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祖制，让明朝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说一阐明代“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制度。

一般印象里，常将明朝的海禁与倭寇的横行联系起来，将之视为应付倭寇的不得已的方法。但这套制度，乃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一项祖制，实施了两百余年——“隆庆开海”之后也未彻底破除。它的出现与存续，除倭寇之外，明显另有原因。

扼要说来，明太祖实行海禁的短期目的，是提防自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侵袭，以及倭寇对沿海的骚扰。长期目的则是吸取元代灭亡的教训，不欲民间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员）参与海外贸易，他期看降低民众的流动性与组织性。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答应乃至鼓励海外贸易是胡元之宽，禁绝海外贸易则是洪武之猛——洪武时代的海禁政策，不仅私人海外贸易被禁止，民众出海打渔也会成为非法行为。

其实，海禁政策只是洪武之猛的一个小组成部分。朱元璋的陆禁政策同样严苛。比如他发布了“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前者要求百姓必须“互相知丁”，必须知道左邻右舍平日从事何种职业，家中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或经商；读书者师从于谁，教书者收何人为学生；……后者规定，农民没有特殊申请的“路引”，不得离开村镇，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具体所在。回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所行远近，水路还是陆路，都要详尽注明在“路引”当中。这类政策，与海禁其实有着相同的出发点。

《大明律》里，对海外贸易有着很严厉的规定。比如，将牲畜、铁器、布匹等贩卖至海外，会被“杖一百”；向海外贩卖人口与军器，则要被处绞刑。与之配套的，还有许多暂时性政策，如宣德皇帝即位后重申海禁，制定了新规：

“榜谕沿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者，一体治罪。”

意思是：站出来告发他人出海属实者，可获得被告发者一半的家产。假如有人知情不报，或军队卫所等部门不能严厉执行海禁政策，须与出海者同罪。

严刑峻法之下，沿海民众为了生存，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从事对外贸易。比如福建的海商每年会聚集“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广东民众也“多挟峨舸进海与夷市”。这些海商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地主、官绅，也有逃犯、僧侣、书生等。铤而走险发展到极致，则是海商们抉择联合起来，成为武装化的海商集团，其中闻名者有王直、徐海、叶宗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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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的“倭寇”，与这些亦商亦盗的明朝武装海商集团有极大的关系。据《嘉靖实录》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也在奏折里对皇帝说：倭患起源于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虽称倭寇，“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向皇帝报告，说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闻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剿倭名将胡宗宪也依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书中列出了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全部是中国人。

出现这种与朱元璋的禁海初衷大相径庭的结果，原因其实很简单：（1）海禁政策断绝了沿海无地少地民众的生计，违犯人性。（2）嘉靖时代地方官府常与武装海商集团协作来牟取利益，给了武装海商集团很大的生存空间。如大头目王直在获得地方官府默许对日通商的特权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一度积极参与挠捕真倭寇；当地方官府改变态度不再支持王直的海外贸易后，他又转做海贼，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帜。

就上述演变过程而言，与其说嘉靖年间的“倭寇”是明朝实施海禁政策的原因，不如说大部分“倭寇”其实是明朝海禁政策的结果。明朝人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如王世懋（嘉靖年间的进士）在《枢策》一书中写道：“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何能已也？”意思是：海外贸易被禁止，才是海寇不能平息的主因。只要海禁还在，人们不能自由贸易，海寇就会存在，不会消停。

王世懋的推断是对的。嘉靖皇帝厉行海禁欲消亡倭寇，结果“倭患”愈演愈烈。隆庆皇帝即位后，“鉴前辙，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吸取前朝教训放松了海禁，史称“隆庆开海”。开海之后，倭患果然大幅度消退，东南沿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

需要注重的是，明朝的“片板不许下海”政策，针对的主要是民间海外贸易，官府掌握的朝贡贸易不受限制。所谓“朝贡贸易”，即周边国家派使团带着贡品和货物来到明王朝，一边“纳贡”，一边将货物拿到市舶司（广州、泉州、宁波有设）和北京的“会同馆”出售。市舶司和会同馆皆由官府掌握。这种贸易形式，相当于由官府垄断了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

朝贡使团携带的货物数量，通常远远多于贡物。1485年，日本进贡刀3610把，使团所带用于贩卖的刀则有35000多把，相当于贡物的10倍。不过，使团不能随意出售这些货物，只能将之卖给官方机构。普通明朝人购买“番货”超过10斤者，罪同出海走私，要被罚往边关充军。

