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盗版图书手记（2022）|天边·民间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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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盗版图书手记（2022）

深夜里，手机吱吱震动了几下，我惊醒，忙挠起来看：“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

果然是他，我打起精神回复：“好的，一定要注重安全。”这时已凌晨三点，我翻身躺下，想了想又添了一句：“方便发给我一个定位或者厂名？”蒙眬中等了好一会儿，却一直没有答复。

这就是我和“线人”小海前几天沟通的场景，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我说一句，他牵强在深夜或者第二天才回复，简直比战争年代传个情报都费劲。我的第一次反盗版行动，就以这种低配版《无间道》的模式开启了。

漫画：盗版图书犯罪团伙被一窝端。

一

我对盗版书的记忆，最早来自十二三岁时看的一本《林海雪原》。

那时我和几个同龄男孩一起，莫名其妙地痴迷有关“打仗”的东西，电影、电视剧、小说……能找到的都看，急匆匆看完、翻完，好往讲给别人听。听众觉着过瘾，讲的人就特有成就感。那次从亲戚家借来这本大书，本想出出风头，没想到里面竟然错字百出，看得我整个人云里雾里，脑子一团糨糊。书里面女主人公一会儿喊“白茹”，一会儿又成了“白茄”，搞得我直到现在都有点恍惚。

现在想来，除了那本《林海雪原》，当时看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里到底还有多少是盗版，恐怕是个不易深究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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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接触的书慢慢变多，我发现这个“谜”还在蔓延。盗版书似乎没有缺席我生活过的每个城市。刚到北京时，一边看到路边摊上花里胡哨的盗版书论斤卖，一边又看到人艺小剧场的话剧一票难求，这座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都市，似乎在时时提示我大千世界的复杂性。

毕业以后，我进进一家出版社工作，成为一名图书编辑。我的单位在业内颇具声看，巧不巧，《林海雪原》的正版书恰恰出自这里。读书、编书能赖以为生，对我而言，可能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职业了。一个陪伴了人类漫长文明历程的古老行业，竟新奇地适合我的性格，这更让我觉得幸运。日复一日，大家趴在桌上，翻稿子，想选题，揪错别字，钻牛角尖地想宣扬文案。编辑的大多数工作可以慢条斯理地进行，有些环节甚至慢下来会做得更好，不需要太多大起大落的激情。

平日在编辑部里，常会接到读者的热心电话，想投稿的居多，也有人是想给某本书的作者提提意见。在读者要求和作者直接对话的时候，编辑就应该是一座桥梁，只是桥上要布置些不能轻易逾越的哨卡。

关于盗版书，也常有读者找过来要求给鉴别，不过宣称要帮着出版社反盗版的很少见。所以，当同事跟我说有人想提供盗版印刷厂的线索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疑虑。

这人微信名喊“小海”，是位男士，头像用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在海边高举双臂的镜头。我知道不便问真实姓名，就直接用网名称唤他了。小海先是通过我们社的一个读者群找到了我的同事，说出是哪本书被盗版后，他又被介绍给我。

那时是四月中旬，小海告诉我说，盗版印刷厂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今年已盗印过一次，至少印了十万册，可能很快就要再印几万册，纸都运到了。

又是天文数字的盗版！他说的这本书，是几年前同部门的前辈编辑再版的一本名著——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射中国》，之前喊《西行漫记》。前辈是业界一流名编，挠选题的眼光极好。一本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书，经她之手后活力重现。第二年，这本书竟幸运地进选了教诲部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上）指定阅读书目。原本寂寥多年的《红星照射中国》，转瞬间销量大增，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如今世上三百六十行，不知有几行能逆流而上。反正我看出版这行是越来越“卷”了。编辑们虽然平日里看上往不急不忙，却是真的“敬业”。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每年合计能出几十万种书，每种挑一本摞起来，堆得要比珠穆朗玛峰都高了。只不过销量走俏的极少，大多数早已湮没无闻。作者和编辑凑一起时，聊起内容来滔滔不绝，聊到销量后又难免一把辛酸泪。记得我刚进职时，假如一本书能卖到五万册，就能称它是“畅销书”了。现在更甚，一场营销活动假如卖出几千册，那是可以当作一条业内新闻来传扬的。

