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乌斯《通史》义疏

“正如命运女神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显现给自己的读者。”[1]早在半年前，杨之涵君就私信我，说他的译著——波利比乌斯的《通史》，煌煌上下两册 100万字，即将杀青，就要出版面世，请我为之序，我委实不敢。波利比乌斯，何许人耶，《通史》40卷，旷世之作哉，之涵君矻矻数载，大功告成，我等还是先洗手拜读为盼。这几个月来，我尽可能地抽时间慢慢研读了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恰巧期间我亦游学于欧洲数日，虽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波氏之足迹遍游地中海沿岸城郭及崇山峻岭，但还是在欧陆腹地感受到些许古战场的波诡云谲和世界图景的新旧转换，多少与波利比乌斯《通史》所开启的普及历史叙事若合符节。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不也同样面临着一种升级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历史叙事的征兆吗？

一、普及的历史叙事

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如此，一个国族更是如此。但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中的人、族群和国族，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如何计算和丈量，内在的结构和制度如何构建和厘定，蕴含的意识和精神如何培植和生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清楚和为人们所自觉的。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饰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40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及性史看。《通史》的出现开垦了一个人类历史作为世界史的崭新时刻，从此以后，才有了所谓的人类历史，此前的历史著作固然有很多，其中也不乏鸿篇巨制和伟大叙事，但它们都不过是某一族群的历史，某一地域的历史，诸如修昔底德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们究竟只是希腊诸城邦之间的争斗博弈，厮杀征伐的场域也只是局限于爱琴海一隅，虽然这些城邦集中体现了当时人类政治文明的菁华，但它们并没有达成普及历史的意识自觉。

波利比乌斯就与希腊史学家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他从身份上说也是一个希腊人，《通史》所叙述的也是围绕着战争所展开的军事与政治史，但波氏却有着明确的世界历史的问题自觉，他要写一部不同于前辈希腊史学家们的《通史》，即一部围绕着罗马的崛起而形成的人类普及史。对此，他在第一卷中这样写道：“可以说，之前的世界历史都是分散的，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换言之，从成因到结果，它们都是局部性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这个时间开始我的历史写作。”[2]在他看来，在他之前的历史写作，其所抒写的历史还不能称之为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些分散的诸国史，而他的《历史》大异其趣，其宗旨不是津津乐道于某一个族群在某一地域的兴衰起落、军事战争、人事纠葛、制度更替、文化变迁，等等，而是要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个普及的历史叙事，勾画其具有普及性的人事谋略、制度结构和兴盛轨迹乃至未来演变，所谓普及的历史，就是具有某种命定的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人为必然性的机制发生学。他写道：“一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研读这种特定历史，从而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占据叙拉古和怎样占据西班牙的。然而，他们怎样获得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哪些东西阻碍了他们的伟大计划，或者，什么东西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世界性的帝国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假如没有一种普及史（ageneral history）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弄清楚这些东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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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来，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就不是纯粹客看的自然物理学，而是一种政治史学，即他要为人类普及历史的担纲者——罗马人的历史提供一个普及的《通史》演义，即为罗马史作为人类普及历史的开篇者背书。用波氏自己的话说，他的通史之宗旨便是要探究：“在短短不到五十三的时间当中，通过何种方法和何种政体，以至于罗马人成功地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4]

确立这样一个基于罗马创制的世界《通史》的运思宗旨，对于外邦人波利比乌斯来说绝非易事。谁没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呢？特别是处于希腊化时期的波氏家族，投身于波澜壮阔且悲壮莫名的维系希腊邦国之不被殖民的事业，难道会舍弃其纯朴的家国情怀转而赞誉一个外来的罗马国族吗？波利比乌斯以其史学家的宏阔胸襟和睿智的体会觉察，深刻地感知到伴随着罗马体制从天而降的一个新时代——世界普及历史时代的到来。因此，他要与过往的希腊史学家们相辞别，并深埋自己的往国离家之痛，真切服膺罗马的文治武功、混合宪制和公民美德。非但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亲身观察，殚精竭虑地探究和总结罗马邦国，如何仅用了短暂的53年时间就一跃而起，从蕞尔小邦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亘古未有的辉煌之帝国，由此终结了传统的列国本纪史，从而开垦了人类历史的普及时代，其奉天承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才是波利比乌斯作为大历史学家的雄伟气势和《通史》作为人类史的恢弘格局之所在。所谓洞察时务，不是一时之利弊一事之短长，而是中国太史公所显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鉴于此，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的谋篇布局就颇费周章，其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扩展要支撑得起他所谓的普及史，也就是说，波氏关于罗马崛起的历史叙事要提供出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即希腊史学家们的历史看）的新故事，特别是时空结构上要经得起后来所谓的“历史动力学”的检验。不过，幸运的是，波氏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近距离地看察罗马的军事体制、政制构架和文化生活以及卓著人物的心智行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作为罗马统帅小西庇阿的朋友，跟随他征战南北十数年，历经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所见所识，感慨良多，不仅为罗马崛起之际遭遇的大风大浪所惊悚，也为这个国族所蕴含的顽强精神，特别是他们创制的政治制度所折服，由此波氏果敢了自己为这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共同体所打造的普及世界的伟业树碑立传的史家雄心。他写道，当时的大多历史学家，不是闭门造车耽于文本资料，就是凭借文学修辞夸夸其谈，失往了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本业，即真实、确切且正确地把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来龙往脉梳理清楚，并能够洞察其内在的机运和蕴含的深意。“我注重到，尽管大部分当代历史学家在处理个别孤立的战争及其相关的事件时会涉及到它们，但是，据我所知，在涉及事件的发生时间、发生原因以及何以导致最终的结果时，没有人尝试往探究事件的总体法则和一般法则。”[5]

打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上述那种大历史叙事的恢宏气势不禁扑面而来。我们看到，《通史》40卷（虽然目前仅完全存留下前5卷，此外只有若干卷的残篇，即便如此也足以领略其不凡的硕大格局）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浩大的具有世界景看的历史画卷，它们远非地中海一隅之天地所能承载，而是以意大利为枢纽，以地中海为内海的横跨欧亚非的浩大世界图景。在此，罗马人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以及贯穿其中的与马其顿的三次战争。通过一系列战争，失败、胜利，再失败直至最后的胜利，罗马人最终赢得了对于周边乃至当时所能涉及的世界领域内的各个部族、列国和帝国的征服与统治，稳固地确立了一个罗马人的“大一统”的帝国事功。这就是波利比乌斯所叙述的《通史》之内容，波氏把这个历史故事不仅视为是一部罗马史，更是一部浩大的人类世界的历史，他称之为普及的历史。[6]此外，波利比乌斯要强调的是，这个普及史不是指辽远的过往，而是当前，即他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是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人们正在经历着的世界历史，所谓历史意识说的就是这种对于当前历史的自觉。作为史家，他叙述的历史不能仅仅是客看的外在的描绘，而是要深进其中，探索历史运行的机理，把握历史担纲者的成因，并为后来者提供真实不欺的资治通鉴。

