟杀害——他才能成为人，成为我们的同类，才深深地触动我们。这段显现其怯懦、失往理智、全然的惧怕、所有优点荡然无存的转换，揭露出他的欠缺，使我们认清他并非真正的君王。
自杀比死亡轻易
某个天气很糟的日子，我坐在一辆巴士里。这辆巴士沿着巴黎的亨利—莫尼叶路往南边走，再接到圣乔治路。我的对面，有两个女人坐在一起。一个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金发碧眼，戴着耳机，称得上是美女。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另一个女人，戴着眼镜，盘着发髻，年纪比较大。但就我默默听着她们交谈所理解的，她不是较年轻女子的母亲。
比较年轻的那个，目光不知看向哪里，慢慢说道：
“自杀太轻易了。你知道的，小姐，她吞下药丸，心绪清静，很确定会有人来救她，而且她还有她养的狗。可是我呢，假如我试图自杀，然后躺平不动，谁会来把我摇醒？谁？”
较年长的女人认真听着，最后只简短地回答她：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坐在对面的我，专注于偶然在我眼前盛开的真理，一边想到基里洛夫，想到依莎贝拉。我听着那个年轻女子轻松地说着自杀是轻易的。的确是，但死亡就比较难了。
(1)康布隆（Pierre Combronne，1770～1842），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将军，文中引用的这句名言，据说是他在滑铁卢战争末期，带领拿破仑的近卫队攻打英军前所说的话。
(2)哈菲兹（Hafez，1315～1390），有“诗人的诗人”之称的波斯诗人，诗作被认为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但又表现出反对教条、追求自由的精神。许多文人和思想家如歌德、普希金、黑格尔、尼摘、恩格斯等，都赞誉过哈菲兹。
(3)萨迪（Saadi，1210～1291），中世纪波斯诗人，因写实功力和社会思想而闻名，雨果、普鲁斯特等文学家都曾受其影响。
(4)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受到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主张直接民主、捍卫穷人权益、破除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又在领导雅各宾专政恐惧统治期间残杀政敌而备受争议。
(5)“旺代叛乱”或“旺代战争”，是1793年在法国北方旺代省（Vendée），由农民因反对征兵令而发起，并获得保王党军队支持的叛乱行动，最后共和国军队以大规模的平民残杀，平定了这起事件。
(6)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电影演员、编剧暨导演，是个“在镜头前从来不笑”的冷面笑匠，与卓别林并列默片时代的重要人物，也是动作喜剧电影的开创者。
(7)这里指的是2002年发生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逾40名车臣共和国武装分子闯进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大楼剧院，挟持850多名人质，要求俄国军队撤出车臣。最后俄国军警施放化学气体迷醉剧院内的所有人，击毙现场的39名车臣武装分子，但也导致129名人质中毒身亡。
(8)伏脱冷（Vautrin），《高老头》里的一名神异的中年男子，原为越狱囚犯，后改头换面成为一名商人，看穿男主角拉斯蒂涅的野心，答应提供一笔巨额金钱。
(9)让-保罗-拉佩纽（Jean-Paul Rappeneau，1932～ ），法国电影编剧和导演，曾与路易·马卢（Louis Malle）协作《地下铁的莎琪》（Zazie dans le métro），并于1990年与本书作者协作《大鼻子情圣》而大获好评；杰拉德·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1948～ ）是法国知名演员，2013年由俄国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公民身份。
第十五章 集体的灾难
近百年来，我们仿佛有一种受到集体威逼、被压迫的需要，需要一个骇人的幽灵像乌云般笼罩我们的头顶之上。
我们总是被集体的惧怕所穿透。在过往，这种惧怕喊做战争——今天战争依然令人惧怕——它带来的不只是大规模的掠夺和残杀，还有瘟疫、毁灭性的大火（例如罗马、伦敦大火）和饥荒。昔日的地震也具有同样的毁灭性（伊朗的巴姆，以及巴基斯坦、里斯本都发生过强震），其他还有海啸（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地球上，它造成的死伤越来越惨重）、蝗灾和水灾（在这片被我们用水泥滥建、因此失往吸水功能的土地上不断重演，大肆扩大），又甚至是艾滋病取代了古老的梅毒——以上种种惧怕都已一一被安抚、减轻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现代的惧怕是我们自身的产物，大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小——或者应该说：地球遭受的所有损毁，是我们的存在和行动造成的后果。我们无法推卸任何责任。
的确，我们都知道过往曾有许多血腥的独裁者，而“血腥”和“独裁者”两个词连用，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当中，对于蒙古人的侵略所留下的描述，似乎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当年，成吉思汗来到布哈拉（Boukhara），惊诧地看见一座城市，某种让他觉得很陌生的东西，于是全数摧毁殆尽，不论建筑物的石块或是人，只留下沙土上干掉的血迹。接下来，从内沙布尔（Nishapour）到巴格达都是如此。但成吉思汗对欧洲的征服终究无法和当代的浩大灾祸相比拟，而且这些灾祸肇因于我们，是我们基于某个看念、甚至某个理想构思出来并付诸实践的，其宣扬者甚至试图将灾难合理化，从而更加深了灾难的恐惧。
种族优越论为纳粹德国带来“天生”应得的胜利；上帝的话语虽然越来越少人听讲，人们却仍唤求圣战与血洗“异教徒”（一个我们以为早已被时间吞没的字眼）。以上都是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发明，我们对于看不见尽头的野蛮史所做的奉献。
假如说，理解并治疗我们个人的变态和强迫症——心理学家已经可以具体指出其中一些病症的特征——是可能的，那么，该如何分析人类集体的幽灵？怎么对付它？如何治疗一个群体？
这些无法阻挡的运动不只是在累积各种沮丧、各种个人焦虑、互相冲突的欲看，然后导致某个国族主义或信仰的畸形发展。这样说太简单了。比如人们常提及的德国民族文化，若是被简化到他们对希特勒投下赞同票、带着我们冲往怪兽大张的嘴里那一刻，这等于漠视了文化。