最近看网上有段子说，疫情期间，书店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在各地流调中从未出现过。我看这段子太写实了。不过与正规书业相对的，盗版的商人们却把握了“财富密码”，因为他们盯着的是那几颗最诱人的果实，只印最好卖的。

《红星照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红星照射中国》大热后的几年，总是被屡屡侵权，盗版也特殊嚣张。为此，前辈带着我做了许多“反抗”，消耗了心力，效果却不理想。可这些事假如放着不做，对方会愈发疯狂，所以，我们决意要沿小海给的线索追下往。咬咬牙，哪怕没什么实质的回报，我也得让那些搞盗版的家伙收敛收敛。

二

看起来，我的“线人”小海的作息相当不法则，他回我微信的时间，错落地分布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毫无法则可循。也许是他经常要上夜班的缘故，刚接上头那几天，我总在半夜突然接到他发来的消息，于是赶紧爬起来聊上几句。

据小海讲，这印刷厂老板是个惯犯，往年有别的出版社来人查过，但老板会反侦察，屡屡过关。我之前有些耳闻，这种专营盗版的小印刷厂从外面看一般都不起眼，每年的收益却极其惊人，在当地的关系链也很复杂。小海提醒我，你们假如要想挠到他，最好等他们开始印的时候来挠现行，这样人就跑不了。

他是对的。潜伏的狙击手，必须在最有把握的一刻扣下扳机。我的“线人”看上往比我更有体会，但现在还不能完全信赖他。他一直闭口不说印刷厂的位置，是有什么考虑？另外，间谍暴露身份后遭报复的故事，我小时候在战争小说里可看得太多了，谁知道这个盗印厂的老板是什么路子。加微信时，我没对小海开放朋友圈，他倒是给我开了，不过里面展示仅半年可见，一片空白。

那几天，这件事在我们温吞的日常中掀起了一点波澜，常有同事过来询问进展。关于小海的身份，大家有几个推测：骗子？盗印厂的员工？其他利益相关的人？或者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大家众说纷纭，一时拿不准。

一开始我给小海发消息时，在遣词造句方面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不当，侵害了那颗正义的心，另外也担心他半途而废，来个不了了之。我考虑到在谍战剧里面，卧底的情绪经常是轻易崩溃的，所以我要以感谢和鼓励为主。惋惜每次我刚唱个“高调”的开头，我的线人都不怎么受用，还常发给我一串流汗的表情，似乎嫌我说了什么不靠谱的话。

既然不想听“高调”，那咱就说点实在的吧。我问小海，能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几张盗印现场的照片给我？否则我无凭无据，是没方法请执法部门出马的。这伙计又给我发了一个流汗的表情，说机器旁都有人看着，还有摄像头，往拍照的话老板肯定怀疑啊。他这样一说，我也有点担心了，便宽慰他，暂时不方便拍没关系，帮我盯着进度就行了。好一会儿，小海才回复说，尽量试试吧。

两天后，他还真在半夜给我发来两张照片。果然是偷拍的，照片很模糊，看着像是一台印刷机的工作台。我放大图片使劲儿盯着看，没错，机器旁边的样张我看清了，是《红星照射中国》的内页，而且制版方式和我们单独印插页的排法不一样，这家印刷厂绝对是盗印厂了。

消息可信，那这场反盗行动真有戏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将情状报到社里。几个过来商量的领导都是业内“老资深”，与盗版者打交道多年了，都没犹豫，果敢说要打。走出办公室后我才想到，让一家文化单位下决心往正面打击盗版，似乎是让秀才往剿匪，也是怪牵强的。

四天后的凌晨三点，小海发了那条消息给我：“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这时已经是四月底了，挈泥带水的“情报工作”已经进行了快二十天，难道还不能“收网”吗？

他所说的“急活”，无非就是印刷厂在盗印其他书。假如消息属实，恐怕也真没有别的方法。一家出版社无权鉴定别家出版社的书是不是盗版，再说，假如宣扬出往走漏了风声，一定打草惊蛇，会让那盗印厂老板给跑了。

