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做大事和做小事的心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吴军老师的文章。要做好一件事，不仅需要相对应的知识，更需要大聪明和好心态，正如吴军老师所说，「聪明是富于发明性的，不为有限所困，它面对无限的世界反而显得生气勃勃，能够发明出更多的知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读完这篇文章后，你会得到答案。

作者：吴军 来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新书《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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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事要找到最大带宽

大聪明这个概念非常抽象，我还是用图论中的两个概念——最短路径和最大带宽来阐明一下。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

在A和B两个城市之间有三条路径：中间的最短，就是所谓的最短路径；上方的最宽，就是所谓的最大带宽路径；下方的既不短，也不宽，显然，下方的路径我们就可以首先清除。接下来上方的和中间的路径该抉择哪条呢？我们假设二者的路面同样平整。

对于这个问题，得看是什么人来选。假如是一个步行的或骑车的，他抉择中间一条最短的道路就好了，但假如是一支由50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们最好抉择上面那条带宽最大的道路，因为中间那条小路挤不下那么多车，大家都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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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在工作中我们经常碰到。比如大公司在摘购时，未必每一次摘购的价格都比精明的小公司低，这倒不是因为大公司负责摘购的员工食回扣了，而是因为他们只能用那些供货量和发货时间都有保障的供货商；而小公司反正摘购量小，哪家便宜找哪家，即便供货时间挈了两天，看在省钱的分儿上，也就不在乎了。这阐明做大事和做小事其实心态会很不同。假如一个人总是抱持做小事的心态，觅货时眼里只有价格，那么可能就做不成大事。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特殊火，就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在这本书中，罗伯特·清崎列举了很多「穷人思维」的例子。在穷人思维中，一个大问题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钱，所以眼前每一点省钱的机会都不情愿放过。这样时间一长，眼光就被局限在眼前那一点点利益上了。

很多企业在成长初期，节约每一分钱是应该的，而且因为它们体量小，只要花功夫，找到便宜货的可能性总是有的。比如江浙沪一带的小企业，在初期都有这个特征。但是当这些企业成长起来后，假如治理层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做事情，那就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公司的规模上，发展不起来。

能不能找到一条带宽更宽的路，而不仅仅是最短的路，是能不能做大事的标志。

当然有人会想，我的企业大了，议价能力强了，不是能够让那些大供货商降价吗？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买得多了，价格反而上涨了，因为你改变了供求关系。

21世纪初，中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企业家普及发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在世界上买什么什么涨价，卖什么什么就降价。比如中国大量购买铁矿石、石油和煤炭，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就被炒起来了。这种现象当年在日本经济腾飞时也发生过。这时，企业家的想法不能再是通过谈判或者压价想方法让对方降价，而是通过对冲和保险等方式，让自己以稳定的价格获得长期的给予。做不到这一点，阐明思维还停留在做小生意上。

今天，假如你看看世界各大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的方法就会发现，它们总是要花一点成本锁定油价，这样在油价低的时候少赚点钱，保证在油价高的时候不至于买不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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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找到共同发展的大路

我接触过很多在不同阶段成功的企业家，有些人很擅长把一件很难的事情做成，但是却难以把事业做大；有些人并不善于起步，但是只要别人搭建起一个平台，他们就能把它做大做强。据我的看察，那些难以把事业做大的人喜欢亲力亲为，很善于精打细算，会不厌其烦地过问每一个细节，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放权。

我曾经被请往给一家企业把脉，那家企业盈利不错，但是却碰到了发展瓶颈，年销售额在几亿元的规模上犹豫了好几年。我了解了它的治理流程后发现，它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创始人没有做大企业的思维。

比如，当时那家企业已经是年销售额好几个亿的中型企业了，但10万元以上的花销还要兼任首席执行官的创始人批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笔钱都没有被乱花。他的公司每年要他批准的花销好几百单，几乎天天都有好几笔等着他批准，我和那位创始人讲，你怎么可能有时间了解每一笔花销的细节。他和我讲，100万元以下的花销，到他那里只是走个形式。我说，这就更糟糕了，你没时间了解细节，还替下面的人承担了责任，这会让下属懒政；更要害的是，你成为他们开展业务的瓶颈，假如因为你导致付款不及时，协作方将来的协作意愿无形中就会下降。这位创始人抉择的其实就是一条很短但是很窄的道路。

