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心两条街，是以这二人名字命名，他们死后享受国葬待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正是中华民国刚从风雨飘摇、腐朽落后的满清王朝刚走出来之时，此时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还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

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预备。特别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繁华昌盛的上升时期，假如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

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暂且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

1937年，国民政府把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

但即便实力相差浩大，我中华民族从未丧失血性。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积极预备战斗，假如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

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顿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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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

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非常兴奋，于是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

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保护中立立场，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借钱给中国。

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物资。

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闻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号召“假如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食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

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一方积极预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

那时候还不时髦“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特别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

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练习。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

佟麟阁将学生军安顿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

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往，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学生兵用勇猛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挈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水平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

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备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

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撒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猛烈处，佟麟阁将军也勇猛阵亡。

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消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