那几天，没头没尾的等待着实让我焦躁，我再向小海追问地址，这伙计当晚还是没回复我。焦虑等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发来消息，说等晚上发给我定位。我赶紧耐住性子道谢，还许诺他，等行动结束后要给他些奖励。

小海之前否认过，可我心里总觉得他可能是那家盗版印厂的员工。这次反盗行动结束后，或成或败，要么那印刷厂不复存在，要么老板要“清理门户”。我脑补出最坏的情状是，他至少会丢掉工作，搞不好还有人身危急。

奖金的事，其实我当时还没向社里提，一冲动就先许诺出往了。不过我倒不怎么担心自己食言，按社里的传统，领导哪怕掏钱时抠门点，却也不至于口惠而实不至。半天没等来消息，正当我以为小海又不会回复的时候，他突然发来了一条消息，这次不再是流汗的表情了，而是“不必了吧，打击盗版每个人都有责任，应该的”。

一句我们业内人常提及的干巴口号，此时从他嘴里说出来，竟突然变得有点意思了。那一瞬间，或许是行外人的身份“点化”了它，化苍白为神异了。刚进行时，我的前辈告诫我，做编辑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能喧宾夺主，一本书无论成功与否，始终是属于作者的，而读者购买后，它又同时是属于读者的。有时候记住了身份和定位，才更能体会职业的价值感。那一刻，小海的话再次提醒了我，那些平凡的工作，不论是趴桌上编书，还是跑出往反盗版，要在这些善良、正直的读者身上，才能找到意义。

三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小海如约发来了定位，原来是在天津郊区的某地。

定位点上展示有一组建筑，没有名字。从地图上看的确很偏远，旁边多是农田。小海说：“院里有许多家小公司，等你们过来了，我再和你说是哪家在盗印。”

他要在挠捕现场带路？这得有多大胆子！我心想，哪怕心里再正气凛然，我也不能答应“情报人员”往冒这个险。

现在的确不能行动，一来我没有确切地址，再者假如盗印厂真的只印了少量印张，取证将非常困难。在法庭上，零散的“半成品”甚至不能作为索赔的凭证，一定要查处可以统计数量的盗版书“成品”才行。但是盗版书一般都快印快销，又不能等到他们全部印完了再行动，否则很轻易扑空。这无疑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盗版书有它存活的土壤，而反盗版这事本身的难度很大。从我的亲身体验来看，收集消息、辨认真伪、取证、联系执法部门、挠捕、再取证、提起诉讼、举证、后期追踪……哪一步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再急也没方法，只有先放一边了。已经到五月了，眼看《红星照射中国》的畅销季就要到来，这之前我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能再在一根“旁枝”上干耗着了。没想到，搁置一边的想法还没实施，进展就猝不及防地来了。在一个格外忙乱的周一上午，小海突然发来了消息：“印厂刚刚印完了，正在装订，可能明晚装完后出库！”

不能等了！我赶紧把情报上传，社长当即就报给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我以为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了，没想到还在食午饭时，社里一位领导急匆匆找到我说：“赶紧食，扫黄打非办刘处带队，二十分钟后动身往天津！”

我虽然早就不想耽搁了，却没想到突然提速这么多。坐在车上，心里很是忐忑，我没法确定小海发给我的那个“无名”定位是否正确，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另外，社里反盗版的故事我听前辈们讲过多次，有一次他们还险遭不测，被人围堵到深夜才脱身。我们这一行人又会碰到什么情状呢？

国内出版社的反盗行动，说起来有不短的历史了。其中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可能不少人听说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奖后，立刻成为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关注的焦点，他的代表作也成了出版大热门。一九九○年，马尔克斯本人到北京访问时，发现自己尚未授权的作品早已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众多书店里都明目张胆地卖着他的盗版书。

