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古斯都时代，军队的决定和抉择对帝位嬗递的影响
引言
奥古斯都在罗马确立了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后，开启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探讨帝位嬗递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无疑应从奥古斯都开始。参照学术界主流看点，奥古斯都时代指的是公元前27-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把帝位传给了他抉择的继续人，他本人则得以“善始善终”。但这只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却没有发明正常帝位嬗递的历史。
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尽管他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但罗马实际上已经是“帝制其实，共和其名”。奥古斯都统治期间的种种举措不过是摘取了一种隐蔽的手法，达到了称帝的目的而已。
图|奥古斯都雕像
在一个无实在意义的外“包装”下，奥古斯都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帝制，也使我们研究的史学客体具备了特殊本质的表征。关于这一体制的性质、特征，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比较深进的研究，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一体制为军队干预帝位嬗递发明了空间，为军队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
元首制发明的空间
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是一种以军队为靠山的君主制，并且是军事胜利的结果。当然，在剥削阶级当政的社会里，任何政权、王朝都不可能离开军队的支撑，但罗马帝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军队不仅在“幕后”支撑着元首制，而且逐步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并成为“主角”之一。这其中有历史的沿袭，也有元首制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发明的“宽广空间”。这种空间具体表现为：
第一，发达的罗马法律中关于帝位的传承却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即发达的古代罗马法律制度并没有为帝位传承提供法律保证。
第二，名义上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法律上对皇帝掌握军队却只字未提。
第三，“元首制的界限难以确定和富有弹性，继续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的所谓“弹性”和“不确定性”，为帝位嬗递营造了一个人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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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律没有关于帝位传承的硬性规定，以及没有形成嫡传天下的历史现实，那么皇帝人选与继续便存在着抉择的空间。抉择权缘何会落进军队之手？因为皇帝的最高军事统帅权并未将掌握军队包括其中，这一最高军事统帅权实际掌握军队的程度（大多数情状下）是低微的。但并非所有皇帝都没有对军队的掌握权，那些依靠军队夺取王权的职业军人，则是通过掌握军队登上王位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对元首制的否定，根本上与元首制格格不进。
图|罗马士兵形象
于自奥古斯都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而言，法律和军队都可作为自己统治的“利器”，但军队比法律更“利”。这也是制度本身为军队干预帝位传承发明的机会。奥古斯都在“三雄”争霸战中获胜，在共和国废墟上构建了元首制。元首制对军队的依靠超过了对法律的依托，似乎有“顺理成章”的逻辑必然。西方学者明确指出：“多数君主跟奥古斯都一样，小心翼翼地确保军队感受到他们庇护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元首政治的体制终究代表着把军队与指挥官之间恶性关系（这种关系破坏了共和体制）的制度化。”
帝国几百年历史上，这几种继续方式交替发扬作用，构成了帝位传承方式的多样性及“不拘一格”的总体性特征。在军队直接介进时，其他所有继续方式都失往了意义，而过继收养以及母系和父系亲属关系多数情状下也受到了军队因素的制约。假如说前三种形式还有一定的准则或“条件”的话，那么军队介进、干预的帝位传承则丝毫没有原则可言。军队的决定和抉择在帝位嬗递时，足以使任何方式黯然失色，使本应有法则性的帝位嬗递变得随机、突变、复杂多样，且不可预知。