这里的问题并非短缺教诲，或是所谓的“生性凶猛”（有些人在谈到成吉思汗一干人等时的含蓄用语）。就像心理疾病偏爱打击精神正常的人一样，集体的灾难完全有可能席卷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我们已经看到，在地铁上引爆自己的穆斯林恐惧分子（这无疑是人类以往不曾有过的行为，令人完全无法置信），经常是家庭圆满、教诲良好、物质生活舒适、无后顾之忧的年轻人。
面对这种社会性的自虐倾向，一个民族不可逆地奔向自身的死亡，我们的语言和思想都缺少一种新的维度，使得我们无法近距离检视它的成因，在感受面与知性面上都匮乏。即使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跟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比方说，婴儿的性交易在今天已经不是新闻。这不是恋童癖的问题，受害者并非七、八岁的小女孩或男孩，而是真正的婴儿，很可能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月大，被他们的父母卖给邻居或进行交换，供作性方面的用途。
在这个年纪，一个人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但尚未有清楚的意识，也无法自我防御，无法逃跑，无法往喊警察。他只有脆弱和无助。就像一个被交出的物件。我在过往的纪录中到处觅觅这种变态的例子，从佩托尼亚斯(1)、朱维纳尔(2)、萨德(3)，到一些东方作家，再到黑斯提夫·德·拉布赫东的《巴黎之夜》(4)（讲述作者在大革命前夕那片罪责和悲苦中的迷幻漫步）。什么也没找到。的确，希腊人曾有恋童癖的记载。但是恋婴癖？从没听说过。哥雅的《随想集》（ Caprichos）系列里（版画编号六十九，题名《一阵风》〔Sopla〕），我们牵强可以看到，但我们对此尚未有定论。
玻璃坦克
面对人类的最新癖好，我们无言以对。面对真实，这样的一种真实，我们失往了命名的胆识。某种东西拒绝了我们。我们无法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将人伦秩序挈进这片泥泞里。我们急迫地诉说，却不再能理解。我们必须写下来，照着这个社会显现给我们的形象，写下爆炸时耀眼的光亮、日益积存升高的恨、胡言乱语的布道者四处窜起，写下破碎、痛苦、让人无法喘息的句子，写下流血的词语、撞击、惊愕、断裂的声响、吶喊、枪响，写下杀戮的论述，死亡的词句。不，我们无法书写。
一如往常，我们只在事情造成的影响上费唇舌，却不探究原因。这只是将我们自己贬低成谩骂者而已。我们痛骂婴儿的贩卖者，一如我们痛骂自杀炸弹客。我们骂得越凶，就理解得越有限。我们说他们是丑恶的谋杀者、丧心病狂的怪物、没人性的冷血凶手，却也无法从这种态度中得到任何理解。面对残暴的杀人魔，我们只有乏味的语言。
那么，“脆弱”——这个我在偶然之下挑出来，然后逐渐发现其各种潜在可能性的看念——能否运用到这些社会层面呢？它能否运用到各种宗教传统、机构、体制，各种我们为了对抗自身的弱点，为了说服稍纵即逝的我们是坚强不屈、长寿、甚至是不死的造物，而在这好几千年间想象或实现的各种网络呢？
比方说，伊斯兰世界是否因为在物质、科技与历史上的进程较为缓慢，此刻感觉备受威逼、被撕裂、被上帝放弃，而且正处在一个消失点上？他们是否感觉自己只能在下一次冲击、下一波世界潮流中听天由命？而就个人层面来说，是否他们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恶魔”，在地狱里往深潭坠落？是否一种秘密的焦虑将某个民族或某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就这样送进随机而猛烈的一场爆炸中，一场恐惧的战斗之中？
那四名在阿尔及尔劫持法航班机的恐惧分子，在他们心底深处，会不会只是四个彷徨、失看、焦虑的大男孩，借着一场可能的死亡追求躲避？
横扫欧洲、摧毁许多国家的德国装甲部队，不过是一个证实，清楚而不容置疑地证实了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青年——内心深处的惶恐。这股奔向死亡的冲动，不过是政治手腕和宣扬口号推波助澜下的结果。它绝不是任何恒常、任何沉静的传统、任何理性的坚实展现。那些坦克车其实是玻璃做的，就像驾驶坦克车的人，也像被坦克车辗死的人一样，有着玻璃般的本质。
是否所有的民族都在偷偷喂养着一头怪兽，一具反常怪异的身躯，一头异形（alien）？
我们在许多的历史时刻，都可以看到这种诡异的需求：想在某种毫无道理的压迫下受苦。一种被奴役的需要。一种为了卑微的理由而死，不为什么而自杀的需要。
偶然会有人告诉我们，这里头牵扯到某种动物性，一种过往称为“群居性”的本能，一种社会性动物的行为。人们谈论着旅鼠的集体自杀，仿佛自杀这个词对它们来说有意义似的，仿佛它们经过开会协商才决定一起死亡。这种动物行为若是属实，是因为那是它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它也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吗？
而污染地球、让它发臭，使得地球上的水、土壤、空气恶化到有一天不适于我们生存的地步——这种需要是否凌驾于国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等各种疯狂的需要之上呢？这是最高级的需要吗？还是弱者的反击？一种毁灭比我们更牢固者的必要性，一种不可抗拒的、推向极端的需要，直到我们无可挽回地化为虚空为止——反正宇宙的其他星球压根就不在乎地球毁灭，不是吗？
他们有理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星球若是自杀了，在太空中自己爆炸了，围绕着我们的诸多星球只会受到些微的影响。也许月球会被吸引到其他地方往，或是被太阳毫不费力吞噬了。而其他的行星，只会在我们天上的舞台安闲地陆续他们的舞蹈。
至于其他行星系，更不用说其他的星系——他们甚至根本不会察觉。
可能正是这种感受——不只是脆弱，而是一种根本毫无意义、不重要、终回不存在的感觉——滋养了那份我们谈了那么多却始终未能消减的死亡冲动。因为不论我们要或不要，我们的行径和我们咒骂的恐惧分子是一样的。打开自己汽车上的空调，无异于犯下自杀进攻的罪行。而在汽车空调的例子中，我们令大气层情状恶化的同时，不但损害了他人，也损害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亲朋好友。
在第一种情状下，我们以恨之名觅死，跟这种恨挂勾的是幽灵一般的上帝。在第二种情状下，我们以一个很实际的、名为“舒适”上帝之名，按下空调设备上的按钮，为一个不具任何神圣性的上帝牺牲性命。
然而，仔细一看，这两种行径是很相似的：都是从发明一种需要开始（需要一套律法，一种慰藉，凉快一点的空气），都以此种需要的神格化作为结束。我们至今尚未找到逃离这种循环的出路。此外，在这两种情状里，不论是大祭司、受益者，或是献祭者（就空调的例子来说，就是它的制造商），都无法逃脱自己所衍生的恶果。所有现代人都在同一个塞满失看的垃圾桶里。大祭司被剥夺了天堂，工业家被剥夺了健康。