相传老马对此非常生气，甚至立下了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让中国出版他的书的誓言。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汗颜的故事。那一本本《百年孤独》，曾启蒙了无数文学青年，也改变了许多作家的看念，不料一切竟“魔幻”地建立在一个如此尴尬的“现实”之上。在那两年后，我们国家正式加进了《世界版权公约》。从那时候算，国内几乎从零开始树立起现代版权意识，如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对出版社而言，这也是冲上反盗版潮头的三十年。

我们社里有位姓王的前辈，曾经多次亲身参与反盗版行动，我喊他王伯。王伯是个“老北京”，前几年刚退休，如今隔三差五还到社里来坐坐。他天性幽默聪明，会食会玩，朋友也多，可以说是一个出版界的“老炮儿”。从王伯那儿我听过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王伯几乎经历了这三十年我们出版社反盗版的全过程。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印刷产业集中的地方，他基本都往过。有一次，他和同事开车追踪一个盗版书商，一直追到唐山的某个村子。田间的路有点颠簸，他们在车上远远看见田地里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一转身竟把他身边的一棵树给“推”倒了。王伯他俩大为惊异，纳闷中陆续往前开，结果还没开到村口，就发现路被堵了。后来王伯才想明白，原来那人推倒的是一棵“消息树”！老乡们为照顾本地的“产业”，把当年打鬼子放“消息树”的手段又拿出来对付“进侵者”了。

而王伯讲的另一个故事，让我意识到了这份差事里暗躲的危急。

四

在我读盗版《林海雪原》的年纪，许多同龄的孩子在看另一本书——《哈利·波特》。它和后来社里出的《红星照射中国》一样，也是超级畅销书，被盗版书商“重点照顾”。据说，当年此书盗版的销量不低于正版，甚至有些盗版书商嫌原作者罗琳写得太慢，找写手照葫芦画瓢，仿写了一些冒牌故事来卖，竟照样能畅销。要知道，当年为引进这个系列的版权，社里的前辈们可是下了大力气的，对盗版的苦恼可想而知。

正是在那个时期，有一天社里接到一个举报，说是遵化的某个印刷厂正在印《哈利·波特》，估量是盗版的。行外人的确难以辨认印刷厂是否合规，大多数人会觉得，印书是个文雅的事，怎么会和“盗”联系上呢？况且外人也不清楚印刷厂跟出版社有没有业务往来。

举报者是个做废纸生意的小商贩，北京话喊“收纸毛子的”，平时游走在各个印刷厂之间，收购裁下来的纸屑。这类买卖人，通常与印刷厂的关系不错，一旦他们情愿提供线索，那基本都是准的。

考虑到当地打非办有过扑空的情状，社里决定先派人往摸底，好多点胜算。当时三十来岁的王伯成了最佳人选。

提供线索的商贩只说那家盗版印刷厂在遵化，没有告知具体地址，所以只能潜进往静静打听。王伯和另一个同事在市里一路打探，从早上一直转悠到中午十二点，终于有了眉目。他俩假装往谈生意，混进那家厂里。那天凑巧大老板不在，一个小领班警觉性不高，一边陪聊，一边带他们参看厂房。王伯看到废纸堆里的盗版印张，心里就有底了，是它没错。

摸清了那家印刷厂的产能和印刷周期后，二人便找了个托词脱身，返回北京等待时机。

过了一周，估量那批盗版书的“火候”到了，社里便开始了二次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先上报扫黄打非办，然后兵分两路，一台车由王伯带队，直接开赴那家印刷厂，再以“谈生意”的名义进往稳住局面；另一队先往当地接上几家媒体记者，再赶往印刷厂。

这次不巧了，碰上那印刷厂老板正在厂里，这人可就狡诈多了，果敢不让外人靠近他的机器设备。

好在王伯他们早有预备，趁和那老板谈天之际，一个同事托词说上厕所，静静溜到厂房里再次摸底，果然，看到了正在大量盗印的《哈利·波特》。

同事回来后，当着那老板的面不好明说，就支支吾吾打起了暗号。编辑们平时都老实惯了，哪会这样的表演？结果当场就露馅了。那老板立刻质疑起他们的身份，一扭头打电话给保安：“关大门，我这儿有贵客！”

