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异的墨家学说，现在哪？它们并没有消亡，一直在我们身边

就以当代人对“墨学思想”在历史中消亡的认知来看，其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谬误的。特别是在大部分对墨学的了解仅限于字面意义上的人，他们对墨学的认知都是来自于后世其他人的解读。

以“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为例，他对墨学思想的评判，就对当代人在获知墨学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的墨学，不仅与人们所了解到的相往甚远，甚至于根本没有在历史中消亡。

王阳明这个人自然是已经不必要再多说了，一个能够在明朝的战火中整理出“阳明心学”，并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的人，自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之所以会提到王阳明这个人，主要是王阳明在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进行研读时，曾经就墨家学说发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意见。在与人对包括了墨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几种学说、流派进行评论时，他说：“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

从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来看，王阳明本人虽然对墨学并不感兴致，却也并没有对墨学表露出多少的厌恶态度。

展开全文

相反，从“墨学”和“阳明心学”的诞生原因上来看的话，还能够从墨子和王阳明两个人身上找出一些共同点来。

“阳明心学”的诞生也不必多费口舌，王阳明之前，就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儒家学子。只不过在接触到由陈献章开启的“心学”之后，王阳明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儒家学子的道路罢了。

王阳明走的道路不同了，却并不代表着“阳明心学”所走的路线与儒家学说不同。从“阳明心学”表达的“心本论”以及“知行合一知识论”两点来看，“心学”依旧没有脱离整个大的儒家学说环境。说得果决一些的话，也可以理解为“阳明心学”是儒家学说自两千年传承以来的一次“创新”。

但是墨子的“墨学”则完全不同，因为他走上了一条和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道路。

对墨学但凡有过一丁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墨学是有着一套完全、自洽的逻辑体系的。在这个逻辑体系之中，墨子主张的理念和儒家学说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差距。假如说儒家学说是以巩固封建王朝君主地位和身份而诞生的，那么墨学的诞生，则是为了打破阶级固化，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诞生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部分了解过墨家学派的人眼中，墨子被誉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共产主义者”的原因。

什么是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的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七个字理解为共产主义的核心要义。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都可以用这七个字来进行总结和概括。

那么为什么说墨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呢？

因为墨学的主要思想，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七个字相往不远。

“兼爱”和“非攻”这个理念我们暂且不提，因为这两种理念在整个墨学之中，所代表的是墨学在治国方面的内容。虽说“兼爱”这个墨学最大的主张里也有部分“共产主义”的内容在，但也包含在了墨学理念中的“尚同”和“尚贤”里面了。

“尚贤”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其实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道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阐明。而这个理念的阐述，在《墨子》一书中也有着十分足够的体现。

《墨子·尚贤》这一卷的上卷开篇第一段，讲的就是“尚贤”的道理：“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为了更好地讲清这个道理，墨子还特意在开篇的时候，用了一个“设问句”：“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君主都期看自己的国家能够富有，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遵纪守法。但是有的国家却在治理中慢慢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国家变得越来越穷，百姓们也过不好日子。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墨子要讲了，就是因为那些个治理国家的王公贵族们，全部都是“老子死了儿子上”。所以脱离了治理国家的根本，慢慢地变成了“尸位素餐”的庸人罢了。让没有能力的人往治理一个国家，国家不变成这样的话才怪。

而解决“失其所欲，得其所恶”的方法墨子也说出来了，就是“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把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典型的“你行你上”。

这种选举治国贤臣的方法，在墨子的眼中，那就是“圣王之为政”。

看到这里，墨学中那领先了世人一千多年的思想应该能够有所体现了吧？要知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从“农与工肆之人”中“选贤举能”的朝代，可是一千多年后的隋唐两朝。

虽说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也并没有真正做到墨学中所讲述的地步，但是科举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上层建筑的事情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说完了选贤举能的“尚贤”，我们再来说说“选举制”的“尚同”。

假如说“尚贤”这个理念还不能说墨子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尚同”这个理念，则是墨子身为世界上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核心理念了。因为“尚同”所阐述出来的理念，正是我们现代社会中十分普及的“选举制度”。

在《墨子·尚同》卷的上卷之中，墨子就以十分简明扼要的语句讲出了他的理念：“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虽然这句话并不是墨子用来直接阐明治理天下应该选用“选举制”的话语，但是这却是墨子“尚同”理念表现最为完全也最为妥当的一句。诸如其后“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和“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之类的话，都没有明确的证实墨子在“尚同”这一卷中所表达出来的意见。

