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回忆 | 张辛、杨立华:《道、礼与协调》amp;《真知之路—庄子的哲学》

思想，一个有温度也有理性的词语。思想非金非银，却能够锈刻伟大。

孔孟老庄之所以始终如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能够追随时代，并超越时代。中庸、浩然、无为、逍远……每一个思想都是至理，每一个思想都有光线。当真正的思想鸿蒙出世，其迷人的价值已慢慢展开。

3月18—19日，商帅商学院治理哲学与企业文化董事长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开课，共同探觅孔子庄子背后的哲思。

01

3月18日，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张辛教授，讲授《道、礼与协调——孔子的聪明与教养》课程。

张辛教授指出，国学的基本精神、价值、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道、礼、和。

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发生发展的途径和内在依据，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

礼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和运行的外在准则或规范；

和则是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

道字的本义就是一条道，既为道，那无论大小、宽窄，必备五大基本元素：主动者、起点、依据、途径和回宿。

“礼”是外在准则，是保证走好“道”的基本准则，因此其基本精神是“序”。“和”是最终目的、理想状态，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说，礼的基本功能和指标是“和”。

顺天性而行即为道，各行其道即为礼，各得其所即为和，而三者最终可以回之为一个字——“中”。中庸之道乃人类社会当行、可行、必行之正道、大道、公道、常道，是中华民族聪明和教养的结晶。正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走了这条中庸之道才长达五千年而绵绵不断。中国文化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弘扬中庸精神。

二十世纪是救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使我国走向强盛的世纪。“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只有物质文明的发达不是真正的强大，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发达才称得上强大。“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只有“向内用力，做好自己”才是光明长久之大道。

张辛教授将孔子聪明总结为三点：

一是“孔子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启迪了人心”。孔子第一次把人神作以分别，自此人类开始了从非理性的神界走向理性的人际社会的历程。其主要表现就为第一次提出“爱人”思想。

二是孔子显示了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这是孔子所开垦的人类社会“神”、“物”之外的第三条，也是最中正的道路。人类的应然世界不是唯心的世界，而是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导的世界。

三是孔子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即整体思维的价值和优越性，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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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孔子的大教养实质上是《论语》的宗旨所在，张辛教授将其概括为三点：第一指示了一条人生所应行、可行、必行的生命之道；第二规划出人生“进德”之阶梯；第三指明人生的理想目的和人格境域。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孔子最主要的历史奉献就是把“仁”纳进“礼”的概念体系。

“仁”主要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但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离不开外在的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内在的生命依据。

因此“仁”是一个可能念，是使人与人之间，乃至天人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关系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准则”，仁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域”。

具体讲，所谓“仁”，或者说所谓孔子大教养可以回结为二层次六个词。第一层次三个词：崇本、互敬、自重；第二层次也是三个词：敬畏、感恩、欣赏。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至此我们可以做出总结：礼——仁——敬（以爱为基础）——忠、恕，就是孔子所显示的为人之道，是每一个人所应走，能走，必走的生命之道。

最后，张辛教授总结到所谓政治，说到底就是治人、治社会、治天下、包括治国家。《论语》的基本宗旨是“如何为人”。成己才能成人，“内圣才能外王”。做好人是好社会，好国家，好天下的基础。孔子所说：“政者，正也”（《颜渊》）的终极意义正在这里。

02

3月19日，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教授讲授《真知之路—庄子的哲学》课程。

杨立华教授提出，目前我们看到的《庄子》，严厉意义上讲就是郭象文本上的《庄子》，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内、外、杂”三个部分共33篇。

这是郭象在《汉书·艺文志》里注进的52篇版《庄子》的基础上做的删缺整理。他强调郭象整理以后的《庄子》，其领域是在“外篇”和“杂篇”，“内篇”是各家并同的。“内篇各家并同”暗示的一点就是“内篇”文本的整体性。

考据“内、外、杂”三个部分的作者是否都是庄子本人这一问题，杨教授介绍了几种看点。

首先，“内、外、杂”三部分均是庄子本人所作的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外、杂篇”里有“说剑”、“让王”、“盗跖”一类比较浅陋的文字。王夫之在《庄子解》里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然不是庄子所注，他说这是“后世学庄者所为”，有力的证据是“杂篇”《列御寇》里记载了庄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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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聚焦“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为，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这一争论问题，近代学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看点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为，而“内”篇不只是。

另一种更主流的看点是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外、杂篇”不是。两种看点相争不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笑敢教授，在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通过详尽的考证解决了这一问题。结合文字发展、语言发展、单双字词的出现，他提出，在“内篇”里，“精”、“神”、“道”、“德”都是单字，没有出现连用的情状，而在“外、杂篇”里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连用，同时跟《庄子》同一时代和早于《庄子》时代的经典加以比较，通过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结合“内七篇”的整体性，基本能够确定“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杂篇”。

杨教授对刘教授的看法做了弥补，即“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拟“内篇”，其中最闻名的是《秋水篇》通篇是对《逍远游》的模拟。接着，就“外、杂篇”是否有庄子的作品，杨教授的看法是“外篇”通篇不是，“杂篇”里应该有庄子的残篇。他提出“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为，某种意义上也是后世学庄者对“内七篇”的理解。

回到本次课程的主题“说不可言说者”上来，杨立华教授强调，庄子是一个严厉的、极深刻的人。真正细读《庄子》“内七篇”，就会被他的文本和思想展开的周密性，为之震动。

庄子不屑于说服、取众别人，他不执着于别人理解自己，不追求名誉，也不期看博得别人信赖，这样写的要害是“说不可言说者”——即“内七篇”中的所有“至德者”，都是沉默，都没有说话。反过来就是只要说话，都没有达到至德之境，都没有达到最高的境域。

为什么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进进了思想和语言到这种境域，就是“不可言说”。既然不可言说，就沉默，在沉默当中体达。

到说与不说的根本问题上，庄子开始用对话的方式进行写作。庄子的对话人物中，“至德者”和“闻道者”最为重要。《庄子》很多重要的对话，对话中的要害都是沉默的“至德者”作为背景。

大部分“闻道者”不能成为“至德者”，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一段，“闻道者”要成为“至德者”，要有先天的禀赋。“闻道者”、“至德者”一个序列非常复杂，你一旦成为“至德者”就只能回于沉默，要想说，就得有“闻道者”。

“闻道者”系列当中又有层次不同，里面的每个人物都非常复杂。比如孔子，在“内七篇”并不是拥有最高境域的，在“闻道者”系列里也不是拥有最高境域的。他至少发扬着沟通根本的，不可言说的“至德之镜”和必须要面对的复杂“人间世”这样一个桥梁的重要作用。

之后杨立华教授还强调了《庄子》文本的庄重性和庄子的三种出场方式。庄子有千古独绝的心灵，但他还是内心有极强烈不忍的人，还是期看自己所了解的真知能够为人做知，能够对后世人的思想和他的实践，能够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课程的最后，杨教授表达，庄子的哲学不是指向任何怀疑和虚无主义，怀疑是他的起点，真知是他的目的。在这样的真知基础上，庄子指向的是拥有最高主动性，拥有最高主体精神的。这样最高主动性的实现，和拥有最高主体性的生活，是一种极强有力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