通过这种垄断贸易，明朝廷获得了马匹、铜、硫磺等战术物资，以及香料、胡椒等日常消费品。因知晓中国常年铸造铜钱，对铜的需求很高，日本历次派使团来华都将铜作为重要的待售货物。明军中使用的硫磺也多来自日本与琉球。1453年日本使团来华，携带的硫磺多达34.6万斤。

常规印象里，在朝贡贸易中，宗主国必定是在经济上食亏的一方，为了展示上国风度，赏赐给使团的物品价值定会远大于所收贡品的价值，针对使团所携商品的收购价也会高于市场价。这个印象不算错，但不够完全——皇帝情愿让外国使团赚大钱，也情愿让自己赚大钱。所以真正在朝贡贸易中喊苦不迭的，仍是底层人。以胡椒、苏木为例。胡椒是调料，苏木是染料，都是明朝朝贡贸易的重要商品。朝廷收购这些货物的价格虽然常高于市场价，但朝廷同时也把握着一门简单粗暴的成本转嫁功夫，那就是将这些胡椒、苏木提价数十倍，折算为薪俸或赏赐，发给亲王、官员、士兵和民工。日本使团1433年带来的苏木，由明朝廷以每斤钞1贯的价格收购，然后作为薪水发给京师官员，折算准则是每斤折钞50贯。亲王与官员们把握了权力，自会有止损的方法。最终的受害者只有那些底层士兵、民工与普通百姓。

下表是明代史料记载的部分与胡椒、苏木有关的成本转嫁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拿这些东西作为工资，发给底层军士、民夫与工匠。

隆庆开海后，海禁从绝对政策变成了相对政策。在福建地方官员的一再唤吁下，朝廷承认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这个事实，在1567年赞同开放福建的月港（位于今天的漳州地区）为正规贸易港口。民间商人向官府申请“船引”后，可由该港合法出国前往东、西洋贸易。

之所以说此次开海是相对政策，是因为只开放了特定港口，且船引的发放总量受到了严厉管控——最初是每年只发放五十张；到万历三年（1575）才增加为一百张；万历十七年（1589）又变更政策，答应各发放四十四张船引前往东、西两洋。船引只针对中国商人出海，不限制外国商船来华，本质上仍秉承了朱元璋当年实施海禁政策时的理念，也就是主要以明朝内部的百姓为掌握对象。

其实，朝廷与地方官府，包括民间百姓在内，都是隆庆开海的受益者。但因为沿海仍时有倭寇骚扰（这些真倭寇多是因日本国内的战争而失业的武士与农民），万历年间朝野一直存在着加强海禁政策、重回“片板不许下海”旧制的声音。对此，时人沈德符曾指责道：发出此类唤吁者，都是些啥也不懂的“书生辈”，他们动不动就喊着要“禁绝通番，以杜寇患”，要朝廷加大海禁力度，以消亡海寇。殊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只会将福建、广东那些有力量的大家族推向朝廷的对立面。像嘉靖年间福建浙江一带所遭逢的“倭寇”之祸，其实“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全部缘于地方上的有力量者与倭寇协作。沈德符还说：

“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

意思是，如今有限开放海禁，广东市舶司可以从民间的海外贸易中收税，来佐助饷银。假如朝廷加大海禁力度，那些沿海的有力量者，必会再次与倭寇协作，像嘉靖时代那样拉旗子变为无法无天的海盗，那情状就更坏了。

沈德符的看法，也是当时沿海省份官员与民众的普及看法。如嘉靖年间的两广巡抚林富，曾意见朝廷放松海禁，答应佛郎机（葡萄牙）商人来广州贸易，理由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意思是海禁政策让广州市舶司的收进锐减，让广东的地方财政陷进了困窘。再如崇祯年间，泉州民众给皇帝上书，说的也是“为今之计，莫若弛禁开洋，给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获安仓。”意思是，放松海禁政策，既能改良当地的民生，也能给官府增加财政收进。惋惜的是，这些看法止于看法，已无力转化为政策。

15-17世纪，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大体与明朝的存续处在同一时段。遗憾的是，明朝政府通过海禁政策，主动将自己与大航海时代割裂开来。当大航海时代接近尾声时，明朝政府也陷进了内忧外患，无力经营海域，只能听凭郑芝龙这类武装海商集团首领，成为东南海上贸易的实际掌控者。

（作者丨 隋林 编辑丨吴酉仁 来源：腾讯新闻）

晁中辰：《论明代的海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程方：《明代民间海外贸易述论》，云南师范大学2007年。刘璐璐：《晚明东南海洋政策频繁变更与海域秩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戚畅：《海禁与朝贡：明朝官方海外贸易研究（1368—1567）》，暨南大学2012年。张柳、潘洪岩：《从海商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兰台世界》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