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争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往
1948年12月15日，第12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包括兵团司令黄维在内，绝大部分将领被生擒，整个兵团十二万人全部被消亡。
胡琏逃掉后，奉老蒋之命收集从长江以北溃败逃至江南的残兵，又挠了一批壮丁当新兵，牵强凑了两个军，恢复了十二兵团建制。黄维没有胡琏跑得快，被解放军从坦克里喊出来当了俘虏，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
黄维如何被擒，史料中至少有三个说法，但是笔者还是比较信赖文强的回忆——文强跟黄维前后脚被俘，又同一天被特赦，在淮海战争时，文强还算黄维的长官：文强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黄维的十二兵团、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刘汝明的第八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按规定都要听杜聿明和参谋长舒世存和副参谋长文强的指挥。
1975年特赦后，黄维和文强都当了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专员，文强是学习小组组长，沈醉的副组长，黄维是组员。
从1948年一同被俘到1989黄维病逝，文强和他至少有四十年的交情，所以文强在回忆录中，是不可能抹黑“老朋友”黄维的：“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突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往了三四个纵队。十 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说糟了糟了，赶紧把汽车集中起来摆 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往，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 下来！’黄维被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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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也没有负隅顽抗，解放军喊了四个字，黄维就乖乖地举手投降的了。黄维之所以这样“乖巧”，实际是心存侥幸，想编一个身份蒙混过关，然后领两块大洋路费“回家”——很多蒋军的将军就是用这个方法逃掉的，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比黄维运气好一点，装得也更像伤兵，所以就真的逃出往了。
黄维显然没有李弥的逃跑体会丰盛，再加上“队友”的表演也不给力，先后被识破了好几个，黄维就更不好蒙混过关了。
比黄维更早被俘，也更早露馅的是杨伯涛，他跳水自尽，因为水浅淹不死，又因为水太凉而挣扎爬上岸，还自称自己是“书记官”。
穿着将军呢大衣（军衔和勋表都丢掉了），别着派克金笔“杨书记官”说了两句假话后，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我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杨伯涛自称书记官，黄维则在被俘人员登记表上随便编了几句：“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上尉司书。”
我们细看淮海战争史料，就会发现被俘的将军们除了自称文书，就是自称军需官，比如杜聿明变成了“高军需”，文强变成了“上尉书记官”。
“高军需”被识破的过程，跟电影电视剧演的基本一样，咱们接下来还是看看黄维和文强被俘后的表现。
黄维被俘时虚岁已经四十五了，要是比他小十岁的沈醉自称上尉文书，可能还有人信赖，这个大模大样且又胡子乱糟糟的“老头子（当时黄维多日奔走无暇打理，并不像后来在战犯治理所那样长须飘飘）”自称书记官，治理人员根本就不信：“你进伍前是干什么的？还干过什么？”
黄维一开口就把时间搞错了：“我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当小学教员，当了六年教员后又当了一年科员就进伍了。”
治理员拿着登记表笑了：“你不是说你今年十月才进伍吗？一个月就当了上尉，可是够快的——你一个月薪水多少钱？”
黄维要是知道军饷被克扣到上尉那一级还剩多少钱，就不会那么轻易被俘虏了，他只好含模糊糊地编了一个“七十多元”的数字，问他到底七十几元，他就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你看我真糊涂……姓名不符，甜愿挨枪毙！”
黄维含模糊糊不肯改口，却忘了一件事：十二兵团十二万人被消亡，被俘的还包括中将兵团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二十七名将军，只要有一个人指认，他就逃不掉。
被指认（谁指认的，史料保密）后，黄维终于在登记表上写了实话：“黄维，陆军中将，四十三岁，江西贵溪人。”
黄维终于低下了头，也不再抱脱逃的妄想。文强在回忆录中轻描淡写黄维被俘和被识破经历，并没有调侃的意思，他写自己的被俘和被识破，也是很详尽甚至很搞笑的。
据文强回忆，当时杜聿明是只顾自己逃跑而把文强丢在充当“徐州剿总”的暂时指挥部的一个冰窖里：“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二十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往。“
第二天早上，文强钻出洞穴，就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听到了他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一个不留，都干掉！’这些小孩很勇猛，上来就夺武器，背枪回往报功了。”
小战士们缴获了武器，却漠视了文强这条大鱼，直到来了几个年长些的战士，才把文强他们送到二十多里外的俘虏营。
在俘虏营里，文强自报的姓名和职务是“上尉书记官李明”，他突然想起自己“姓李”，也不知跟表哥的化名有没有关系。
上尉书记官李明那么多年的军统少将、中将看来是白当了，他没上过特训班，伪装术是在不高明，他的部下也没啥体会：“看到我往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重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文强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上尉书记官，再问就急眼，于是解放军一位姓肖的政委（文强的回忆录没说名字）出面了：“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熟悉这个人啊？”
文强陆续打马虎眼：“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肖政委笑了：“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中将，姓文，喊文强。”
文强明知肖政委很了解情状，但就是不承认，肖政委也不好一下子点破，只是让人给他端来了有两个荷包蛋的面条，并表达了歉意：“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就给你送被子。”
文强食饱睡足了，肖政委拿着一张照片又来了：“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这下子不用再演了，文强在回忆录中无奈地承认：“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往。”
肖政委取下自己的帽子戴在文强头上，很客气地请他往给被俘军官们讲话。文强有了新帽子，也就不再倔强，站上八仙桌讲了一番话，就有十一个将军级战俘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两三天后，肖政委把文强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
文强刚下车，就看见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并说出了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句很有名的话：“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早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