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秦景教时髦中国碑》来看大秦景教在唐朝的传播

在晚清时期，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担任驻华公使二十余年，说会一口顺畅的官话，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里写道“中国的官员不乏糊涂之人，但他的人民具有雄狮般的气势，假如我们意图通过基督方式往改造中国，无疑是白费的，他们对于上帝有着最本能的仇恨”。朱尔典的这番讲话无疑这很真诚和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必要以此欺瞒政府，可是，假如朱尔典能够看到《大秦景教时髦中国碑》, 他就绝不会说出这番讲话，因为早在唐代，朱尔典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传教了，那个时候基督教被称为“景教”。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唐朝的传教士是假如在中国传教的。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泛指。“大秦”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在《旧唐书》上面是这样阐明大秦的：“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唐人所说的“大秦”，是指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而“景教”是基督教的正宗，而是其的一个分支——聂斯托利派，“景教”是这个教派在中国时的名称。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创始人就是聂斯托利（也称安提阿派），他是一个叙利亚人，他本人的资料很少，而且相关资料已被焚毁，现存的仅有的资料还是在中国发现的，依据聂斯托利对于教义的阐明，聂斯托利赞同耶稣的“神人合一”，但他更强调耶稣的人性。对于圣母（玛利亚）崇拜，他却嗤之以鼻，聂斯托利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但并没有赋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神化、礼敬，膜拜，就是说耶稣是是神，而玛利亚就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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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基督教有两大学派，一派是聂斯托利派，另一派为亚历山大学派，其中亚历山大学派主张耶稣神人合一而同体，认为聂斯托利派是将耶稣一分为二了（人神区分）是异端。在公元4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聂斯托利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占据了宗教领导地位，此举让亚历山大教会非常不满，两教派别斗争渐趋白热化。

公元431年，为了平息基督教两派争端，狄奥多西二世主持召开主教会议。这个会址对聂斯托利不利，因为这里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主场，（圣母玛利亚祖庙和终老之地），当地信徒多是亚历山大学派的拥护者。先行到达的亚历山大的主教区利罗，受到了当地教士们的欢迎。亚历山大教派的人在聂斯托利的支持者和主教还没有到达的情状下，匆匆单独召开会议，在他们缺席的情状下认定聂斯托利为异端，剥夺其主教职位并开除出教。

当聂斯托利教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的处于孤立的状态，但依旧是不甜示弱，他们也是自行召集会议，指控亚历山大学派异端，称他为“破坏教会的魔王”。狄奥多西二世摘取骑墙政策，实际上是不情愿看到教会分裂，于是就同时免除两派主教聂斯托利和区利罗的大主教职务，并将两人逮捕。聂斯托利被送往安提阿的隐修院，区利罗则回到埃及。

后来，亚历山大学派主教区利罗行贿朝廷，不久重获大主教职务，而且以大量金钱行贿东罗马皇室和官僚，导致上层和主流信仰亚历山大学派。聂斯托利教派处于弱势地位，此后在狄奥多西二世的调和下，亚历山大教派和安提阿教会达成妥协，安提阿教会不再支持聂斯托利。狄奥多西二世皇帝正式下旨，将聂斯托利派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被流放到埃及，其本人也死于埃及，但他的追随者和信徒们却没有让步，在东罗马帝国的挤压迫害之下，他们和教会决裂，向东发展。

聂斯托利派有着百折不挠的传教热情，被称作“火的教会”，而“景教”就是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名字，“景”是光明广大的意思。在中国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时髦中国碑》所反映的正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情状。它立于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正月初七(781年2月4日)，由波斯景教士景净叙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写，楷书体，碑体为竖方形，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碑额楷书“大秦景教时髦中国碑”，额上三角处莲花座上刻十字架，左右配以云纹花草纹饰。形制由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构成，螭首雕琢极为雄丽。

碑文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一部景教简史：从公元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来华，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亲自出长安西郊迎接，准赐传教布道。那时候景教被称为“经教”。由于受到太宗的准许，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有着“奉旨传教”的味道，波斯主教阿罗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大唐的宰相会亲自迎接，由此也可见唐朝文化的绚烂和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因此在这所新建的波斯寺中，供奉着太宗的画像。唐高宗加封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并准许景教各地传教，景教在大唐传教虽然经过几次波折，但从唐太宗开始，经高宗、中宗、睿宗五朝。景把历任大唐皇帝画像都悬挂于波斯寺内。

安史之乱以后，又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景教碑》碑文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从唐太宗贞看九年（635年）到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年），碑文共叙述了这146年间景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碑中只提到景教怎样在各代皇帝支持下传播。《景教碑》碑文由中国人代笔。碑文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典文辞，出自《诗经》的30多处，出自《易经》的30多处，出自《春秋》的20多处，涉及儒家经典150多处，涉及史书的100多处，出自子书的30多处。此外，碑上的叙利亚文多是景教士的姓名以及教职，其中出现了希腊纪年。

唐武宗崇尚道教，公元845年，武宗颁下《毁佛寺制》下令毁佛，正式开始大规模取缔佛教和其他一切外来宗教的行动。景教受到波及。《景教碑》有可能就在此时被埋进土中。武宗灭佛时间不长，但对根基尚浅的景教造成的创伤却难以挽回。景教就此一蹶不振，从此以后，唐宋的相关书籍上根本看不到一点受景教影响的痕迹。景教根本没在中国扎下根，没能和佛教一样变成中国人的宗教。

景教在中国彻底消亡应该是五代十国时期，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一名喊奈吉兰的景教士，曾奉教会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来中国整顿教务。987年他回到巴格达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横死，教堂损坏⋯⋯遍觅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矣。”基督教第一次传进中国的努力就此失败。但基督教思想的丰碑留在了中国，它被誉为世界考古发现史上“四大名碑”之一，其他三块分别是出于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出于约旦的《摩押石碑》出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而中国景教碑无疑是最绚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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