他自己觉得找到了一条近路，但是这条路窄得只能他一个人走，大家无法和他一起走，事业自然也就做不大。

后来这位创始人聘请了一位首席执行官，同时把100万元以下的财务权放给了总经理。虽然总经理一定有乱花钱的时候，但是作为一家已经有规模的公司，走一条稍微远一点却很宽的路，比走一条只能一个人通行的路更重要。放权之后，这位创始人把精力放在掌握公司各部门的利润率上，而不是看每一笔钱是否花得值得。此后，该公司的运营效率开始有所提高，两年后营业额逐渐攀升，至今增长已经不止10倍了。

在职场上，很多人包括创始人其实都做不到能力随着事业同步增长，他们习惯了走只能一个人通行的小路，无法接受和众多人一同走一条远一点的宽敞大路，最终，他们自己成为事业发展的瓶颈。

我过往在提拔业务骨干担任初级治理者时，对每一个人都会强调一件事，就是要尽可能避免看下属做事情不顺眼，自己撸起袖子亲自上。我常和他们说，既然我提拔了你而不是其他同事，就阐明你比同组的同事更善于找到别人找不到的近路，这是你的优点。但是那些近路不是大路，不可能全组每个人都走，担任经理后，要善于找到大家都能走的大路，这样大家才能一同前进。

不过说实话，有些人在经过这样的培植后，能够从一个单打独斗的技术专家成为带领大家一同进取的治理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还是做不到随职级、年龄一同提升，很快他们就会碰到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会随着成长而不断提升，有些人则停留在一个水平不再提高，以致影响了进一步的发展呢？

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有的人不断学习和进取，而有的人成年以后就不情愿再学习了，只要让后者不断学习，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其实，有些人成年以后就中断了学习是有原因的，即使他们后来参与了各种陆续教诲，包括名牌大学的MBA班，很多习惯还是改不过来。

比如我在给各个层级的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讲课时发现，假如是给部级干部讲课，这课就很轻易讲，因为他们都会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但是假如是给处级干部讲课，效果就会差很多。

比如，他们很多人一直改不掉看手机的习惯，你问他为什么要看手机，他说怕耽误工作。这样的托词很难让人心服，因为他们再忙也忙不过那些部长啊。事实上，眼睛总盯着手机这件事反映出这两类人群之间浩大的差异。那些只能承担处长职务的人，在专注于做好一件事上、在求知欲方面、在对他人的尊重方面，要比同龄的部级干部差得多。

后来我和一些相关领导力培训的专家聊起这件事，他们说，那些年龄很大办事能力却很有限，以及长期努力却难以得到提拔的人，在年轻时人生算法就没有设计好，以后做事一定是事倍功半，再怎么努力都难以突破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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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算法是什么

「人生算法」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它应该是由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治理学家发明出来的，但是很多中国人也摘用这个说法，包括在得到开人生算法课的老喻。

什么是人生算法呢？我们先说说计算机的算法。计算机要做一件事，就需要按照某一种方法、遵循步骤一步一步地来进行。相同的计算机，做同一件事，有些效率很高，有些则非常慢，这不是硬件本身的差异，而是所摘用的算法不同。人也是如此。人天生不会做事情，后来学会了做事情的方法，但是不同的人学的方法不同，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现象：生下来没有太大差异的人，后来做同一件事情会摘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人生算法对人的支配作用。

那么人生算法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布鲁斯·哈罗德·利普顿认为，一个人的成败和他的生物学特征，也就是长相、身高、智力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是和看念、信仰以及身心健康等非生物特征的关系很大。

利普顿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人一生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利普顿把这种个人的基本行为模式比喻为「人生算法」。他认为，人的一生都会按照自己的人生算法运行，从而形成人生轨迹，而这个算法的基本框架在每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大致形成了。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学校时，有些人各方面的资质和成果都差不多，但进进社会之后，发展情状却天差地别，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往往与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做事习惯有关。但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资质相近的人会形成如此不同的习惯呢？利普顿所提出的人生算法理论，就可以用来阐明这个现象。

人生算法对人的支配作用通常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而人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并不受理性意识的作用，而恰恰受到潜意识的支配。

比如我们常听人说，「这个道理我也懂，但我就是做不到」。前半句话是反映他的理性意识没有问题，后半句话则阐明，他的行为其实并不受他的理性意识支配。人们每时每刻要处理非常多的信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脑会逐渐形成一套类似于计算机自动处理系统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的特征就是让我们不假探求地行动，通常这样的行动可以给我们带来想要的结果，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有意识的行动，这就是平时所说的「行为倾向」。

