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的“逆子”：为赶时间在灵堂上娶老婆，捐光家财搞革命

我们都听过“祖坟冒青烟”、“歹竹生好笋”的说法，而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生恰好应证了这两句话。

他的父亲是出了名的“三姓家奴”，先为了升官发财投靠蒋介石，又为了荣华富贵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但被他千方百计送往国外留学的儿子却铁了心和他这当爹的“唱反调”，心向共产党，革命工作一干就是半辈子。

他就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

1922年，周幼海出生在了日本鹿儿岛山间的农舍里，他的父亲周佛海还不是后来那个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大汉奸，而是一名参与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党员。

在这段时期，虽然周佛海交往的人里并不包括日本军方或者政治界的官员，但自从考进东京京都帝国大学后，他的信仰就开始动摇，也不再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任何行动。

1924年，禁不住国民党中心宣扬部长戴季陶以高薪诱惑的周佛海成为了蒋介石的亲信，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的贪心丑陋的面孔已经暴露无遗，共产党高举“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而驱逐日寇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期盼。在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提到过，有一批人宣扬“亡国论”，认为中国不可能获胜，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周佛海与汪精卫。

周、汪两人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认为挨了日本人枪炮的中国人必须低头忍着，抗战只会“触怒”日本人，所以私底下，他们静静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和谈”。

周佛海表面上阐明自己的投敌行为是为了“让中国免受战火”，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他曾经对儿子周幼海亲口说过：他脱离共产党，是因为认为国民党才能给自己高官厚禄，谁知道在国民党里依旧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决定和汪精卫一起出来觅觅“另一条路”。

所谓另一条路，就是卖国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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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为日本人效劳的周佛海如他所愿，牢牢把握住了伪政府行政、财政和警政的权力，他已经达成了自己的愿看，金钱、权力、女人，周佛海都有，但他没想到，儿子周幼海已经抉择了一条和他截然相反的道路。

周幼海不要做汉奸，他要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中国人！

早在1938年年末，周佛海以“和平运动”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投诚后不久，还在岭南中学上课的周幼海在自己的课桌上看到了刺目的三个字——“小汉奸”。

这是学校里的同学偷偷刻下的，无论周佛海再怎么美化自己的行为，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卖国贼。周幼海心中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所以默默忍受着同学的排挤，他这一年不过16岁，即使无法理解，却也没有能力改变父亲的想法。

第二年9月，为了确保周佛海能够“忠心耿耿”，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提出了一个“邀请”：他要周幼海来东京留学。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错，其实周幼海就是古代的“质子”，他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日本境内。

日本人虽然给周幼海提供了一流的生活条件，但也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哪怕是冷暑假，周幼海也不能回国见自己的父母，特务们假惺惺地向这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人质的少年阐明：“不答应你回往是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幸运的是，这段被变相软禁的日子对周幼海来说也并不是半点收成都没有，日本特务虽然限制他的出行，但并没有特殊监管他阅读的书籍，周幼海通过一名中国学生借阅了国内少见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射中国》），从这本书里，他知道了共产党、毛泽东，也知道了父亲背弃信仰、成为日本人走狗的这件事。

书中的内容让周幼海大受触动，他在不惊动日本特务的情状下，购买并阅读了很多有关共产党的书籍，这些文章把一颗红色火种埋在了周幼海的心中，他深深地神往革命道路，同时质疑父亲背叛共产党的行为。

借书的这名学生名喊陈国祯，后来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惨死在狱中，他认真地对周幼海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做汉奸，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因为陈国祯的话，周幼海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但真正让他计划逃跑的，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1940年年初，“高陶事件”爆发，曾经在汪伪集团内部担任要职的高宗武和陶希圣起义，他们逃到香港后就在《大公报》上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真相，并将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达成的密约告知了所有还被蒙在鼓里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条就是周佛海把自己的儿子当作人质送到日本留学的事情。

看到文章后的周幼海怒不可遏，他怨恨赞同协定的父亲，也怨恨恶劣无耻的日本人，在日本特务伊藤芳男出现后，他拍出了《大公报》，大声质问：“我是人质？！”

