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商话猗顿
卫立业
在山西省临猗县牛杜镇王寮村西，有座松柏如盖、古貌岸然的墓园，花墙围绕四面，中心土冢一尊，这便是二千四百多年前赫赫有名的晋国巨商、被后世尊为“中华实业商祖”猗顿的长眠之地。
谈到猗顿当年在古郇大地创业致富和对中华商业文明、河东农耕文明所做的奉献，民间流传着很多传说，史籍中亦有很高的评判。汉代桓宽在其所著《盐铁论》中说:“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盐铁论》曾在汉代产生过浩大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文献。《盐铁论》把猗顿之富与天地、江海、国家并称，在中国历史上，能得到如此评判的商人不知能有几人？
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人民的精神家园。史书的记载、民间的传说，虽然已经和我们相往甚远了，但它们所包含的优异文化元素，却从未离我们远往，早已经根植进我们的血脉之中。
为弘扬猗顿的商祖文化，传承猗顿不朽功德和创业精神，近年来，笔者穿越历史的星空，对猗顿创富的遗迹进行了认真的觅访和深进的挖掘与考证，于是写了这篇拙文。在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此文将加固某些人飘摇的人文意识，召唤我们重回故乡，重温昔日那温热、充裕和令人自豪的故乡！
（1）鲁之冷士
《孔丛子》云：“猗顿，鲁之冷士。”鲁，即周朝国名鲁国。据北宋初年钱塘编撰的《百家姓》载:“鲁，远祖起始于周代。周成王的儿子伯禽，受封于鲁，建立了鲁国（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后来被楚国所灭，后代以原国名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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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顿出生于约公元前480年的鲁国肥城。肥城位于大河之东，泰山西麓，陶山以北，古为肥子国。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又是当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地方，文化气息十分深厚。
周王朝是等级非常严厉的社会，“王食贡，卿食邑，士食田。”猗顿史称“冷士”，阐明他的出身，虽为庶民，但仍属“士”之阶层，家有田地，并有少量奴隶为其耕种，家道还算殷实吧。
据说猗顿十三岁时父母双亡，二十岁时还未娶妻成家，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冷”的苦难生活。
这种“苦难”生活，先是由于一场大火。南伯庸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华商祖陶朱公》（海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载：“猗顿家里遭了火灾，一场大火把祖辈积存的财产烧了个干干净净。”后缘于父亲的一场车祸。民间传言：一天早晨，猗顿的父亲与佣人套好了马车，拉上新缫的蚕丝与一些桃子外出交易，不料遇上三桓的人马正在追杀鲁哀公，拉车的马因受惊吓狂奔起来，车轮由于受到乱军投下的档木阻挡而翻车，父亲不幸被轧断双腿，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俗话说:“丧不过三。”一般恩爱夫妻，一人往世，另一位大致在三年之中也会相随而往。猗顿的母亲终究没有躲过这要命的“三年”，三年未满，便撒手人寰，往觅觅她厮守了一辈子的当家人往了。
《诗经•小雅•蓼莪》歌曰：
蓼蓼者莪，匪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也。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进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进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这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歌。其大意是：看那莪蒿长得高，却非莪蒿是散蒿；同情我的爹与妈，抚养我大太辛劳；看那莪蒿相依偎，却非莪蒿只是蔚；同情我的爹与妈，抚养我大太劳累；瓶儿汲水空了底，装水坛子真羞耻；孤独活着没意思，不如早点就死往；没有亲爹何所靠？没有亲妈何所恃？出门行走心含悲，进门茫然不知止；爹爹呀你生下我，妈妈呀你喂养我；你们护我疼养我，养我长大培植我；想我不愿离开我，出进家门怀抱我；想报爹妈大恩德，老天降祸难推测；南山高峻难逾越，飙风凄厉令人怯；大家没有不幸事，独我为何遭此劫；南山高峻难迈过，飙风凄厉人哆嗦；大家没有不幸事，不能终养独是我。
猗顿一向对自己的父母情感极深，这首诗歌正好表达了他此时此刻深沉和刻骨铭心的感情。
猗顿含悲为父母守孝三年，但守孝回守孝，生活还得陆续。正当猗顿前途茫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听到“三致千金”“陶朱公”的大名，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便决定“往而问术”。
（2）往而问术
陶朱公，原名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越国为吴所败时，他随越王勾践赴吴为质三年。回越后助越王卧薪尝胆，刻苦图强，十年生聚，以三千兵马灭了吴国。范蠡作为复仇灭吴的第一号人物，可谓功业盖世，名垂前史。当越王勾践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范看到越王是个“只可共贫贱而不能共富贵”的人，便急流勇退，隐姓埋名，辞相出走，独驾扁船，游于江湖。先到了齐国，改名夷子皮，后又到了魏国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为陶朱公。陶朱公以为陶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最宜在此经商，于是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能聚能散，时称巨富。后人有诗赞曰：“居官则为卿相，居家则致千金。”
据《孔丛子》一书所言，猗顿“往而问术”的地点当时是在定陶这个地方进行的，陶朱公热情的招待了他，并告诉他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音字，当做母畜讲，五牸按孙氏注：“牛、马、猪、羊、驴五畜之牸。”）