这时人和车可都在厂里面呢！王伯稳住情绪，冲老板问：“怎么着，你是这么做生意的？”

老板开始耍狠：“你教我做生意？知道吗，上个月从北京来了个记者，让我扣了一个星期！”

好家伙，非法拘禁都敢干了！此时气势上可绝不能虚，王伯正色道：“我们是×××介绍来的，你不信赖我们，总不会不认朋友吧？我们现在先回往，下午让他带着一起再来。”王伯提的这位“朋友”，是当地一个颇有名看的场面人，这也是他们为打掩护而提前做的功课。

老板听到那“朋友”的名字，稍有点犹豫，但还是不肯放走他们，非说要留他们在厂里饮酒。拉扯了半天，老板终于松口了，让保安打开了大门。机不可失，王伯他们四人急忙上车，一脚油门就开出了厂院，在几百米外才停住，都没敢熄火。这时，他们见厂房大门又紧紧关上了。

同一时间，社里已联络好扫黄打非办，另一队人马也接上了几家媒体的记者，四辆车正全速赶过来。

王伯他们开车出往后没多久，那印刷厂老板估量反应过来了。先是一辆辆小轿车往厂里开，再过一会儿，竟然来了几台大铲车！够快的。眼看着盗版厂要“移家”，可援军还在路上，难道这次又要扑个空？王伯连忙打电话问车队到哪了，那头带队的人像说电影台词似的连连喊：“再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开得飞快了。”

不到二十分钟，多辆空货车也开进了厂房，现场立刻要被清理掉了。王伯心一横，商量说干脆咱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吧，用咱们的小车撞那大车，让他们走不成。司机有点恐惧，说那我们人怎么办啊？这个方法不妥。眼看货车要出厂了，再不拦住真要一场空，四个人都急了，王伯大声说：“把车窗关上，咱们把车横在门口，把路堵上！”

这时货车已经载满了盗版印张，因有小车堵在门口，大车开不出来。货车司机一招手，厂里唤啦啦窜出来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家伙就冲过来了。车里的四个人一看，脸色都变了，心想这下真要血拼了。

千钧一发之际，援军杀到！

另一队的四台车冲过来了，援军和记者抵达现场，局势瞬间逆转。印刷厂的人见来了这么多人，还有手持“长枪短炮”的记者，立马收敛了。这时当地的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也赶到，掌握住了局面。

听王伯说，这次反盗版行动之后，后续处理工作一度声势浩大，结果却不理想。以我这个后来者的眼光看也是，二十多年来，《哈利·波特》的盗版此起彼伏，依旧群魔乱舞。

五

这次轮到我上场了。社里照例派了司机开车，我和另两个同事先往接上扫黄打非办的刘处，再开车奔天津。

路上，社里领导又打电话来嘱咐注重安全，一番话反而让我们几颗紧绷的心更多了一些焦虑。行动太迅速了，肯定出乎盗版印刷厂的意料，甚至连我这个“反盗版者”都没预备好。怎么盗版印刷厂、小海和扫黄打非办跟商量了似的，突然整体提速了呢？这时我更糟心地发现，手机竟然快没电了！我赶紧把小海发的“无名定位”转给车上一个同事，心想要是关机了，到现场再找不到小海，那这个笑话可就闹大了。

焦虑之中，司机说他干脆绕点路找家便利店，好赶紧买个充电宝。这时突然如有神助，负责摄影的那位同事左翻右找，从相机包里摸出来一个备用充电宝，终于让我没在决战前掉线。

我连给小海发了几条消息，问能不能赶紧给我发正确的地址，我们要行动了，有北京扫黄打非办的领导亲自挠。又是一个“万幸”，小海这次很快回复了，发来更精确的定位，就在那个大院最后一排的第四个车间里！他没再问什么，我也没告诉他实际行动已经开始了。车里没人说话，我脑袋里响起许巍歌里唱的，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何况连有两个“万幸”开了好头，开弓没有回头箭，打就是了！

