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峰：母亲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古板而严厉的中年妇女。她很少说话，但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绝无废言。她也没有时间说废言。天天天不亮，她都要和父亲一样到生产队干活，有时中午回来，有时中午不回来。中午不回来的时候，奶奶就把预备好的饭食交给队里送饭的一块捎往。这时候往往是农忙季节，地里的活很累，母亲每次回家都累得一言不发。她的脸就像一尊凝聚的雕塑，看不出表情，却自有一种威严。

食过晚饭，她还要就着昏暗的油灯缝缝补补。尽管穷，她还在极力保护着家人最后的尊严。是的，我们的衣服和鞋袜都是缝补过的，但都不露体，不露脚，而且干干净净。

奶奶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家里虽然没有多少东西施舍别人，但她可以用语言用行动往安抚那些日子过得更清苦的邻舍。对此母亲不闻不问，但心里还是很有看法的。她认为奶奶首先应该照应好我和弟弟，也不能耽误做一日三餐。然而，一心不能二用，奶奶总是在家事和外事之间抉择后者，这样就让她和母亲的关系比较紧张，尽管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冷战是经常发生的。

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奶奶就委屈地小声哭唱——又哭又唱，大门一响她的哭唱便戛然而止。凭直觉我意识到，奶奶有点恐惧母亲，但这种心态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母亲听没听到过奶奶哭唱我不知道，至少没有公开戳破，她和奶奶都在为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无论冷战继续多久，天天早上，母亲都要一如既往地过来给奶奶端尿盆。这是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就是有一千个一万个不甜心，母亲也没有胆量违反。因为我一直跟着奶奶休息，所以每次母亲过来端尿盆时，只要我醒着，就会有意无意审视她。她的脸瘦而且长，面色黑红，表情严厉，不苟言笑。她来端尿盆显然是例行公事，但也是晚辈对长辈孝顺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此奶奶表现得心安理得，甚至不会虚假地说声谢谢。这是母亲份内的事，奶奶当然不会感恩。其实母亲当真不过来端尿盆奶奶也没有方法，但她知道我母亲还没有如此放肆，她这个婆婆还不是没有一点权威。就这样，直到奶奶八十八岁寿终正寝，母亲端尿盆的任务才宣告结束。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奶奶往世不久，那个被称为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重要会议召开了，尽管她活着也永远不知道这个会议和她有什么关联，但从此她可以食顿好饭了，她热爱的传统戏剧也会陆续在戏台上看到——假如她再坚持几年，不出家门就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从电视机里看到她喜欢的节目。然而由于她的遽然陨落，这一切注定都与她无缘了。是的，现在想想我就很为她老人家惋惜，她那么喜欢听戏——听各种戏，并且到了八十多岁还能复述戏中的情节、吟唱戏中的唱段，而在她整个后半生，她喜欢的这些东西居然销声匿迹，荡然无存。其实，后半生她不明白的东西很多，最让她不明白的，是全家人都那么辛劳，邻居百舍都那么辛劳，全村人都那么辛劳，但日子过得毫无起色，甚至连食顿饱饭都成为奢看。她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女人，她所看到的就是她所理解的，再往深处往考虑，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当然，奶奶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能在如此艰难的世道活到八十八岁，足以阐明她的达看和随性。静静地躺了七天七夜，水米不进，奶奶就这样睡过往了。她是无疾而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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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认知和奶奶差不多，也就是说，她并不比身边的任何一个乡村妇女更高瞻远瞩。那个重要的会议母亲经历了，但她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告诉她她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摆在她面前的事实是，地分了，虽然不是自己的，但自己当家。不再挨饿了。不再穿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了。虽然日子仍然很艰难，虽然手里仍然没有余钱。光指看种地，能填饱肚子已经不错了。要花钱，就得卖点粮食，或者卖几个鸡蛋；假如没有意外，年底还要卖一头猪。这些就是一家人全年的花销。

那时我和弟弟都长成了半大孩子，我上高中，弟弟上初中。上学就需要钱，还要带饭。好在那时候学费不是太高，也没有任何补习班，家里紧紧手，还是能应酬的。饭是母亲起早贪黑摊的煎饼，萝卜咸菜也是母亲亲自腌的，用油一炒，拿玻璃瓶子装上，营养也有了。就这样，我和弟弟先后读完了高中。

我想母亲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是期盼着孩子们能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的，那样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在村子里，自己也敢于抬起头来走路。但孩子们没有如愿以偿，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她知道孩子们已经尽量了，再计较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侵害孩子们的心。她很平淡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悄无声息地陪孩子们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此刻的母亲，已经是一个和气可亲的老太太了。

其实从分地以后母亲就变得和过往不一样了，尽管她仍然很少说笑，但脸上的冰块已经慢慢熔化，看上往就和善了许多。是的，她那张表情凝聚的脸就是我们家的温度表，多少年来一直处在零度以下，现在有了春天的气息了，整个家便让人觉得温热起来，热烈起来。