回回一体
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有个喊做马杜赖（Maduraï）的城市。那里有一座我经常造访、令人赞颂的神庙，因为它让我毫无隔阂地融进古代世界。
那一夜，我被卷进一个规模浩大的人群里跟着移动。那天是一个节日。圣物和金色的雕像被移到神庙外，一路摆放到城里的湖边，晚上才会再被送回庙里。两到三千名朝圣者聚集在那里，我被卡在他们当中，动弹不得，干脆让这一大群清静的人们带着我走，跟着他们颠簸前进。今晚，在这群看不到边际、缓慢移动的人潮里，我只是一颗微粒。
没有人注重到我，我也完全不觉得紧张。我甚至记得当时还问自己：假如这里头有人尿急，他该怎么办？因为这场缓慢的移动（一路走到湖边再折返），会继续三到四小时之久。
那一夜，我仍清楚记得自己感受到人群的力量。他们不是在全力攻打某座敌军的堡垒。正好相反，整个氛围毋宁是虔敬而清静的。他们只是要带着神明到湖边共度片刻。
那种力量给我的印象，来自一股凝聚力。它牵引着我，使我无法回避，却又觉得安心，甚至感觉到坚强。那是一种很少有的、自己终于回回整体的印象。
我也记得我对自己说：假如我们当中某个人凑巧在当时死往，不会有任何人注重到。他会在人群之中陆续前行，跟着他刚刚脱离的世间之人移动。
(1)佩托尼亚斯（Pétrone），罗马帝国作家，曾在尼罗宫中担任美仪品味官，其著作《什锦色拉》（Satyricon）以荒淫的情节嘲讽尼罗统治的罗马社会，后遭尼罗赐死，于公元67年沐浴时自杀。
(2)朱维纳尔（Juvénal，55～130），罗马时代作家，作品经常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和愚行，也暗讽罗马皇帝的恋童癖。
(3)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立志成为“法国的薄伽丘”，却写出《索多玛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这部性变态百科大全，对色情场面的描写不但挑战道德底线，更淋漓尽致展现了语言的暴力。
(4)黑斯提夫·德·拉布赫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作品疯癫败德，“恋鞋癖”（restifism）一词即源自他的名字，《巴黎之夜》（Les Nuits de Paris）是他于巴黎夜间漫步时的怪异见闻录。
第十六章 我们知道什么？
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前所未有地出色整合了人类的知识，仿佛我们终于即将揭开人类的面具，找到最终的解答。我们在所有领域探测和挖掘：历史、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这份名单很长。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什么？亿万棵为了给予我们所需的纸张而被砍下的树木？还是记载着我们从探索地心到自我探索的档案排满了一条又一条的长廊？
这么多的机构、目的、报告、实验室、出版品、讲座、解析、研讨会，这么多的幻觉和幻灭、争辩、分歧、毁弃、否定、意外发现、改弦易辙……业已完成与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全都那么不同凡响。一座图书馆得有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才能牵强容纳这一切。在我们眼中，没有任何主题值得付出那么多的心力，除了我们自己。
对此，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比蒙田更多。
我们甚至很可能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少。
理智的人总会对无数的迷信，以及占星学、卜卦、古老的小东西、荒谬的习俗，至今依然存在而感到讶异。但是一如上述，这是很正常的。稚嫩的信仰长存，是因为我们一直还在童年阶段，因为我们并未真的改变，因为我们从来没能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是谁？
我们从未舍弃这么问自己。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奉献自己的一点回答，却依然无法搞定拼图的完全样貌。我们专注于一条织线不断松脱、一再绽裂的毯子；我们缝缝补补，它破绽处处。我们感到灰心，看向别处，怀疑起我们的理性（或许应该说是理性怀疑它自身），终使自己迷失在思想的广袤土地上。偶然，我们的精神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它在语言里觅觅庇护，但是语言力有未逮。精神中了一个小圈套，不知如何逃脱，因此感到焦躁、失往耐烦、发狂、怒吼，最终摧毁所有激怒它、反对它的人，尽管它无法因此摆脱陷阱，得到自由。
我们面对的是，回答这个古老问题的不可能性。那么，何不干脆停止追问呢？
长久以来，佛教和许多其他的传统一再强调：精神无法熟悉它自己。它无法同时是主体和客体。毫无疑问，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的身体，可以改良身体的状况，尽量延长身体存在的时间。但是思想呢？真正构成我们的思想呢？建构我们的存在和存在意识的思想呢？该如何谈论它？
假如我们干脆舍弃熟悉自己呢？假如苏格拉底的“熟悉你自己”只是另一个幻觉呢？或是一个有害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如其所是的，接受我们这个模糊、多变、失衡、特别是脆弱的形象，承认自己永远受到各种威逼，然后像一条挠咬身上跳蚤的狗一样，拼命对抗这些纠缠我们的威逼？
一个新的场域向我们敞开了，虽然伟大的作家们早已在此大领域地探勘过了。它是新的，却也是一直未变的：该如何透过描写我们的姿态、传述我们的话语，透过游戏和活生生的行动，更靠近我们自己？如何赋予外在和表象特殊的价值？如何身处于表象之中，而不妄图达到无法到达的地方，不妄图挠住小丑手中的那块肥皂？
永别了，超验性
我们的限度已经确认了。有时，我们甚至要求它被肯定。
就这样，眼看着包围我们、占据我们的未知，已经没有期看被穷尽，于是人类的精神（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慢慢发明了一个今天没有人可以、未来也不会有人能够深进的领域，我们称其为“超验”（transcendance）。
依据定义——所谓定义，当然是人的定义——这个领域对我们下了禁令。我们以一种近乎狡诈的精明利用了我们的限制。我们无法熟悉事物的核心，所谓的“物自身”，但我们至少知道它的存在。哪里是不准我们进进的地方，依然是由我们来定义，而且只有我们能定义。既然这块领域不对我们开放，我们也无需用语言开疆拓土。