就政治体制而言，奥古斯都没有“贸然”称帝，而是建立了“元首制”。但从元首制运营情状和元首自身实际权力来看，与帝制并无本质差异。因为这种体制回根到底是一种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体制，“不管加以什么样的尊称的一个人手中的体制”。古典史家狄奥·卡西乌斯专门论述了奥古斯都手中无所不及的权力，以及帝国君主们的称谓问题：“人民和元老院的权力完全转到奥古斯都之手。
图|罗马时代建筑遗址
从这时起，严厉说已形成了专制王权。罗马人向来非常憎恨专制王权，他们不情愿使用“独裁官”、“国王”以及与此相关的称谓称唤自己的国家首脑，其实假如政府的最高实权握在这样一个人之手，不管怎样，他的地位只能是国王。狄奥·卡西乌斯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就是那些取得帝王权力的人依法律或传统所摘纳的称号及含义和实质”。这种现象具体而又深刻地显示了帝国初期罗马人对共和国的眷恋之情，以及共和国的影响不可能立刻消除等方面的事实。也正是由于奥古斯都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体制，所以有人把奥古斯都称为“第二个罗慕路斯”。
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国情，造就了特殊的帝制－元首制，决定了元首与专制君主之间的某种差异。这种经过“包装”的帝制，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世代相袭的“家天下”，也与古代埃及、波斯、亚历山大等帝国的帝制迥然有别。元首制的出台，与奥古斯都本人的性格有关，也与当时罗马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这一政体带有某种隐晦的色彩，体现了一种“罗马特色”，更体现了深深眷恋共和国的罗马人的心理认同性和“可接受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我们似乎可以按照李凯尔特看点，视其为史学客体的特殊性。
在实践中，这些特征又为军队干预政治、干预帝位嬗递发明了空间－以武力干涉帝位嬗递的种种机遇。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保留着诸多共和国的形式和外壳，比如，元首称号的授予是通过元老院实现的。但帝国时代的元老院地位和作用远比共和时代逊色许多。经常位于“皇帝和军队中间”，只能在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奥古斯都当政时，改组了元老院，“元老院里都是他的亲信，任命各级官职的权力也掌握在奥古斯都手中”。即伴随奥古斯都权力上升的是，元老院权力的削弱。当元老院和军队保持统一或一致，形成均衡态势时，元老院的抉择、决定不存在疑问。但已经失往权力中心地位的元老院，是三者（皇帝、军队、元老院）中间的“弱者”，皇帝和军队的势力都比元老院势力强大，都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其上。
帝国历史上，军队参与政治生活，经常性卷进最高权力纷争的漩涡，多次以自己的好恶抉择皇帝，皇帝和元老院处于弱势。这种历史格局事实上已经确定了军队左右政局的地位和实力，造成了王位传承过程中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各种机会。
嫡传王朝没有在帝国历史上形成主流（在理论上，皇帝的候选人应由元老院确定），与此相伴生的社会后果是：当军队“守规矩”时，元老院的决定和人选便能够得到承认，似乎能够“顺理成章”；一旦军队失往掌握或将领们以军队为靠山，军队凌驾于元老院之上，刀剑之下元老院的各种决议只能体现军队的意愿和抉择。多数情状下，恐惧于军队的逼迫力，元老院只得服从军队和士兵的意志，军队和士兵成为决定皇帝命运及取舍的要害因素不可避免。
图|罗马元老院场景，现代人所绘
当军队和士兵对国家和皇帝恪守忠诚时，元老院的作用是有效的；一旦军队的忠诚呈弱化的态势——不可逆转的态势，元老院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橡皮图章”，仅仅履行某种“程序”时，其在帝位传承方面的作用则必然“失效”或无效。这种在名义上将皇帝的任命权交给元老院的体制，似乎是对共和国“遗产”的一种“继续”。但由于元老院权力、地位的弱化势头，元老院并无与军队抗衡的实力，所以面对强悍、失控的军队，元老院形同虚设，丝毫没有保障这一体制的作用。无论人们对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有什么样的评判，无论这一体制下限为何时，军队对帝位传承的干预都是在元首制－具有罗马特色的君主制下进行的。
军队参与政治生活的帝国时代，想象军队“保持中立”是不现实的。元首制的生存基础是军队，不可能离开军队支撑。问题在于，确立元首制时，并没有确立一个对军队的监控体系；只注重到了军队的保障作用，漠视了军队也是一把“双刃剑”。元首制下，皇帝对军队的掌握主要取决于皇帝个人的统治能力，因多数皇帝对军队难以实现有效掌握，使得军队在这一体制下恣意妄为，经常杀戮皇帝，另立新主。这既可视为元首制的缺陷，也可视为元首制的结果。