范蠡在山东定陶致富成名，因与老师计然（《史记》中说：他乃山西人士，“其先晋国亡公子也。”）的关系，曾来到山西晋南，先在猗氏的孝义村（今太范村）从事经商活动，后又到运城的陶村隐居养老。因此关于猗顿“往而向富”的地点，民间亦有太范，陶村之说。清道光十七年王永龄在其所撰的《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此碑现存于王寮猗顿祠）中曰：“猗顿，鲁之穷士也，问富陶朱家于郇，得三园五牸之术。”《河东名人馆》在展示猗顿时曰：“猗顿，商业始祖。原是鲁国的书生，听到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前往陶（今运城市盐湖区陶村）地‘往而问术’，范蠡吿诉他致富良策。”
笔者以为，上述说法似乎有点不太符合逻辑。试想，齐国在鲁国之北，距离也不过一、二百里，而跑到河东，那则 是数千里之远，孰近孰远，不是很了然吗？当然，等到猗頓发迹后，范蠡也来到河东，他们二人之间的来往一定会更为频繁。比如，范蠡经营珠宝，而猗顿后期也经营珠宝，猗顿假如不再向范蠡请教，是不可能涉足这一领域的。
（3）适足西河
《大清统一志》引自《孔丛子》的记述曰：“猗顿，鲁之穷士，陶朱公教之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
“西河”在哪里？台湾版《大辞典》曰：“古称黄河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一段为西河。”《蒲州府志•郡地沿革》曰：“蒲地当冀州南境，始曰西河，继曰河东。”有了这个地理座标，我们就会肯定的说，猗顿落脚的地点当然是河东猗氏了。
猗顿来到这里，看到峨嵋岭下水草繁茂，土地沃饶，确实是个天然的畜牧场所，就在对泽四周（今临猗王寮村西）定居下来，“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
猗顿在老家姓王名俍，定居猗地后，因在猗地创业制富，殁后又埋葬在猗地，故称猗顿。
猗顿只身来到王寮后，天天以打柴为生。据村民所传，当地有户王姓人家，老两口和一个女儿相依为命，猗顿天天打柴回来，路过时，总要给这家人留一些柴，时间长了，老两口见他人品端正，勤劳纯朴，并能读书识字，十分喜爱，经人说合，便留他做了上门女婿。猗顿进赘后，小俩口相亲相爱，情丝如蜜，不到数年生了三个儿子，起名寮儿、景儿、鑑儿。
关于猗顿“适足西河”一事，过往一些专家学者多有“安泽县南”之说。其主要依据：一是《汉语大辞典》。《大辞典》载：“陭（古汉字有两个读音，一读yi，用于地名。二读qi，作坎坷不平讲）氏，汉县名，属上党郡，故城在今山西安泽县南。”二是《辞海》。《辞海》中的“猗顿”条曰：“猗顿，春秋鲁人，本穷士，后制盐及畜牧致富，以兴富于猗氏（今山西安泽县南），故名‘猗顿’。”三是前高中语文课本。课上选编有《过秦论》一文，在“陶朱猗顿之富”一句注释中，也因此把猗氏说成“安泽县南”。依据“安泽县南”之说，我在《中华农商始祖猗顿》“探求生路”一文中，亦曾这样写过：猗顿“沿途乞讨，来到晋地安泽山，以打柴为生。”后经《山西通志》考证，此为辞书之误。《通志》载：“陭氏，前汉《陭氏郡国志》讹为猗氏，遂混于猗顿之旧居。”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陭氏郡国志》以陭氏讹猗氏，才导致后世一千多年各种典籍记述的错误，使各种传世之作，以讹传讹，把猗顿故居之猗氏错安在“安泽县南的‘陭氏’”，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大笑话。
猗顿不远千里来到西河，也让人不由得想起两千多年来山东人的“闯关东”和明清之际晋商们的“走西口”，两者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辞别故乡，一样的路途漫漫，一样的满怀期看，一样的苦力立足。不同的只是后来的“闯关东”、“走西口”，是从山东、山西走向了外地，而猗顿则是从山东走向了山西。继猗顿之后，清末民初，又有一大批山东流民，沿着当年猗顿的足迹，踏进了猗氏这片丰饶的土地。从新修的《临猗县志》（1993年版）可以看到，临猗至今仍有不少是由山东流民组成的“山东庄”村。猗顿异地创业的精神，对老人家来讲，无疑是个浩大的鼓舞。
（4）精养“五牸”
清人金农《送猗氏杜祺孙之雍州》诗云：“天上双鸾求未得，河东五牸畜何难。”虽说河东猗地是个特殊适合发展畜牧的好地方，但真正要畜好“五牸”却并非一件轻易的事。
猗顿一开始是怎样经营畜牧业的，史书上很少有文字记载，倒是王寮村一带流传的民间故事，阐明了当时的一些情状。
故事一：担盐晒卤。王寮离河东盐池很近，一开始，猗顿为了生活，也为了实现畜五牸的抱负，便下到盐池，担盐晒卤。民间有诗云：“五月盐花玉斗生，万夫蹴浪人残更。珊瑚架上牵珠船，琥珀盘中探水晶。月影先传双股赤，波光不掩一械轻。高王曾识羹中味，可识池中此夜情。”道出了其中的艰辛。猗顿用出力卖苦，挣来的血汗钱，从“小、贱”进手，先买母鸡，再买母羊，继而买回了猪、牛、马等母畜。精心饲养，苦心经营。一年多时间，“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母羊生母羊，三年挤到羊圈墙”。没几年功夫，猗顿的牛、马、羊、猪便多的数以千计，“鸡儿漫滩跑，猪羊数十栅，牛马欲成群。”
故事二：斗米养鸡。俗话说：鸡食活食蛋大，肉增。猗顿据此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养鸡方法。他将一斗米煮熟、发酵、拌水，搅上杂草混在一起，用泥土封住，保持相当温度，二十天左右，里面会产生出含有大量蛋白质虫子，制成养鸡的好饲料，短时间内，鸡增肉、多蛋、蛋大，既降低了成本，又收益明显。
故事三：雄性往睾。俗话说：一个槽上拴不下两个喊驴。随着畜群的发展壮大，有个让猗顿甚为忧愁的现象，就是经常出现雄性牲畜为母畜而相互咬斗的情状，雄马之间，你咬我踢，雄牛之间，你顶它撞，除相互伤残外，整个畜群也被扰乱得不得安宁。猗顿没法，常唉声叹气。后来，有个给猗顿赶车喂牲口的喊尤智，向猗顿意见说：“进宫的男子被割往，就可以消除性欲，然后让这类人侍侯后妃，便避免了性骚扰。或许制服这些雄性牲畜，也可用这方法。”这话对猗顿很有启发。但割阉牲畜，在这之前并没有先例，为郑重起见，猗顿先从猪身上作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然后再在牛、马身上作试验。凡经过割阉的牲畜，都失往了性的欲求和功能，在群中，它们表现出了清静与安宁。同时，上膘快，有气力，特别是用在拉车、跑运输上的雄性骡马，完全没有了未阉割时的那种急躁，却又保持着雄性牲畜的健壮和耐力，这是阉割后的的一大发现。两千多年来，人们在运用着这一体会，使牲畜服服帖帖地为人类服务，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记着，这一发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猗顿的。