父亲是文革前被单位下放的，一直对干农活有抵触情绪，但又不能不干，不得不干，所以下了工除了抽烟饮茶，什么也懒得做。母亲理解他的苦衷，不到万不得已，家务事很少让他操心。一家几口人要食饭，而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远远不够，大人还好说，两个孩子正是长个的时候，耽误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几乎每年的初春，母亲都要伙同邻居或单独到野外偷柳芽和槐叶，这两种树叶和玉米糁子掺一块煮熟了比较好食，可以弥补粮食的不足。因为野外所有的树木都是集体的，要想不挨饿你只能趁夜深人静往偷，挠不住是你运气好，挠住了自认倒霉。往往我都睡了一大觉了，才闻声母亲从外面回来，肩膀上扛着个大麻袋。有时她倒出来的不是柳芽和槐叶，而是杨叶。这种叶子要用开水汆几遍，口感仍很差，就是放再多的玉米糁子也不好食，母亲也不让奶奶和我们兄弟两个食，父亲也很少食，只有她一个人食得津津有味。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母亲的心绪可想而知，而她又不便把这种心绪显露出来，久而久之，便成了一尊面无表情的雕塑，远远地，就让人感觉到一丝冷气。

有了地，不愁食饮了，母亲的心自然放宽了。她不怕食苦。过往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不在食苦？但那些苦食得都没有回报，而且像牲口一样任人驱使，没有自由，更没有尊严。现在自由了，只要肯食苦，就不会饿肚子，甚至有了余粮，有了喘口气的机会。尽管是小脚，但母亲干活从来不惜力气，在生产队时就没服过输，干自己的活她感觉更带劲，也兴奋。这时我和弟弟先后高中毕业，都算是整劳力了，但脏活累活母亲总是夺着干，也从不计较我和弟弟干多少活。不久，弟弟当兵往了安徽歙县，我也到临近的小镇往创业，母亲对此没有表达过支持或者反对，一个人带着已经患病的父亲在地里、家里忙活，直到双喜临门——两个儿媳先后进家，她才有了休息的机会。

我想母亲之所以对我和弟弟的抉择不闻不问，一方面是她确实帮不上什么忙，自觉无话可说，再者她觉得两个儿子走得都是正经路，也用不着她往过问。现在，两个标致而聪慧的儿媳几乎没用她操心便如期而至，从天而降，这更让她喜出看外。是的，好日子说来就来了。

在我和弟弟先后结婚之后，母亲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随和起来，其天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很少说笑的，但这时她偶然也提提年轻时候的喜好。原来她和奶奶一样喜欢传统戏剧。两个儿媳进门后，她就不再下地劳动了，看孙子孙女成了她的专业。尽管有了“专业”，每逢村里或集上有唱戏的，两个儿媳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孩子接回往，让她往称心一下自己的“爱好”。其实很多戏剧母亲只是往听听唱腔、看看热闹，未必真懂，但对她而言这就是一种仪式，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待遇。每年一度的春节文艺晚会，母亲也都是笑着看完，第二天还要打开电视复习一遍。

不久我和妻、子离开老家，到数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城市生活，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回往看她，她偶然也到城里陪我们住一段。除了做家务和看电视，她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从不干涉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我和妻子怄了气、抬了杠，她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儿媳一边，无一例外。对孙子，她更是心疼有加，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我和妻子无论谁训斥孩子她都会针锋相对。母亲总说，孩子都是夸奖出来的，你们兄弟两个从小到大，我没有骂过你们一句、打过你们一下。她说的是实话。惋惜，我们终于没有母亲的耐性，在孩子的治理上，经常犯武断而霸凌的错误。

母亲也是无疾而终的，虽然她只活了七十三岁。那一年，她觉得不舒适，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我和弟弟带着她跑遍了几个大医院，找过了所有能找到的专家，结果什么病也没查出来。她当然不信赖，回往后还托人找了个“妈妈”（巫婆）看了看，说是吓着了，烧了喊了后，她自己觉得是没病了，至少心里没病了，未料几个月后的某个冬日，她就一睡不醒、驾鹤西往了。

就母亲的突然衰微我曾咨询过一个当医生的同学，他说老人家一定是年轻时干了太多的活，身上的养分过早地消耗掉了，就像一棵慢慢枯萎的树，在你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就倒下了。我不知道这位医生同学说得有没有道理，但放在我母亲身上，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阐明。

其实母亲是不死的，只要儿子们在，她就永远活着。

2022年12月13日晚于梳洗河畔

岩峰，原名杨岩峰，泰山人。作家，诗人，编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相继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文艺百家》《文学世界》《当代小说》《黄河诗报》《诗歌月刊》《鸭绿江》《散文诗》《诗歌报》《绿风》《星星》《诗选刊》《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新世纪文学选刊》等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首），并多次过奖；玫瑰系列组诗曾引起广泛好评，被誉为“玫瑰诗人”；出版有诗集《太阳泪》（三人集）《野玫瑰》《独对玫瑰》《咏叹》（二人集）《八月的爱情》《幻影》《挽歌》和散文集《樱桃园》《隔膜》《在信仰的高原》《岱下诗话》等。作品被收进多种专集或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