我们安于由想象主宰的斗室，但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存在。
人类精神难以捉摸的运作方式，尽管因为时代和文化而有所不同（例如亚洲就没有超验性的看念），不但令人赞颂，有时我还会告诉自己，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比它更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越过虚构的阻碍，我们禁止自己思想，同时知道思想是不可能禁止的，我们阴谋多端又天真无辜，我们知道自己在原地奔跑，却还是陆续跑。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没有信仰可言的人，总是对宗教史感兴致的原因：为了一窥我们的想象可以迷失、狂野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看到：想象可以将我们推向无法想象的地步。它想象了一个无法被想象的地方。它发明了一个禁止自己熟悉的维度。奇异的是，在这个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世界里，精神性的超验，今天无所不在。
我们越是将双手伸向真实，越是将事物层层剥开，越是在宇宙的浩瀚无垠之中推进，这种超验性就和我们的思想黏着得越亲昵。超验性是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欲看——即使在写下“世界”这个字的时候，我都还不确定是否妥当，应该说是“另一种欲看”（un désir d'autre）才对——触碰到极限的欲看。一种想被超越、被抛下的欲看，一种不想知道的欲看。我们不知道它是何时诞生的，不确定它会在哪一天消退。
很自然地，某天当人们公布，在天上、在他方、在每样事物的内在当中，存在着某种绝对未知的东西，我们只会有一种欲看：触犯我们刚发布的这项禁令，往熟悉我们宣称无法熟悉的。这就是我们一玩再玩的双重游戏。
换句话说：颁定超验性是“知识的禁忌”这件事，首先就是一种预防措施，是“禁止进进，不准看”的一种说法。我们以此建立一种看管未知的警察系统，一个通往天国的海关。
当然，这不阻碍某些人声称自己有权利走访天国，而且受到召唤往描写不可描写的事物（这是游戏最一般的进行方式）。他们拥有一本无法熟悉的国度的护照。我们称他们为先知、救世主、教主，或直唤他们圣人或圣女。当他们来自有别于我们的传统时，就被称为“产生宗教幻觉的人”（illuminés），换句话说，就是疯子、狂人。总之，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有权发布超验性对世人隐躲的东西。
他们彼此间很少意见一致，但是没关系，超验性很难译码。超验性里条条都是死路。它正是为了误导而存在。
远古的神明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幻象和天国旅游中诞生的。后来，诸神在犹太世界合而为单一的人物，同时是发明者、钟表匠和审判者，对妥善这位单一的神产生莫大扶助，但是接下来，这个神又被各地彼此敌对的信仰以他的名义所撕扯，以至于这唯一的真神，在数世纪之间逐渐裂解，最终无异于多神。
最近，一位法国高阶神职人员接受电视访问时，坚持主张并且一再强调，穆斯林的神和基督徒的神“不是同一个神”。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熟悉并认证诸神，可以将他们彼此划分，所以他们并非真的那么“超验”，他们无法幸免于我们定义的期看。在超验性的深海里，我们依旧被过往的宗教看念紧紧纠缠。有两、三个神都说自己是唯一的，无法共存。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是假神。于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每个民族，都断言自己崇拜的才是“真神”，其他的信徒只是误进歧途。
在这个一切皆属人为发明的领域，“真神”的看念当然很无稽，是如此狭隘而稚嫩。然而，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才智最出众的人，真诚地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古老证言。其实，所有的神都是假的，精确来说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客看现实可言的。任何与神的直接接触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存在方式，是跟我们借来的。他们只能透过我们而存在。
在此，我们又回到了信仰的领土。假如诸神，或是我们“大写的神”（Dieu）真的存在（语法学者是这样区分的），真的做出某个动作，真的现身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往信赖他们的理由。我们会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就这么简单。没有人会抱持怀疑。我们只需要回应就够了。
假如我们信赖上帝，那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场固执地一再重复又不断令人失看的试炼里，是我们决定了诸神的存在，而非神决定我们的存在。
超验性无疑是我们的脆弱、我们的弱点，以最璀璨的方式绽放光线的思想领域。瓷器自己妄想出一种永不朽坏的钢，同时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变成钢。对于这种完美金属的制造秘密，它毫无所悉，就如同它对钢铁的欲看和意志也一无所知。更何况，瓷器一辈子都没看过钢铁。然而，它却写下这种欲看、这种意志，对之加以描述和分析，举行崇拜钢铁的仪式（依据每个制造业者而有所不同），甚至梦想在自己碎裂之后能够就近瞻仰它的偶像无与伦比的坚硬和光线，永远活在钢铁的天堂。
纷杂的单向道
所有人——我的意思是，所有曾经为了“非人性（l'inhumain）的想象是人性一种倾向”而探求片刻的人——都迷惘的这个问题是很古典的。它简直像是学校的一个课堂练习：我们的非人性想象，是一种天生的行为，抑或后天的文化影响？
它假如是文化上的后天影响，究竟一切都是如此展示（超验性并非举世皆有，是人塑造出来的，在人类历史里的某个时刻登场，而且依据每个民族而有不同的运作方式等），那么我们就应该放眼文化的未来，全人类生命的未来，共同的、知识上的未来，有朝一日才能摆脱困境。
显然，我们并没有朝这条路走。超自然现象的市集里，不断涌现新来的喊卖者，满口花眼巧语。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他的热情、他的幻象和他的追觅。每个人都高举他的假护照，都以他的手法描述不可描述的事物。