故事四：改良畜种。明代闻名科学家徐光启（公元1562----1623年）写有一本《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他在该书中曰：“欲速富，畜五牸。乳母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为种，恶者还卖，不失本钱，座畜驹犊，还更买怀子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这段话其实是对猗顿“精畜五牸”的真实评述与总结，从中既可看出猗顿不守旧，敢于改革的思想，又体现出猗顿精于算计的商业思维。为择优汰劣，猗顿在畜群中精心挑选高档次的雄性牲畜作为种畜，专门配种，相对的也在母畜中进行择优汰劣，用以交配。这就使得优种牲畜不但发展壮大，而劣质牲畜在迅速淘汰着。除此而外，猗顿还嘱咐池盐运输人员，不论运盐到秦川还是到西域，都不要忘记从那里选买上好的种马；也不论运盐到齐地还是鲁地，都不要忘记从那里选买上好的种牛。它从远远的外地买进优良种畜，再选本畜群中的上等母畜，实行远缘交配，于是更加健美的新一代畜群出现了。猗顿培植的晋南大黄牛，高个子驴等，直到今天，仍然是遐迩闻名的。
故事五：三沟之牧。王寮今有三条大沟，见证了当年猗顿发展畜牧业的往事。一条是位于猗顿祠西边的“鸡舍沟”。据说为防止狐、獾、黄鼠狼对鸡场的骚扰和侵害，猗顿在沟的南边崖壁上挖了许多洞，当做鸡舍，并在鸡舍门前放有诱捕器，那些叼鸡贼一旦进了诱捕器，就别想再出来。这就是村民将此沟称为“鸡舍沟”的来由；第二条是位于王寮村西北角的羊道沟。此沟正南正北约千米，逾往北，沟逾浅，上了坡，往西再千米便是老滩。县志说喊“对泽”，现今说法就是湿地。对泽滩水草繁茂，特殊适宜放牧。猗顿天天凌晨，把羊赶到北边王景滩草地，傍晚又把羊赶到南边涑水河旁。积年累月，踏出了长约五公里的深沟 ，直到现在人们仍将此沟称为“羊道沟"；第三条是姚头沟。姚头，本名姚羲，舜之后裔。为人正直豪放，是猗顿避难途中碰到的一位同病相怜的铁哥们，也是主管猗顿五牸产业的头人。姚头沟原本是猗顿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的集聚之地，姚羲为工作方便，常年住在此沟，因而，被后人称为“姚头沟”。
故事六：“三村”之说。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招引了远近越来越多的贫民前来投奔猗顿。为合理利用这众多的人力，依据分工需要，猗顿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又在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合理地布置了许多畜牧点，每一个畜牧点自然形成了一个村落。猗顿差遣自己的儿子王寮、王景、王鑑分住在三个畜牧点上，与众人一起经营畜牧，后来这三个畜牧点便以他三个儿子的名子为村名。
（5）兴办“三园”
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猗顿看到古郇国这方天地，除了水草繁茂可以“畜五牸”外，还有大量的萧条的土地闲置着。如能给予开发利用，既可以解决人们的食饭问题，又可以安置流民，收到经济和社会效益，于是，通过畜牧业开始富起来的猗顿，又组织民众，开荒种粮，兴办“三园”。
猗顿在王寮村的东、西、南三面，先后建起桃、杏、桑“三园”，村里有个古老的说法，就是“东桃西杏南桑园”。
东桃——猗顿在村东建起的桃园在“三园”中面积最大，占地十七公顷，培植的桃树品种多达二百种，桃形、色、味各有千秋。有早熟可赶上端午的“五月鲜”，有晚熟的“八月桃”，有常见的白里透红的“美人醉”，还有纯色玉白的银杏桃和肉嫩多汁、甜甜清脆的“雪里红”，只是现在大都失传了，只留下四百多亩大的桃园遗址。
自古以来，人们以桃花象征春日，托付爱情，也将桃称之为“寿桃”。相传这寿桃来自猗顿的老家肥城，是肥族人，从东海度朔山，将仙桃移植于肥子园的，寿星南极仙翁掌上那个硕大的桃子就是“肥桃”；桃树还被称为“神仙之木”、“英雄之木”。《太平御览》一书记曰：“桃者，五木之精也，古压伏邪气者，此仙木也。桃木之精气在鬼门，制百鬼，古今做桃木剑以压邪，此仙木也，插桃子于户，童子不畏，而鬼畏子，故称神仙木，英雄木。”《御览》因何将桃木称为“英雄木”呢？据传源于古代两则故事：一则曰“官羿怕桃”。官羿原为万鬼的统领，生前以善射闻名，有个喊逢蒙的拜师于官羿门下，学成后，却恩将优报，举起桃木棒从身后将老师猛击致死，因羿死于桃木之下，故而对桃木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的恐惧。二则曰“桃木为夸父的化身”。《山海经》载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夸父追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指“桃林”。
民间传言晋武公灭郇后，使此地很多居民统统变成了冤魂，常在四周游离，晚上还时不时地传出瘆人的尖喊声，使得猗顿城（郇之故城）很不安宁。于是猗顿便把桃园的位置放在村东猗顿城的南大门处，其明显意图就是要以“神仙之木”、“英雄之木”，在此起到镇宅、压邪、驱鬼，稳定一方的作用。
“墙外桃花三两枝，郇瑕春热谁先知？”桃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因子，铸就了当地千百年来一种特殊的祭奠习俗。每年清明节，村民给猗顿扫墓时，都要折枝桃花插在古墓上，以此来表达后辈的想念之情。
西杏——猗顿最早在村西建起的杏园，占地二十公顷。培植出新品种达三十余个，个大、面光、色艳、皮薄、肉厚、汁多、味香、醇甜爽口。由于品种好，后来杏园的杏树被方圆百里的人们广为栽植，遍及郇瑕及周边地区，北至峨嵋岭，南到中条山，西到黄河边都有栽植。如今，永济的伊杏、临猗的嶷杏都是很有名的。
说到桃源和杏园，还有一个名曰陈知的人不能不提。陈知本是陈国贵族，大约在公元前450年左右，陈国发生了大的内乱，公子陈完领着一千人逃往齐鲁，陈知就是其中的一位。只是陈知并没有跟随陈完往到齐国，而是流落在齐鲁交界的肥城四周。几年的民间生活，使他对栽种果桑产生了兴致，且成为当地有名的行家里手。后来，他跟随猗顿来到西河对泽地，成了猗顿旗下桃、杏园的主管。为了治理的方便，便在桃园的西南定居下来。于是，人们习惯地把陈知居住的地方喊做“陈家庄园”，将从村子到庄园的那条路称为“庄园路”。
南桑——猗顿在村南建起的桑园，占地十余公顷。古时俗话说：“鲁桑百，丰锦帛。”其意是说，鲁地的桑叶质量高，只要鲁桑栽得多，蚕丝好，高档的丝织就丰盛了。猗顿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棉花，那时穷人穿的是葛麻，富人穿的是丝绸。张俞《蚕妇》诗云：“昨日进城市，回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时，蚕丝业很兴盛，农家只要种田，就要养蚕，所谓“农桑之家”，就是种田养蚕并举的意思。晋南一带的农家虽说也种桑树也养蚕，但桑树质劣，蚕丝价格上不往。于是，猗顿从故乡鲁地，选购回上好的桑苗，运回猗地，精心培植，然后妥善，使晋南各地的养蚕业一时大兴。为缫制生丝，猗顿又适时在桑园地办起缫丝加工厂，人称“绣花园”。据说，当年郇瑕所出产的丝绸，曾一度与鲁帛齐名。后来，棉花传进中国,大众化的纺纱、织布代替了颇费功力的丝织帛，养蚕业慢慢衰落了，优质的鲁桑也随之退化，但"桑园地”的名称，却成为供后人缅怀先贤历史功绩的一块神异的土地。
（6）营盐巨富
一个仅仅在土地上谋生的人，再富有，也不能称之为商人。界定一个商人的准则，应该看其是否从事商业经营，做商品流通与交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猗顿用盬盐起。”这就是说，猗顿真正成为一代巨商，是从经营盬盐开始的。