伊藤芳男没有料到他会看到这份报纸，愣了好长时间才陪着笑说：“上面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是叛徒，他们的话怎么能信？”周幼海没有轻易被糊弄过往，铁青着脸质问：“既然不是人质，那么为什么不准我回国？”

伊藤芳男无法阐明，也想不到任何处理方法，他不能动粗，因为周幼海的身份不简单，日本期看把他培植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所以为了安抚周幼海，伊藤芳男向上级请示让周幼海假期回家，在得到允准的回复后，周幼海没有陆续吵闹。

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父亲周佛海和日本人的真正嘴脸，当然不可能再乖乖做人质，之所以坚持回家探亲，只是为了方便出逃。1941年，周幼海第二次在暑假回国，由于上一次他回国时没闹出麻烦，所以日本人稍微放松了对他的监管。

这段时间里，周幼海一共找到了两次出逃的机会。第一次他在和同学商量计策后，决定先往杭州，然后转道前往重庆，到大后方抗战，却被周佛海派人截住，将他押了回来。

被挠回来的周幼海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和那些“公子哥”一起食饮玩乐，用纨绔子弟的表象麻痹了身边监视的特务，几个星期后，他挠准机会第二次出逃，惋惜最后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行踪。

还没等周幼海找到第三次机会，周佛海先动摇了。他眼看抗日战争并没有按照自己预料的那样发展，这群原本耀武扬威的小鬼子们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就快要被赶回东洋老家了，意识到伪政府迟早要倒台。

他决定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于是再次联系上了蒋介石。

国民党虽然瞧不起周佛海这个三姓家奴，但还是先假意和他协作。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夕，周佛海接到了蒋介石的委任，从人人唾骂的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行动总指挥，蒋介石在电报里说得很含蓄，让他负责“保护”上海和沪杭沿线的治安，但实际上就是要周佛海做好监管工作，防止新四军先自己一步接管解放上海。

但没过多长时间，周佛海的苦日子就来了。

他这个总指挥的位置本来就是空有其表，实际掌权的是戴笠派来的两个正副秘书，等到戴笠抵达上海，周佛海不仅被迫辞往“总指挥”，捐出部分通过汪伪政府向百姓横征暴敛的钱款，还在9月底前往重庆后于戴笠私宅被软禁。

周佛海知道国民党预备将他赶尽杀绝的当天晚上就心脏病复发，被送进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里，在这里他虽然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时刻受人监视，也不能与外界通讯，周佛海多次写信乞求戴笠与自己见面，戴笠没有往见他，而是飞往上海见了另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周幼海。

戴笠以最快速度赶到周公馆，对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周幼海说：“佛海刚到重庆就旧病复发，虽然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最好的医院，但还是期看嫂夫人和幼海往一趟。”

戴笠要是真有这么好心，又怎么会干出软禁周佛海的事？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周佛海身上捞取更多好处！

周佛海身上有两件戴笠挖空心思想要得到的东西：第一件是他事先存放在美国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黄金，第二件就是蒋介石借戴笠的手发给他的任命信。周佛海看穿了他们的想法，没有松口说出自己将东西躲在哪里，一个月后，无计可施的国民党特务放杨淑慧回了上海，却依旧关着周幼海。

周佛海的企图是让儿子以往美国念书为托词躲避，但周幼海却给了一个出乎他预料的回答：“你们管我二十多年了，现在不要管了，我要走自己的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曾经多次把出逃的儿子挠回上海的周佛海清楚，周幼海不想学亲爹求财求官，对敌人摇尾乞食，而是想为人民做事，想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消息一传到重庆，周佛海就知道自己完了。他这种大汉奸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应该被处决，能够好食好饮苟活到今天，不过是戴笠要他的钱和信，可以说，戴笠也算是他的保护伞，帮他一次次躲过人民和法律的追责。

但是现在，他的保护伞没了。

周佛海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保住儿子。他联系了从前的老朋友、时任军统高级干事的胡静安作担保，军统很快就批准释放周幼海。这天，父子俩谈了几乎整整一夜，周幼海阐明了自己要觅觅党组织、投身革命的企图，这一次，周佛海没有再说任何不认同的话。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对儿子说：“你自己往闯荡吧。”