我们先来看《通史》的时间布局，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结构的维度。第一个维度也就是波氏所指出的，他的《通史》要提供一个公元前220年－公元前168年这长达53年的罗马征服世界的军事与政制史。这个时间结构当然是波氏《通史》的主轴，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从内容上看，这个53年确实是罗马崛起的要害时刻，也是罗马人命运经受严酷考验的非常时刻。波利比乌斯用质朴、凝重、厚实之笔为我们刻画了这53年间的战争风云、英雄沉浮和制度塑造。通看这个时间刻度，波氏运用的是一种编年史的体例，把53年来罗马与各种相持的力量，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以及各方领导人物的雄才大略和性格短长，一一道来，足够展示了罗马人开国立业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应该指出，波利比乌斯在此所提供的时间并不是均质划一的，而是充盈着充足的历史内容，特别是军事战争的丰盛性和严酷性。从现代历史学的视角看，一部古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以及围绕着内外战争所凝聚的政治史，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说的便是政治与军事，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无疑是其典范。波氏善于把握每一场战争的要害点，把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战场状况叙述和刻画得惟妙惟肖，如同使读者置身于一场大剧之中，实现了时间叙事的历史性融会。例如，《通史》关于罗马人与迦太基人长年累月的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对于罗马人的征战，还有罗马人与马其顿腓力五世的战争，以及公元前146年他站在西庇阿身边目睹迦太基城在熊熊大火下毁灭之时的感慨，等等，这些要害性的时间节点经由波利比乌斯的浓彩重笔之抒写，字字千钧，历历在目，无不展示了历史时间的丰盛含义，显示了人类命运的跌宕起伏和莫名难测。

为什么罗马人只用了53年就一举征服了全世界而确立起雄霸欧亚非的帝国之地位呢？这仅仅是上天的垂爱和偶然的幸运吗？显然远非如此简单。果真如此，波利比乌斯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撰写罗马史志，在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促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早期发生学，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壮大和演进都有一个必然的时间逻辑。在《通史》一开篇，波氏就申言，尽管他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从公元前220年—公元前168年，但为此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期展垫，即在第一卷开篇他就写道要用相当的篇幅来开启《通史》的正式演绎，具体一点说，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撰写其实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264年开始，这样实际上就追加了整整44年的时间，即《通史》的时间维度是从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68年，大致说来应该是97年，而不是53年。[7]

那么我们由此就认为，波利比乌斯实际上多少有些叠床架屋，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啰嗦，直接把《通史》上溯44年，用一个单一的时间序列（从公元前264年开始）陈述他的历史故事就足矣。不过，假如我们深进审阅，就会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微言大义，他的关于两个时间维度的历史划分蕴含着波氏独创性的史看，具有着革命性的史学意义。我认为，第二个时间维度，即展垫性的历史陈述，从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20年，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更为辽远的时间，它们都还属于传统的罗马史的范畴。这种罗马史看与希腊历史学家的希腊城邦史看，在性质和类别上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它们都属于一个国族的发展生长史，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也是从这种列国史中发育出来的。

但是，第一个时间序列，亦即从公元前220年以降的罗马史，这个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53年来的罗马史，本质上迥异于传统的列国史，它既是作为个别国族的罗马史，更是作为普及国族的世界史，波利比乌斯念兹在兹的罗马《通史》，就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发达史，而是作为普及国族的世界史，由此人类历史进进一个普及的大一统的新时代。这也正是波利比乌斯为什么刻意强调53年的罗马历史故事，而把此前的时间序列仅仅视为一个展垫的根本原因所在。“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这个时间开始我的历史写作。因为，正是由于罗马人在这场汉尼拔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方才开始信赖，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迈出了最为要害和最为困难的一步，由此，他们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其他地方和跨海挥军希腊与亚洲大陆。”[8]也就是说，在罗马史的漫长进程中，其实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一次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普及革命，即罗马国族的命运经历53年的时间砥砺和冶炼，而从此前分散的各个邦国的时间碎片中脱颖而出，成功地把世界历史凝聚在一起，开垦出一个普及历史时间的新时代。罗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波利比乌斯撰写《通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我期看读者能够清楚地熟悉到，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有充足的理由往构造一个世界帝国的雄心，也有充足的力量往实现他们的目的。”[9]

从这个双层的时间维度中再来审阅《通史》的空间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波利比乌斯的普及史看的横向布局具有全新的战争与和平的融贯视野。以往的列国史的战争叙事，大多基于某个国家的视野，特别是从战胜国的角度出发，展开战争双方或多方的杀伐征战以及成败利钝，其空间格局往往是单向度的。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与此不同，由于有一个普及史的预设，他对于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多次意义重大的战争，就不单纯仅仅是站在罗马的立场上，甚至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是超越了诸多战争的参与者，显现出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即便他力挺罗马，那也不是基于罗马的利益立论，而是在罗马共和国成长的身躯上，在罗马战争的一系列凯旋中，发现了普及的世界史担当者的雏形。由此，波氏与其说是礼赞罗马的胜利，不如说是礼赞赋予罗马的普及世界史的达成。在《通史》中，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战争中的各类对手，特别是三次战争中的迦太基，给予了非常正面性的描述，对于汉尼拔的英雄气势和大智大勇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此外，波氏在《通史》的叙事中，对于那些弱小的部落族群，以及他们虽挣扎抗争终难免惨遭征服的命运，也给予了真挚的同情。当然，波氏着墨最多的还是罗马人，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目睹罗马人53年来的跌宕起伏，不仅赞颂他们的胜利与成功，更折服于他们经历挫折和失败的坚韧以及转圜的制度重铸能力。