刘处之前是位军人，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沉稳干练的劲儿。为了行动的保密性，等我们的车行驶到天津地界时，刘处才打电话通知当地的扫黄打非办，并请他们联系当地警方联合行动。下午三点多，当我们的车和一台警车、两台执法车在印刷厂外两公里处会合时，我感觉一路高度紧张的心终于踏实些了。

车队按小海给的定位，正确找到了地图上那个没有名字的大院。伸缩门紧锁，好在有警车开道，大院的门卫不敢阻拦。门口保安四十来岁，叼着烟乜斜着，一看就是那种平日横惯了的。要是我们自己冲过来，恐怕连大门都进不往。

我给司机指着方向，后排，第四个门，车队停在那个蓝色的铁皮大门边。大铁门关着，上面开了个一人多高的小门。在警察的保护下，我们举着手机和相机冲了进往。果然，昏暗的大车间里，十几台大型印刷机轰喊。我跑到机器旁，看见上面印的正是《红星照射中国》。小海的情报不算特殊正确，书还没有到装订的那步。不过无所谓了，已经挠到现行了！

警察高声喊，停工，停工！别动！硕大的车间里逐渐清静了下来，显得更加闷热。最外排机器旁的几个男工光着上身，一脸茫然地盯着我们。再往里走，有几个女工在静静嘀咕着什么。我不敢多看他们，心想小海会在这里面么？他也正在执法的队伍里找我么？不一会儿，工人们便被警察集中到一处问话了，没有看到老板。法院不会追究工人的责任，他们是无辜的，只是这份工作可能不保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倒有了一些歉意。

厂房浩大，前面是机器，后面算是库房。盗版书和册页整洁地码着，有三四米高，黑压压的。一个当地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让我往查验自家能鉴定的盗印书。我们这时也顾不上有没有潜伏了，警察就在门口，工人都出往了，料想老板就算“猫”在暗处也不敢怎么样。我们举着手机、相机，在浩大的车间里往返奔走，对那些数量惊人的盗印品一通夺拍，生怕遗漏了重要证据。事后想想有点好笑，我们拍摄的所谓“证据”，在警方和法院那里是不能用来作为立案判案的证据的，当时以为至关重要的照片和视频，后来仅成了这次反盗版行动的纪念。

这时我才顾得上仔细看看这家印刷厂。大车间室内的挑高有十多米，顶棚很简单，吊下来许多电风扇，进门左边墙上，抬头看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条幅，写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安全是职工的生命”，原来盗版书也是要挠质量的。下面印刷机、装订机、打包机四列排开，有二十几台，在小海的照片里看不到如此壮看的全貌。想必他们的效率挺高的。

盗版图书查封现场。（资料图）

下午六点多，终于做完了盗版书数量的初步清点。除了查到足以装订成五万册《红星照射中国》的半成品，我们还找到了不少装订好的《长征》《哈利·波特》盗版样品，都是社里的重点书。在印刷机旁边的登记册上，潦草地记着之前浩大的盗印数字，这数字会让每一个编辑触目惊心。那些流出往的盗版书，已然很难再取证，更别说追回了。它们早已在某些市场上“驱逐”了那些印制精良的正品。

当然，我们出版社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库房里躺着大量尚未运走的各色各样的盗版书，大多是卖给学生的读物。

当地扫黄打非办喊来几台叉车和货车运走“赃物”，我们的活儿干完了。向社里汇报后，几个人哪都不便往，也不敢乱走，就待在一边等着调遣。我看了几次手机，小海没有发来消息，莫非他真的在被集中起来的工人里？我怕“暴露”他，也忍住了没给他发信息，心想假如他被挠了，别着急，我会向警察阐明的。

查抄印刷厂的过程中，一个戴着大金链子的人来过，看着是个“社会人”。警察问他话，他插科打诨，说自己只是老板的朋友，老板正在外地谈生意呢。后来陆续来了几家出版社的人，想必是当地扫黄打非办找来鉴定盗版书的，都风尘仆仆的，看不出有什么喜悦的神色。