获释的周幼海假装服从军统的命令返回成都，趁着监视他的特务不注重又溜回上海，并顺利联系上了同学张朝杰，因为他记得张朝杰以前闲聊时说过，自己的妹妹张朝素在同乡的介绍下到“苏北”往了，这个“苏北”指的就是新四军的依据地。

1946年6月底，周幼海先是通过张朝素熟悉田云樵，又在田云樵的安顿下前往淮阴，顺利和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的同志会面，为了方便日后的工作，他改名为周之友。

周幼海虽然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却没有继续周佛海的恶劣品性，他不仅捐献出了身上所有的外币和珠宝，还将周佛海一切信息都详尽笔录下来交给党组织，这些资料为党组织后来的工作作出浩大奉献。

同年8月，表现优异的周幼海以“特殊党员”的身份加进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鉴于他的身份，安顿他返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这段时间里，周幼海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收集情报和策反国民党官员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3月，他就由田云樵公布转为正式党员了。

来到上海进行工作的周幼海遇见了曾经还是纨绔子弟时就见过一面的上海滩交际场名花施丹苹，两人很快建立恋爱关系，但就在他们预备结婚的时候，周佛海因病离世，杨淑慧想法封建，坚持要周幼海守孝三年再结婚。

周幼海哪还有等三年的时间？他赶着稳定下来，然后全身心地投进到革命事业中，所以和杨淑慧据理力争，最后只能在周佛海的灵堂上紧急结婚，红事白事一起办！而两人婚后，对丈夫的革命工作，施丹苹也提供了很多扶助。

由于地下工作的隐蔽性需要，周幼海并没有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母亲杨淑慧，但家中的财政大权是被杨淑慧握在手里的。为了筹集建立秘密据点的经费，周幼海只能问杨淑慧讨要一万美金，杨淑慧一听这个数字，顿时吓了一大跳：“你要这么多笔钱干什么？”

周幼海拿早就想好的托词搪塞她：“我要做生意。”杨淑慧没有完全信赖这个理由，她问道：“上次你拿钱往香港就赔个精光，你会做生意？”周幼海回答：“现在股票和公债走红，这次一定能赚钱，丹苹以前就做过场外交易，我们预备在南京路的中心商场里租个写字间。”

杨淑慧原本还在犹豫，但周幼海夫妇齐上阵，总算劝得她松口提供了八千美金和二百银元作为经费，周幼海化名“周开理”，用这笔钱在龙蛇混杂的中心商场里租了间写字楼登记开业。

除了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经费，当组织需要渠道购买一些特定物品时，周幼海和施丹苹也会挺身而出。例如1948年秋，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但要是贸然出面购买很有可能引起敌人的注重，而作为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天生就有一层保护色，国民党就算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想到大汉奸的儿子竟然会成长为根正苗红的革命人士，这回听说组织有需要，周幼海夫妇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施丹苹信心满满地说：“你们不方便，交给我就是了！”

由于施丹苹曾经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通过小姐妹，她能够很轻易地找到可以提供枪支的大人物，经过夫妇俩的筛选，他们决定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乔耐上校购买枪支。

乔耐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只向钱看，施丹苹化名王小姐许诺重金购枪，他不问原因，一口答应下这笔“杀头”的买卖。他花了几个月时间，从各个渠道弄来了几十支短枪，以每支50美金的价格出售给了周幼海，由于枪支难搞，施丹苹不得不多次冒着生命危急与乔耐见面交易，幸运的是，交易过程中并没有意外发生。

这批重要的手枪，周幼海留下了几支以备不时之需，剩下的全都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由于周幼海出色的办事能力，党组织经过郑重考虑，又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营救被关押的张澜、罗隆基两位民主人士。

对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的行为，当时社会上名人基本都持指责态度，他们通过自己的知名度号召民众一起反对内战，其中张、罗两人就是典型代表。这当然触及到了蒋介石的“逆鳞”，他惧怕舆论，不敢直接杀了他们，但有一个人出头替他动手了。