“盬盐”专指河东池盐，河东池盐最早喊做“猗氏之盐"。两千多年前，它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北依郇瑕地，南限中条山，汪洋一片。《山海经·卷三》曰:“景山南看盐坂之泽。”晋人郭璞注：“即盐池也，今河东猗氏县。”《水经注·卷六》又曰:“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俗裂水沃麻，分浂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碱也，而味苦，号曰盐田。”《说文解字》在释义"盬”字时曰:“盬，盐池，猗氏县。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直至唐时，河东池盐仍称“猗盐”，柳宗元在《晋问》一文中曰:“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谷同。”
战国时，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为官府掌握，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取十分之三税的方法让“民”往经营，但这种“民”绝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而猗顿此时己属于这样的豪民，是有条件、有力量往开发河东池盐的。
每年的五黄六月，是盐工最繁忙的节季。《水经注》说:“仲夏应候风而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也是盐工最辛劳的季节。有多苦？前面已提到民间那首诗，明代的右副都御史朱裳（1482一1539年）在担任巡盐御史时，依据亲历所见、亦曾写过这样一首《捞盐诗》：
二州十县，盐丁万余。夏王六月，临池吁且。
临池吁且，炎暑熏灼，且勤且惧，手足俱剥。
手足俱剥，亦既劳止，载饥载渴，亦即病止。
亦既病止，公事靡盬，彼此相念，岂敢辞苦。
岂敢辞苦，不日不月，岂不怀回，宪法明切。
宪法明切，岂敢离伍，陟彼条山，瞻看父母。
瞻看父母，谁共饔飧：弱妇稚子，忧心如醺！
忧心如醺，何云回哉！我心悲伤，莫知我哀！
明时的盐丁尚且如此苦辛，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的捞盐者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是，“炎暑薰灼”也罢，“手足俱剝”也罢，“载饥载渴”“不日不月”也罢，对猗顿这位出身“捞盐工”的硬汉子而言，他早已习以为常，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也难以阻挡猗顿创业的雄心。
河东池盐的一大特征是“自然生成”。《史记·货殖列传》注曰：“出盐直用不炼也。”道元说：河东盐池“紫色澄亭，浑而不流，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猗顿组织劳力，下池捞盐，经营了一年后，发现摘用这种“天日晒盐，集工捞摘”的原始生产方式，说来好听，但却是纯粹的靠天食饭，周期长、产量低，于是便想了个法子，试着在池外修畦，然后将池中卤水引流灌进畦内，这样以来，畦之面积大小、深浅便可由人来定，卤水浇灌的多少也由人掌握，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猗顿的这一尝试，在后人编撰的方志中得到了印证。《运城市志》载：“春秋末，战国初，出现了垦畦浇晒的萌芽，人们像农业生产的引水浇田一样，在盐池修畦灌水，利用风吹日晒，待畦中水蒸发完后，就得了盐。”“垦畦浇晒人工制盐方法”经不断探索完美，至唐宋时期已完全成型。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货殖列传》中曰：“河东盐池是畦盐。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许坑，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矾石，大小如双陆及棊，则唤为畦盐。”唐人柳宗元在《晋问》一文中出色而形象化的描述曰：“但至其所，则见沟塍畦畹之交错轮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涣兮鳞鳞，逦沵纷属，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酾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泻膏浸，潗湿滑汩，弥高掩庳，漫垅冒块，决决没没，远近混会。抵直隄坊，瀴瀛霈濊，偃然成渊，漭焉成川，看之者徒见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无声无形，熛结迅诡，回眸一瞬，积雪百里。”唐人崔敖在其所撰《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序》中曰:“五幅为塍，塍有渠，十井为沟，沟有路。臬之为畦，酾之为门。渍以渾流，灌以殊源。阴阳相蒸，清浊相孕。”河东池盐制盐工艺的重大改良，在世界制盐史上首开先例，意义十分重大，堪称盐业生产工艺改革的里程碑。
池盐晒出来了，如何运出往贩卖变成钱物？据有关史料记载：猗顿最初抉择利用的传统古盐道有三条，以后修筑的有四条。但最主要的线路也就是以下三条：一条是由今盐湖区磨河村进进中条山，通过平陆县张店镇御牛坪村的“盐坂古道”（亦称“虞坂古道”），将池盐从这里西出秦陇，南达樊邓，北及燕代，东逾周宋，源源不断地销往中原大地。历史上的“伯乐相马”、“按图索骥”、“假虞伐䝞”、“唇亡齿冷”等经典古事，均发生在这条行盐的虞坂古道上。“驮盐自古须行道，进豫从来必过坡”、“虞坂盘盘上青石，石上车踪深一尺”、“锁阳关下，俯瞰盐池如镜画。虞坂碑前，伯乐美名千古传。”古今文人雅士，写在行盐古道上的美好诗句，见证了春秋虞坂的岁月沧桑；第二条人称“盐车路”。自现今的禹都，经古郇大地，过吴王古渡，让池盐运往秦地城乡，并通过秦地销往西域，以至伊朗、阿富汗等地；第三条是穿过峨嵋岭通往北方各地。据年老者回忆，位于临猗县峨嵋岭边沿的景氏庙村西边就有一条埝旁车路自古称为“盐车道"。这条专事运盐的官道，直至协作化前都不属于私家土地，至今在土地承包确权证上仍将那片地标明为“盐车道”。除此而外，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所载，猗顿为试图改变陆路驴驮车运这样一种落后的运输方式，曾欲以船运，还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过伍姓湖，又从伍姓湖至蒲坂之孟明桥进黄河。远远百里之途（这基本上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试想，当年诸侯各霸一方，征战不息，在这乐荒马乱的年代里，猗顿的池盐运输队如何能安全通行呢？民间传说猗顿是“圣人”，暗中有神灵保护，不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化险为夷。实则是，猗顿致富后，能广施仁义，急公奉饷，济贫扶困，因而处处受到官民的爱戴和卫护。加之，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猗顿的池盐运输队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方便而绝不是祸乱，因此，虽处在乱世中，却又是通行无阻的。正如杜甫在《忆郇瑕》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7）兼营珠宝
