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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中庸》的区别

misa2 03-28 2次浏览 0条评论

《大学》与《中庸》的区别

《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但细细品味,两者立论的层次是不同的。《大学》是“诚之者”的君子之学,《中庸》是“诚者”的圣人之道。现代大儒段正元说:“大学只言诚心,中庸乃云诚身,二者皆黄中之实学,一自始位言,一自终位说”。君子之学是“始条理者”的金声,圣人之道是“终条理者”的玉振。《大学》是“二本”,《中庸》是“一本”。

《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躲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大学》区分一个人,先立己而后立人。而《中庸》则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尽己之性的同时就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己与成物不二,“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大学》中的诚心是“择善而固执之者”,区分一个内外本末,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的“诚身”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从容中道”,这样的“诚”是“诚者自成也”,是“物之终始”,因为“合外内之道”,所以不分人我、内外和终始。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对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然而《中庸》却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虽然“忠恕”违道不远,但“忠恕”还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假如《中庸》是子思所作,阐明子思对曾子的这句话是有所保留的。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和《中庸》中都有慎独,涵义也是不一样的:“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接着前面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所以这里的慎独的“独”就是朱子所说的“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惧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的“独”不是一个人独处(指身体),也不是“独知”(指意识),“独”是与物无对,也是不将不迎的“无待”,如阳明子所说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或如庄子说的“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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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惧怕,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假如有所惧怕忧患,心就不得其正,而《中庸》则主张“戒慎惧怕”,“戒慎惧怕”是必须做的功夫,只有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惧怕乎其所不闻”,才能达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境域。《大学》的“惧怕忧患”是心诱于外物而发作的情绪,而《中庸》的“戒慎惧怕”后面是“不睹不闻”,没有一个“戒慎惧怕”的对象,所以“戒慎惧怕”正如孟子的“必有事焉”的“集义”。

《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是要做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正如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大学》与《礼记·乐记》是一致的,要保持心的清静,不要被视听言动等感觉所扰动,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渐修法门。而《中庸》说,“子曰: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然鲜能知味也”。虽然“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中庸不离开食饭睡觉,大道不离日用人伦,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是主张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说“中”。《传习录》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印证:“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大学》由内圣到外王的功夫次序是:格物、致知、诚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区分了心、意、知、物,所以在功夫论上有严厉的次序,所谓“欲…,先…”。《中庸》的“明善、诚身、顺乎亲、信乎朋友、获乎上、民可得而治”,也是有功夫层次的。但《中庸》把“心、意、知、物”打成一片,“明明德”与“亲民”合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所以从“至诚以尽其性”,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是“能…,则能…”的格式。

在《大学》中是“物格而后知至”,然后再诚心、正心、修身。而《中庸》中“不诚无物”的“物”是“合外内之道也”,既成己,也成物,没有区分心、意、知、物,格致诚正的内圣以及修齐治平的外王也全融为一体了,是“至诚无息”,功夫没有丝毫间断。

在《大学》中,“知止”而后能“定、静、安”,而后能“虑”、能“得”,区分“以诚包心”和“以心包诚”两个环节。《中庸》则直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既不是一个主体(心)向外发出一个“诚”的活动,如格物致知,也不是往诚自己的本心,如诚心、正心,而是“诚者自成”,心物一源、体用一源。所谓“物”是成己成物、心物一源的“独”,诚是物之“始”,也是物之“终”,所以是“至诚无息”。“不诚无物”,正如孔子所说的“操则存,舍则亡”;因为既不是“以诚包心”,也不是“以心包诚”,“诚”没有一个始点和终点,所以是“莫知其乡”;所谓“至诚无息”,即是“出进无时”,其实就是没有出进。《大学》则如《易传》所言“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儒学落实到开物成务、化民成俗的实践中往, 是实学,不是玄学,而“不诚无物”的“物”字恰恰体现了儒学的这一本质。《中庸》除了“中”“和”“诚”“独”外,“物”字也须细细体会,它不同于《大学》中格物的“物”。周廉溪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这也如《大学》一样把心与物二分。《中庸》中的“物”是儒门的“正法眼躲,涅槃妙心”。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但是,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圣人之道是“待其人而后行”,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诚”就是人的“至德”,“物”就是至道的“凝”,表现为开物成务、化民成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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