我们再看，正是基于上述的大视野，波利比乌斯所绘制的空间世界，就显得无限辽阔，可以说囊括了除东方华夏文明之外（限于当时的信息隔绝）的全球文明之所有的领域，它们也是西方人所谓的人类文明步进世界文明的第一个视阈。在此之前的历史叙事，包括希腊的经典历史著作，都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势，当然，此前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远没有达到罗马构建大一统的帝国所关涉的深度和广度，恰恰是波利比乌斯赶上了这样的历史机运，他又擅于通过神来之笔为我们描绘了这个世界格局以及它们是如何形成和塑造出来的。通看波氏的《通史》，依照编年史的叙事笔法，波利比乌斯绘制了一幅远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关涉的地中海世界要宽广和深刻得多的大世界，它们随着各种战争的推进大致分为三个版块，并最终因罗马的胜利底定而连为一体，由此成就了罗马主导的普及世界史的大舞台。

第一板块是意大利——罗马人的建城立国之地，以及围绕着这个中心点的争夺，还有它作为罗马共和国腹地的扩大。虽然这个立国史的地域根基不是波氏《通史》的主要内容，但它作为枢纽一直是波利比乌斯历史看的隐匿中心，这个中心点的要义并非仅仅是自然物理学意义上的土地，而且更是制度，即罗马得以存续的共和国政体制度才是支撑罗马人发展的支柱，才是罗马文治武功之力量的源泉，对此下文我还要专门讨论。所以，我认为，这一空间板块虽然在《通史》中并不凸显，但却极其重要，它是罗马之根。我们看到，每当罗马人在战争中受到挫折遭遇失败，罗马统帅因高傲、愚蠢和散漫而致使士气溃败时，他们就会退回其发轫之地，借以重新焕发出神异的精神。例如在第二卷，当汉尼拔带领大军出人意料地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破罗马人的防线，还有在第一卷，罗马人因不熟悉海战所遭遇的海上失败，情形均是如此。可以说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及意大利，它们构成了罗马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波利比乌斯的普及史发轫之地。

第二板块是《通史》的主要叙事区域，它们是罗马与迦太基的三次战争特别是第二次战争所涉及的欧亚非的宽广地域。应该指出，波氏《通史》的主线是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其中尤以第二次战争即与汉尼拔的战争最为重要和出色，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足够展示了罗马成长为世界性民族的制度能力、艰苦卓绝和机运天命。这场战争把旧的世界格局彻底打破，一步步重新组建了新的罗马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波利比乌斯用凝重、粗粝的笔触刻画了战争的辐射力，把北非洲、大西洋东岸、环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的空间架构尽收眼底，并将它们连成一个有机的新世界。波利比乌斯最擅长的是历史的真实叙述，随便翻阅一页，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和效果，战争场景的方方面面，诸如军事统帅、士兵、民众的各种表现，舰艇海战、步兵战、骑兵战乃至象战，进攻与退守，攻城与迁徙，死亡与逃脱，宣誓与演说，等等，皆被波氏描写得唯妙唯肖，使人如临其境。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以及最终胜利决定了罗马的命运，也确立了罗马统治世界的疆域，它们是前所未有的，此后考验罗马人的将是一个新的如何统治与治理世界的难题。

第三板块是在第二板块的缝隙中出现的重组欧洲的问题，当然这里的欧洲还是指当时的欧洲地域（意大利、西班牙、北高卢和地中海北岸等），主要是通过与马其顿腓力五世的战争，处理地中海沿岸以及西班牙、高卢的关系，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实际上是如何征服与治理希腊古老文明以及散布在周边的各种原始蛮族部落的问题。这个问题虽不紧要但却十分急切，所以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胜利伊始，罗马人并未休整便发动了与马其顿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悬念，但由此可以使罗马治下的疆域，特别是希腊诸邦国和高卢蛮族得以稳固，不至于边边角角再出纷争，则是十分必要的。故而，它们构成了波氏《通史》空间格局的第三板块。在此，波利比乌斯埋躲了他的复杂情感，要知道他之所以来到罗马，实是作为亚该亚同盟的人质被掳到罗马，昔日古国的沧桑之变虽使他无限感慨，但命运的演变就是如此，故罗马开启的世界时代的使命不期而然地成为波氏新的托付。

综上所述，波利比乌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为我们绘制了一幕恢弘的罗马共和国从弱至强的军事与政治的演变史，这个历史叙事打破了旧的分散的地域邦国史的编纂体例，显现出一个有机的世界性的普及历史的看念。[10]这在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中，可谓前无来者，后续有待，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连续性的一种自觉，也是对于罗马政制的一次质的升华。波利比乌斯的人类普及史因罗马而形赋肉身，罗马因波氏的普及史而终成正果。

二、罗马的军事与宪制

波利比乌斯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史学家，他撰写历史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外在描述，而是具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研究个别性的历史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可能深刻领略作为整体的普及史的。”[11]“我的著作所具有的特殊特质同当下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是相通的。正如命运女神（Fortune）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显现给自己的读者。”[12]所以，他要探究罗马何以雄霸世界开创普及事业的原因和道理，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教益。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罗马人在群雄并起的险恶条件下而一跃胜出的呢？经过波利比乌斯的细致看察和深进研究，他以为这固然由于罗马在军事战争上的不断胜利，但更为根本的还是本源于罗马的政体制度，即处于成长与发展中的生气勃勃的罗马的混合宪制。假如没有罗马的优良政体，没有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那么罗马的公民精神就难以凝聚，罗马在遭受战争失败后也难以恢复元气，罗马的士兵也不可能为邦国的事业前赴后继、勇猛牺牲。因此，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详尽地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既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又以理论回纳的方式，总之，贯穿整部《通史》的罗马故事属于一种史论结合的编撰体例，在冷峻的叙述中深含着厚重的义理。

我们先来看军事。一般说来，古典社会史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在战争取代了祭奠的重要性之后，政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军事的附属物，传统的“王”首先是部落的军事首领，带兵打仗且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国王得以掌权的基础。当然，这里有一个从祭奠权到军事权的两权相持以及权重失衡的演变，希腊城邦国家就是如此，罗马城邦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社会的传统故事，对此，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给予过多发扬。《通史》先是“照着讲的”，战争是波利比乌斯叙述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一部《通史》看上往就是一部罗马人的征战史，一部把当时的所有部落族群和邦国天下都裹挟进往的战争史。波利比乌斯以不加修辞的粗粝之笔，为我们叙述了53年乃至百年以来的围绕着罗马的兴盛和崛起所发生的一场又一场大小不等、情势各异的战争，其场面和人物以及过程和结局可谓惊心动魄，出色纷呈，仿佛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画卷。