池盐这输队是以运输为业的，但同时，又是一支畜牧业的宣扬队，也是一支珠宝业的收购队。
这支池盐运输队所到之处，那一匹匹膘肥体健的骡马，便是猗地畜牧群的活标本，招人喜爱。人们自然也 就要询问猗地的畜牧业情状，于是猗地畜牧业的信息，得到广泛的传播。各地耕田缺牛的，就来猗地选买大黄牛；运输缺骡的，驾车缺马的，就来猗地选买优种骡马；甚至屠宰业缺猪少羊的，也都来猗地选买猪羊。因此，运输业的兴起，又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池盐运输队的铃声越响越远。向西，响遍秦地的城乡，又跨过秦地境域，通向西域。那时的西域，既包括现在的新疆，也泛指新疆以西的各个民族部落，疆域是很宽广的。那里出产的各种各样的珍奇宝物，是我们内地所少有的；而我们的池盐，也是他们难得的东西。就这样，每次池盐运到西域，准要换回许许多多珍珠玛瑙玉石宝物，带到猗地。这种“往返脚”，不但大大降低上食盐的运输成本，而且也让猗顿经营珠宝的名誉与大盐商一样齐名。猗顿借势发力，以猗地为基点，在沿途设立了五十多处珠宝店展，形成了现在的连锁店、加盟店、子公司。这些店展甚至开到了齐、鲁、燕、楚等诸侯国，大大拓展了猗顿珠宝的“国外”市场。
珠宝见得多了，猗顿也就成了这方面鉴赏的权威，真的假的、优的劣的，一经猗顿过手，就会不差分毫。
秦相商鞅的老师、魏国人尸佼在他的《尸子•治天下篇》中曰：“治之道，莫如因贤，譬如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尸佼与猗顿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人，他的话应该是真实无疑的。尸佼将猗顿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可见猗顿对珠宝的鉴赏能力是何等之高明。
西汉刘安在其所著《淮南子•汜论训》中云:“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中；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在这里，作者又将猗顿与闻名的剑工欧冶相提并论。他说，普通的玉工在真假碧卢玉面前，眼花缭乱束手无策，经常会以假乱真，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卢美玉，而只有识玉权威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杂它们之间的区别。“唯猗顿不失其情"，这其中的“情”，一方面是说猗顿具有鉴别真假玉的真才实学，真实能耐，“慧眼识珠”；另一方面也是指“诚"、“真诚”而言的，阐明只有猗顿才能做到真心诚心，不说假话，实实在在的辨认出真假玉来。
东晋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擢才》篇感叹：“结缘、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陶”指陶朱公范蠡，“猗”指猗顿，“市”买卖和交易。其意是说，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假如没有陶朱公和猗顿鉴定，是不能在市场上出售，也没人敢要的。结缘、玄黎，都是我国最早发现和使用的宝贵美玉，最早出现在《战国策·秦策三》中：“范子（雎）因王稽进秦，献书昭王曰：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和氏璧）。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后见于司马迁《史记•范雎传》中。
猗顿把从西域各地源源不断带回的珠宝，经过严厉鉴定，分开种类，标明档次，划定价格，投进市场交易。从而，将珠宝业做得可真是风生水起。
（8）猗顿商城
在谈到猗顿当年的兴富遗迹时，作家韩振远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出色。他说：“晋商的辉煌，留下的是一座座深宅大院，而猗顿的辉煌，留下的则是一座在中国的版图上耸立了860多年的古城池——猗顿商城。
猗顿商城原为郇伯故城。猗氏周为郇伯国，系周文王第十五子（一说十七子）郇伯的封地。郇伯因治理诸侯有功而为诸侯之首，名震四海。《诗经·曹·下泉》颂曰：“四国有王，郇伯劳之。”郇伯故城本为古郇之都，据《郇氏县志》、清雍正《猗氏县志》、《山西地理通志》等史志所载，其地看就在邑城（今临猗县城）南十八里铁匠营村东的“猗氏故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城遗址周四十余里，四方八门，规模宏阔，为国都之制，而非县邑之制也。”郇国在历史上存在了四百年，公元前六百八十年被晋国所灭。《左传·桓九年》载：“晋武公灭郇以赐大夫原，是为原叔。”郇地春秋属晋，战国时属魏。
郇伯故城离城西南的王寮村仅一里之远。猗顿创业兴富时，随着其产业活动的不断发展壮大，一是将古城逐渐变成了牧、农和盐工的聚居地。远近的贫民都来投奔于他，猗顿将这些贫民安置下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放牧牛羊、植桑种果、养蚕缫丝、制造衣物的；有在盐池晒盐制盐、外出运输卖盐的。《猗氏县志•旧序》中说：“猗顿本鲁人，而迁郇国，虽务鱼盐之业，亦贤者也，不然何至邑以人传，故特增进流寓。”二是将古城变成了一座营盐的盬城。《辞海》（缩印版）曰：“猗氏，古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南。有盐池。春秋时，鲁国猗顿在此以盬致富。”河东盐池专称“盬盐”，唐之前又称“猗氏之盐”。猗顿作为有史记载的开发河东池盐的第一人，当年营盐活动的治理中心就在郇伯故城。猗顿对猗盐的开发，使郇瑕之地差点成了晋国的国都。《左传·鲁成公六年》记载：晋人谋往故绛，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民乐，不可失也。”当时晋国和周边戎狄民族的食用盐均由猗盐给予，晋国公室还用猗盐来交换戎狄民族的虎豹牛羊畜产和皮革，可见猗盐在晋国商业经济中的地位。后因大臣韩献之说：“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gou音够)。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zhui,音坠。意为脚肿）之疾。”最后才往了今侯马新田。郇瑕之地虽未成为晋之国都，但猗盐作为中原大地必须生活品的地位却是无物可及的。三是将古城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商城。西周时期，古郇之地已推行了司市制度，人烟密集的地方即设有集市，产品交换和兴盛的贸易，使郇伯故城逐渐繁华为一座商城。《周易·系辞》曰:“日中做市，召集天下人，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上市交易的货物，据有关文献记载，主要有谷黍、食盐、水果、丝织、牲口、屠宰、珠宝、烧陶、青铜铸品、木制和铁制的生产工具等物品。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繁华，作为流通中介物的货币应运而生。目前经考古学家和古币研究工作者从品类繁多的古钱币中，辨认出晋国各地铸造出的货币已达290多种，其中铸有"智”字和“奇”字字样的，便是当年郇瑕之地使用的货币。