然而，超验性的这种众声喧哗，对它来说是好的征兆吗？是一种活力的保证吗？我很怀疑。一方面，这个西方思想家的产物、人世无法抵达之地（他们称之为看念、本体、物自身），对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来说，从来就没有说服力。亚洲人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我在前面提及的亚马逊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不曾受到丝毫影响。其他的民族则不把它当一回事，顶多视为一出不必认真的轻歌剧看待。今天信仰纷杂的状况，某些方面来说近似罗马帝国时期，当时超验性的看念明显走向衰落，结果是其宗教的衰亡。
超验性的哲学家在二十世纪消失了，存在从此先于本质。但我们看到，宗教无论超验与否，依然健在。而且，即使宗教终将衰落（因为衰落无可避免），宗教的寿命还是能保护很长的时间，也许还有两到三个世纪。当宗教逐渐熄灭，当继续五到六千年的宗教时代终告结束，让位给下一个时代，也许到时候会有些东西遗留下来，一部发黄的典籍，一炉尚未燃烧的乳香，也许还有一点遗憾。
我们正在一间等候室里，只能静候一定会来的事情缓慢地发生。它必将来临，只是还有得等。没有问题，我们很善于适应现状。
当没有人强迫我往信赖时，信仰并不令我厌恶。我无意激化大家对那些和煦信徒的敌意。虽然他们令我惊诧，但我既不愿也不想要使他们舍弃信仰。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再说，宗教往往突显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我熟悉的人当中，那些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大部分都不至于对其信仰的真实性有自信到使尽全力来劝我信教，他们只是果敢自己的信心，巩固自己的群体。
另一方面，他们信或不信，他们信的是这个或那个，他们信仰却不信赖某件事物，我都无所谓。那是他们家的事。
然而，我也看察到，面对上帝死后的空缺时，宗教止步了。我们没有任何新的想法浮现，但人类若是还期看改良自己的处境，还想勇往直前（谁也无法肯定这种欲看必然深植于我们的内在），人类迟早必须抛下自以为是的超验性，追随佛陀的伟大格言所意见的（“熟悉你是无”），不要用我们求救的唤声来为浩大的虚空命名，然后牵起彼此的手，在情状还没有变得太迟之前。
因为我们给予超验性的特质之一是：它是单向的。我们无法熟悉，甚至无法靠近它。总之，上帝是触碰不到的，他从不对我们说话，从不回答我们的祈求，他仿佛根本听不见，我们却从未停止召唤他，无论是为了从某场大病之中痊愈、通过某次考试，或是完成某笔交易。在伊斯兰教国家，一切都臣服于神，连我们最无谓的举动也不例外。神可以是一个口头禅，在每个句子里都可能冷不防地出现。在墨西哥，两名拳击手开打前会各自对神祈求，就如同过往两军相持，开战前会有占星学家打前锋推测一番，万一战败的话还可能会要他们赔上性命。
即便输了，拳击手还是会陆续信神。到了下一场比赛前，他还是会祈求。
但是对地球来说，超验性也许是最严重的潜在危急。因为当我们对虚空说话时，经常忘了世俗的琐事。你们要怎么对抗海平面上升？让我们问问那些真诚信徒吧。他们会回答说，我们已经祈求过了。
于是我们必须耐烦等待，灵巧地穿梭在那个大型市集人潮拥挤的通道之间，甚至是像我一样对市集上的一切布满好奇，因为这团紊乱就是我们的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最龟裂、最畸形的一部分——但也是最美丽进画，肯定也最顽强的的一部分。
或许，会有只手突然冒出来拉住我们的衣服不放，还有另一只手把传单塞进我们的口袋里。且让我们保持微笑。
这个我们声称无法熟悉的超验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召唤超验性时，我们是在向陌生的自己招手。我们是在诉说自己远不可及的存在，而且我们用尽全力、疲惫地追赶这个存在。另外，不论对于我们自身或外在世界的超验性，我们都勇猛地在我们想象出来的世界向上攀爬，而不是毫无保留地活在我们没有转圜余地的现实当中。
基因里的天国
假如超验性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则它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基因和遗传所导致的结果。
但这不太可能，因为若是如此，我们如何阐明同一族类的某些摘样——比如我本人——完全无法心服这一套？为什么会有我这样的例外？这得小心求证才是。某些研究人员长年投注心力在觅觅决定性的因素，也许在这些研究者深进细节的好奇心里，会有惊喜等着我们。
我们有一天会找到“超验性的基因”吗？信仰的基因呢？不信仰的基因呢？
该怎么做到？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回忆走过的曲折路径，向两位我们先前遇过的大师讨教，也就是法兰根斯坦博士和杰奇（顺带一提，他们俩也是欧洲人），让这两人来决定我们未来的思想。他们以前就成功发现我们过往错误的基因，葛吉夫则认为它位于名为“昆达缓冲”的器官（kundabuffer），而且正是这个器官阻止我们看见真实的世界(1)。当法兰根斯坦博士和杰奇这两位大师连手，一定有方法用药水和手术刀修正我们，让我们从令人执迷的想象之中得到释放。
但这是令人期待的吗？今天，是谁需要这种精神医学的切除手术？不会是我。肯定不是。我更喜欢在浩大的市集里，顺着我自己的路径随意逛逛，四处逗留。有一天，当人性被治愈，却也同时被窄化了，我们是否该与这个我们几千年以来在当中讨价还价、而且乐此不疲的旧货市集，永远道别呢？
超验性令我恼怒，这是真的。不过，假如它突然被一扫而空，我想我会觉得惋惜，因为这个市集是如此布满活力、令人惊异。今天那里不再像过往一样可以看到许多火刑的柴堆、斩首示众的场面。我们没那么野蛮了，血流得少了。假如我们睁大眼往看，倾耳往听，偶然还会发现有趣的东西。例如在今天的加尔各答（Kolkata，旧名Calcutta），我们可以在店展里看到特蕾莎修女的彩绘石膏像，和湿婆神、迦梨女神、象头神、雪山女神，以及所有印度的神明并肩而立。她生前一心只想让孟加拉国人信仰基督教，死后却在泛灵论的大杂烩里和古老的印度神明为伴。当我经过他们面前，忍不住跟他们挥了挥手，打了个招唤。
不执着。最重要的就是拒绝。不需要在信仰或看念的商店里，选购任何商品。一旦我不幸执着于任何一者，我便立刻舍弃了其他架上的商品，也等于（特别是）舍弃了市集外面的世界，那里有不为市集治理者所接受，或是根本拒绝被买卖的东西。
为信赖而信赖
获得某物，就是有更多的失物。
我不时会重复这个短句，喃喃自语，或是念出声音。我复诵这些句子，然后像所有人一样，遗忘这些句子。
不论一个群体散发着多么诱人的吸引力，我们一定要拉开间隔，尽可能在一个距离之外看看。我们可以在空间里，也可以在时间里找到这段距离。历史扶助我们看清当下。反之亦然。当今偶然可见的人潮汹涌的朝圣队伍（如同我在印度马杜赖碰到的），让我们与过往近身接触。我们可以触碰它，感觉它，然后回到今日今时。