问题在于，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称心于此，他不仅描述战争，还要探索战争的机制，特别是罗马战争获胜的军事制度，也就是说，他除了正面描绘战争过程，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和论述迦太基，特别是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借以阐明交战双方之所以胜败的军事原因。我们看到，波利比乌斯详尽地讨论了罗马的军制，在前五卷的战争叙述特别是第六卷专门开列的“论罗马的军事体制”一章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罗马军事机制的构成体系，包括官佐、士兵、兵种、结构、组织、职责、功能，以及布阵、战斗、行军、驻扎、警卫，还有奖赏、惩罚、荣誉等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和举措安顿。[13]由此可见，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学家，他非常知晓古代军事战争的机理，并由此得以把握罗马军制的堂奥，觅觅到罗马人在战争上之所以获胜的缘由。

军事是一门战争的艺术，由于波利比乌斯深谙这种技艺，他在《通史》中总能扑捉到军机事务中的症结，善于把一些要害的要点描绘给读者。例如，他对于汉尼拔的勇猛坚强和足智多谋的刻画可谓用功甚深，特别是汉尼拔带领着迦太基的军队果敢而艰难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崇山峻岭，马革裹尸，一路征战，大败罗马人，这些描绘处处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然，波氏《通史》通篇主要关注的还是罗马人的军事技艺，特别是军事体制，他叙述了罗马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所参与的数十次战争，其中重要的有与迦太基的战争以及与马其顿的战争。这些战争又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经数次战争，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例如作为主轴的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就绵延十七年，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有些是与迦太基直接开战的，有些则是与迦太基的同盟者开战的。在处理战争问题上，波利比乌斯与一般史学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没有就事论事地笔录战争状况，平白直叙地描写它们，而是能够把隐躲在战争背后的制度也一并显示出来，例如士兵的斗志从何而来，将领的荣誉如何重要，还有战争胜败的得失利弊，公民兵与雇佣兵的本质不同，军事统帅的性格特征，甚至还有自然地貌、气候转变、海陆差异，等等。这诸多内容构成了一盘大棋局，前后相连，左右相关，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不过都是这局棋的一个棋子运动，而贯穿整个大棋局的主导性战争不但是物质力量的博弈，更是制度与精神力量的博弈。

假如说《通史》是一个关于罗马史之为普及史的双重叙事结构的话，那么，其要点是波利比乌斯有关军事战争的叙述演义，这是显然易见的，《通史》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这些内容，它之所以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原因也首先在此。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层次，如此叙述历史显然并非波利比乌斯的旨趣，也非《通史》写作的宗旨。在波利比乌斯眼里，他的《通史》还有另外一层更为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置于军事战争背后的罗马政体或罗马宪制，关于这个制度层面的研究和叙述，才是波氏更为关注的要津，也是他的《通史》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罗马国族为什么在短短的53年就能够战胜各个竞争对手，包括不可一世的迦太基以及不世出的英雄汉尼拔，并雄霸欧亚非，成为人类普及史的担当者。究其原因，不在军功伟业，或者说，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此的军事功绩，还有更为根本的深层原因，那就是罗马的政治体制。所以，只有把《通史》的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把军功伟业和政体宪制连为一体，把握其双重的叙述结构，才能真切地读懂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才能体察波氏念兹在兹的深意。

在此，我们就要必要进进政治学的领域，也就是说，波利比乌斯撰写《通史》的雄心不止在治史，而且还在治政，其著述的不仅是一部经典的历史学著作，而且还是一部经典的政治学著作，其蕴含不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关于罗马的政体制度，波利比乌斯集中在第六卷用数万字的篇幅加以阐发，此外，在《通史》的其他字里行间，他关于政体制度的体用之效也随处可及。前文我曾谈及《通史》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假如不了解罗马的政体制度，乃至古典政治学的政制论述，那么对于波氏历史的理解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波利比乌斯如此看重政治体制，并且把罗马成功的要害回诸于罗马的混合宪制，甚至认为正是罗马的政体构建及其完美运作才是罗马国族53年来成功崛起并步进普及历史的根本原因呢？要厘清这个问题，还是先要从古典政治思想史进手。

说起来关于政体制度的研究，西方从古希腊肇始就有着悠久的传统，闻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人都有过众多的经典著作，探讨过诸如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以及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政制等多种统治形式，还有这些政体制度的蜕变形态，相关的论述不仅来自思想家们的想象，很多来自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国家的政治实践。作为希腊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波利比乌斯对于上述的各派政治思想应该并不陌生。不过，由于处身于动荡的希腊化晚期，往昔的希腊诸城邦业已灰飞烟灭，且不说曾经富有生气的雅典民主制凋零为明日黄花，即便是固若金汤的斯巴达政体也因内忧外患而堙灭。目睹昔日希腊政制的彻底衰落和如日中天的罗马文治武功的辉煌崛起，波利比乌斯不得不深思过往政体理论的利弊得失，找觅赖以立命的制度托付。显然，完全照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修昔底德斯、希罗多德等人的理论，无法敷用于罗马政制，由此，他要清除族群之见，正视罗马政制的实践聪明，为往圣继绝学，从古典政制论中开启出一片新的理论天地。

那么，究竟波利比乌斯基于罗马政治体会而开发出什么新理论呢？一句话，它就是罗马制度实践的混合宪制理论。当然，这套理论并不是波氏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渊源。首先，在柏拉图的政体理论中，除了理想的王制（它是柏拉图想象的但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之外，他还有一种基于法律而治的模糊的混合宪制的想法，亚里士多德也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利弊评估中提出了中庸的混合治理的宪制方案，这些前贤的有关混合宪制以及共和治理的理论对于波利比乌斯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波氏的混合宪制的政体理论对他们既有继续，也有发展。思想史上很多人都认为亚氏的混合政体以及政体循环的思想对波利比乌斯具有直接性的影响，以至于有论者认为波氏不过是重复了亚氏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对此，我并不这样认为，假如仔细研究一下，亚氏的混合政体理论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政体论，而是一种兼容的混合状态，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某些成分杂糅在一起，并不具有稳固的制度意义，它与其称之为混合政体，不如称之为共和政体，而且，这种混合杂糅的共和政体在希腊城邦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制度实践，没有哪一个政体说得上是属于这种混合模式（例如雅典和斯巴达均不是），只不过是亚氏理论的一种理想类型。

