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旨意？为何而战？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
谁的旨意？为何而战？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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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格雷夫（Gottfried Greve）1915年1月12日生于波鸿，先后在布雷斯劳、莱比锡和埃尔朗根学习神学。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天主教牧师，但战争令他的计划无限期挈延，先后两次被征召从军。斯大林格勒战争期间，格雷夫正在国防军第94步兵师第194通讯营服役，早前的法国战争时候，他也在这支部队。
1942年10月末，我获准离队回家休假三周，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1月9日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元首慷慨激昂的讲话：“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德意志军人从他们立足的土地上赶走！”后来，我们都被关进了鞑靼草原的战俘营，每当因为思念家乡，从铁丝网后向西眺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话，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第94步兵师的双剑版师徽
在回队的路上，我开始认真琢磨一件事，冬天究竟会带来什么呢？上一个冬天，我差一点就被苏军给挠往了。如今我们又到了伏尔加河畔，这里的战斗比以前还要猛烈。我回想起了一首喊作《在我所有的日子里》的歌曲，在我赶回前线的路上，我曾经顺路往探看亲戚，熟悉的一位真诚的老嬷嬷在送别我的时候曾经唱过这首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我困在沙漠中，基督也与我同在。基督是我的救世主，无论我身在何方，他都会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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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了顿巴斯盆地的亚西奴瓦塔（Yassinovataya）枢纽站，我需要在这里换车。来来往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老老实实地等，要等上三四天才能坐上车。于是我擅做主张，直接挤上了一趟开往斯大林格勒的列车，上面已经挤得下不往脚了，而且我的通行证上还没有盖章呢。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当上军官了，应该没人会来查我的证件。火车需要开上两天才能到地方，我实在等不及，一心想着尽快回队，就在顿河草原下了车，之后又搭乘一架往斯大林格勒疏散伤员的飞机。直到起飞的前一刻，我才坐上飞机，于是，我恰好赶在苏军对第6集团军完成合围的时候飞进了包围圈里！
假如我就待在亚西奴瓦塔那里安心等着盖章，那么我兴许还能逃过一劫。所以这到底是我自己的抉择，还是上帝的旨意？在刚刚“自投罗网”的时候，我还因为自己的鲁莽行事感到极为自责，慢慢镇静下来之后，我就劝自己“上帝掌控一切，万事自有天意。”
1942年夏季正在往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的第94步兵师行军纵队。
我是通讯营马车机动排的排长，战线一开始还算清静，但后来苏军把我们从过冬营地赶了出往，把我们辛辛辛劳修筑的营地据为己有，我们只好在无遮无拦的草原上重新挖掘掩体。尽管前景可能并不美好，但大家还是布满了干劲儿，不用我催，就主动把新的营地修建妥当。总体来讲，即便是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我的弟兄们也依然能够保持镇静，恪尽职守。一位心宽念纯的老代理下士负了伤，脑瓜骨上嵌进了一块弹片，被送到机场预备转运，过了四天之后，他又自己跑了回来。
二战德军装备的通讯设备运输马车。
到处都流传着即将实施突围的消息，就在大家做好预备的时候，元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原地坚守，将会有援军前来解救你们！”怀着激动的心绪，我们紧跟着援军那边的消息，结果发现他们被挡在了距离包围圈还有60公里的地方，无法陆续进攻了，哎呀！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我们已经被舍弃了！包围圈又进一步收缩，作为通讯兵，我们对形势有更为直看的熟悉，一些最为基础的军需品已经出现短缺：食物、被服、武器……什么都缺！