我像提防不知名的传染病一样，提防着真理的贩卖者。因为一旦我执着了，我就迷失了。我熟悉一些被满满的真理沉没、吞噬的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随着真理被证实是谎言，他们的话语变得越来越粗笨，越来越难堪。他们大部分的回答都自成系统，熟记在心，到哪里都是讲同一套。他们的敌人永远是错的，例如政治上经常就是如此。后来，他们与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只有渐行渐远。
为了不执着，所以不要信赖。这是一种心理卫生的练习。因为信仰只会把我们带回到信仰，带回到说“我信赖”的她或他。那就似乎：我们为了信赖而保证我们所信赖的东西存在（圣文德(2)的古老论证就是如此）。要避免我们的精神往绕这种圈圈。
信仰是一份礼物，他们说。是的，但它不是别的，是一份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心底都明白，那是一种私密的幻象。认为这份礼物来自某个神，等于在比赛之前就得分了。与信徒的所有讨论，永远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很情愿和您讨论，”他们说。“但您必须尊重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假如在我们的讨论之前，总是要来这么一段开场白，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讨论？我宁可往电影院。
在市集的走道之间，今天被陈设在架上、琳琅满目的货品之前，信仰类的最新时髦款式，是不再往说我们信赖什么。过往，专家说信条（credo）规定了信仰（creditum），换句话说，信仰的行为必然会陈述并明确指出信仰的对象。
如今再也不是如此了。当然，在大部分的走道上，喊卖者仍然互相咒骂，将自己的教义问答手册扔向对方的头，但是在另外的商品区里，某些人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显得更小心谨慎。
这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睁开双眼，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随意浏览三、四天。在这个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却又教派林立的信仰狂欢节场合里，每个教派不大融洽地共存着，就像广口瓶里挤在一起的昆虫一样。每个教派都以布条、帽子、长袍的颜色、罕见的仪式、胡子的修剪方式来彼此区隔。不论是谁，只要看到这幅景象，都会大大减低信仰的热情。
真正真诚的心灵经常感受到的正是如此。假面舞会令他们却步，旧货市集令他们厌恶。新的信仰需求就这样因应而生。它是一种无对象、无回属的信仰，一种近乎无神的信仰，一种对于“某种东西”、朦胧的彼岸的信仰。有信条的信仰消失了。宗教精神的这个最新变种，比起其他许多宗教，确实更不招摇撞骗、更没有压迫感。它会造成新的迷思吗？单凭这股没有施力点的活力，这种模糊的、非常个人的感觉，受创的灵魂有可能彼此相遇吗？
有可能。但是，假如他们相遇了，他们不会立刻需要一组密码，一句通关密语吗？他们难道不需要至少在“某个东西”上达成共识吗？套用政治上的说法，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平台”？他们当中难道不会有人觉得必须制定规则，以维系他们的关系，然后尽快往找其他人签名赞同吗？那么，拒绝签字的灵魂又该怎么办？
这场演化过程绝不会是平顺的。在每个十字路口窥探着我们的江湖术士，史无前例的多。他们贩卖各自的CD和书籍，各自的先知与预言。扒手穿金戴银，彷若全身镀金。神圣的号角从四面八方为我们响起，连好莱坞巨星也来插手。我们快逃吧。
假如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清静的角落，一个避开市集之处，一个有树荫的地方，我们或许可以抉择佛教。至少，佛教的善男信女知道和神保持距离，而且佛陀的教诲直接告诉我们：“将注重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够了。你就是万事万物的体会。提防来自外界的一切召唤，不论那是来自超自然、显灵，或是其他的力量。对你自己祈求，然后专心尽量让你的祈求得到圆满。”
必须闪避的字眼
有个词几乎可以确定是误进歧途的前兆，那就是“精神性”（spiritualité）。这个词也一样，碰到的时候一定要拔腿就跑，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若它曾经有什么意义，那就是精神的生命，是越过已知的限制，在想象之中自由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种生命高度的实践者，爱因斯坦、康德和其他许多人亦然。他们都是靠着精神生活、也为精神而活的人。总是隐躲在“精神性”一词背后的宗教，可以说是垄断了这个词，让人像过往一样以为精神存在于身体之外，反倒否定了精神的独立生命，第一时间就将它关进教条的围栏内。
躲避教条，这是当然的。舍弃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没有意义。相反地，我们大可无所谓度过一生，感觉也不会比较糟。我们可以将精力投注在生活本身，取代注定白费的意义追觅。用如何生活，取代为何活着。关于如何的问题，就有许多可说、可做的了。
不要舍弃你从未体验过的乐趣和快感。
假如我们需要一些坐标和支撑点，有许多经典文本可以提供所需。我们这一路上已经碰到一些了，但是当然还有成千上百的文本可以引用。我个人的意见是，还可以加上一些习俗，以及一些仪式活动。为什么不呢？这些东西可以扶助我们领略世界的构成，连孔子也支持这种做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据自身的情感，订定属于自己的规则，随心所欲地调整生命的姿态，虽然有时可能会被当成一个怪人或狂人。我们甚至可以打造一块神圣的领域，抉择一个常往冥想的地方，让自己沉淀下来，就像我们常说的“换个脑袋”（se changer les idées），仿佛那里是一间精神的更衣室。
对于这样的场所，或许我们有真实的需求。比如我不时会往造访一处源泉，往那里待上许久，聆听泉水潺流的音乐。夏天时，它偶然干涸，我就担心起来。只要一下雨，我就想到它。
面对那些贬低生命的人，那些不知道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可活的人，那些用永恒的梦和许诺伪装生命、为生命戴上假面具的人，那些在有生之年不断强调我们唯一的荣耀就是战胜死亡的人，一定要回答：不，刚好相反。
我们从未战胜死亡。我们甚至不会知道，当我们死往时，会否察觉生命已经结束。这里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我们不在了，就这样。没有人能为死亡感到自豪，也没有人能将我们的死亡当作战利品。