波利比乌斯对于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最大发展，就是做实了政体论意义上的混合宪制理论，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共和政体阐释为一种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根本性的变革和新创，而且还把这套理论与罗马共和国的政体联系在一起，将罗马共和政体阐明为一种优良且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成为支撑罗马崛起雄霸世界的制度基础。这样就进进我所说得对第二个方面，即波利比乌斯不仅说理论上构思，更是一种制度总结和提升，即他的混合宪制不是从空泛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罗马的制度运行中提炼出来的。这样一来，古典的混合宪制就具有了活生生的制度载体，属于罗马的实践中的混合宪制。在亚氏那里是用共和来定义混合，共和是政体的主体形式，混合只不过是兼而有之的意思，但他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共和国在希腊诸城邦并没有有效的制度载体；而在波氏这里，则是用混合来定义共和，混合宪制才是政体的主体形式，而活生生的罗马共和国的根本，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混合宪制，也就是说，混合政体做实了罗马共和国的本质结构。[14]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共和国本质上就是罗马混合宪制，这种体制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杂糅的，而是一种成熟、稳固且优良的政体制度，并且在他的《通史》所关涉的53年的历史中，罗马混合宪制是富有生气的，布满着勃勃生气。按照波氏的看察和观察，迦太基的政体制度似乎也属于这类混合宪制，但是，迦太基在三次与罗马的军事对抗中之所以最终败北，主要是由于这个政体在此时已经度过了它的生长期而处于衰落之际，相比之下，此时的罗马恰好处于混合宪制的发展演进的高峰期，所以汉尼拔再是英雄盖世也拗不过命运的击打，而罗马共和国虽然遭遇多次战败，甚至降至低谷，但混合宪制最终能够使其经受严酷的考验，死里求生，重新焕发勃然的生气，支撑和促使罗马共和国一跃成为雄霸世界的帝国。

这个罗马混合宪制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波利比乌斯并非仅仅是立足在理论上的沙盘推演，而是结合罗马的政体制度运行，在第六卷那些随处可及的章节中，具体分析解剖了看似“共和“实质“混合”的罗马宪制的内容与结构。从形式上看，罗马宪制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变，到了波利比乌斯《通史》所论述的时代，大致处于他所谓的“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阶段，“从薛西斯跨海进抵希腊，特别是在这次事件后的三十年的时间当中，罗马政体陆续向前发展，以至于罗马政体在汉尼拔战争时期达到了最优良和最圆满的状态。”[15]在此，罗马氏族大会所体现的直接民主的内涵在罗马混合宪制中的权重日渐薄弱，但其形式意义还是非常必要的，而真正构成罗马混合宪制的核心内容及其结构的是如下三个机制的创设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动态关系。

首先是执政官。罗马共和国一直实行双执政官的制度，这两名执政官共同行使着国家政治运行的行政性权力（imperium），把握着罗马共和国的治权。关于治权，又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由于罗马立国的军事战争特性，其治权主要是军事权力，其次是治理权力，随着罗马的扩大，又分为罗马城与外部殖民地两个部分。在非常时期，罗马宪制又创设了独裁官，代替执政官总揽罗马共和国的军事、行政和人事任免等一切大权。应该指出，执政官乃至独裁官具有国王或君主的类似权力，但他不同于国王或君主，不是血缘世袭的，而是经过公民大会的推选并通过元老院的批准，而且有年度和期届限制，执政官是一年期限，独裁官是半年期限，理论上任何一位罗马公民都有资格担任此职。

其次是元老院。元老院无疑是罗马政治制度的中心，或者是罗马政体的轴心和根本，无论是称之为共和国还是混合宪制，元老院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被视为罗马共和国的压舱石。元老院一般由罗马的贵族群体组成，因此，元老院具有贵族制的性质，在罗马历史中，元老院也有一些转变，波氏那个时代，又分为两种元老成员，一种是首席元老，他们大多担任过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等高级职务，占据元老院的多数，另外一种是平民担任过保民官、营造官等官职的次级元老，人数比较少。元老院在职能上具有财政、裁判和外交以及宗教等权力，而且，由于元老们都是具有行政能力的公民组成，且元老的后裔在被选举为元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具有着实质上的主导权，并且通过财政、裁判以及外交决策等权力的深进行使，制约、甚至决定着执政官和独裁官的军事权和行政权。

最后是罗马人民。他们早期体现在“库利亚”大会，但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兴起，主要体现在作为平民会议的百人团会议，享有选举、立法与司法等方面的权力。由于罗马社会逐渐深进的贵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原先的氏族会议有名无实，百人团会议的平民权力也受到严重地侵害，为了捍卫罗马平民的利益，争取他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各种权力，从公元前494年开始，在罗马混合宪制中就设立的保民官。保民官最初是两人（后增至十人），他们的职权是保护罗马人民或罗马平民阶层的利益不受执政官和元老院贵族的侵犯。保民官均由罗马平民来担任，退职之后，有些可以进进元老院，陆续保护平民的权利。应该指出，保民官的创设是罗马政治社会冲突与斗争的产物，它们的设置有效地协调了罗马的阶级矛盾，极大地保护了全体罗马平民的利益，抵御了执政官的专权和元老院的贵族特权之走向极端，保民官构成了罗马混合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保护人民的作用。[16]

此外，罗马政制的运行中，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例如监察官、国库治理官、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裁判等，还有社会治安，祖庙和神灵的祭奠，礼仪的发布，荣誉的奖励，还有军事制度中的各类官职的设立与职责，等等，这些大体上都被纳进上述三个组织体制之中。例如，立法方面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回属元老院，即便是执政官发布的命令条例以及对外签署的条约，也需要元老院的审批核准，当然，关于战争、和平与结盟的决定最终也要获得人民的批准；司法主要是回属人民或回属百人团会议重大的案件审理，特别是刑事方面的，包括所有被判死刑的罪犯均要由人民决定，当然，执政官与元老院也有一些司法权；至于国库治理、官吏检察和社会治安，也都回属于执政官，但有些方面要征得元老院或保民官的赞同。

总之，上述林林总总的内容大体上含括了罗马政体的基本情状，不过，波利比乌斯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内容的简单陈设介绍，在《通史》中他并没有如此叙述，究竟不是政治学论著，而是历史著作，他感兴致的或者说他强调的乃是制度运作的机制，对此，他修正了通常的看法，赋予了混合政体以结构性的意义。大家都说罗马共和国，是的，罗马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但何为共和呢？要知道，罗马的全称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这就凸显了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与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的特性。单纯就“共和”来看，其希腊词和拉丁语的词汇，意思均指的是公共，即政治事务乃公共参与的事务，是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事务，而不是一人或多人独断的事务。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和政体说的也是这种意思，所以，共和制与君主制相对立，是多人参与政治决策。不过，这个多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少数人参与的喊贵族制，另外一种是多数人参与的喊民主制，它们都属于共和制。当然，共和制的两种形式像一人独断的君主制一样，也有低劣的蜕变之变体，即寡头制和暴民政治，与君主制的蜕变之变体——僭主制一样。