一直待到了晚上十点多，事情终于处理得差不多了。刘处要留下来处理后续工作，我们可以先回京了。

夜色深沉，车飞驰在天津远郊的田野之间。没有了警车的保护，心绪在振奋之余，似乎又有点紧张起来。司机又把车开得飞快了。这时我才看到手机上小海给我发来的消息，说他刚才看到警察来了，问我来没来，行动是否顺利。

我松了口气，心想不会影响到他的安全了。

六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想起盗版印刷厂里挂的那条横幅。

印刷行业这些年的产业升级，盗版厂商们竟也齐刷刷地跟上了。虽然盗版商们为极限压缩成本，不可避免会用劣质的纸墨，但我小时候看的盗版《林海雪原》那种错字满篇的状况，应该是已从技术层面“攻克”了。

有人说，我不怕盗版书里那点甲醛，干吗高价买正版，买盗版的不是一样能看？

老实讲，“高价”的说法并不公允。每年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国内都会发布上一年的“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往年的数据展示，国内人均阅读量牵强算不到五本，而今天一本正版书打完折均价也不过二三十块，已算不上是多大的花销了。盗版书价格虽更低，未必是真“便宜”。

我记得当年预备社里的招聘考试时，有一个简答题是考前必背的，题目问，你认为出版业的意义是什么？准则答案早已忘了。业内人虽然经常自嘲身在“夕阳产业”，内心却还是信赖它不至于消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行业承载着一些几千年不曾改变的意义。假如再唱个会让小海发“流汗”表情的高调，那就是它对文明的传承、传播和发明。我信赖这是每一个有心进行的人都能想到的答案。

而当我真正走进书山的深处，做了几年编辑后才发现，那些遍布大城小镇的琳琅满目的书，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漫画，乃至字典、词典，在它们薄薄的册页里，凝聚的是创作者最宝贵的才智与心血，是一种能让世界多姿多彩的特殊发明力。我慢慢意识到问题还有另一个答案，那便是对这些具体的、苦心经营的创作者的保护。用出版的工作，来保护他们的发明力，同时保护这种发明力赖以生长的环境。或许这正是我出来反盗版的意义。

只是对大众而言，盗版书的危害似乎还很远远。有人说，比起盗版，世界上还有很多更严重的造假，食品、药品、汽车、房屋，那些紧要行当里的恶劣假货，严重威逼着大众安全，它们更值得往关注和打击。的确，相比起来，盗版书更像是社会的某种慢性隐疾，是一只伏在牛背上的不起眼的牛虻，所以大众的看念一时半刻无法扭转也难免。我想，出版行业会感恩小海这样主动请缨的读者，却也不会苛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当晚回京后，我的反盗版行动告一段落了。后续追查工作由警方和当地扫黄打非办接手。听执法部门的人反馈说，这个盗版印刷厂的规模在近几年当地反盗版成果中能排上号了，这让我暗暗兴奋了好几天。虽然没有挠到“成品”，我们被盗印的《红星照射中国》可能率无法获得赔偿了，但至少如愿给了违法者一拳，这总回是件好事。

我和小海的“无间盗”演完了，在三十年的出版业反盗版进程中，它像是一道微小的涟漪。盗版不会就此停止，反盗版行动也仍会陆续。

社里领导咬了咬牙，给小海“狠”批了一笔奖金，虽然已经打破了社里的纪录，但看上往还是不多。我把钱领出来，用微信转给了他。之前小海听我说要给他奖励，还有点害羞，说他不是冲这个才反盗版的。等看到我真转账过往后，他又有点惊惶，说这赶上他两个月的工资了。

我说，这是你应得的，以后再帮我们留意着吧。他顿了一下说，会的，不给钱我也会。

我依旧不清楚小海的真实身份，不过这不重要了。立刻要做暑期热销季的筹备了，有很多事要做。编辑一年中的繁忙时段即将开始，我心里反倒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刚走不远，恰巧路过一家书店，玻璃窗明亮，我看到里面店员们正在码垛新书。它们的封面色彩斑斓，被精心地摆成各种造型，很有创意，一旁还搭上了醒目的海报。书店里依然冷清，我却突然觉得，似乎也没什么可心酸的。这些还是值得的。

资料写作者：王蔚，图书编辑，现居北京。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