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中庸》的区别
《大学》与《中庸》的区别
《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但细细品味，两者立论的层次是不同的。《大学》是“诚之者”的君子之学，《中庸》是“诚者”的圣人之道。现代大儒段正元说：“大学只言诚心，中庸乃云诚身，二者皆黄中之实学，一自始位言，一自终位说”。君子之学是“始条理者”的金声，圣人之道是“终条理者”的玉振。《大学》是“二本”，《中庸》是“一本”。
《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躲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大学》区分一个人，先立己而后立人。而《中庸》则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尽己之性的同时就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己与成物不二，“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大学》中的诚心是“择善而固执之者”，区分一个内外本末，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的“诚身”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从容中道”，这样的“诚”是“诚者自成也”，是“物之终始”，因为“合外内之道”，所以不分人我、内外和终始。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对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然而《中庸》却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虽然“忠恕”违道不远，但“忠恕”还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假如《中庸》是子思所作，阐明子思对曾子的这句话是有所保留的。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和《中庸》中都有慎独，涵义也是不一样的：“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接着前面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所以这里的慎独的“独”就是朱子所说的“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惧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的“独”不是一个人独处（指身体），也不是“独知”（指意识），“独”是与物无对，也是不将不迎的“无待”，如阳明子所说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或如庄子说的“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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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惧怕，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假如有所惧怕忧患，心就不得其正，而《中庸》则主张“戒慎惧怕”，“戒慎惧怕”是必须做的功夫，只有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惧怕乎其所不闻”，才能达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境域。《大学》的“惧怕忧患”是心诱于外物而发作的情绪，而《中庸》的“戒慎惧怕”后面是“不睹不闻”，没有一个“戒慎惧怕”的对象，所以“戒慎惧怕”正如孟子的“必有事焉”的“集义”。
《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是要做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正如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大学》与《礼记·乐记》是一致的，要保持心的清静，不要被视听言动等感觉所扰动，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渐修法门。而《中庸》说，“子曰：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然鲜能知味也”。虽然“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中庸不离开食饭睡觉，大道不离日用人伦，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是主张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说“中”。《传习录》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印证：“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大学》由内圣到外王的功夫次序是：格物、致知、诚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区分了心、意、知、物，所以在功夫论上有严厉的次序，所谓“欲…，先…”。《中庸》的“明善、诚身、顺乎亲、信乎朋友、获乎上、民可得而治”，也是有功夫层次的。但《中庸》把“心、意、知、物”打成一片，“明明德”与“亲民”合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所以从“至诚以尽其性”，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是“能…，则能…”的格式。
在《大学》中是“物格而后知至”，然后再诚心、正心、修身。而《中庸》中“不诚无物”的“物”是“合外内之道也”，既成己，也成物，没有区分心、意、知、物，格致诚正的内圣以及修齐治平的外王也全融为一体了，是“至诚无息”，功夫没有丝毫间断。
在《大学》中，“知止”而后能“定、静、安”，而后能“虑”、能“得”，区分“以诚包心”和“以心包诚”两个环节。《中庸》则直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既不是一个主体（心）向外发出一个“诚”的活动，如格物致知，也不是往诚自己的本心，如诚心、正心，而是“诚者自成”，心物一源、体用一源。所谓“物”是成己成物、心物一源的“独”，诚是物之“始”，也是物之“终”，所以是“至诚无息”。“不诚无物”，正如孔子所说的“操则存，舍则亡”；因为既不是“以诚包心”，也不是“以心包诚”，“诚”没有一个始点和终点，所以是“莫知其乡”；所谓“至诚无息”，即是“出进无时”，其实就是没有出进。《大学》则如《易传》所言“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儒学落实到开物成务、化民成俗的实践中往， 是实学，不是玄学，而“不诚无物”的“物”字恰恰体现了儒学的这一本质。《中庸》除了“中”“和”“诚”“独”外，“物”字也须细细体会，它不同于《大学》中格物的“物”。周廉溪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这也如《大学》一样把心与物二分。《中庸》中的“物”是儒门的“正法眼躲，涅槃妙心”。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但是，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圣人之道是“待其人而后行”，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诚”就是人的“至德”，“物”就是至道的“凝”，表现为开物成务、化民成俗。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