波利比乌斯结合罗马政体，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给予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强调的不是共和制的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问题，他认为，共和的实质在于混合体制，即如何达到一种一人、多人和少数人协作治理的宪制结构，这个协作治理的政体结构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通过实证的观察以及运行实践的检验，罗马共和国的根本在于混合政体，在这个混合宪制中，平民会议的权力维系着罗马民主的基本架构，特别是保民官的创设，保证了多数人的罗马平民的利益和权力；而元老院制度则培植和巩固着罗马政体中最有聪明和能力的贵族群体，使得他们实质地参与和决策，主导着罗马政制的大政方针和实质运行，并且持久地保护着这批权贵者的利益和权力不被暴民颠覆；至于执政官以及非常时期的独裁官，他们主要是国家军事事务的领导者和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对于一个以征战立国并时时刻刻都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来说，选拔卓著的统帅并授予其完全的军事权力和相对高效的行政权力，无疑是要害性的制度安顿。

难能可贵的是，波利比乌斯看到，上述这些权力分划并不是相互隔膜各自为政的，而是统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合的优良结构，从而支撑着罗马邦国的发展壮大和军事战争上的节节胜利。由此，真正行之有效的罗马政体是一种混合宪制，它们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各自优点并且有机地熔铸为一个整体。所以，罗马混合政体不是各种体制的杂糅，不是功能上的中庸之道，也不是表面的共和体制，而是真正富有生气、结构匹配的混合宪制。由此可见，混合不是和稀泥，不是关联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政体结构，是一种新的政体制度，与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它们的低劣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暴民体制相比，罗马的混合宪制是一种非常优良的政体模式。波利比乌斯认为，正是这种混合宪制才是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诸多军事对手的根本原因，才是支撑罗马成为普及历史的担当者的制度基石。他在《通史》中确立的写作宗旨，即觅觅和显示罗马53年之所以在军事上战胜无数对手最终雄霸世界的根本原因，均在于此，即罗马践行着一套卓有成效的混合宪制。[17]

三、罗马政制之浮沉

罗马的未来将会如何呢？这看上往并不是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关怀的问题，但既然波氏讨论了罗马兴盛和崛起的历程与原因，则必然会涉及这个未来朝向问题。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始终，特别是人类的历史就更是如此，有它的兴衰起伏和潮涨潮落，即便罗马的未来不是波氏《通史》的主要议题，但其整部97年的罗马发达史叙事以及对应于罗马混合宪制的政体理论，也会使他面对这个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贯穿于《通史》的叙述，甚至与他的某些看点形成一定的张力关系，尽管它们是隐微的。

首先，这个问题涉及政体循环论。说起来，关于政体的循环理论是希腊政治学的一个传统，古希腊的一系列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诸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人都有关于政体循环往复的看点，他们通过看察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运行状况，加上又找不出任何一个现实的持久稳固的优良政体，从政体运行的流变视角自然就产生了政体循环论。对此，波利比乌斯概括写道：“我们应该可以列举六种政体，其中三种政体是人人所谈及，同时也是我之前刚刚所提到的，另外三种政体则同前三种政体有天然性地关联，我指的是僭主制（μοναρχίαν，monarchy）、寡头制（ὀλιγαρχίαν，oligarchy）和暴民制（ὀχλοκρατίαν，mob-rule）。在这些政体当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人之治（μοναρχία，monarchy），这是无需外力就自然形成的一种政体；随后出现的是君主制（βασιλεία，kingship），通过技术性的作用和缺陷性的修正，一人之治（monarchy）会发展成君主制（kingship）。君主制（βασιλεία，kingship）首先会堕落退变成同自己相关联的政体形态，也即是僭主制（τυραννίδ᾽，tyranny）；这两种政体的破除随之就会产生贵族制。贵族制（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aristocracy）因其本性而堕落退变成寡头制（ὀλιγαρχίαν，obligarchy）；当愤怒的民众报复这种政体的不公平统治时，民主制（δῆμος，democracy）就出现了。经过适当的时间，这种政体就会滋生放纵和不法，由此，暴民制（ὀχλοκρατία，mob-rule）就出现了，这因而也就结束了政体的循环。对于任何仔细研究所有这些政体本来就有的开端、发展和消亡之人而言，他们都会非常明白我刚刚所说的那番话的真实性。只有当他看到每一种政体在怎样形成和发展后，他方才能够明白，每一种政体会在何时、何以和何处成长、齐备、退变和终结。”[18]

在犹太基督教产生之前，西方的政治历史看要么是神话式的或者朦胧不清，要么就是较为系统的政体循环论，还没有彻底的历史进取论（历史主义的进取史看与基督教有着内在的联系）。至于东方的阿拉伯世界，或者还处于蒙昧主义，或者有待将来的伊斯兰宗教化处理。此外就是华夏中国，古代中国自有一套基于儒家的天下理论以及公羊三世说，但很难把它们回纳为历史主义的进取史看，相比之下，老庄的政治理论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粗疏的政治循环论。生活于希腊化时期的波利比乌斯，当然不可能受到原始犹太基督教的影响，更无缘接触华夏中国的政治思想，他主要吸取的还是希腊传统的政体循环论思想。后世的政治思想史论家大多认为，波利比乌斯与亚里士多德两人的政体循环论大体一致，他们的区别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不值得深究。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波利比乌斯的政体循环论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价值，与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政体循环论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第一，波氏的历史看不是彻底的历史循环论，只是局部循环论，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有一个从原始蒙昧时代到政治文明时代的进取或变迁，他把这个状况称之为“一人之治”（monarchy），它是一种准王制（kingship）时代。波利比乌斯写道：“人类在起始阶段很可能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像野兽那样群居，追随最强者和最勇猛者的领导，力量是决定统治者统治的唯一因素，因而，我们应该把这种统治称作一人之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的纽带和社会性的关系就会在这种群居生活中生长，随后就产生了君主制的看念，而且，良善的看念、正义的看念和与之对立的看念也会开始在人们中间出现。”[19]他主张的政体循环，只是最后倒退这种状态，而不是彻底的原始蒙昧状态，这是他与古希腊思想家们的不同，也与西方历史上文艺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论的不同。在波氏看来，这一页历史进程是人类无论如何都翻不过往的，不可能倒退至丛林状态，这一点倒是与洛克的政治契约论有某种默契，从理论上说，政治契约论与社会契约论还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分野的，洛克与卢梭属于两种不同的历史理论路径。波利比乌斯更像是政治契约论的路子，他的政体循环论只是限于政治领域，并不涉及社会领域。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理论思想的发扬，当时的史学家们不可能有如此清楚的熟悉，波氏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第二，更主要的或许是在波氏看来，彻底的循环论与他的人类普及史的《通史》写作宗旨相抵牾，假如摘取亚氏的循环论，那么最终也只是一种城邦国家的循环往复，各种形态的政体流变不过是分散的独立邦国各自的演化与蜕变，循环往复，很难有统而领之的凝聚性力量，因而就不可能形成普及的人类史。波利比乌斯试图依据罗马混合宪制而构建一种人类的普及史叙事，显然就难以接受这种彻底的政体循环论，他要为《通史》的演变确立一个新的基础，即便是循环的，但也要有一个底线，由此或许可以突破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现一种新的打破循环往复的政体制度形态。当然，这只是一种内在的与他的普及史的历史逻辑相契合的想象，但是，这种状况如何可能呢？是否真实的存在呢？这对于波氏来说一直是一个迷惘，也是他在写作中十分暧昧不清的地方，甚至也是贯穿《通史》的具有思想性张力的地方。对此，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阐明。