由于以上原因，《晋书•地理志》载：郇伯故城历史上也喊“猗顿城"。清人杨树椿在《咏猗氏郇伯庙》一诗中曰：“郇阳遗迹关宗社，何事相沿猗顿名？”我想，从烟云中一路走来的猗顿商城，就是对这一历史之问的最好回答。
（9） 能聚能散
猗顿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和发展，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其息不可计，富拟王公”，与陶朱齐名，“富甲天下”的大富翁，史称“陶朱猗顿之富”。
猗顿致富后，富而有德，能聚能散，心系天下，广施仁义，恤孤怜贫，赈济一方。浚涑水，兴浇灌，为民造福。太史公赞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之谓乎！”又称他“其财能聚，又复能㪚”，聚财有道，散财有方，立功立德，更体现在这个“散”字上。
说猗顿聚财有道、首先是他对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猗顿本是一个穷儒，但他穷而有志，穷则思变。在他走投无路时，是陶朱公为他指点迷津。当畜牧业白手起家时，他不怕艰难，毅然出卖苦力，下池担盐，用赚来的血汗钱，买回一只只母鸡，一只只母羊，由”一母”发展到“五母”俱全，由“五母”发展到牛、马、猪、羊、鸡成群。这些全凭他坚强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说猗顿聚财有道，是他足够发扬自己的智谋和才能，将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畜牧业的兴盛壮大，是猗顿执着追求的体现。制盐贩盐，则展示出他的聪明和聪明。由于战乱，食盐紧缺，猗顿看到：一有近盐的丰厚资源，二有足够的运输条件和开摘力量，于是，便毫不犹豫，挠住时机，组织人力，制盐外运，从而开垦了一条极为显要的商业路线，进一步把事业推向了高峰。运输队将池盐送往西域各地，换回大量珠宝，这在内地可谓稀奇宝贵。猗顿又不失时机地将珠宝推向市场，广为交易，更展示了他的聪明和才智。
说猗顿聚财有道，还在于他致力改革，不断创新。在畜牧治理中，他摘取择优汰劣，培植优种措施，割阉牲畜，远缘交配的做法，总结了“斗米养鸡”以及“牛者顿足，马者夜饱、牸食盐壮”的体会；广植“三园”中，他引进、培植的优良果桑品种多达数十种；制盐贩盐时，改良了“天日晒盐，集工捞摘”原始的生产方式，改变了驴驮车运这一落后的陆上运输方式，欲以船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猗顿的一生，经营了农牧业、营盐业、运输业、珠宝业，这“四业”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说猗顿晚年曾写有《箴言集》一书，内容分为“畜牸篇”、“畜禽篇”、“三园篇”、“制盐篇”、“交易篇”、“养生篇”六部分。总结了他的体会。几十年前王寮村民还有人读过，惋惜“文革”中被焚毁，成为一件憾事。
聚财有道使猗顿成为百万巨富，而散财有方才是他生命的真正精华。猗顿散财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安民就业，保障生存。猗顿富了，名誉远扬，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为使大家有个落脚之地，猗顿在王寮村东，建造了一幢幢寮宅，设立了灶堂炊具，备齐了米面，同时，又开凿了三眼甜水井，以保障人们的食住安生。碰到灾年，他放粮舍饭，带头赈灾。至今，王寮村西南处还保留着“范（饭）家巷”的名称。据说就是猗顿当年所办的“济贫店”和“舍饭庄”的遗址。为了使乡民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食，猗顿依据不同的情状区别对待：年富力强的汉子，晒盐运输；中年男子，饲牛喂马；年老长者，放羊割草；青年女子，养蚕缫丝；老年妇女，养鸡孵雏。至于劁猪阉马、医治牲畜、烧火做饭，种瓜点豆等，都安顿有适宜的人做。
二是开荒治碱，发展农耕。三千多年前的古郇大地，水泽面积很大，杂草丛生。猗顿将畜牧区限制在盐碱水泽地带；把优良的黄土地划回为农耕区，实行垦荒种粮。他组织人力治碱改良土地。多方召回因灾荒和战乱流散的人群，分点建立家舍，以农耕种植为业。猗顿将自己的牛马驴分散给各户，据民间所传，由各家农户饲养和使用，产仔后各半分成。扶助置办农具，传授农耕技术。据说用牛拉犁的耕作之法就是猗顿发明的。《农政全书•农本经史典故》载：“尝闻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为耦而耕，皆人力也。至春秋之间，始有牛耕，用犁。”
三是疏河浚水，兴利除害。古郇有条涑水河，亦称涑川，源自绛县黍葭谷，经夏是、安邑，向西南猗氏、临晋，通过蒲州流进黄河。这涑水河平时水流很细，山洪暴发时却涨溢泛滥，经常冲垮田地和村庄，也常使盐池受淹。为此，猗顿投进大量人力和财力，疏浚河道，加固堤岸，治理源头，改道河渠。这样以来，不仅保障了农田的浇灌，畜牧饮水，还保护了盐池，使农业、畜牧、盐田三受益。
据《运城地区郡县源流志》载，魏文侯时，猗顿凭借魏国治水兴农、治盐强国的天时与地利，曾北移涑水。牛杜镇村民至今传颂着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当年河道要从牛杜镇北通过，人们担心涑水和峨嵋坡水淹村，猗顿便特意在此放了一块镇水石。这块“镇水石”当时被称为“卧牛石”，渠水口被称为“卧牛池”。后每每发水，只听水浪击石之声，却不曾溢过，因此，牛杜镇被唤之为“呜珂里”。村民为纪念猗顿，曾在此建有“卧牛庙”。惋惜，日寇侵华时，因托词路窄影响交通而被拆除。
四是急公奉饷，有利于国。猗顿所处的时代，战乱连年，灾荒不断，民人贫困，国力不支。猗顿慨然将自己的财物奉献给国家，多次将大批骡马送往军队，以作战备。猗顿这一急公奉饷之举，有力地壮大了国力，防备了外患，同时，又减轻了百姓的税赋征收和徭役之苦。猗顿祠内现存的一通清道光年间所立《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石碑，在叙及猗顿的功德时曰：“或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或者悯孤怜贫，下有济于民”。
（10） 功德不朽
