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和珅、阿桂之间左右逢源并屡获提拔，此人为官处世确实高明

乾隆晚年，以和珅、阿桂为首形成了两派对立的政治力量，这种局面是乾隆喜闻乐见并刻意加以平衡的。尽管这两个集团不像乾隆初年张廷玉、鄂尔泰斗争的那么猛烈，不过对于身处两派之外的官员们来说，要想左右逢源，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却也不易。让和珅称心，又让阿桂称心并都得到他们的提拨，放眼乾隆晚年的官场，恐怕只有孙士毅一人了。

孙士毅，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因为殿试成果并不出众，孙士毅以知县候补等待吏部的铨选。二十七年，乾隆帝南巡，特召孙士毅参与考试，并授予内阁中书，后充任军机章京、侍读。

乾隆三十三年，孙士毅迎来了人生第一个机遇，将军明瑞在对缅甸作战中兵败自杀。大学士傅恒请求亲自到前线督师，奏请孙士毅随行掌管军中奏章。按照军机处的惯例，军机大臣出征期间，可以选派亲信的军机章京一同前往，傅恒此举，无疑给孙士毅提供了一次建立军功的机会。

三十四年，对缅征战结束，朝廷论功行赏，孙士毅升任户部郎中，旋即擢升大理寺少卿，又先后出任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由此逐渐成为清王朝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

孙士毅最难得的一点是头脑聪明但却有自知之明。尽管官职越来越高，但行事却更加小心。一方面，他努力做到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事发，乾隆命和珅前往查办。其时，孙士毅正在云南巡抚任上，因未能事先揭穿受到牵连，被革职发遣伊犁。不过，当乾隆下旨查抄他家时，却发现他家中不名一钱，这让乾隆大加赞赏，于是下旨命孙士毅进四库全书馆，负责纂校《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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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孙士毅十分注重朝局的转变，搞好与朝中诸臣的关系，特别是和珅、阿桂、福康安等人。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远征廓尔喀，孙士毅先是奉命署理四川总督，全力保证大军的粮饷给予。战后，孙士毅又负责处理军需奏销问题，精明的孙士毅上奏乾隆帝调派福康安、和琳两人与自己一起核查此次军需的所有开支。

福康安是这次战争的实际领导者，也是军需的总开支人，而和琳则是和珅的同胞兄弟，有他们二人一起负责核查军需奏销问题，孙士毅当然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并且对福康安与和珅谁也不得罪。

此次远征廓尔喀的战事之后，孙士毅得到了图形紫光阁的奖赏，这是当时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并因功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孙士毅能够在性格差异极大，且关系一向不善的福康安与和珅两人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实属不易。这要回功于他的精明过人的做事方式，同时也阐明孙士毅是一个处事圆滑且不失公平的人。假如说在福康安与和珅之间左右逢源还不能体现孙士毅的做人成功，那么能在阿桂与和珅之间不偏不移，立于不败之地就很难了。

乾隆五十七年，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大案事发，尽管他有和珅作靠山，但乾隆帝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他无法坐视地方官贪污受贿而对之熟视无睹。于是，乾隆一道圣旨，命令广东巡抚孙士毅查处富勒浑贪污索贿事件。

这让孙士毅颇为为难，和珅既然不能在乾隆那里为富勒浑开脱，便将包庇的重点放在了孙士毅的身上。一边是皇帝的严旨，一边是和珅的压力，这差事真是不好干。

办案前期，孙士毅便递交了第一份审查报告，指出富勒浑贪污属实，但又特殊写明数额不大。不过，乾隆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和珅的预料，也远远超出了和珅权势所能操纵影响的领域。乾隆考虑到孙士毅是广东巡抚，而富勒浑是两广总督，可能会受到种种阻碍。于是便令正在浙江巡视的阿桂负责办理此案。

乾隆的这一决定，让和珅完全失往了挽救富勒浑的期看。阿桂与和珅向来势如水火，双方的斗争很猛烈。这样一次机会阿桂岂能轻易放过，很快他就查明了此案的经过和处理意见——富勒浑贪污受贿属实，依法应当处以斩刑。

孙士毅在此案中是协同办理，但他却没有过多地涉进，对于可能涉及方方面面的私人利益，他摘取的也是秉公处理且适可而止的原则，绝不因此而得罪任何一方。在孙士毅的周旋下，乾隆帝并未按照阿桂的意思办理，而是判处了斩监侯。而且，为了平衡各派之间的势力，乾隆将孙士毅提拨为两广总督，很快化解了一场政治争斗。

这样的结果，阿桂与和珅都没话说，而且孙士毅深谙适可而止、不为己甚的为官处世之道，轻易不触及他人的私人利益的做法，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此，阿桂与和珅也乐得顺水推船，与孙士毅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