而除了天子之外，从大到小的各级官员也是要通过“选举”来担任的，小到乡长、里长，大到诸侯、三公，都得用“选贤举能”的方式选举出来。

可以说，墨子的这一理念直接就对封建时期的“世袭”制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在天下“非儒即墨”的情状下，墨家学说就成为了一个足以撼动君主阶层的“定时炸弹”。

对比于致力打破阶级固化的墨学，保护君主阶层利益的儒家学派自然就会将墨学当做前所未有的“大敌”了。

说完了墨子开创的学说，我们再来说说墨子这个人。

作为一个理念领先世人一千多年的人，墨子的身上笼罩着来自整段历史长河所赋予的迷雾。以至于在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孟荀列传》之中，除了一句：“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之外，我们都无法找到更多有关于墨子这个人的描写。

特别是关于墨子这个人的身世问题，从古至今的学者们打了近两千年的“笔墨官司”，都没有能够得到一个足以使他人心服的结论。

不过就算是这样，墨子的出身地还是有了三个可能性较大的“备选答案”。

排在第一的自然是出自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宋国了，这一点的理由除了在《史记·孟荀列传》中有所描述之外，在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比较清楚的描述。

第二则是认为墨子乃是鲁国人，因为东汉末年的司空高诱曾在其作品《吕氏春秋注》中写道：“鲁惠公使宰让清郊庙之礼于天下，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身为大汉王朝的司空，高诱的看法自然不会是空口无凭，所以部分专家和学者也据此认为墨子是出身于鲁国。

第三个地方则要相对足够许多，依据中国闻名墨学研究专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知冷教授主编的《墨子与当今世界》丛书中的研究，认为墨子真正的出生地为一个名为“邾”的小国。这个“小邾国”因为人口和面积远低于邻境的宋国，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宋国的附庸。而墨子的家族在“小邾国”中，也并不是什么普通人家。只不过后来“小邾国”被宋国灭亡，身为“小邾国”贵族的墨子家族也就此失落了下往。

张知冷教授的研究结果几乎为继续了千年之久的“墨子身世之争”画上了句号。但由于这种说法的证据并没有前两种显眼，所以一直以来有关于墨子身世的问题依旧出于人们的热议之中。

连身份都如此“扑朔迷离”，也怪不得有好事者在了解了墨子的身世之谜之后，认为墨子和发明了“游标卡尺”的王莽一样，都是来自现代或者未来的“时空穿越者”了。

其实有关墨子身世的笔录，对我们往了解墨子和墨子的学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墨子》这本书保存得相对完好的情状下，我们对墨子思想的研究，就更加轻松了。

在前文中，我们说墨子本来就是一个跟随儒者学习的儒家弟子，也是有着十分足够的依据的。依据《淮南子•要略》一书中“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所言，我们就完全可以确认墨子早期求学时的部分经历。同样的，在《淮南子•要略》的记载中，也讲述除了墨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学“儒术”，转而自己往开发属于自己的学说往了。

因为在墨子的眼中，儒家学说是个“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的学说。这一句话，在表明墨学诞生的前提时，也为后来墨学和儒家学派之间的对立而埋下了伏笔。

当然了，真要说墨子和儒家学派之间的矛盾，还要从儒家学派的起点和墨学的起点来进行辩述。

不同于为君主阶层服务的儒家学派，墨学从出现到发展，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过得更好为中心思想的。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上各名家对墨子的描述来看就能够得到确切的答案。

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将墨子描述为“一个穿着草编制的鞋、粗短的布衣行走天下讲学的人”。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墨子不仅有着数百名“亲传”弟子，崇尚墨子学说的人更是“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布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

这一点，从《墨子·公输》一篇中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在公元前三百二十五年，也就是楚惠王五十年的时候。公输班发明了用以攻城的云梯，就预备要用云梯攻打宋国。而墨子在与公输班进行了一番“攻守”方面的较量之后，公输班就预备杀死墨子，以保证楚国能够进攻宋国。就在这个时候，墨子却是笑着说道：“我有三百名弟子已经拿着我教给他们的方法，在宋国的城池上面等待着出过的大军了。”听到墨子说这个话之后，楚惠王和公输班才打消了攻打宋国的方法。

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对这件事持有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派弟子出往帮别的国家打仗的事情，看起来多少有些不符合自身的“利益”。换做其他人，别说派出三百名弟子了，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理会。