猗顿是以问计陶朱公而富甲天下的。他富而思源，对陶朱公自然十分尊敬和感恩。《中华商祖陶朱公》一书中记载的“猗顿求宝谢朱公”的故事，早已被传为佳话。
猗顿和陶朱公他们在经商致富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如特殊的经营策略和高贵的商业道德等，但在能聚能散的手法和方式上也是有不同的。陶朱公的能聚，是把他把握天地万物转变的奇谋韬略用到经商中来，所以十九年间三致千金，聚财在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而猗顿作为一方冷儒贫士，创业之始，身无分文，他的能聚，是在艰苦搏斗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陶朱公能散，主要表现在对谷物的调控上，他运用厚实的资本，普通年景里以低价买进谷物；谷物歉收时，又以平价粜出。既稳定民众生活，又盈了利。有了盈利，就可用大量的谷物与财物周济穷苦的灾民。猗顿的能散，散在战乱年代里对穷人的赈济上，散在千方百计扶持破产农民的恢复农业生产上，散在开拓创新，为后人谋取福利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猗顿对社会的奉献较之陶朱公，有着更加广泛而切实的价值。因此，千百年来，天下百姓对猗顿总是铭记不忘，备受尊崇。
《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曰，猗顿一生，“不朽有三：立功、立德、立言。”而太史公《货殖列传》“仅以富并陶朱称，至于功德，绝未言及”，这是很不够的。“而人之重功慕德，遂设像护冢，并名其县以夸奖之未可知也。”
说到“并名其县”，为猗顿立传。历史上有个至今悬而决的老问题，就是：是先有猗氏而后有猗顿，还是先有猗顿而后有猗氏？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筆者以为，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得首先弄清“地”与“县”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依“地”而言，当然是先有猗氏而后有猗顿。《路史》载曰：“夏有猗国，猗姓之国。夏猗朋瑶，不义，少康灭之，遂为猗地。”夏之后，猗地又逐步衍变为猗氏，与猗地同称。《蒲州府志》曰:“古猗氏大矣！”《魏书》载：“猗氏有介山塘，是则今安邑、万荣地其初并于猗氏矣！”由此看来，古猗氏曾南达盐池，北至孤山，今安邑、运城、临猗、万泉皆为古猗氏之地。《孔丛子集解》云：“猗顿，鲁之冷士。陶朱公教之而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资拟王公，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猗顿在老家姓王并不姓猗，他由山东来到猗地落户，是因在猗地发家致富而得名的。所谓猗顿，即取顿地之意。加之春秋以来，多以地而氏，猗顿作为当时的一名商人，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断不会以一个商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地方的。因此，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容质疑的问题。
就“县”而论，依据史书记载，则应是先有猗顿而后有猗氏。秦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已开始发生转变。秦始皇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无商霸业难成，曾树商人乌氏倮，寡妇清为表率，并给以很高的地位与特权，以激起商人的积极性为大秦帝国效劳。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首次将猗氏定为县。《汉书·地理志八》载：“秦置河东郡，县二十四。”这二十四县中，其一就是猗氏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发出《求贤诏》，诚邀各路贤人加盟，为建立强大的汉朝招贤纳士。次年，以原猗顿城为县邑，置猗氏县。《蒲州府志》在《沿革·猗氏》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自世之勿考，乃谓猗顿之富，汉因顿而名其县＂。从此，猗顿的商祖文化正式成为一种冠名置县的文化。元·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亦开始这样说：“猗氏县，属河中府。宋白曰：‘本郇园地，猗顿于此起富，故曰猗氏’。”清道光十七年所立石碑《重修周逸民猗顿墓记》也这样说：后世为纪念猗顿：“像则祀之，墓则表之，县且名之，竟不朽之若是！”
1959年秋，时任团中心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临猗县看看中心下放干部，提及猗氏县名的来历，他在讲话中说：猗氏县名是为纪念春秋猗顿而立的，猗顿是越国大夫范蠡的学生，越国战败吴国后，范蠡带着西施逃到山西晋南。猗顿曾问富范蠡，先在猗地大力发展畜牧业，后又在运城经营盐业，成为大富商，尊他的师傅为“陶朱公”，故有“陶朱猗顿之富”的赞语流传至今。他鼓励下放干部们，每到一地都要随乡就俗，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多问多看就能增加很多知识（见《刘恪山文集》“耀邦恩德永志不忘”一文）。由于上述原因，王寮村民在谈到这场历史“争论”时，总是果敢而自信地说：“先有猗顿坟，后有王寮村，才有猗氏县”。
说到“设像护冢”，民俗祭奠。猗顿卒于何年何月？这既无史书记载，也无专文传世，难以考稽。但民间传说他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的。他在生前，曾对自己的后事作过详尽的交代。猗顿墓的方位现处于羊道沟南端和鸡舍沟东端的交汇处，猗顿富埒王公是从这里起步的，据说这是猗顿不忘创业之地，意在让子孙牢记：天不降福，要靠艰苦创业而为之。猗顿墓穴棺道口、墓园大门不是朝南，而是朝东，是表达猗顿念念不忘故土鲁之肥城，是对故乡的一种思念。
猗顿墓后来何时变成了陵园？据村民口口相传，崇祯元年（1628年），猗顿祠年久失修，经守祠老人要求，再度修缮，据传崇祯皇帝（1628--1644年）亲手为猗顿祠题写了匾额。由此可见，至迟明以前就有陵园。《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明确记载：至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乡邑庠生陈定命悯其孤坟无主，倡议募修，砖砌垣墙，为古墓筑起一个极小规模的院落，道旁还立了一石碑。但不久，碑倒墙坍。到了道光（1821--1850年）年间，王寮村武生郭玉成又想再修，经十多年的募捐，终于动工营建，坟前扩地七分，并建祠塑像，建造山门。
