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民不聊生，清军进关后为报复明军，都干了些什么？
经济是国家的生命之源。经济发展与否，关系到一个政权乃至一个时代的盛衰。中国历代的兴亡，无不与经济的起落息息相关。
明末以来，在天灾人祸、内外动乱的双重打击下，其封建经济已陷进崩溃，经济秩序完全紊乱。农民作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因不能照常从事农业生产，为求生存，或挺而走险，参与农民起义，或流徙别处，形成一股浩大的“流民潮”，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还有很多人坐以待毙，抛尸荒野…...明末的经济崩溃了，朱姓的二百多年的统治也随之垮了下来。
顺治元年五月，清进据北京，标志着清统治全国的开始。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明朝留给清朝的是国家残破、经济凋敝的烂摊子。进关之初，清朝仅占有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及山东部分州县，大体称为京畿地区，所受破坏最为严重。自明崇祯初年，农民战争的烈火首先在山西、陕西点燃，十余年间，燃遍中原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纵横驰骋，反复冲决，既打乱了明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因无情的战争带来了浩大的破坏。
大规模的战争过往之后，黄河以北至京畿地区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清朝的档案留下了大量的笔录，今人读此，不能不为之心悸动容。顺治元年七月，天津总督骆养性上一奏本，概述当时农民苦难之状：“当此民穷财尽之秋，田野萧条之日，使小民经年力作，无以赡生。”同月，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郭永泰上报到任所，“见城门民房俱成灰烬，十室九空，目不忍睹。”
八月，北京所属大兴县知县阮德基、宛平县知县杨辉联名报告该两县之艰难：“两县自遭流寇残破以后，库躲如洗，搜无可搜，借无可借，如此之苦，如此之穷也。”也是八月间，户科右给事中冯杰上奏，其中写道：“臣目击黎元疾苦，无如连年兵变，丁倒户绝，田地萧条，久无人种。”
山东经济状况同样严重，据“故鲁敬王妃何氏表文”所报：“连岁之凶荒，兼频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又有“广东道监察御史刘今尹题本”称：“北直、山东逆寇焚掠殆尽，至于山西一省几无遗类，”连赋税都无法征收，杂差无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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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周的保定地区也是一派萧条，保定巡抚王文奎奏道：“自定兴而西，睹其道路萧条，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阙如，每抵州县，城郭尚有鹑衣马户环拥诉抽泣极称难支者”，除了“奉差员役贪惨成风”，滥行摊派，“更有流氛惨躏，搜劫无遗，较之曩时苦逾百倍。”
据河南巡抚罗绣锦报告：“各省遭残流寇，无如河南更甚”，虽说“河北三府诸官寥无一人”，“军民流离”，但“河南五府城郭拆毁，竟成丘墟！”可以想见，这些地方已成无人之区。
祸不单行，又有瘟疫加重了灾难。以天津为例，此地系“神京咽喉，水陆通衢，从来人民辏集，近被流贼毒害，地方凋残，人不聊生，困苦已极”，岂料“上天降灾瘟疫”，自顺治元年八月至九月中旬，瘟疫传染甚为猖獗，得此瘟疫，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合家全二，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往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而今“津门复耀此修”，由城内“转炽城外淘地，但“城中尤甚，以至棺藁充途，哀号满路”。天排总督骆养性也发出哀号：“卑职目击伤心”，真是“有耳所不忍闻，目所不忍见者。”他除了向朝廷请求“急行赈恤”，也是束手无策，只得“斋戒，步祷城隍庙、玉皇阁”，率所属向神灵“祈求”了。
以上所引档案，都是顺治元年进关后一年中来自地方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悲苦状况。至顺治七年，山西省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巡抚刘弘遇痛诉地方困苦之状：“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萧条”，又遭蝗灾，“食伤无遗”，故“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省百姓矣。”
江南本属富庶地区，因战乱和明末吏治败坏，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明崇祯17年中，农民军的军事活动，以及清军屡次进关骚扰，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长江以南半壁河山直至明亡，很少波及战火，未遭受战争的蹂躏。生活在南京等各大都会的明王室宗亲、权贵、缙绅等依然花天酒地。特别在南京城里，秦淮河上，那些公子王孙拥妓觅乐，却“不知亡国恨”！这种清静的生活，直到清军南下才被打破，把他们从天堂打进地狱。江南终于也燃起了战火。
从顺治二年三月初，摄政王多尔衮下达进军江南的命令，到顺治十八年冬，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战争整整进行了16年。由于明宗室相继建立政权，各地将吏组织反抗，还有农民军余部陆续抗清，当地士民为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拒绝接受满族的荆发易服，纷纷进行武装反抗，使清军在江南碰到了远丝丝北方更广泛更反抗，战争也更残暴。
而且常有反复，即使得一城一地后，当地明将吏和百姓再度掀起抗清斗争。如四川，先经张献忠进蜀，已遭战乱；至清征剿，大军撤回，则有南明军队卷士重来，迫使清军三度进川，才最后平定。
清军为报复固守不降的明军，不惜屠城，赶尽杀绝，如扬州、嘉定、江阴、广州等城，都是攻城两三个月后才解决问题的。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进军中，清军也是一路杀戮，滥杀无辜，直到明军完全放下武器为止。战后，充裕漂亮的江南已是面目皆非，满目萧条。
清军下江南，南京首先回降。清军虽未屠城，但南京四周地区业已残破。先是南明福王在此建弘光政权，即忙于“征兵措饷，民不聊生”，又有“地方棍徒四起，夺劫率以为常，民岌岌朝不谋夕”。在清军进驻南京后，已是“十室九空，库躲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百姓被迫“让己屋以居兵”，迁往他处；清军战马无处牧放，百姓被逼，“舍己田以牧马”，环南京城60里内“稻田俱尽”，变作牧马场。
湖南长沙、常德、衡州等重镇，以地处冲要而成为清与南明及农民军余部争夺的战场，故其破坏最重。顺治四年初，湖南巡按张懋嬉受命赴湖南上任，各处巡视，据他所见，湖南七郡皆遭残毁，惟“岳州之焚毁杀载极修，而巴陵为最修”，其“人丁断绝”，“自王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酪黄盈道，蓬蒿清城”。
他从岳州至长沙，不得不自雇夫役，自带行粮，至夜，竞宿于章丛中，白天在树下食饭，“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人，真是“惨目骇心!”到了长沙，“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衡州也是连年道兵寇杀擦，上年又闹灾荒，“颗粒无收”，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
清军取湖南后，道、府官员都随之到任，然而，有人有地可治的只有四五个县。到顺治十三年,岳阳、长沙、衡山等地区，还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子遗，尽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其间沃壤鞠为茂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破坏如此之重，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再看与湖南毗邻的江西情形。据江西巡按董成学奉命巡视江西所报，自万安抵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而“鸡犬无闻，烟火寂然”。偌大个赣州，经他调查，保甲不足千人，检查仓库，“并无钱谷”，城内仅存“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虽说朝廷已设官，却“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他还核查过袁州等五府，旧存仓谷“皆因兵马残毁，焚掠一空，仓吏竟无一人，仓廒尽成瓦砾，已属不可问矣”。
到顺治七年，庐州所属州县皆经战乱，而英山县受害更重，据统计，该县原额人丁为11135丁，至此时只实存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45顷81亩8分，而今大多已抛荒，只存熟田26顷48亩6分地！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已成为无人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