那个人就是军统大特务毛森。毛森当时已经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局长，他找了个理由软禁了在疗养院里养病的张、罗，并放话：他们假如不乖乖前往台湾，就只有死路一条。

营救任务的难度非同小可，究竟是用钱财买通身为大队长的严锦文还是直接武装夺救，周幼海和田云樵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做两手预备，不舍弃任何一丝营救的机会。

第二天，周幼海夫妇就拎着礼品往疗养院探看罗隆基，由于周佛海和罗隆基是老朋友，所以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过多怀疑，而是直接放行。周幼海看察过疗养院的地形、又确认了后门的位置后，趁着特务不注重，悄声通知罗隆基共产党会带人营救他这件事。

另一方面，周幼海也通过以前的人脉尝试收买严锦文，但惋惜一直没能成功，看来，只能将期看托付在武力营救上了，但就在周幼海已经安顿好一切，预备亲自带人劫狱时，一个新情状打乱了他的阵脚！

田云樵收到紧急消息后就立刻找上门，急切地对周幼海说：“不好，你的名字现在已经上了毛森的黑名单，现在必须立刻隐蔽，中心商场里的写字楼也必须立刻撤离，张、罗的营救行动得另外想别的方法，军统特务已经加强警备了。”

毛森会怀疑到周幼海头上是无可厚非的，曾经他在策反浙东税警大队上出力不少，已经漏出了点破绽，现在又全程参与营救张、罗，这些动作加在一起，让毛森这个积极“反共”的大特务看出端倪。

这对周幼海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赶紧按照田云樵的安顿躲躲起来，毛森找不到他的人，就将杨淑慧“请”到了办公室里。

毛森皮笑肉不笑地说：“周太太，你儿子现在是共产党，正在和我们作对，这也太对不起蒋先生了，你赶紧喊他收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闻声这话的杨淑慧却没有露出半点惊慌失措的表情，原来，周幼海以前一次次问她拿钱，她早就感觉到真相，只是没有戳穿、暗暗默许了儿子的行为，她也早就做好被审问的预备，所以镇静地回答：“毛先生，小儿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他们夫妻两个早就到英国留学往了。”

毛森脸色一变，他当然不信杨淑慧的话，但既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周幼海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周幼海现在的躲身地点，只能冷笑着威逼：“周太太，喊他留意些！”

周幼海夫妇躲躲了一段时间后，地下工作者通过严锦文的师父杨虎成功说动严锦文起义并释放张澜、罗隆基，食了大亏的毛森恼羞成怒，将事情统统怪罪在周幼海身上，命令手下不计一切代价逮捕周幼海。

提前收到消息的周幼海立刻带着钞票从家中离开，他们静静在金龙公寓里租了一间屋子，至于杨淑慧则留在家中应付凶神恶煞的特务们。

在周幼海离开的第二天清晨，特务们就强横地冲进了周幼海的家中，但他们搜过每一间屋子，都没发现周幼海夫妻的踪影，杨淑慧镇静地说：“我早就告诉你们毛局长了，我儿子和儿媳都往了英国，麻烦各位白跑一趟了。”

特务们没有方法，只好留了一部分人陆续监视周宅，剩下的人则无功而返。

周幼海这一躲，就躲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他接到地下党成员的通知后，拿出之前留下的那几支枪，组织家中所有人投进到战斗中。

5月27日，上海成功解放，笼罩在上海市人民头顶的白色阴霾已经散往，周幼海也得以重新走到阳光下，他以周之友的名字在公安战线做政保工作。

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因病逝世，年仅63岁，对于这名在解放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公安局为他举行了郑重的哀悼会，他的骨灰也进了烈士陵园。

有人曾经在周幼海生前问过他：“汪精卫的儿子在香港享福，陈公博的儿子在美国当教授，而你什么都没有，不懊悔吗？”

周幼海那时微微一笑，回答：“我参与共产党，革命十年，这是我抉择的、正确的道路，我无怨无悔，有人说我这辈子是替周佛海造的孽还债的，也许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