但是只要对墨学思想有所了解，就能够足够了解到墨子为什么会这么做。

首先，有关于墨子派出三百名弟子扶助宋国的事情，还真就不太可能是假的。因为从孔子开始，当时的学术环境就已经慢慢从贵族阶层逐渐向着士族阶层移动。

这种“向下流动”的学术环境为墨子的学说的壮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张知冷教授所著、所主编的有关墨子研究的诸多书籍之中，都讲述了这一情状。孔子作为“私学”的开创者，将知识从贵族阶层带向了士族阶层，而作为脱离儒家开创了新学说的墨子，自然也就将目光落在了“私学”上面。而且和孔子“专教学说”不同的是，墨子开创的“私学”是前所未有的集中了“文、理、军、工”等更多个方面的“现代化学院”。

而除了这几个方面之外，墨子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极为高深的造诣。在咱们现在，还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将墨子尊为“科圣”。

在这种情状下，说墨子只有三百名弟子都算是小看墨子了。

同样的，当我们把目光从墨学上面移开，将视角集中到整个古代历史中往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会有人说墨子是一个“时空穿越者”了。因为相对于把墨子当做一个“生不逢时”的“共产主义者”，还是“时空穿越者”这个概念更加符合大众的认知一些。

说墨学已经在现代消亡，纯粹就是无稽之谈。且不往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墨学就在国内的文人圈子里掀起过风潮，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墨学更是出现了典型的“二次复兴”。

比如曾写下《少年中国说》的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就曾在这一时期对墨家学说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在一九三六年，梁启超先生更是以《墨子学案》为名，写下了一本专门研究墨家学说的书籍。

无独有偶，除了梁启超先生之外，同一时期对墨学进行研究的人里面还有曾国藩幕府中的名人王闿运；晚清经学大师孙怡让；《大同报》编纂者之一的张纯一等多位在近代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和梁启超先生一样，在得到了对墨家学说的理解之后，纷纷留下了印刻有他们理解的作品。

墨学的第一次复兴，也正是由这些人拉开了帷幕。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近代是我国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专家学者们并非单一的研究墨家学说。或者说，这些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并不是某一门学说，而是一个适合当时只中国的“救国存亡”之道。

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受到了来自“西学”的保护冲击，致使在许多文人的心中，中华民族传承了近五千年的汉文学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又了解过的人应该知道，在那一时期，对汉文学不自信的学者们，甚至提出了“破除汉字，完全西化”的请求。

而之所以墨家学说会在这种情状之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墨学之中潜躲着让这乱世终结的秘密。这个秘密虽然和咱们说的“共产主义”还有些差距，但是隐躲在墨家思想中的“抵御外敌”以及“舍命救世”思想却成为了当时学者们急需的思想。

事实证实也确实如此，当马克思、列宁思想被我国的留学生们接触到之后，立刻就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共喊。之所以能够引起共喊并发生反应，正是因为此前的学者们将墨家学说传扬了出往。虽然此间消耗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也让墨学思想在我国学生群体中有了“足够发酵”的机会。

说得浅显易懂一些，我国目前人人皆知的“不想打但也不怕打”和“勿谓言之不预也”等思想，不正是墨学思想中“非攻”的体现吗？

等到了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时间则来到了一九九零年左右。

九十年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时代。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物产、资源方面的需求，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再次集中到了墨家学说中往。

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了张知冷先生，就是这些研究墨家学说的学者们中最为“拔尖”的一位。其他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副教授徐希燕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永义先生；中美精神心理研究所所长、精神心理研究院亚洲国家联络主任李绍昆先生等人，都是当时研究墨家学说最为顶尖的一批人。

他们的出现，实际上也预示着我们国家的发展道路到了最为要害的时刻。

而恰好，墨家学说中所表露出来的教诲思想、教诲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十分贴合当时的中国，所以说墨家学说一直在我们身边。

面对着来自近、当代大师、教授们的研究成果，那些说墨学已经消亡了的人，恐怕不是单纯的蠢，就是单纯的坏了。

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四大显学”之一，墨家学说在未来会如何发展使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预料到的。

但作为中华古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来只要中华文明还存世一天。墨家学说就将和儒家学说、法家学说等诸多古代学说流派一起被我们给传承下往。

神异的墨家学说，现在哪？它们并没有消亡，一直在我们身边

墨学，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共产主义学说”，真的在现代消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