关于郭玉成重修猗顿墓一事，现猗顿古冢的墙壁上有块郭玉成撰文的石碑，记载了这样一个“因梦而痴”的故事：“余诚痴人。少不力学，长而就武，贸易于秦川，往返经村西猗顿古墓，见其周垣倾圯，樵牧践踏，心窃伤者。嘉庆十二年四月赴秦，拂晓候伴墓侧，略假寝，见老者，衣冠甚古，须眉皤然，素未识，因叩来历，老者曰：‘子眠吾之宅畔，而犹待问乎？’彼时茫然未解。阅年余抵家，睡方熟，见向之老者曰：‘吾宅败坏已久，子其忘假寝於宅畔而不云致意乎？’醒乃顿悟，遂力心募赀，营运约二十余年，积金二百有余，兼之村众，各愿出资，共襄厥事。”
重修后的猗顿墓，从地面到冢台顶为十二个阶。为什么是十二个台阶？这其中是大有讲究的。其含义有两个意思：其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为时之序，循环往复，天长地久，象征着猗顿的英名永远与天地同在；其二，猗顿是属猪的，系十二属相之末。这十二属相囊括了天下所有的人，表明普天之下人们都会记着猗顿的英名。
（11）万世敬仰
元朝末年，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穷困疾苦，世风日下。至正元年（1341年）冬十一月，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隶王思诚来猗氏县进行巡视。他一方面看到猗氏县地灵人杰，名胜古迹美不胜收，大加赞赏；一方面又觉得时下的社会状况于眼前的美景格格不进，颇有感慨。于是，赋诗抒怀，写下《过郇城》一诗：“世传今猗顿，本属古令狐。四境村墟僻，十年壁垒孤。郇瑕宣抚地，秦晋战争区。对泽空城在，桑泉故邑芜。牛羊多肥壮，田亩亦丰腴。朊䏓重华甸，茫茫大禹都。峨嵋远进陕，刳首近连蒲。南补盐池埭，东穿涑水渠。马王存旧庙，张相表通衢。贤圣流风坠，穷困习俗粗。群黎如欲富，何不问陶朱？”期看郇暇之地的黎民百姓能够像贤圣陶朱公和猗顿一样，利用当地优越的地理条
件，发展农牧业，早日过上安康充裕的生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一向敬重猗顿的商业奇才、江南巨富沈万三，曾捐资修筑了都城的三分之一城墙。后因口出大言，想代皇帝犒赏三军，得罪了朱元璋，被发配云南充军，在萧条的边陲度过余生。历史的不公，让后人愤愤不平，导致许多文人名士不好仕途，眷恋于对市井生活的神往。时人高启在《青丘子歌》中这样写道：“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歌中的“猗氏”，即指猗顿，“不慕”，实则表达了人们对猗顿的仰慕与崇拜。从这首歌中也可看出猗顿当年在全国的影响。
明清时期，也就是十四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晋商们活跃和称雄中国商界达五个多世纪、发明了集中而垄新中国金融资本的辉煌时期。由于他们的源头在河东，经商之始在于盐，以盐为本，行商天下，盐在他们整个发展过程中是基础之基础。因而，总是把当年在猗地因“用盬盐起”而巨富的猗顿视为当然的鼻祖，往来参拜的商贾更是川流不息。
至清时，猗顿故居已成为猗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知县宋之树在《咏猗邑风景》一诗中曰：“桑泉风景近如何？半是耕田半读书。岭号峨嵋多种麦，溪名涑水不生鱼。郇伯祠畔春云满，猗顿宅边古木疏。地属唐虞民尚朴，城中宛似野人居。”诗人郭为看在《过猗顿故居》一诗中云:“中条北绕涑南潴，猗顿当年有故居。豪富昔曾侯伯拟，姓名今仅贾商知。散金岂解陶朱术，畜牸空传货殖书。寂莫古城原下路，千秋过客几踌躇。”游人过客看景生情，无不表达了对猗顿的崇敬与思念。
在清代，猗顿还被录进儿童的蒙学读物。西昌人程登吉在其所著的《幼学琼林•卷三•贫富》中曰:“资财敌王公之富，陶朱猗顿。”追富是国人的千古梦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富者，人之情性。”旧社会的贫民百姓，因不甜穷困，将范蠡与猗顿祭拜为财神爷，因而对本书多有偏爱，也喜欢让孩子们自小读好此书。因此，这本书当时在社会上很是时髦的。
新中国成立后，猗顿墓园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后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 ，社会上掀起新的“猗顿热”。山西省人民政府拨付专款 ，各界人士踴跃捐资，对抗日战争时曾遭日军破坏的猗顿墓祠进行扩展兴修。广大干部群众借鉴猗顿“植三园”、“畜五牸”、“营盐贸”的致富之术，调产业、栽果树、搞养殖、跑运输、下商海，闯市场，使猗顿的商贾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
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共临猗县委、县政府为发扬临猗优势，振兴一方经济，提出了“打造四张名片 、建设四个临猗”的发展战术，其中之一就是“打造商祖名片，统领文化旅游发展 ”。于鹏飞书记在县人大十六届四次全会和政协十四届四次全会的讲话中说，猗顿作为我们临猗人的自豪，其穷而有志 ，执着进取 ，勇于开拓 ，诚信经营 ，义利天下，悯贫济困的猗顿精神，就是我们临猗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融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黄河三角区域发展，我们一定要学习、继续、宣扬 、发扬先贤的优良传统 ，立足更大格局，以更广的视野 ，更高的准则，看待 、研究和挖掘临猗的商祖文化 ，推动全县文旅合成 ，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快速发展 ！
在中共临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目前，位于猗顿故里 、占地面积约211. 5亩的 《猗顿商祖文化园 》正在加紧施工建设 。文化园以猗顿塑像 、猗顿墓、园林景区、猗顿文化陈设馆为载体，通过文字、图片、文物、实景、多媒体等手段，将全方位、立体展示猗顿生平、经商聪明 、民间传说、 民俗文化、 学术研究成果等 。猗顿故里也将因此而成为一个集宣扬、教诲、研学、文旅的人文圣地。这是“十四五”期间 ，临猗建设文化强县一项重大工程 ，也是全县人民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异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又一壮举 。人们有理由信赖，在新的历史征途中 ，猗顿的商祖文化一定会闪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
作者系临猗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委统战部原部长。县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 。近年来，编著出版有《商祖猗顿》、《从临猗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古郇集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