总结而言，我们可知，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并没有解决帝位传承的制度问题，没有在政治结构上确立皇权的位置——不可动摇的位置。所以，继他之后，元首只有名义上专制权力，缺少文化惯例的基础。于是，具备当元首条件的人（主要是军事将领）便会利用、制造各种机会追逐这一地位，而被取代者难逃遭杀戮的悲苦命运，并逐步变成了一种人为的过程。
创建近卫军的是与非
奥古斯都不仅建立了新的政体，也建立了新的秩序，拉开了两个世纪“罗马和平”的序幕。为保护这种新建的秩序，奥古斯都进行过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但最重要的还是军事改革。“他本人把握着绝大多数罗马军队的指挥权，他把军队驻扎在边陲沿线，以防止蛮族的进侵以及减少（军队）干预政治的诱惑”。
图|奥古斯都雕像
奥古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自己统治的改革，涉及内容比较宽泛，我们主要探讨其军事改革。军事改革不仅是奥古斯都诸项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奥古斯都强化自己统治的良苦专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其他改革一样，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体现在军队建制方面属于创新性改革。最引人注重者当属他在罗马城内部署的军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卫军的创建。某种意义上讲，近卫军决定了罗马帝国日后发展走向，而且探讨军队和罗马帝位嬗递之间的关系，理应从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开始。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在罗马军团之外，新建了一支精锐部队——近卫军。在古拉丁语中，近卫军一词——cohors prae-toria-得名于praetorium，是对军事指挥官驻地的称谓，也包括了营地中心地带的司令部及卫兵部队；威尔·杜兰则认为，近卫军起源于大法官的卫队，从词源上看 praetorian来自大法官praetor 一词也有一定道理。奥古斯都最初创建了九个大队，三个驻扎罗马，其余六个驻扎罗马四周的意大利城镇。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大约9000人，即每个大队1000人左右，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周密地保护着奥古斯都，由奥古斯都本人直接掌握，他把一支从前军事将领或高级长官的卫队变成了皇帝的私人部队。皇帝上战场时，近卫军同时随同开赴前线（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近卫军驻扎罗马城，上前线的机会少而又少）。此后，罗马军队中多了一个特殊的兵种。九个步兵大队构成的近卫军构成了奥古斯都本人及其日后皇权的嫡系部队和直接保护者，并负责保护意大利本土的法律和秩序。奥古斯都建立近卫军的用意如何？狄奥·卡西乌斯的评论再明确不过：他建立近卫军“的真实意图是要建立君主制”。
就整个意大利部署9000人的兵力来看，并不算多，但由于奥古斯都把所有的军团都部署在各个行省和边陲要塞，所以整个意利实际上只有近卫军一支常备军队。对于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来说，一支9000人部队，数量上不能称其为多，但假如从当时罗马帝国总兵为25万人（其中一半是辅助军兵种）的角度考虑，则9000人（还不包括其他城市驻军）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奥古斯都时代，作为军队基本建制的军团为28个，每个军团为5000人左右 （不包括相同数量的辅助军兵种）。按照这个比例，9000人驻扎罗马和意大利，意味着近1/12的帝国军队在这里驻扎，奥古斯都的良苦专心可窥一斑。由于罗马军队全部驻扎在边陲地区，“在清静的行省和意大利人们几乎见不到士兵”。这一既定事实决定了近卫军的地位和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此举的部分目的当然是保障行省清静，但是还有一些目的，大批部队在意大利，会给人民带来军事独裁的印象，奥古斯都想避免这种印象。”
图|今人所绘罗马士兵形象
无论什么名义或称号的君主都需要一支保护自己安全的近卫军，但由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处于初创时期，也为掩盖视听，避免各种怨恨和嫌疑，因此他把近卫军——这支保护皇帝及皇室安全的特殊部队分散部署。奥古斯都“将近卫军兵力分散部署的政策，使近卫军兵力不能够集中，像一个装在坚硬外套里的拳头一样，不易被人察觉，表面上看不遭人厌恶”。可见，近卫军没有全部驻扎罗马，奥古斯都别有专心。