现在获得补给全指看空军，但飞机运来的物资尚不及需求的十分之一。天气冷得离谱，好在我们还有许多马，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挨饿，甚至还能向兄弟部队和后勤单位大量给予马肉。我们曾经费劲巴拉地赶着110匹马穿过顿河大草原来到这里，一路上都没有什么水源，但所有的马匹都安稳无恙，这令我倍感自豪，还因此受到奖励。如今，这些“四条腿的战友”被一匹接一匹送进了野战厨房，落得了悲苦的下场。我们赶着马儿走过了整个法国，然后又在东线行军了好几千公里，现在除了随处可见的苦艾草，没有其他任何饲料，眼看着它们越来越瘦。体型较小，相对灵敏的草原马在饿极了的时候，甚至会啃食同类的鬃毛和尾巴毛。
在东线行军的国防军畜力机动通讯单位车队。
圣诞节到了，来自包围圈外的信件终于送达，但也是最后一次了，这就是当时最好的礼物。我在12月27日时候给父母寄了封信，信中的内容要比我的回忆更加直看一些：
“我们已经不指看能收到圣诞包裹了，于是就用磨碎的小麦做了些类似于饼干的东西。我还有个苹果，我把它分成了三等分……我在掩体里走了一圈，与大家冷暄，苹果已经又被分成七份。有的人需要稍微关照一下，但总的来看，大家的心态还好。我趁机公布了一些晋升和奖励的决定，还分发了家信，相关的战友都非常兴奋……虽然外面暴雪肆虐，但能和大家聚在一起，我还是很开心的。19点的时候正式开始庆贺圣诞，大家把小松树装饰成了圣诞树，我向两个同住的战友宣读了圣诞福音，说了些鼓励他们的话，然后和他们合唱圣诞歌曲，大家的歌声布满了热情和愉悦，越唱声音越大，情绪也随之高涨。大家聊了许多诸如家乡、战友友谊和未来的话题，暂时忘记了艰苦的环境，很难得会这么开心。
借着圣诞树上的烛光，我拿出奥古斯特·温尼格所写的《上帝之手》，读了书中主人公冒着暴风雪赶回哈兹的老家，在路上差点冻死的那一段，文中对自然力量的描写，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都与我们的现状完全契合……拜上帝所赐，就我们的现状而言，这是一场相当美好的晚宴，真是由衷地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我们都坚信上帝，我们的主依旧与我们同在，应该对未来抱有期看。在冬季的这几个月，将会有各种艰难困苦等待着我们，但如有神力相助，终会否极泰来。我是没资格埋怨的，有多少好战友比我还要难？特别是那些勇猛的步兵们，他们要更加难熬。他们所受的磨难令我惭愧难当……”
如上就是我的家信。
在车旁烧纸取热的德军。
1942年12月31日，我们那只剩下空架子的步兵师被上级下令解散，剩余人员被编进了所谓的“应急部队”。里面的人哪个兵种的都有，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配发的子弹也很少。在这里听说很多老兵都已经“走了”，其中有很多都是从在法国时候就与我们同甜共苦的老熟人。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心里最没数的人都能明白过来，已经没救了。
我和其他15个不同兵种的年轻军官一起接受了只有几天的加急练习，凑合着练习完之后，我们就算是步兵了。失看的情绪已经蔓延开来，现在大家都是在强打精神，做一些必须得有人往做的事情。苏军从西边大举进攻，天气也变得更加冷冷。离我们不远的皮托姆尼克机场已经被苏军攻占，从此以后就没有什么补给可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一个装甲团残部组成的战斗群把我要往当通讯官，这是因为，之前的通讯官已经不堪忍受浩大的压力，开枪自杀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对元首和国家再怎么信赖，都起不到一点扶助。随着时间推移，自杀事件越来越多，可谁又敢充当那末日判官，来断言他们的抉择究竟是对是错？
通往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道路。
到了新部队以后，我不分昼夜地繁忙着，根本没有时间来探求，但这不是坏事。我手下只有三个人，但却要负责整个防区的电话线路。苏军的炮火一刻也不会停歇，而整个战斗群的命运都维系在电话线上，所以睡觉也就成了奢看。
一天晚上，我独自往觅觅电话线的断点，在回往的路上刮起了暴风雪，我躺在雪地里，实在是撑不住了！我要睡觉！两个工兵循着我的足迹找过来，把我喊了起来，否则我就会模模糊糊地被冻死在满天风雪之中。后来我就经常觅思，假如那会儿真的睡着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回往的路上，其中一个工兵额头被弹片击中，死了，我们没能力在冻土上为他刨出一个坟墓。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但却没人认为这一切毫无意义。茫茫雪原之上堆着几堆废墟，在废墟和雪下的伞兵坑里，士兵们决定顽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饥肠辘辘，形容枯槁，胳膊和腿上全是冻疮，还在坚守着阵地。他们面对的是数不清的苏军，山唤的“乌拉！”令人毛骨悚然。大家在为什么而战？不是为了救赎，而是被未卜的前途和惧怕驱使着作战。就这样，人们凭着强烈的求生欲，在失看当中战斗着。