没有任何理由预先感到焦虑。只有活人会为死者悲痛。
基督教的核心是建立在“复活”（résurrection）的许诺上。来生的许诺，无非只是为了让我们忘记今生。它只会导致痛苦的遁世、无用的忏悔，亦即对于自我与我们玻璃般本质的轻视。这种时候也是一样，快跑吧。
我们的意识和记忆——两者其实同为一物——构成了我们。意识和记忆是我们存在的证据，生命的信号。当生命结束，我们从此失往了证据和信号。就是这样。
至于人类的荣耀，那是随我们自己定义的。它在无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意义。它只对我们有价值，只被我们的尺度所衡量。而且，我认为这样说并未夸大：我们唯一的荣耀，必须到我们的脆弱里、在我们的局限里觅觅。那里有我们唯一的美，我们唯一感觉自豪的机会，唯一感觉活着的幸福，以及某种尊严——假如这个词还有意义的话。我们的尊严就在闪耀的微光之中，在令我们脆弱、让我们碎裂的事物之中，在手握着手的每个死亡时刻之中，在我们的微不足道和我们对无限的幻觉之间——这很可能是全宇宙独有的（我们来打个赌）绝妙对比。
(1)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1866～1949），俄国神异主义者、灵修导师，以唤醒人类意识的方法统合了苦行僧、僧侣和瑜伽士的前三道，因此他的理论和教诲又被称为“第四道”。
(2)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1221～1274），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主张知识与信仰绝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但也认为人无法以理性熟悉上帝，只能以类推的方式获得模糊的知识。
第十七章 爱我们的脆弱
我们的荣耀无疑在那之中，在虚空中的那道闪电里，如此多样的世界就这么在我们眼前闪现，而虚空随时可能吞噬我们。
荣耀就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形象和形象吸引我们的细节之中。在依莎贝拉的愤怒之中，在基里洛夫的抖动之中。
当然，那只是我们眼中的荣耀。宇宙对我们毫不在意，“荣耀”一词在银河系的漩涡中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尽管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有数以亿计可以居住的星球在宇宙的彼端转动着，但像我们一样发展出如此复杂的感受，如此稚嫩又如此壮阔的物种，我觉得不会超过三、四个。
我们是宇宙间的唯一吗？绝对不是。但我们可能是唯一感觉孤寂的一个。
我们若是不朽的，我们若是全能的，会感受到什么样的自豪？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欲看？我们会为了什么理由兴建教堂？会为了什么原因写下抒情的诗篇、兴建博物馆？我们会优雅地埋怨哪些事物？我们会如何感受时代的短促、爱情结束时的悲伤、夏夜的欢乐、血流成河的肮脏？诸神就是我们的孩子。然而，除了少数的异教徒之外，我们剥夺了神明欢愉和痛苦的可能性。我们把高高在上的冷漠、高深莫测的严厉判给他们。
他们禁止拥有我们最美的感受，因为他们来自我们的脆弱。
让我们放轻松。我们不要太过严厉地看待严厉的事，因为严厉也是一样只对我们有意义。我们是脆弱的，那就让我们玩脆弱的游戏吧。所有剧场、所有电影、所有表达的形式，都建筑在这份脆弱之上。脆弱是我们隐密的泉源。
接受它吧。承担它吧。甚至学着对它微笑。在我们之前，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嘲讽过它。让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
我们薄弱，却也柔软。在宇宙间无人触及、无人潜进的未知面前，让我们保持清静。当死亡的时刻来临，让我们保持尊严。死亡亦然，我们永远对它一无所知。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
但我们还活着。让我们抉择那些偶然被浓雾阻断、没人走过的道路。让我们敲响陌生的门板，打开自己的心扉。理论区分你我，但实践连结我们。
让我们偶然采纳十分钟的忧郁，从而了解忧郁和悲伤有所不同。
注重语言。当我们说话时，避免说那些空话。不要再说“精神性”或“得救”，把“生命的意义”从我们的喉咙清除，也不要对“神异”掉以轻心。提防干巴巴的词语，小心现成的说词。这种语言不是政客的专利，而是所有发言者都可能掉进的陷阱，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人类的价值”。这是一句废话。所有价值都是人类的发明。诸如此类。
那么，“现代性”呢？逃吧。况且，这个空洞的词，已经自己先逃跑了。
让我们喜欢绕路和流动的空气。那是必不可少的。
让我们保持好奇，甚至让好奇心成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方式。地球值得我们好奇，即便是它最失常和荒谬的部分。试着让自己不断觉得惊异，也对自己感到惊异。的确，令人惊异的可能是一件坏事。就算可预见的未来再糟糕，反抗也都是必须的。
让我们喜爱不规则、出乎意料、没有保障、起伏不定、柔软可绕，以及所谓“无谓的”东西。让我们无惧地在幽暗的长廊上前行。让我们宁可无知，也要小心提防所有的布道者。“大写的真理”（Vérité）是我们用幻觉打造的钻石。我们只能沿路捡拾微小的真理，那些迅即被发表、一再被讨论、经常被遗忘的真理。
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脆弱，诚如我们必须挽救无用。因为无用将我们从主宰世界的单纯生产计算中挽救出来；无用让我们从中逃脱，是我们的逃生出口。因为脆弱让我们彼此靠近，力量却使我们彼此远离。
脆弱是慈悲之母。
我们也必须，而且刻不容缓，学会往爱我们的星球。它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脆弱的，而我们正在杀死它。它奋力反抗，甚至几次发出吶喊。它以灾难的形象向我们传递求救的信号，但我们不知如何解读。这里一场海啸，那里一场飓风，以及前所未见、越来越严重的地震。我们却动也不动。
地球会挈着我们一同赴死。这是肯定的。它无法为我们而牺牲，它不会特殊赦免我们。假如它曾经爱过我们，那段时光已经不再。
过往我们称为“灵魂荣耀”的东西，如今它剩下什么？我们曾经将它置于个人自我提升的可能性之上，进而超越世俗的冲突、琐碎的偶然，超越如复仇一般尘世的情感、得过且过的妥协。我们曾经将它置于原谅、自我节制、不记恨、捍卫公共利益，以及先天或后天的、没有任何交换条件、真正的慷慨之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一个人坚强和品行高贵的表征，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今天呢？