“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的初衷之一，是为了防止像布鲁图斯和他的伙伴刺杀恺撒那样的暗杀者到达皇帝身边。然而，在3世纪政治危机中，近卫军非但没有保护皇帝免遭厄运，反而每一次都参与了杀戮皇帝的行动。”近卫军的重要职能是皇帝“对付敌人的剑和盾”。为保证这支特殊部队“剑”（实际上包括了对首都居民的威慑力）和“盾”（保证皇帝安全）职能的实现，近卫军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忠诚、荣誉、恪尽职守——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说的忠诚指的是，“近卫军士兵应忠于自己的帝国，保护帝国贵族、公民、近卫军伙伴，甚至为皇帝献出生命。违犯或背叛自己神圣的誓言和职守的企图，是最大的犯罪”。荣誉指的是，“一个近卫军士兵在战场内外都保持最高荣誉。在任何时候他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一举一动反映着近卫军的整体。近卫军士兵将保持准则的礼节，表现出和善、遵守法律，以及在履行职责时的宽厚”。
关于近卫军的恪尽职守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近卫军只是为他的帝国和皇帝服役，但期看和梦想是为全体人民服役。近卫军对帝国的奉献和爱反常深厚，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近卫军的这“三大支柱”主要还是精神支柱，“是每一个近卫军士兵进伍时宣誓的誓言”。假如这“三大支柱”能够一直“支撑”着近卫军，帝国大厦必然能够得到支撑，奥古斯都的目的理应能够达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大支柱”也只能是精神上的，不存在贯彻到底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后来的岁月里，近卫军完全将其放弃一边，甚至连起码的装潢作用也没有起到；不仅忠诚彻底缺失，而且逐步堕落成为罗马城内祸国殃民的罪责根源。
正如近卫军的建立本身存在着一种虚设、预设的成分一样，近卫军后来的行为与“三大支柱”无丝毫吻合之处，最终演绎成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招牌。近卫军所丢弃的恰恰是忠诚、荣誉、恪尽职守，从事的是完全与之相反的勾当。忠诚和荣誉变成了唯利是图，恪尽职守则变成了为王位觊觎者、篡权者服务的工具。
鉴于近卫军的主要使命是保护皇室和皇帝本人的安全，所以奥古斯都在创建近卫军初期，只在意大利人中招募（必须是罗马公民），而且是志愿者。近卫军官兵服役期限为16年，其他军团军队士兵服役期限则为20年。因此，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近卫军中服役成为意大利人的一项特权。该项特权一直继续到公元3世纪初年塞维鲁当政时期。但这种特权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正面效，因为近卫军的特权地位和特殊待遇必然引起驻扎行省军团官兵的忌恨与不满，形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矛盾。和远离家乡到远远行省边陲地区服役的军团士兵相比，近卫军官兵的服役条件舒适许多。
图|恺撒剧照
奥古斯都承袭了恺撒的做法，为确保自身安全，近卫军士兵的军饷仍然比军团士兵多两倍。近卫军士兵服役期间，军饷数额为2万塞斯退斯（sesterces），其他军团士兵不仅服役期比近卫军长，而且只能得到1.2万塞斯退斯的军饷。正是这种优厚待遇和舒适的服役条件，以及相应的特权利益，使得近卫军服役成为意大利年轻人普及的抉择，即使在意大利人拒绝在军团服役之后也是如此。近卫军不仅在军饷、生活待遇比军团官兵胜出一筹，而且“成为近卫军士兵中的一员是一件受人尊敬的事情”。政治上的地位，生活上的优厚奠定了近卫军在整个罗马帝国社会中的地位一种其他军人无法比拟的地位。
正因如此，近卫军的兵员最初“或来自贵族阶层，或是近卫军的后代。近卫军的大部分来自自己的社会阶层……”虽然是志愿者，但服役者必须接受严厉筛选，并有专人负责对人选者进行审核，尔后对这些人选者进行严酷的练习，淘汰率约为20%-30%。凡是通过严厉测试、考核的候选人会成为最出色的士兵，因此，九个大队近卫军又被称为“九大队精锐之师”（9 cohorts of elite troops）。由此不难看出，近卫军具备了重要性和特殊性双重特征，而且特殊性超过了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罗马一意大利人参军积极性的消退，近卫军也和军团一样，加进了一些非罗马一意大利籍的、所谓蛮族士兵，到近卫军服役不再是特权的标志。
结语
总的说来，近卫军后来的表现彻底背离了组建时的初衷，其蜕变速度也许奥古斯都不曾料到的。他在位期间，近卫军尚能够保持忠诚，但在死后不到20年，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奥古斯都的继续人提比略之死就与近卫军有关。此后，“取代保护皇帝不被暗杀的是，近卫军多次成为杀害皇帝的罪魁祸首。”正是由于近卫军的胡作非为，屡生祸端，君士坦丁当政后首先遣散了这支与祸国殃民无异的近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