苏军在打扫战场时清理出了大量德军遗留物品，这些都是德国人丢下的金属烟盒，已被俄罗斯博物馆建档保存。
苏军进攻了北部防线，坦克和坦克展开对决，四下漆黑一片，只能看见炮口喷吐的火焰。意志再果敢也不管用了，大家各自为战，撤回了城市的废墟当中。当天傍晚，战斗群的一些成员才在市区北界的一条冲沟里重新集结起来。我在雪中找到了一条之前展设的电话线，把它接到仅存的一台野战电话上，那边传来了令人失看的消息：“保卢斯已经带领斯大林格勒南部和中部的部队投降了！”我们的军部在狭小的北部包围圈里苦撑到2月2日，那边下达的命令让我记忆犹新：“战友们，让我们战至最后一弹！这是上帝的旨意，各位！”这等于宣判了我们的死刑。
战前的斯大林格勒百货大楼。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元帅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向苏军投降，当时司令部就设在百货大楼的地下室里。
之后几天，我们在废墟和地下室里苟且偷生，这段日子相当难熬。各种口径的炮弹和大小各异的航弹一刻不停地落在头顶，大量溃兵四处游荡，一个个灰头土脸，用破毯子包裹着冻伤的胳膊和腿，四处讨要食物。在投降之前，口粮配给已经降低到每人天天面包35克、罐头肉50克、外加15克麦粒稀粥的水平。只有熔化的雪水可饮，我们在帐篷里把水烧开，饮前还要把里面的石子和弹片挑出来。唯一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地下室四周住着一位高级军医，他组织起了一个急救站，在里面不分昼夜地夺救伤员。我那伤口化脓，恶臭不堪的手终于在那里得到了医治。
1月30日，我们用地下室里的国防军收音机收听了我们的讣告，都是一些关于牺牲和奉献的无用华贵辞藻堆砌。人们的反应各异，但都是失看的不同表达方式：面如死灰、勃然大怒、歇斯底里放声大笑，但大多数只是沉默不语。这一天晚上，之前被苏军俘虏的两个战友跑了回来，他们说在那边食得好，穿得热，然后苏军就把他们放了回来。我们就像看见怪物一样死盯着他们俩，这到底是真心话，还是骗局？要知道，因为饥饿，冷冷和惧怕，很多人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
在那段失看的日子里，上帝还是给了我一些期看，以示他没有放弃我。我在瓦砾堆里翻到了一个罐头盒，里面还有半下子猪油。我想起了以利亚和乌鸦的故事，这半罐猪油对我的意义可远不止填饱肚子那么简单。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饮那溪里的水。”——《圣经》（列王纪上17:6）
2月1日，苏联人迟迟不来让我们感到焦虑，子弹已经没有了，实在是撑不下往了！有些人试图跑到伏尔加河东岸往，其中有不少都被射杀了。两个礼拜之后，那些成功跑到东岸的人也被送进了关押我们的战俘营，他们都饿个半死，冻伤严重，许多人都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2月1日下午，从天而降的航弹击毁了我们仅存的一辆卡车，那是军需官的卡车，里面空无一物。爆炸殃及了军需官本人，我们把军需官从废墟里拽出来，那是一位刚到前线不久的代理下士，岁数很小，他的脊柱受了重伤。我们把他放在门板上，抬回地下室，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瞪大眼睛，挨个盯着大家。第二天，苏军终于来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地下室的人。在出往之前，我把手掌放在他的额头上，为他做了临终祈求，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
北包围圈投降德军的身影。
在地下室前站满了端着冲锋枪的苏联兵，我们沉默地排成一队，多数人的行李都只剩下一条毛毯和一个空干粮袋了，但这两样东西仿佛有千钧重。战俘们向北踏进一看无际的雪原，漫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几架德军侦察机在我们头顶盘旋，这就是最后的致敬。
1948年，格雷夫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回国陆续学业。经过两次考试之后，他在1951年成为了神职人员，往巴特施瓦陶（Bad Schwartau）担任牧师，直到1978年退休。1984年7月8日，这位经历过人间地狱的老牧师在巴特贝文森（Bad Bevensen）寿终正寝。