比如早上起床，有的人闹钟响了就醒了，很自然就起来了，而有的人则非要赖20分钟床才起得来。再比如有的人碰到问题，潜意识里就是想回避，而有的人碰到难题就兴奋。这就是潜意识掌握的不同的行为倾向，而不同的行为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人生的轨迹也就随之转变了。

接下来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潜意识中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形成，以及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按照利普顿的说法，大约就是在7岁之前。人在出生之后的几年，大脑就像一个没有装程序的计算机，很多事情都是做不了的。一个人接受教诲，其实就是不断地在往脑子里安装各种各样的程序，特别是7岁之前接受的教诲和引导，就像是在为这台计算机安装基本的操作系统——装好了一个个程序，计算机就可以工作了。利普顿的这个看点有点像中国人说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对于利普顿的看点，有一点我们先要提醒大家注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会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在学界有一些人反对他的看点，反对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基因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生物学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切。今天的研究表明，基因确实会影响人的发展，但是不同的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其实并不是很大。另外，来自同一家庭的孩子，甚至双胞胎，日后的表现也有浩大的差异，因此基因至少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

另一种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人在任何时间都是可教诲的。这些人也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用自己的看点可以左右他人的看法，另一种则是完全信赖理性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利普顿的看点至少是被学术界认可的主要看点之一，而且他有大量的实验结果支持自己的看点。

利普顿经过看察和实验发现，孩子在7岁之前的成长阶段，心智发育并没有成熟，他学习的方式主要是单向的看察，而不是像大人一样互相交流。孩子其实并不清楚在这种看察中往脑子里装了什么程序，但是这些程序输进进往后就会逐渐起作用。

比如，一个孩子假如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酗酒，然后打自己的母亲，就会在内心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伴随他很久。再比如，假如他经常看到父母愁眉苦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说这件事做不成、那件事做不成，就会形成一种对生活的看念——做事情很难。

后一个看察结果和罗伯特·清崎的看察结果是一致的。罗伯特·清崎注重到，所谓的富爸爸经常在不经意间让孩子感受到，什么困难都能解决，而穷爸爸则通过「我可付不起」这样的话，让孩子觉得穷人就要不断地舍弃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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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算法能改变吗

了解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大家自然会有第二个问题：假如一个人的人生算法在7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那在此之后这个「算法」还有可能改变吗？利普顿讲，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一定难度。具体讲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

第一种方法是求助于心理医生，通过包括催眠在内的各种心理疏导方式慢慢调整。考虑到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喜欢看心理医生，因此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更有效的其实是第二种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练习形成新的习惯。打个比方，假如你一开始在画布上没有把画画好，想要修改那幅画，那么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用新的油彩覆盖旧的。

利普顿认为，「一万小时定律」虽然是通过统计手段得出的，其实在生理学上也能得到支持。练习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某种行为从有意识的变成潜意识的。

比如我们经常讲，学自行车，学会了就忘不掉了；开车也是这样，最开始学的时候是脑子要想怎么开，后来更多地其实是通过肌肉记忆开车，身体会本能地做出正确的反应。类似地，你打篮球打得熟了，投篮的时候不会进行一大堆有意识的计算，要用多大力气，要以什么角度出手，而是靠所谓手感来掌握球。这就是不断重复练习形成的结果。不仅身体技能是这样，脑力技能也是这样。比如，东亚孩子的基础数学通常比较好，那是因为他们经过大量练习形成了解决初等数学问题的感觉。

换句话讲，一个人仅仅在理性上懂得某个道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付诸行动，当行动的次数足够多时便形成了潜意识的习惯，就等于把过往的算法覆盖了。

比如，一个爱睡懒觉的人到军队里服役了两年，睡懒觉的毛病通常就改掉了，这相当于他们接受了一种类似一万小时的练习。美国闻名的韦尔斯利学院有一个传统——从懒猫到10千米跑运动员。参与这项练习的学生需要天天一大早起来跑步，结果4年下来，过往再懒、体育再差的学生，也成了生活非常自律、身体非常健康的人。

不过现实的情状是，绝大部分人一开始就没有设置好自己的人生算法，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充斥着漏洞的算法掌握。因此他们虽然努力，却没有什么结果，而且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然也不会知道要刻意改变人生算法。

很多人做事搞错了方向而不自知，很多人努力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算法一开始就设置错了，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事情，从来没有觉得它是问题，还有一些人把自己束缚在过往的成功中，却不知道过往的成功体会其实并不能让他们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总之，人要活得明明白白，明白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明白自己的人生算法是否支持自己实现目的，然后努力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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