我不属于那帮愤怒咆哮、对于践踏我们的时代乐此不疲的人。他们高分贝地宣扬我们的腐朽、误进歧途、各式各样的惧怕、被操弄、低能、落后，以及人类越来越多灾多难等。我一点也不信这套。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吐口水，这种态度太廉价，特别是当许多人上电视就是为了贩卖他们的口水和怒气。
我们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样子，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只不过这两、三个世代以来，我们发明了为自己制造浩大不幸的方法，带来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灾难。它或许加剧了我们内在的恐慌，令我们玻璃般的本质震颤（也许偶然瞒过了我们）。至于日常的变态或疯狂，我们的问题比从前严重得多（这一点老是被人们遗忘），因此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当然，今天我们也比过往拥有更多——或者说更正确——的信息。
直言不讳是好事，但一定只能说这些事吗？
世界乌云密布，占满血污。为何要将它完全抹黑？
我熟悉许多生于十九世纪、各种身份地位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保留了旧有社会结构留下的痕迹，而这个结构是建立在乐看主义、对美好未来的保证上。这个结构，被自诩为“现代”的二十世纪——在经历过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战争、浩大的损坏、流亡、狂想、大残杀之后——弃如敝屣。现代主义的不回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街垒抗争，因此它是在铁丝网包围之下生成的。我们逃脱了吗？或者，我们的未来就是在战场上，甚至是人道主义者发动的战争里？
未来，这先知的领域，几乎是无法预知的，我们却总是将未来描述成一种当下的发展或膨胀。今天存在的，明天也将存在，不论更好或更坏。我们就这样原地坐下，忘了对偶然敞开一扇门，开向新的、超乎想象的事物。
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闭上眼睛，否定自己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怎么可能？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就是这副德行。
可是，为什么不说我们也有为善的能力呢？它从我们的背包中掉了出来，被丢在路上了吗？不大可能。我看到一群小孩在公园里玩耍。当中有几个人在争吵打架，另一些人对彼此微笑、互相扶助。然后，这些角色有时候会互换。我想，长久以来，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和所有自认为“现代”的时代一样，我们的时代热中于自我感觉很特殊。“我们进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句话随处可闻。最早这样说的是歌德，然后全世界学舌的鹦鹉，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两个世纪。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猛烈的转型期，一场新形态的革命。从前的一切都将无以为继。
每一个世代都喜欢让自己置身于世界被撕裂的时刻。每一个世代都期看有幸见证几次决裂，期看消除过往。
但是，不，我们并不特殊。我们只是诸多时代中的一个。有一天我们都将老往，都会过时。下一个时代的人将会谈论我们，研究我们，然后是再下一个时代，依此类推。
等着老往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尽量而为，想想那些在我们身后出世的人，不论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让他们在此生活下往，可以长久地谈论着我们，即便是说我们的坏话。一颗脆弱的小行星，却被比它更脆弱的物种所伤。一个在无垠的宇宙中什么也不是的物种。一颗宝贵的星球殒落了，它也许在大声唤救，只是没人闻声它的声音。
而星球上的我们，看似自豪，其实恐惧得发抖。
因为脆弱，所以坚强
我走进巴黎一间医院的病房里，来探看一位得了癌症的朋友。从昨天起，他知道他就要死了。医师在他的要求之下，为他阐明了现在的情状。他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生命了。可能更少。
我发现他正坐着读一份报纸，身上穿着一件医院的罩衫，点滴管从袖口伸出来。六个月来，他已经掉光了头发，体重也掉了30公斤。
搭乘电梯上楼、在走道间觅觅他的病房时，我思忖着除了日常的问候之外，该跟他说些什么。结果是他清静地先开口。在被宣判死期后，他决定不再做令他筋疲力尽、无用的化疗。他只等生命结束。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自从下了决心后，他感觉好多了。
在他身后，天空很蓝，窗外有几棵树。一个热和的秋日。一位女士走过来意见他安装有线电视，他答应了。他能看多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会在这间病房待多久。他们替他决定把电视装在这里四、五天。反正，那位女士说，假如你在这之前离开，我们会帮你办理退费。
他很清静。他的声音已经被疾病残害了。他告诉我，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能活下往。而且是好好地活着，尽可能地活着。
历经几个月的焦虑，甚至折磨（“痛到令人丧失理智”，他经常这样对我说），当一切尘埃落定，他在我眼前恢复清静。他被最凶狠的敌人撕咬过，那是我们自己孕育而生、内在的敌人。那个敌人像一头无可理喻的野兽栖居在我们体内，而且迅速生长，一下子就耗光了他狂暴的气力，同时消除了他的焦躁，以及脆弱的印记。
有人跟他提到一种新的疗法，只会打击病变的细胞。是，是，他说，再看看吧。
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犹疑、不确定、有些孤独、偶然冒失、不够谨慎、有欠考虑、三心二意了一辈子，却在死亡面前，获得了我从未在他身上看过的果敢。那也是一种智能，一种深度，仿佛他是靠他的疾病撑着。
他比我还年轻。我透过他清亮的双眼，看见他仍在运作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即将消逝。
他的身体背叛了他，就要溃散。这是最终的悖论：脆弱给予他力量。他玻璃般的本质使他更加坚强。死亡最后发现的，是他从来没有活得那么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