波利比乌斯究竟是务实的史学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家，对于上述的混合宪制论和政体循环论，他虽然在《通史》中有专卷探讨，但不是他的思想之中心，他关注的还是罗马史特别是罗马53年来的军事战争和混合宪制。不过，波氏似乎回避了直接面对罗马政制的历史循环问题，因为他集中叙述的是罗马发展与壮大的大国崛起问题，探索的也是基于这种政体形态如何征服列国从而统治世界的原因问题。至于罗马将来走向何方，能否逃脱循环论的窠臼并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这些问题并不是他十分关注的，也是在《通史》中没有予以正面回答的。不过，即便如此，作为一位深刻的具有浩大历史看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不可能彻底回避，因为，这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罗马政治发达问题背后必然隐含的问题。细心的读者假如仔细阅读，在波氏《通史》的字里行间，在他叙述和绘制的罗马战争的恢弘场景中，在对于罗马混合宪制的结构分析中，在对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刻画描写中，还是凝聚着或隐躲着他对于罗马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于人类普及史的某种忧愁和慨叹，由此产生了他的特殊语境下的天命看。

应该指出，当涉及上述这些历史哲学问题时，波利比乌斯的罗马暨普及史学看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甚至是暧昧不清的，理论上难免出现一些很不连贯的张力或矛盾。一方面，他为了罗马的不世之伟业而构建了一个普及史看，因此就不可能摘取彻底的历史循环论，只能主张一种有限度的政体循环论，但另外一方面，他的罗马普及史主要是罗马兴盛史或罗马的大国崛起，假如进一步追问这个普及意义上人类政治体的进一步演化，在走过鼎盛时期（像迦太基那样）之后，将如何应对内与外的挑战呢？是否也最终会步进衰落而走向末路？对此，鉴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他还建立不起一个有效的基于普及史的历史看，形成一套吸纳了基督教历史主义的早期现代的历史学理论，像吉本那样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或孟德斯鸠写出《罗马盛衰原因论》。这样一来，致使波利比乌斯在如何看待罗马政制的升降浮沉时就显得难以一以贯之。例如，他在论述罗马战争胜利的普及性意义时，就把混合宪制的功能予以夸大了，既然如此优良，就似乎不应该再陷进政体循环的怪圈，或者说，波氏主张的政体循环论应该与他的《通史》没有多少关系，但这又与他撰写《通史》的宗旨相违犯。

其实情状也并非完全如此，我们看到，在波利比乌斯对一些重大的战争胜败的评论和对一些闻名的历史人物的刻画中，他作为外邦人虽然保持相当的谨慎，但依然还是在字里行间透漏出一些有关对于罗马政制的指责，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某种推测。这种情状特别是在论述罗马帝国大局已定的《通史》后半部分可能更是如此，惋惜的是这些内容大部分遗失了，只是留下一些残篇，但这些残篇的语言风尚与前半部分的自信与热情有所不同，显出很深的忧郁气质。由此，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一下波利比乌斯的天命看。在《通史》中，波利比乌斯多次谈到天命，应该指出，天命理论是古典思想的一个传统理论，希腊思想家们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些看法。由于熟悉到人是一个有限度的存在，不是神灵，当人类面临一系列凭借自身难以征服的困难时，对于情势的熟悉自然会产生一种天命的看法，想象一个高于人的超越的天神来决定某种必然的结果，这是天命论的早期表述。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处于希腊化时期的天命思想与希腊城邦时代的主流思想还是在气质上有所不同，后者是自然性的，与当时的自然宗教和历史循环论亲昵相关，而前者，即希腊化时期的天命思想，则具有某种悲看主义的色彩，究竟希腊化时期是希腊城邦国家末路的时期，政治邦国上的山河破碎自然导致这种天命思想的悲看虚无主义色彩。

波利比乌斯当然深知这种悲看主义的天命看，但他要基于罗马的恢弘事业构建自己的普及史，所以，希腊化色彩的天命看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他更多地强调罗马政体制度中的理性坚强和生气勃发的性质，这也与他赞誉的罗马之文治武功、混合宪制相匹配。但是，任何一个事情，特别是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的运行周期，都有兴盛和衰落，升降浮沉、潮起潮落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此优越的罗马政制也有走向衰落的一天，罗马宪制也有自己的政体循环。所以，波利比乌斯的天命看，虽然主要显示的是罗马兴盛发达的天命，展示的是罗马征服世界胜利凯旋的天命，而不是希腊化时期的悲看主义论调，但其蕴含依然也还是有一个未来的不知伊于胡底的关怀。这个问题对于波利比乌斯可能是无解的，最终他只能交付于天命。[20]

正像罗马共和国开垦了古典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样，与此相唤应，波利比乌斯也开垦了一代罗马新史学，波氏《通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但超越了传统的希腊历史看而基于罗马的雄霸世界构建了一套普及的世界史学看，此外，他还试图深进其中从而显示出罗马何以成功的原因，把罗马的文治武功回结为罗马创制的混合宪制政体，这些都是此前的理论家们所未曾讨论的，而波利比乌斯给出了一部洋洋恢弘的《通史》叙事，可谓古典史学的典范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利比乌斯是罗马史学乃至普及的人类史学的第一人或开创者，在此之后才有了所谓的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政治史或人类史，此前只能说是城邦国别史或列国史，还不能说是人类史。

当然，在波利比乌斯那个时代，罗马历史并没有停止更没有终结，所以，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并没有穷尽罗马史，更没有真正富有内容地展开人类普及史，于是我们看到，在波利比乌斯之后，罗马的混合宪制有了进一步的演变，出现了罗马共和体制的衰落、罗马元首制的形成和运行、罗马帝国的演变以及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等，接续着波利比乌斯，在政制理论上，有西塞罗、小加图等政治理论家们对于罗马政体的新熟悉，在历史叙事上，有李维、普鲁塔克、阿庇安等史学家们对罗马史的新叙事，等等，这些都是罗马故事的自我延展。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步进近现代，乃至进进当代世界，罗马政治历史依然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罗马的军事战争特别是罗马的混合宪制，以及罗马内涵的普及人类史的萌芽，还有罗马帝国的崛起与兴衰，等等，都一直富有活力地被近现代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关注。而所有这一切，均离不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人们必须通过波利比乌斯这个阶梯，才能真正进进罗马展示的世界，了解罗马的军事战争和政体制度以及罗马文明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其所蕴含的历史教益，依然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宝躲。

注释：

[1]Polybius: The Histoties，I，4，1，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波利比乌斯：《通史》，第一卷第4章第1节，杨之涵译）。

[2]Polybius: The Histoties，I，3，3-5，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3章第3-5节）。

[3]Polybius:The Histoties，VIII，2，5-6，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八卷第2章第5-6节）。

[4]Polybius:The Histoties，I，1，5，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1章第5节）。

[5]Polybius:The Histoties，I，4，3，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4章第3节）。

[6]关于波利比乌斯的生平以及其《通史》所具有的世界的普及史的意义，参见闻名史学家克洛尼尔•爱德华兹男爵为洛布本《通史》所撰写的英文版“导论”，此文最为精当和简洁。

[7]依照我国学者易宁的研究，这个下限在《通史》中还可以延伸到公元前145年罗马人击败亚该亚联盟，至此罗马人才真正彻底地征服当时所有的部落和邦国，其政治模式从征服、统治转为治理和管控。另外，关于罗马崛起的时间与空间结构上的拓展，易宁教授也有富有洞见的分析，指出了它们在演绎中的“变”与“不变”的复合关系。参见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看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 Polybius: The Histoties，I，3，4-6，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3章第4-6节）。

[9] Polybius: The Histoties，I，3，11，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3章第11节）。对此，青年学者孔元提出的两个“罗马时刻”的看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分析意义，不过，他的两个罗马时刻的划分主要是立足在罗马的“统治”与“治理”的政治区别上，与我的从分散的国别史与统一的普及史的两个时间维度的划分有所不同。当然，这两个时间维度的复杂联系与转换，确实内涵着孔元所分析的两个罗马时刻的蕴含，或者说，正是通过两个罗马时刻的转换，才使得波利比乌斯的从个别史到普及史叙事得以完成。参见孔元：“混合政体与罗马帝国的崛起——对波利比乌斯《历史》的一种解读”，《政治与法律评论》第7辑，第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

[10]参见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看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易宁：“论波利比乌斯《历史》的编纂体例及其思想”，《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Polybius:The Histoties，VIII，1，11，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通史》，第八卷第1章第11节）。

[12] Polybius: The Histoties，I，4，1，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同上，第一卷第4章第1节）。

[13] Polybius: The Histoties，VI，9-42，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通史》，第六卷第19-42章，论罗马的军事体制）。

[14]波利比乌斯写道：“很明显，我们必须熟悉到，最好的政体是这三种政体的有机结合。对此，我们不仅有理论上的依据，而且，我们也有实践性的事例来予以证实，莱库古（Lycurgus）就是第一位以这种原则来构建政体——斯巴达政体——之人。”“然而，就政体形态而言，尽管罗马人最终达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这种结果不是通过理性的探求，而是通过诸多困难和逆境的磨练而得来。罗马人通过在灾难中所学到的体会来作最佳的抉择，因而，他们能够达到同莱库古一样的结果，也即是，所有现存的政体中最为优良的政体。”参见Polybius:The Histoties，VI，3-10，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通史》，第六卷第3-10章，论国家形态）。另外，参见孔元关于亚里士多德与波利比乌斯政体论述的比较性研究，孔元：“混合政体与罗马帝国的崛起——对波利比乌斯《历史》的一种解读”，《政治与法律评论》第7辑，第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 Polybius: The Histoties，VI，11-18，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通史》，第六卷第11-18章，论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

[16]关于罗马宪制三部分内容的具体论述，参见项焱：“罗马宪制初探”，《法学家》2004年第2期；孟昭臣：“共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及其作用”，《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佟德志：“从混合到共和——西方政体复合论的历史与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9期。

[17]波利比乌斯在《通史》第六卷中集中讨论了罗马混合宪制的各部分内容，然后，他在未完成的“论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一节的最后，总结道：“这就是罗马政体的三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制衡与相互协作，它们的联合足以应对所有的紧急情状，我们不可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政治体系。因为，每当外来的一些共同威逼逼迫这三者相互团结和相互协作之时，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变得反常强大，以至于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漠视，因为，所有人都在争相觅觅符合时势需要的方法，没有一个决定会错失良机，因为，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所有人都在相互协作，以完成自己手上的任务。结果，对于完成所有定下的目的，这种特殊的政体形式拥有一种不可反抗的力量。当他们的外来威逼去除后，人们就在享受胜利后所带来的好运和富足，结果，就在他们享受这种富足生活的过程中，阿谀奉承和散漫懈怠就会腐蚀他们，他们就会变得放肆和跋扈起来。这在过往经常地发生，特别是政体自身在纠正这种弊端时，更是如此。因为，当这三个要素当中的其中一个要素膨胀起来后，它就会变得野心勃勃和轻易侵犯他人，基于上述原因，很明显，对于这三个要素而言，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是完全独立的，相反，一个要素肯定会被另外两个要素所制衡和阻碍，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以主宰或者轻视地对待另外两个要素。因而，一切仍然保持了平衡（instatu quo），因为，任何挑衅性的冲动肯定都会被牵制和约束，而且，从一开始，每一个要素都会因为另外两个要素的干预而不安起来［……］”。参见Polybius:The Histoties，VI，11-18，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通史》，第六卷第11-18章，论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

[18] Polybius: The Histoties，VI，3-10，Translatedby W. R. 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参见：《通史》，第六卷第3-10章，论国家形态）。

[19]同上。

[20]参见易宁：“论波利比乌斯的‘天命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褚建国：“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